本
文
摘
要
《三十里铺》这碗四阳汤
-- 民俗故事，革命文艺，利益格局+ 时尚鸡尾酒会
我今年（2014年）7月份的行程穿过陕宁甘青，从北京坐火车到陕北的绥德为始，再到榆林、银川、固原、天水、迭部，最后走到西宁。现在来说行程最初部分的绥德。你立刻就想到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对吧？这话还有后面半句“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我去了，不过清涧和瓦窑堡没去。
说绥德的三十里铺吧。
（一）
1939年，一户穷人来到绥德县城以东的三十里铺村，落脚打工谋生。这家人来自山西省今天叫柳林县的那块地方，就在黄河东岸，两地距离也就约摸一百里路吧。对逃难的人这点距离不算什么，而且两地联系应该是素来很多。三十里铺之所以叫三十里铺，因为它在晋陕古道上。这个只有二三十户的小村经常响着马帮的 *** ，入夜还在赶路的人举着灯盏沿着河谷行进，这图画和音频结合的场景，已在很多陕北民歌里表现了，想想《赶牲灵》：“走头头儿的那个骡子儿呦，三盏盏儿的那个灯，哎呦赶牲灵的那个哥哥儿呦，回来的那个了。”
来自黄河东岸的这家人有个闺女名叫凤英，行四。村里有个小伙名叫增喜，行三，大凤英三岁。俩人没有意外地好上了。1940年，三哥哥去参加了八路，四妹妹孤独地留在了村里。王震的三五九旅是1939年进驻绥德的，开展了积极征兵工作（强制性的抽丁），参军的绥德青年为数不少，这在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作品里得到了表现，其中就有他们搜集和唱出来的《三十里铺》。增喜给八路军某部供给部长崔世军当警卫员，有一次跟着部长去延安开会，观看文艺演出后，崔世军跟毛主席说，《三十里铺》里唱的三哥哥就是我的警卫员郝增喜。毛主席和增喜握手，鼓励他好好工作。歌里头没有唱到的情节是：增喜参军后，凤英嫁给了山后的郝家洼村的另一个男人，生儿育女，男人1999年去世，凤英至今（2014年）在世，年已88岁。增喜退伍回家后也娶妻生子，1997年去世。两人一段质朴凄美的爱情故事在那个伟大的风起云涌的革命战争的背景之前，回肠荡气地流传开来，如磅礴黄土高原上两株自由的野草，尽情绽放它们的花朵，任凭岁月风霜，曾有过的美丽也并不褪色，永远鲜活在歌曲《三十里铺》里。这支歌已成了陕北民歌最著名的之一，更别致的是，据称《三十里铺》是中国浩如烟海的民歌里唯一的使用故事原型人物真名而其人仍在世的。
且慢点相信，上述故事版本只是诸多版本之一。哪部分真，哪部分伪？容后道来。去绥德之前我以为我不会去刨爱情故事的所谓真相，而是为去看一个陕北民歌的经典是出自怎样个环境，可是到了那儿才知这点窥探欲没法免俗。不管咋地，建议你读本文时听着《三十里铺》那歌。相比于一些唱的花里胡哨的版本，王方亮改编的1954年演出的无伴奏合唱版本相当强大，合唱队员全部是选自绥德、米脂民间的农妇。
稍微留神现在通行的《三十里铺》七段歌词可发现，歌词的叙事很不完整，很跳，因为这七段歌词是从当年流行的多达几十段（有说42段，有说72段）中选出的，但还是具备了要素，其中包括故事背景地简介：“说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有人物介绍：“三哥哥今年一十九，四妹子今年一十六”，有故事发展：“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硷畔上灰不塌塌”…… 总的很含蓄。硷畔是何意？黄土高原的窑洞有两种基本样式，一种真是崖壁上掏挖的，另一种是平地起屋，用石片、石块垒起拱券作为基本构造（而不是立柱、梁桁构造），二者都叫窑洞。真在崖壁上挖的窑洞一排排依着山势层叠，每排的前面都有个平台，这往往就是下面一排的洞顶，平台的边缘就叫“硷畔”，人们站在这里瞭望，和下面的人说话。“硷”的读音，有的歌里唱作lian，有的唱作jian，都是陕西歌手，所以我也不能确认。
民间的一个故事版本是这样的：增喜去当兵出发时，和一帮子兄弟说笑道：“也没个人送送我。”正好凤英站在硷畔上看热闹，有兄弟接茬开玩笑：“那不是凤英送你呢嘛。”三十里铺周家骡马店有个伙计名叫常永昌，是当地的“伞头”，即扭秧歌领头、能歌善舞会创作的民间艺人，就此编出了《三十里铺》的最初版本，其中便有“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硷畔上灰不塌塌”。晋陕商道上，赶牲灵是个枯燥的差事，像《赶牲灵》歌里唱的那种妹妹望眼巴巴地盼着哥哥回来的情景，多半是受苦人的梦想罢了。天晚到了骡马店，伺候了牲口，吃了饭，剩下的就是唱唱酸曲打发时间。酸曲就是黄歌，离不开男人女人那些事。常永昌的《三十里铺》随着赶牲灵的 *** 迅速传布开来，过程中添油加醋，扩充到了几十段歌词，内容就难免触及男女身体了，这些部分没选入现在通行的歌词。
再声明一遍，上面这段也只是诸多故事版本之一。
（二）我在绥德下火车，立即和出租司机聊上了《三十里铺》，然后是饭馆老板娘，然后是街头摩的汉。当地人对这话题非常熟悉，含着自豪，他们异口同声都说，风映儿（当地发音）自己不喜欢这歌，多少年来人们不敢在她的家人面前唱。我问，那三哥个儿（当地发音）呢？饭馆老板娘哈哈一声笑：不知道他，他名字都没在歌里出现嘛！
郝增喜同志的名字确实没在歌里出现，他只是“三哥个儿” 。
从县城顺一条山沟往东走就是那条晋陕古道，现称307国道，通往黄河边的吴堡，过河入山西境，继续奔太原。现在从绥德县城发出的班车走这条道的绝大多数都只去本县的乡镇（跨县的车走高速公路），所以车上全是本地人，这使我的探访之旅一开始就显得很对胃口。车上的男女彼此熟识，衣装干净整齐，态度从容安逸。出绥德后十五公里处，路边浮现个显眼的村名碑，像一小截带檐的短墙，白底写着红字“三十里铺”。它身后的草丛里还有块小得多的黑色石碑，刻写着邮政编码和“三十里铺村”，落款是“绥德县地名办监制”，1992年立的，这后者是一般的功能性地名碑，而带檐短墙看来是为民俗旅游而搞的。山沟里植被不错，近些年大规模退耕还林显现了效果。因为耕田减少，羊也都圈养了，依附于土地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已经改观。山上没了种田的和放羊的，路上没了赶牲灵的，也就遇不到唱山歌的了。实际上，我这次在陕北乡间奔走一个多星期，一声天地间的山歌也没听到。
站在三十里铺地名碑旁，公路弧线隐去，这就是我要来看的一支著名民歌的发生地，物是人非，抑或物非人是，抑或物非人也非？
河上有座桥，对岸有一幢贴蓝白色瓷砖的二层楼房，还贴着金色大字“三十里铺民俗文化村”。一条巨犬怒吠。出来个姓周的年轻人。我自道来意，他招呼我坐下聊。他说，那歌里除了爱情部分都是真的。换言之三哥哥和四妹妹没那么回事！我问，什么都真，比如？他说比如歌里唱“拆了戏台修马路”，听老人说，原先戏台就在现在地名碑的位置，大路拓宽的时候拆掉了。
后来若干天行程里我屡屡看见黄土高原的村头戏台，从绥德到天水，戏台一个个出现在车窗外。戏台大致可表征本村的景况，有钱才修的起好戏台，有闲心才扎堆听戏唱曲说八卦。三十里铺村是山沟里的一个驿站，多数窑洞都排在河沿上的大路边，扩路时要拆老戏台腾地方是顺理成章的。小周说早前的所谓大路也就刚刚容骡马错身而已。我想到，这扩路应该是和抗日时期的河防问题有关，绥德到吴堡这地段是陕北的东大门，国共日几方都想占，最终掌握在八路的手里。
小周是三十里铺本村人，岁数三旬出头，到广东去打了些年工，回家结婚生子，当着西凤酒的绥德代理。这幢贴瓷砖的村委会二层楼房在窑洞群里鹤立鸡群，相当新，却地面和门道杂物横陈，只有他一家住，显然，民俗旅游业开发没成功。他邀我坐在廊下。当他说三哥哥四妹妹完全没那码子事，对我的打击是颠覆性的，尽管我面静如湖。（他还说凤英丑的个要死！这方面我倒没多大期待，村姑我见多了，再丑还能丑到哪去？）为喜欢至深的一支民歌而来，就算明白文艺不等于生活，也预做了当地人顾左右而言他的心理准备，但被直接告知纯属虚构还是太扯了点。不过聊了会儿后他承认，三哥个儿和风映儿或许是有点影子的。这就比较接近多数人凭常识的判断了。一对男女，硷上硷下住着，彼时的此地，在保守民风浓厚的陕北，关系不大会像今天都市男女的那么电飞蛇窜，就算用情已深，也有一大堆规矩等着他们，更何况兴许还只是朦胧慕好，其中一个就走了。再何况，我们即使是对身边邻居、朋友的一段绯闻也并不能洞悉究竟，所以三十里铺绯闻我刨到小周这里已心满意足，所谓真相不可能有唯一的官版。（本文后面将写到凤英自述版本的颠三倒四。）但是那歌表现了时代全貌意义上的真实，这不会错。《三十里铺》作为三棱镜析射了当年社会光谱，而今人怎么对待它，则析射了当今的光谱。
还是回到歌上。一个要害问题是：为什么凤英及其家人不喜欢这歌？当地人的解答都是：唉，保守的年代，保守的传统风气，男女的事被人唱出去，还用的真名，很不好意思。我问小周：既然增喜和凤英只是有点影子，歌里也没出现他名字，凭什么认定唱的是他俩呢？三哥哥这称呼可以用于所有行三的男孩身上，不是吗？他说是，不过三十里铺叫凤英的，这年龄的，只有这一个，她身边接触的男孩，当兵去的，年龄差三岁的，也毕竟只有增喜。好吧，我买下这答案。
后来我做了比去绥德前的阅读量大得多的阅读，才知《三十里铺》的故事版本，民间流传的和出自各路艺术家、记者笔下的，有那么多！而小周告诉我的也未必都是真话，有些事，假如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他可能会乐于告诉我，但那天他没有。我无责怪之意，此类情形经常遇到。无论如何还是收益良多的。他带我到当年赶牲灵的骡马店。骡马店就在公路边，墙颓门倒，拱券也塌了，阔大的石头马槽还在。小周说，这窑前些年还好着呢，没人用的窑坏的特别快。骡马店上方（硷上）就是店主家，院里有碾子，木窗棂的花样说不上精巧但也算齐整考究，窑洞门边墙壁上有土地神的龛洞。小周家的几孔窑位于店主家左邻，奶奶还在那里住。他说骡马店主是村里最富的，他自己家虽然比不上，也还不错，可是抽大烟抽败了。后来我阅读得知，那骡马店就姓周。从他们的窑洞在同一排相邻，他给那家人送粮食和说话的态度来回想，他们即便不是一家人也是近亲。那天他对我回避了这点，是怕我穷究不舍啰嗦个没完。
村子本身不大，人与人关系密切，也难怪常永昌能编出那传唱遐迩的歌来，让经过驿站的马帮带到四面八方去。若非亲身到过现场，仅仅凭借阅读我不可能有这么多对《三十里铺》的理解。
三十里铺村和流过的河，2014三十里铺村的大路（307国道），2014三十里铺村，大路边的周家骡马大店的马槽残迹，2014三十里铺村，小周的叔叔家，在骡马店的上方，2014三十里铺村，小周的叔叔家，窑洞门边墙壁上的神龛，2014（三）
解放后，上世纪50年代，《三十里铺》由“中央歌舞团民间合唱队”唱出了陕北，唱向全国。他们唱的是音乐家王方亮改编和指挥的无伴奏合唱，同一批出自王方亮之手的还有《走西口》、《绣荷包》、《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等。那批合唱的原声现在网上能搜到的只寥寥几首，其他的，按一位名字不详的音乐人的文章所说，恐怕只有到音乐研究所这类地方的档案库去找了。
王方亮1954年版的原声《三十里铺》我就没能找到。听听同一批中的《走西口》，唱的巨侉，黄土味足的呛人。当年领唱是马子清，她是绥德人，1962年退出舞台，前几年录了一张陕北民歌清唱的碟，投资者除了抢救文化遗产的用意之外，无疑也怀着商业目的，但看来此役战果平平。比起新生代民歌手的包装招数、可包装度和市场迎合度，马子清大娘过时了。报道里说到她对新生代民歌手脱离乡土、唱的太花哨的担忧，但是听她录的那些清唱确实有面对化石的考古感 -- 收藏性、启发力没的说，可要谈审美就得分是怎么谈的了。
话说这个中央歌舞团的合唱队，咋就唱的这么土呢？1952年年底，中央歌舞团在北京成立，想组建一个真正的民歌队，派了两个人去陕北的绥德和米脂挑选歌手，其中之一便是王方亮。算了，我还是直接引用在网上找的他们俩发表在1955年第8期《人民音乐》上的文章吧。由此文的发表，可管窥当时合唱队有多火。（以下引文三星***始五星*****终。）
***
中央歌舞团民间合唱队介绍
◎原文刊载于《人民音乐》1955年第8期
◎作者为陕北民歌合唱队的组织者张树楠和王方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央歌舞团成立后不久，就决定建立一个民歌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在演唱上既要忠实于民间歌曲的朴实风格和它的人民性,同时又要把民间艺术的优美特点加以发扬,使它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采。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歌手哩？我们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陕北 -- 这个早就以它丰富的民歌著称，早就以“信天游”、“蓝花花”闻名全国的地区，这个革命的老根据地，那里有着鲜明的革命民歌传统，要寻找民间歌手，那简直是一个最理想的地方。我们两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五二年年底和五三年年初前后两次到陕北绥德、米脂一带，在当地 *** 协助下，从三千多个人当中进行仔细的挑选工作，一共选出了二十三个，这二十三个人就是我们民歌合唱团的最初的基础。
然而，事情进行得总不会是那么顺利的，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要我们去克服。尽管我们的歌手们都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民间歌曲并有着演唱民歌的经验，也有着较好的音质及听音感觉，可是他们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音乐知识，而且文化水平一般说也不高。因此，从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应该着重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他们一些初步的音乐知识。另一方面，尽管这些队员都是来自民间，他们和当地人民的生活以及民间艺术曾有过血肉般的联系，但如果来到城市后不注意保持并加深这种联系，就会逐渐丧失这些珍贵的条件，而且严格地说，他们的基础也还有必要继续丰富和加以巩固。所以在两个多月的基本学习之后(五三年六月)我们决定再回到陕北，在绥德县城城郊五里的清水沟村的窑洞里住下来学习，除了继续学习文化外，更主要的却是为着掌握更多的民间歌曲。我们请了当地的民间艺人蒋禧祥来担任教学，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每个人差不多都学会了六十多首新歌。五四年二月我们回到北京，在北京举行汇报演出，这个年青而新鲜的艺术力量立刻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以后，在六月我们重新又到陕北，进行了一次人员的选拔和补充，我们的队伍就发展到目前这样三十多个人的规模。
由于合唱队队员们的特殊情况，打基础的学习始终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我们还可参照一般经验进行，但专业训练对我们却是一个新的问题：像这样一些从民间来的成员，要使他们掌握基本的音乐知识，而又不因此而损害他们原来的风格和基础，这方面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去摸索。我们选定了视唱、练耳、欣赏、民歌、声乐及合唱这六门课程，视唱首先用简谱，使他们能最快的掌握初步的识谱能力，教材参照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的经验，根据队员特点专门为他们编写的，这个教材的特点就是尽量使它具有民歌的风格。在学习视唱的后一阶段中还加了带有歌词的民歌及一般歌曲，以扩大队员们音乐感受的范围。关于练耳是否采用十二平均律音阶的问题也曾有过争论，最后仍决定采用平均律来进行学习，理由是民间调式特殊风格的掌握和保持与训练准确的听音能力二者是不矛盾的，如果合唱队员具有了敏锐地辨别音高的能力，那么他也就可以更好地掌握民间音阶调式的特点。欣赏学习是为了帮助队员更深入、更多方面地理解音乐，我们采取了课堂欣赏及到剧场看演出两种方式来进行，内容有各种民间音乐及民间戏曲，而以民间歌唱为主(同时也适当选了一些苏联的民间歌曲)。民歌学习在业务课中占着主要地位，每天都有两小时。我们总是先把民歌(老艺人所唱的曲调)的谱子记出来，使队员们的学习更加方便。学习时仍然采取由老艺人一句一句口授的方式，这样队员们就可以更集中精力领会歌曲的情绪和风格，使学习更深入而踏实。
除在课堂上学习外，户外的练习也很重要，在陕北当天气不过冷时，每天早晨，在朝日初升的时候，我们便跑到高山上，河旁边，尽情地歌唱，声音可传数里之外，在风格的掌握及声音的锻炼上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为后来的合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声乐学习尤其是一个比较复杂地问题，为慎重起见，在第一年中，我们没有进行个别的声音训练。从第二年开始，当队员们的基础更牢固一些之后，我们才对大部分的队员进行了单独的声音训练。单独的声音训练，是根据每个人的条件，以陕北歌曲来作基本练习的，通过练唱歌曲来适当地纠正一些不大正确的发声方法，使声音更自然、柔和、持久，并更好地掌握陕北民歌中真声与假声的运用;在不影响陕北民歌的风格、语言、曲调的规律下，对呼吸的运用及共鸣的方法也进行了讲解。
这样作法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当然这还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何制定适合这些同志的练声教材及训练方法，还有待于我们更多的研究。对于合唱训练，我们严格防止队员们单纯地模仿西洋合唱的演唱方法。我们要求队员们踏踏实实在原来民间演唱的基础上来达到合唱时的吐字清楚、音调清朗、表情丰富、声韵谐合。由于队员们刚来时音色、音量、音域都不一致，过去又没有合唱的习惯，我们决定第一年练齐唱，逐步培养队员对合唱的兴趣，养成他们集体唱歌的习惯。第一年要求作到音色与音量的调和统一，要求重视呼吸，像说话一样自然地唱出来。我们选择一些音域不过高也不过低的练习，使他们首先把中间的音区巩固起来，使这段声音唱得自然、柔和、整齐，声音坚实。只有首先把中声区唱好了，才有可能把高音和低音唱好。从一年的效果证明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很难的。
第二年到开始练习合唱的阶段，虽然已经推行了一年的视唱、练耳的学习，但唱合唱还是有困难。所以只能要求演唱一些比较简单的二部合唱。这一年所练唱的合唱作品，都是结合了演出节目来选的，在排练时，我们强调了通过合唱的形式，不仅要保持原来的民歌风格，而且还要加以丰富;要求队员充分地理解歌曲内容，情绪饱满，情感真实，要求过去从老艺人那里怎样学的，现在就怎样唱，并在声音上再加以修饰，作到自然、整齐，特别要表现出陕北民歌的高亢、嘹亮以及真假声运用的特点。如在《蓝花花》一曲中:“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当唱到第二个“线”字时，要求队员们的声音明亮，逐渐加强，非常自由奔放地拖长，然后再转到高音2上（这个音是用假声长处，假声在陕北民歌演唱上的特点是透明、结实而有生命力）。女低音声部也要在演唱时有旋律感、如歌地唱出，不仅是起到和声的作用，而且要在演唱时有旋律感。
在合唱中还特别强调地要求每个合唱队员要吐字清楚，民歌的歌词和曲调都是结合得非常紧的，我们的演唱应使听众了解所唱的内容。在排练中我们采取了无伴奏的方式来进行，使民歌的特点唱得更加清晰、深刻，这对于听觉的锻炼也有很多帮助。两年中一共排练了《三十里铺》、《对花》、《赶骡子调》、《信天游》、《蓝花花》、《抢手帕》、《女孩担水》、《碾糕面》、《买上两瓶生发油》等节目。五四年五月，民间合唱队正式与北京的听众见了面，这样朴实、美丽、高亢的陕北民歌，由这些陕北的农村姑娘演唱出来，是那样地动听、亲切、自然，立刻就博得听众的赞赏，不断地要求再来一个，久久不得下台。
五四年十一月，我们参加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民间古典音乐巡回演出团”到十个大城市演出，表演了104场，受到全国各地观众的热爱。我们的演唱为什么会受到这么热烈的欢迎呢？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民间合唱队出现，大家觉得它新鲜、可爱，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有一个听众听了我们的节目后说:“……表现得这么自然、亲切，人虽然不多，但有火热的真实的感情……”。
民歌合唱队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是与队员们过去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为什么她们在台上演唱《三十里铺》、《蓝花花》表现得那样逼真呢?领唱《三十里铺》的演员说：当演唱这些歌曲时，我一站到台上，就好像回到了陕北看到了陕北的山、水、道路，也回想起自己过去那一段遭受封建压迫的痛苦生活，不由得把自己变成凤英及蓝花花，唱到痛苦的地方眼泪也就流下来了。”有的队员从小就被家人包办作童养媳受尽了折磨，有些同志从小就喜欢唱歌，逢年过节秧歌队里总是缺少不了她们。在旧社会里，她们也曾幻想过能有这样一个时候让她们尽情地欢唱一辈子，今天她们实现了这个愿望，该会感到多么的幸福，所以当她们在台上演唱时，就会很自然地歌唱她们自己痛苦的过去与幸福的今天。
我们的队员都是有才能的农民青年，在学习上也是能刻苦的，他们在演出受到鼓励后就更热情地学习。
在今天，人民中间的天才是不会被埋没的，他们只会像初开的花朵一样，一天比一天开得更加美丽。尽管这样，但是这个队的基础还是薄弱的，要把这些队员培养成优秀的民间合唱队的歌手，还有着很多的困难要去克服。希望大家对这个队除在过去一段的作法以及今后如何发展(包括队员的吸收、演唱作品的地区性、创作问题、声音的提高……)多给予指导。也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的民间合唱队不断出现。
*****
此文让我们看到那时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真诚努力实践着文艺来自人民、表现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很可尊敬。这支“民间合唱队”其实只是陕北民歌队，被人戏称作“大姑娘合唱队”。几年后，热劲过去，1958年大姑娘合唱队离开中央歌舞团转拨给延安歌舞团，可能不久后又转给陕西省歌舞剧院，1962年解散了，此举想来与那个特定的国家困难时期的精简措施有关，也宣告了用这方式组建专业水准的常设的文艺团体是行不通的。但那段新时代人民文艺的摸索和获得的经验，仍然极可贵。
（四）随着建国时间已久，艺术追求高大上的趋势渐强，纯粹由民间歌手组成专业合唱队这种形式淘汰了。当初搞中央歌舞团民间合唱队时，王方亮他们是怀有试点和推广的愿景的，这从他们的文章能读出来。一些省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省区，比如贵州，也曾有不少民间艺人被直接吸收进专业文艺团体。我2006年春天在黔东南的侗山深处的寨子里遇到一位在东方歌舞团还是中央民族歌舞团当过演员兼报幕员的女乡亲，年纪已不轻，依着门站着和我说话时，文艺范儿还拿着，也许是因为遇到一个北京人而特意拿着的；那同一条山沟的一位七十多岁的姓吴的民间艺人，50-60年代也在黔东南州级文艺团体干过，他让他家族的女人们穿上盛装为我唱了两晚上侗歌。全国的专业文艺团体大量直接使用民间艺人的做法，到60年代中期可能已基本停止了。
文革期间虽然有《翻身道情》等几首陕北民歌作为革命历史歌曲重新唱了出来，但是轮不到《三十里铺》这种哥哥妹妹哼哼呀呀的作品。《三十里铺》的好日子重临是文革后文艺工作者对民族宝藏的挖掘开始后，更有能量的一波提携是全国范围的民俗文化产业热开始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潮流先在云南大获成功，而 *** 、新疆、贵州亦不甘落后。世纪之交时，驴友去黔东南自助游还带点探险意味，那时候道路泥泞，种种旅游条件都不好，“小黄大歌”却把名声传出来，迅猛如礼花炸开，为黔东南经济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到2003-2004年，贵州很有一些县在拼命、冲动地搞民族大舞台这类东西，多数不久后都偃旗息鼓了，例如惠水县意欲通过大唱布依族民歌《好花红》来做成民族文化产业群，布置任务，发动群众，积极外联，却没什么可落实、可持续的成效。平塘县，利用县城被一条河呈奥米伽形围绕的地理特点，打出“玉水金盆”、“玉水不夜天”招牌，搞真山真水背景的大规模露天民族歌舞演出，演员动辄数以百计，先说是每天演，后来说是每周演，无奈开支浩大但游客寥寥，无法撑持。我2009年春天到平塘时，看见被洪水冲毁的舞台残骸委弃在岸边水草中。在陕北，《三十里铺》当然不会被地方 *** 忽视。2003年，绥德县再一次重排民歌剧《三十里铺》，次年又从北京请去绥德籍的海政副团长重新编剧和排演，并明确提出把开发利用三十里铺文化品牌作为一个战略举措来抓，把三十里铺村作为综合性旅游资源来开发。大约这时，四妹妹王凤英真人秀开始。那支歌流传开六十年后，四妹妹的身份具有了政绩和商业价值。
陕西有一对夫妻音乐家，男的叫孙韶，女的叫贠恩凤，女的唱歌更有名些，嗓音很清亮。孙韶有文章说1975年他曾经与两位作家一起访问凤英，当时她49岁，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但是拒绝回答关于《三十里铺》的问题，凤英的老伴在旁也摆手示意不要问。
北京的音乐出版社编辑、作曲家何少英有篇采风手记，写他80年代去三十里铺和郝家洼（凤英的婆家），分别见到了邱双喜和凤英，也提到凤英避谈《三十里铺》。注意，何少英把男主角的名字弄错了。“邱双喜”是1945年何其芳编辑的“陕北民歌选”里采用的《三十里铺》十七段歌词中出现的。再往后看何少英手记采用的是三十里铺故事的民间离奇版本之一，说失恋的凤英被暴怒的爷爷关禁闭时，纺着线线创作了那歌的七十多段歌词。何少英的小提琴协奏曲《三十里铺》2008年5月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后，接受采访和发表手记，谈及80年代那次采风，网上转贴的不少。艺术家的工作方法和关注重点，跟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研究是两码事，普通受众未必知道其中的区别，容易把更感性的情节当作真事。
其实，早在2004年已经有经济日报、新京报、华商报记者采访了凤英本人，老太太也被请到北京来过了，三十里铺故事史实的大致框架已得到确认。但是必须指出，即使在大的框架下（增喜当兵去，凤英嫁人，各自度过后面淡出鸟儿的大半生），仍有些细节可能永远是人云云异的，比如有说崔世军此人并不存在，增喜被毛主席当面鼓励也是子虚乌有，三哥哥在家实际不行三，四妹妹也不行四，还有说姑娘本名叫凤儿，凤英被叫开是因为那歌……。就连绥德县委宣传部干部告诉采访者的也未必是史实，因为有文章表明，一些据称是凤英的亲属、近友的说法，就和县委干部说的不一致。
还是来看看把人醉得五迷三道的《三十里铺》作用于原型人物凤英究竟是个怎样的力量，为何别人不敢当着她和她亲属的面唱？简单地说，很长时期这歌是凤英要躲避的东西，头一次带来点益处是在1995年。那年，陕西日报摄影记者葛新德企图采访凤英被拒，他写信给时任绥德县委书记，说凤英因为这支歌而被封建旧传统沉痛地压迫了几十年，现在，希望你能担起为她解脱精神重负的历史使命（大意）。书记接信后，去看望了凤英，并且从1996年开始让凤英担任县政协委员。有的文章说只任了一届。
凤英几十年不愿听、不愿谈《三十里铺》，广为接受的解释是那歌丢人，不仅是自由恋爱这事本身，还因为黄段内容，歌词里有“哥哥上了妹的身”，“咬了奴的舌头根”，就算酸曲就该那么唱，可唱别人行，唱到自己身上都受不了。受不了的还有家人和邻里，他们觉得被牵累了。这得算是三观的范畴。可是，价值观会不会改变？对事情的是非、得失判断会不会变？在怎样的条件和契机下会变？
2004年央视曾播出一个节目，主持人是董卿，嘉宾是一位陕北民间歌王名叫王向荣，此人唱歌侉到了家，不仅唱已经被艺术和商业两把锉打磨的光溜华丽的《赶牲灵》和《走西口》，还唱《光棍哭妻》、《喝洋烟》、《请神》，从脚夫调到二人台到神官调一应俱全，一律的大嗓门清唱，这是在庙会和各种红白喜事现场卖唱谋生的人。那个节目中谈及《三十里铺》，播出了节目组派人去采访凤英被其家人拦阻和不友好对待的镜头，当时在场陪同的县委干部也没辙。
事情忽然起了转机。同年9月14日，经济日报记者刘晓辰去见凤英，路上，陪同的县委干部还让她做好失败的准备，采访却出人意料的顺利。从发出来的文章看，采访成功的一个要素可能是记者对凤英的生活境况给予了真诚关注，没急着追问那歌的事。老太太向记者哭诉三儿子得了白血病不久前病逝，记者搂着她安慰；记者得知凤英的孙女和孙媳妇在家没事干，就劝她们外出打工。送客时凤英突然拉住刘晓辰说：“我想到北京串一回。我身体很好，啥都能吃，不晕车。”记者没听懂土话，陪同干部先激动起来，说她要你带她去北京呢！
两个月后，凤英出现在北京海淀剧院的“原声黄河”西部十大歌王歌后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11月5-7日演了三场，炒的火热，策划人是已唱了十年“野民歌”的娱乐界奇女李亚蓉。此人毕业于中央美院雕塑专业，当着娱记，干着西部民歌的推介，还出了本书《我是你的》，专门写娱乐圈的潜规则，她说90%的青年女演员都是靠上床上位。李亚蓉管了老太太和儿子、儿媳进京事宜。“原声黄河”上演唱的有山陕民歌还有花儿，十位歌手里包括王向荣、孙斌、阿宝等，一律不用音乐伴奏。一位天涯网友这样评论：“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靠羊鞭甩出声响来起调的民歌手，更不喜欢阿宝嘶破喉咙的信天游。每人一件雪白的羊皮袄像是刻意的名片，让人只能闭上眼，在吼出来歌声里感受黄沙瑟瑟而下，满腔是羊屎蛋蛋的味道满身是黄色的扬尘。组织者李亚蓉将此次原声黄河演唱搞了个十大民间歌王歌后的噱头，在都市的剧场里，即使我们不断需求原生，即使他们真的牵了毛驴来了，即使整个剧场挂满了抓髻娃娃，但我们还是发现这不过是被放大的乡谣酒吧，一切无非是一场波西米亚的鸡尾酒会。”
李亚蓉自己说，她追求了凤英老太太两年之久都无缘得见，所以看来刘晓辰这次确实帮了她。据说李亚蓉唱西部民歌也算颇有味道，“原声黄河”演唱会上，她参演《三十里铺》且领唱，就在歌声中，凤英战战巍巍现身舞台，一时欢声雷动。上述天涯网友说：“第一次来北京的四妹子王凤英回答主持人的话不断重复那句，来看毛主席，去天安门看毛主席。”这是我搜集的芜杂乱码般的关于《三十里铺》的资料里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五）凤英在北京时由李亚蓉陪着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并接受了新京报采访，11月3日见报，留下了现在能搜到的最早的她本人对媒体公开讲述的故事版本。这一版本屡屡被其他媒体直接引用，如下（以下引文三星***始五星*****终）：
***“四妹妹”自述
民歌《三十里铺》的真实故事
那是1939年，我14岁，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鬼子占领了山西柳林，常到黄河岸边要攻打陕北。当时，战火连天，人民生活痛苦。父母带上我们几个孩子移迁到三十里铺给人家扛长工。初到三十里铺，人地两生，但天下穷人是一家，有给借粮，有给送衣，维持我们度过艰苦的生活难关，就是他小名叫歪儿大名黑增志，和我家不远的邻居，比我大三岁，常帮助我做些生活。那时男女有别，封建礼教严重，我和他没有啦过一句话。有一次我和村里的姑娘摘苦菜，与一只恶狼相遇，是他勇敢赶走了狼，使我化险为夷。为了感激他，我给他做了一双鞋，后来有人说我们很相配，为我俩当媒人，但他父亲嫌我们家穷人多，怕儿子受拖累，不同意。
后来我们也产生了爱情，正好八路军征兵，我暗中动员他去当兵，摆脱父母的管教，结果他当了兵。三年未归，后来听说他在新疆找了工作，也结了婚。我看也无望了，在父母的关照下嫁给了黑有财，一个勤劳善良的年轻人，婚后我们感情很好，生活愉快。
*****
这篇报道的另一节里还有这么几句：“我16岁正月初八到的黑家洼。我14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人唱我和三哥哥的这个歌了，我15岁订了婚，16岁嫁了人了。”还是那话：且慢尽信，凤英自述的也未必都是真的，何况记者也可能听错、理解错，这就是传播过程的畸变定律。三哥哥名叫郝增喜，上面却说黑增志，“志”不是凤英口误就是记者记错了，而郝字在绥德当地读音同黑，错的情有可原。很多文章都把凤英婆家写作黑家洼。绥德街头一个摩的司机专门为我澄清这两字，他说正确的是郝家洼。凤英讲的故事也有不合榫处，郝增喜去新疆找工作是因病退伍后的事，那是解放以后，而凤英十六岁（算来是1941或1942年）就嫁了人，到解放时已娃满地了，所以不可能是她等到增喜去新疆了才嫁人。最令读者满意的是她承认和男主角“产生了爱情”。然而其他采访里，以及一些文章引用她私下说的话，又经常否认。
是北京的气场让凤英说秃噜了嘴吗？还是她觉得人家为她上京出钱，不让人家高兴就怪不好意思哒？抑或纯属表达有误？看的出老太太有点亢奋。不过她在“原声黄河”舞台上尽管欢呼四起也并没对那歌表示好感。老太太的三观不会改的那么快。
凤英版还是透露了些可与别的来源互为印证的信息。她说鼓励增喜当兵是为了摆脱他父母对他的约束，这不像是当地干部能教给她的说法，也不像是身边长期弥漫的“编剧”氛围对她的熏陶所致。如果这番鼓动真发生过，那么显出三哥哥、四妹妹确有交情，那么凤英否定的就不是事，而是歌。文艺作品不被故事原型人物或有关利益方喜欢并不罕见，最近不是就有溥仪族人 *** 人艺的演出剧目吗？
新京报的报道里，部分揭示了凤英抗拒外人窥视的态度为何有所转变（以下引文三星***始五星*****终）。
***
新京报：听说您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到北京来“串一回”？王凤英：我三儿子得了白血病，欠了两三万块钱的债，死的时候才46岁，日子苦！也没有心思来北京，心情不好啊。这次来北京高兴啊，毛主席也见到了，天安门也见到了，真是见了大世面了！陪着我来的儿子、儿媳妇也都见了世面了。
我12岁的时候就在陕北见过毛主席。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别人都是把花放下就走了，我恭恭敬敬地双手把花插上去。
新京报：现在家里面生活怎么样？听说县里每个月给您600元生活费呢，而且还给您体检，儿子们也有生活补贴。
王凤英：现在刚刚给了2个月，以前都没给过。以前是三个儿子每年一家给我两袋面，所以除了面之外还要吃粗粮。李亚蓉上门去找我的时候，我还自己砍柴做饭呢。现在儿子都单过了，老伴也过世5年了，所以我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新京报：以前为什么一直都不愿意见记者呢？我们一直想见您都见不着。
王凤英：在我们村，以前乡亲们对这首歌都比较反感，觉得是丢村子的脸呢，认为不光彩，包括家里人都这么认为，所以就一直都没见过外人。现在 *** 对咱这个事挺关注，每个月还给咱600元。现在村里人都觉得是好事了。
新京报：过去那么长时间村里人都觉得这个流传这么广的歌不光彩？
王凤英：是啊，包括我的儿们都觉得丢人得很，抬不起头来。所以来记者采访也都不同意见。
*****
几点解读。1，三儿子刚刚病死了，加上几万块的债务，凤英心里苦，天上掉下个北京的“国家大报”的记者，体贴温和，也不追问丢人的事，还劝告家里人出去打工挣钱，老太太于兹发现了可倚靠下的肩头。2，恰在刘晓辰去前不久，县里刚决定由文化局给凤英发每月600块钱的“工资”，因之老太太开始相信丢人的事似乎也带来了好处。3，稍微有点离题哈，这些陕北农民对毛主席真是有感情的。《三十里铺》在当今之世的使命已不限于作为一支民歌娱乐民众，这件事超越民俗文化变成了一坨利益，几个相关方是：1，凤英和村社一方；2，追求政绩的当地 *** 一方，县委干部陪同经济日报记者刘晓辰采访时，表示希望“国家大报”帮忙把三十里铺文化品牌推出去，而“国家大报”果然把一向执拗的凤英带到了北京；3，媒体和文化掮客，或好听些说，文化从业者一方，也有自己的目标要达到；4，还有较为间接的一方，即总是闲得无聊、亟需娱乐的大众。凤英和家人、村人都没那么轻易就放弃老的三观，对经济日报、新京报记者的包容也未必就此成为新常态，用什么态度对待，跟利益有关。
（六）我到绥德时听说凤英不喜欢《三十里铺》，并不知不喜欢到什么程度。回来后搜资料，按时间捋到这个那个故事版本的出处，理出互相抄用、拼贴的关系，审视发言者的资格和立场，洞察利益相关者的引导意图，过滤艺术工作者的感性成分，建立和校订资料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我清晰看见了当地人（三十里铺和郝家洼）对这事的敏感和腻歪。是的，腻歪。这样我就理解了小周对我的敷衍。他上来就告诉我那歌里什么都真就是爱情部分不真，为的是打击我的浅薄兴致，这很可能是三十里铺村人抵御外侮的统一口径。
西安美院教师郭庆丰，绥德人，有篇文章写他2003年10月底带学生去三十里铺村写生，学生们在车上兴奋大唱《三十里铺》，下了车还唱，村里人没公开反对，毕竟几十个西安来的画画的年轻人，也没法反对，但是男人们都闪避郭老师的提问，女人们在旁用眼神提醒男人“不要乱说”。第二天，郭老师带两个学生去郝家洼，下车后问一个老乡哪里是凤英家，老乡犹豫着遥指了后认真叮嘱“不要乱说”。郭老师自称是拍摄风景的，装模作样兜个大圈才摸到凤英家旁边，刚举起相机就被儿子和儿媳妇冲出来怒责驱赶，落荒而逃。
有个名叫林荫的人今年7月31日有文章发表在榆林日报上，写他以前随绥德县剧团下乡演出时见过凤英，他们一帮小孩都很好奇，一边练功一边 *** ，文里说（以下引文三星***始五星*****终）：
***
上世纪80年代，笔者多次随县剧团到黑家洼的黑龙庙去演出，每次演出都要在黑家洼住上三至四天。那时候凤英住在中洼的一个低沟圪劳里，演员们在演出的空闲时间，总是结伴去高处的庄稼林或树背后偷看神秘、古怪的“凤英”。为什么要偷看呢，房东告诉我们，若被凤英的子女们看见，会挨骂和挨打的。永远无法忘记第一次偷看凤英的情景和感受：那是一个早晨，假装把腿搁在高畔上的大杏树上练功，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低沟圪劳里的窑门开了，走出一个不胖不瘦、蓝裤灰半衫的中等个子的婆姨，不紧不慢走到院侧土壁的柴窑，搂了抱柴又不紧不慢走了回去……过了一会，她又端着个黑瓷盆出来倒水，为了看清她的面孔，我吼了一声晋剧介板，她果然仰起头向高畔上痴痴地望了许久。她的面孔依然没有看清，可她木然仰望的神态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相隔十六七年后，我已调到文化馆搞创作，被县剧团返聘回去给学员班当教练，随学员班去黑家洼演出，无意间又看到了凤英的一种不被世人所知的生活状态。黑家洼的庙会是古历的六月十八，庙和戏台在低沟里，演员们住在离戏台一里多路山洼高处的村子里。每晚刹戏后，回到住处都是深夜，有次喝酒拉了会儿话睡时近凌晨两点，走到院外去 *** ，看见斜院里孤零零坐着个黑影，头发根感到一阵发紧，慌慌跑回窑说了自己这个惊奇的发现。陪我们喝酒的房东说：那是凤英，几年前低沟圪劳的土窑塌得不能住了，她现在住在学校垴畔上面她三儿子的窑里。唉，老婆儿，避了一辈子事、躲了一辈子人，多少年院门不出、河坡不下，每年村里唱戏这几天，她怕给儿女惹麻烦，白日躲窑里不露面，夜静人睡定了，才坐院里透透气。多少年来，每每听人说到凤英或谈论起“三十里铺”的故事，我就想起黑家洼房东那夜说过的话，就想起空旷静寂山夜里，凤英翘首望月的枯影……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她是怎么熬过那一个个无尽长夜的，眼泪汪心是种什么滋味？没有人听她说过，她就是浑身长满嘴也未必能说清楚。要活着，她只能默默地承受、承受、承受……
*****
郭庆丰老师的文章关于凤英及其家人的恼羞成怒有更清楚的旁白：“这首歌越唱越有名了，连这里（郝家洼）也是躲不过的。这歌一唱，子女们没一个能高兴起来的，起初谁唱就跟谁急，可是这口气怎能争的过来。尤其是凤英，她不希望任何人再在她面前提起这事，她艰辛地拉扯着几个孩子长大成人，生怕自己的事再殃及子女。但几乎所有的人见到她都象看风景一样看着她，总想试探着打听些情爱的事来。这让她怨恨不得恼怒不成，一个原本能说会道、心灵手巧的女子，只得忍辱负重变得少言寡语。”读到这些文字，我为没试图去探访凤英而自我嘉勉。我懒，也因为对这种探访不抱收获的期盼，其实我也不明确想收获什么，倒是后来爬梳资料中我愈来愈想知道这歌诞生之后自己的生命力及其和人们的关系。我在三十里铺村时也没去找故事主角的旧居，身临这一沟两坡的环境，一条旧年赶牲灵的路，几群窑洞，几乎不见活动的人影（陕北农村真是空了），已觉足够。多谢小周带我看了周家骡马大店的遗迹，它比一个爱情传奇主角的旧居更多透逸出旧时代嗅觉的分子。
正如郭庆丰的文章说的，这歌，唱的越来越火了，凤英和村社都抵挡不住。县里干部不停带记者来，油嘴滑舌跟老太太打哈哈，这些都写在记者的文字里。 *** 拨款建了三十里铺希望小学和民俗文化村（那幢贴蓝白色瓷砖的村委会二层楼），还在山路边戳起个牌子，上写“民歌路”。2004年县里开始发给凤英每月600块，到2007年初涨到了800块，现在是每月1200块。孙韶，已退休的陕西广电民乐团团长，今年（2014年）5月在文化艺术报发文说，他3月份询问绥德县委宣传部三十里铺的现况，得到回复说凤英现每月领取1200元生活补助，医疗实报实销，郝家洼连接307国道的15公里长、四米半宽的水泥路也于去年铺通了。过去有些文章提到过前往郝家洼的路途难走。我7月初在三十里铺村时看见了那条新水泥路，白闪闪的，离开河岸钻进山，在环境中显得突兀。我问小周那路去哪里，他随口说里边的住户修的。我当时还想什么住户如此财大气粗？读到孙韶的文，明白小周瞒着是怕我闹着要去郝家洼。
林荫这位当年吼着晋剧 *** 凤英的孩子已成了绥德县的文化栋梁之才，他7月底的文章说：2014年，绥德为了更深层次地弘扬地域文化和民间艺术，拟重新打造一台以民歌演唱为主、有别于过去表演形式的文艺节目，准备参加10月份举办的陕西省第七届艺术节和2016年在陕西举办的中国十一届艺术节。通过考察聘请了北京的艺术大家夏广兴、赵小也为总导演和作曲。这台节目定位为“交响音舞诗画”，名字为“我的三十里铺”。
*** 心急火燎。凤英和村社继续抵抗。
（七）我看了这么多文章得出个印象，风映儿自己在新时代（至少这十年）未必那么排斥被人消费，虽然和三哥个儿直接有关的话题还是不愿提，但也分人，来访者对了路子的也可以说说，一般的愣头愣脑上来就涎着脸问爱情故事的叉出去。老人显出了某程度的对获益有所期待。更爱挡驾的是儿子和儿媳妇。想来也是，子女从中没得啥好处，受讥诮总有份儿，2004年凤英开始领津贴后不久，就有乡人嗤之以鼻“靠那种事情挣钱有啥意思”，这话也够要人命的。2006年12月文汇报记者施雪钧去郝家洼，陪同的县委宣传部干部叮咛记者要自称是县里农业科技干部下来检查沼气的。见到凤英后，儿子和儿媳妇赶来盯场，陪同干部又嘱咐记者不要提问，视情况再说。简直一幕谍战剧。凤英和村社的抵抗有如挑滑车，一辆一辆，一天一天。其实，抵抗不是来自这一家人也不仅仅是郝家洼、三十里铺村，而恰恰是地域文化中的社会传统。
2004年9月经济日报刘晓辰的文章就写到，当记者说你是名人啊，老太太立即反应：“名人咋还受穷呢？”2006年12月文汇报施雪钧采访后的报道中也有，陪同干部说:“你现在名气可大哩，国内外都知道你的名字。”老太太接口：“绥德有个女歌手唱俺的曲，奖了一栋15万元的楼，可俺名气比她大，可咋还受穷呢？”她说的可能是绥德唱出来的雒翠莲。奖励房子这事一定是挺刺痛神经的 -- 我这边害臊了多少年，那边有人拿我害臊的事赚到了房子！读到此，我想起2009年在京西的千军台看正月十五耍幡的情形，当时一帮城里人涌进村民习乐的屋子，企图对着墙上贴的古乐工尺谱拍照，遭强硬制止，听的出村民话里含有对回报的索求：你们不能跑过来把我们东西拿走就获利去了，光跟我们说你们欣赏我们那没用！
这就是这个时代，谁也没错。我觉得陕北是个古风仍存的有“德”的地方。不是说别处没有，也不是说陕北人不做生意、不图利益，而是说他们有股子憨拗，有时像是傲骨，但常常表现为简慢。他们抗拒来访者也未必只为了索取实惠，但在被 *** 、公众、媒体消费围猎中，自己也不知可以主张和维护什么了。
其实我有个问题是：陕北民歌杰作多如繁星，《蓝花花》、《走西口》、《赶牲灵》都很动人，当地 *** 单单大张旗鼓踪着《三十里铺》搞文化品牌工程，是不是就因有个凤英？那么老人百年后又将何以为措？
据说风映儿老太太当了县政协委员后，跟县上提过要办公室，她不想在村里住了。四妹妹本真煞是可爱。《三十里铺》的故事版本太多了，民间酸曲和红色主旋律的且不说，仅风映儿自述就莫衷一是。她在北京告诉新京报自己家从柳林搬到三十里铺村，但后来受访里不止一次说原先住在绥德县满堂川乡的雒家沟，也有的报道写作罗家沟。我搜了，在绥德县没搜到雒家沟，倒是黄河对岸的吕梁地区有，那就是柳林一带。错讹是来自老太太，还是来自记者，没法细究了。老太太还说过，自己家以前在雒家沟有三十垧地，日子好，看不上郝增喜家。最令各路编剧们狂欢的，是有的采访报道里，凤英爆料常永昌追求她不成而编唱出了那歌。凤英对记者说：“常永昌害惨了我了。”得，弄出个多角恋！常永昌其人当着骡马店伙计，就算他没追求凤英，眼瞧着三哥哥四妹妹出双入对，才华横溢的民间艺人被激发了创作热情，既符合天性也符合使命。现在明摆着的一点是，常永昌对那歌的贡献得到了公认，三十里铺村有“常永昌故居”，我不曾亲临，看着网上图片中那孔窑洞门边牌子上的这几个字，心田油然而生一丝愉悦的滑稽感。有个榆林的人去年还是前年跑到三十里铺，专门了解常永昌的贡献，他博客写到，有个当地人说，听了那么多人唱的《三十里铺》，谁都没常永昌唱的好。
常永昌，原周家骡马店伙计、民间艺人、伞头，1990年去世。此铭。
文革以后，绥德县70和80年代都排演过《三十里铺》民歌剧，2003年再次重排，2010年拍摄的电视剧更是主旋律恢弘，把爱情故事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战斗结合起来。 *** 最近十年为三十里铺村花了不少钱。可是我除了路边的地名短墙外，未见什么文化旅游品牌的直观效果。“三十里铺民俗文化村”那幢房子只有一条大狗和小周一家。聊天中我建议，要做民俗旅游不能光盯着这支歌和爱情故事，要放在这条古道的大背景里，串穿历史和地理。远途、相遇、迫不得已（命运对人的驱使）这些概念总是有魔力，因为它们反映人类探求、拓展生存空间的奋斗，能获得共鸣。你知道茶马古道吗？他点头。不妨参考，站开一点距离看，要是只拿茶马古道上某家人的爱情出来说，并不足以对外人形成深厚的求知享受和探究吸引力，对不对？他说对。晋陕古道上的历史沉淀和时代变迁，这些题目不可能等着县 *** 给你投资做。你平常就可以收集古道文物，灯啊，马驮子呀，与窑洞居住方式有关的东西，纺线线的东西，慢慢攒着，整理分类，配上说明，腾两个房间给参观者看，让他们觉得开眼界长知识，当然啦还有那个点睛的故事，这些只有你当地人能入手做，外人做不了，做出点模样后可能有投资者或 *** 愿意帮你。这样你们不会为只靠那歌挣钱而觉难为情。我看小周快顶礼了。估计就是这顿喷让他在我告别走了一段后又开车追上来，带我去看周家骡马大店的遗迹。他说要保持联系。不过后来我们并无联系。
小周和他的朋友把我送到距离三十里铺村七公里的满堂川乡，那里有一排已弃用的原先乡 *** 的气派窑洞，当过不止一部影视剧的实景，其中有《保卫延安》。他们开车走了。我坐在路口石墙影子里，和几个老汉有一搭无一搭聊天，当然会说及增喜、凤英，也没多少好说的，更多时间我听他们聊天，几个人在争论反腐对党和国家的意义。一会儿又来了个老汉，问这人干啥的？一个答记者，采访三十里铺的。从他们浓重的口音里我忽然辨识出两句，一个说“增戏蒿貌相”（增喜好貌相），另一个说“嗯，个头不高”，然后同声说“蒿貌相”。我扭脸向村口，正好见有群羊走过，这位作古十多年的郝增喜分明跟在羊群后面。其实，他可以是我身边老汉中任何一个的他或者他。
阳光瀑洒在黄土高原的这条山沟里，村里几无年轻男人，都是老幼妇走动，也不多。隔河的那边，307国道车声隆隆。我大包上肩迈步走开。
（写于2014年11月）满堂川的老汉们，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