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国民革命军成立之初就是一个大联盟的性质，而非一个统一的军系，鱼龙混杂，各类牛鬼蛇神齐聚，是人是鬼都有，国军从大的方面来讲，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滇军、桂军、粤军、川军等之分。各军系追根溯源的话，有前清新军、有自建武装，甚至还有土匪、民团，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国军在北伐起家的时候只有8个军，所谓中央军只有委座亲领的第一军，经过蒋桂、蒋阎、蒋冯、中原大战几次新军阀混战，到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委座实力大增，麾下的中央军已有37个师，但是因为国军构成的复杂性，虽然委座已经击败了各大军阀，但是残存的杂牌军总数还是远高于中央军，如川军有23个师、10个独立旅，西北军有16个师、11个独立旅，晋军有11个师、26个旅。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下，出现了以委座为首、多个军阀为辅的局面。军队是政治的延续，中央军无法包打天下，不得不依靠杂牌军为其服务。中央军和杂牌军构成了国军的主体，相辅相成，彼此融合，不可或缺。
抗日军兴，外敌入侵，中华儿女无不为国死战，中央军独木难支，为杂牌军提供了生存土壤，中央军和杂牌军在抗战中同仇敌忾，奋勇杀敌，以死效国。中央军虽然装备较为精良、数量虽众，在正面战场败多胜少，力有不逮，往往10个师都未必能打败1个日军师团。而杂牌军的加入，有力的支援了中央军的对日作战。以川军为例，抗战时期，川军共出动350余万官兵，占全国出动抗战军队总人数的1/5。在抗战中，川军战死263911人，受伤356267人，失踪64万人，对扭转正面战场的不利局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抗战中，杂牌军的战斗力顽强，表现令人侧目。抗战时期，105位国军将领壮烈牺牲，杂牌军将领有54位，比中央军将领多22位。7位军衔最高的将领战死沙场，全是杂牌军将领，如张自忠、佟鳞阁、郝梦龄等。9位职务最高的将领血洒疆场，仅郑作民出身黄埔，其他将领均出身杂牌军。12位自杀殉国的将领中，仅梁希贤为中央军，其他都是杂牌军将领。杂牌军弥补了中央军的不足，在抗战中的坚毅表现，在军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杂牌军外战内行，内战外行，跟中央军形成比较大的反差，反观中央军是打杂牌军的时候内战内行，打 *** 的时候内战成了外行，外战就那样了，必定都是中华儿女，为国牺牲，要尊重，必定还有驻印军的超强战力撑着，不能光看河南的蒋鼎文和汤恩伯对吧。
还是那话，中华儿女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以死为国，但是瑕不掩瑜，委座借抗战也大大扩充了实力，消灭了不少杂牌军，抗战后期的国军已有了120个军，人总员额500多万人，其中杂牌军的数量大大降低。到了1946年，委座对军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扩编或缩编。全国军队由91个军、252个师整编至87个整编军（师）。在这些整编军（师）中，中央军有44个，占50.56%，川军有9个，占10.34%，西北军有6个，占6.9%,晋军有5个，占5.75%,粤军有4个，占4.6%,东北军有4个，占4.6%，马家军有4个，占4.6%，桂军有3个，占3.45%，滇军有3个，占3.45%，绥军有3个，占3.45%，陕军有1个，占1.15%，镇嵩军有1个，占1.15%。通过军事整编，中央军和杂牌军平分秋色，各领 *** 。
果脯军系的大小山头太多，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很多系统的军队都是打过死战的，甚至团战也打过不少。所以彼此之间的新仇旧恨，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有意思的是，既是同一个军系，其内部也有很多“山头”和派系。其中独立性比较强，有统一领导的滇军、桂军暂且不说，而像西北军、川军之类，内部其实都是分为几大部分，各部分之间往往也都是水火不容。
比如四川内部的军阀乱斗就连续了很多年，自1910年代到1930年代初，四川省内的大小混战多达470次之多，战乱之频繁可见一斑。而像委座的中央军，其实是在北上的过程中不断收编军队才得以迅速扩大的，所以有中央军嫡系和旁系之分。随着中央军雪球越滚越大，其嫡系部队中也分出陈诚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何应钦系、顾祝同系等不同的派系，各派之间也是内斗纷争不止。
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上述各军系之间的大小战争也很频繁。不过总体上说，委座通过各种手段对地方军系的掌控力度不断加大。其中独立性比较强的晋绥军早在中原大战后就被迫缩编，规模大为受限；西北军、东北军失去首脑后，一部分直接投蒋，其余部分被收编，其中宋哲元系、韩复榘系尚有相当实力，其余实际已成为中央军旁系。
四川这边，川军流派多、军队多，但经过川康整军后， *** 得以统一，中央军势力入川后，实际对川军掌控力度更大。广东粤军方面，陈济棠倒台，余汉谋主粤后，粤军也重新整编，自我嫡系中央化了；桂军自“两广事变”后，势力拓展受限，只能自保；但是李宗仁和小诸葛大体上还是死守着一亩三分地。倒是龙云的滇军，在全面抗战前受到委座的控制比较弱，不过抗战快结束的时候，委座还是把龙云一勺烩了。
这一时期中央军和各地方军的武器装备基本都是自己筹措，其中中央军的嫡系精锐整编为调整师，换装了比较整齐的武器和较多的轻重机枪。而且非常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头戴德式钢盔，所以现在有人称其为“德械师”，当然象征意义更大点。
在其他地方军中，实际也有自己的精锐部队。桂军后来编成的第7军、滇军的第60军、川军刘湘的嫡系部队、宋哲元的29军系等，其实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还不错，有的不次于中央军嫡系。
不过也有的杂牌军装备一般，比如川军非刘湘系的部队和西北马家军等等，其装备情况就较差些。当然，这些军系的主要武器也都是自己多年来的积累，当时即便是投靠了委座，也多是得到军费补助，尚难以拿到多少军械补给。
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地方军都积极抗日，尤其当时尚不在战区的川军、桂军、滇军、粤军等均派出精锐参战，国军进入了空前团结的时期。当然在全面抗战初期，各路军队的损失也都很大，最初参战的精锐基本都是损伤过半。战后的补充和扩军基本将各地方军系的库存武器消耗一空，而当杂牌军向委座请求补充兵员和武器装备的时候，却发现情况越来越不对了。
最开始的时候，补充还较为畅通，但打着打着就发现有的杂牌军的编制说取消就取消，而中央军的编制却越来越大。在整补方面，无论是外援武器还是国内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中央军嫡系的整补力度都是越来越优先于杂牌军的。
尤其是对当时没有统一领导的杂牌军系而言，委座的策略是能编并就编并，甚至还出现了东北军有的部队用库存武器组建新军后，编制被直接拉走的情况。后来干脆东北军也名存实亡，有的直接被中央军化了。对于有统一领导的军系，办法也是有的。韩复榘被枪毙后，其第三路军就被分化瓦解；川军的刘湘病逝后，川军实际上也被分化瓦解，部队逐渐被吃掉。
这种情况自然令当时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滇系的龙云和晋西的阎锡山极为警惕。对于下面各路杂牌军的军长、师长们而言，也都感受到了委座的善意。当时的国军部队，它并不是现代型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湘淮军那样的私人军队。一旦没了军队，那么军长、师长们，甚至更高级别的指挥官，那就只能是坐冷板凳，喝西北风去了。
全面抗战初期，各部都拼得很猛，减员也很大。无论是桂军、川军、滇军、粤军，在当时会战中的伤亡我们都是有目共睹。但谁都知道抗战是非常长期化的，对于军阀属性很强的国军来说，到抗战中期时各种小九九就都出来了。对委座来说，杂牌军的存在如鲠在喉，所以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编并、消灭杂牌军，其主要手段有：
第一：将杂牌军部署在一线或者敌后，损失大者不予相应补充，或直接取消编制或令其自然消亡；
第二：通过干预人事，将中央系军官掺入杂牌军中，实现换血，将杂牌军直接中央军化；
第三：以整编军队为名，限制和编并杂牌军的编制，使得其规模逐渐变小，最终结合上述两种手段清除掉。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很多投敌的国军部队（杂牌军居多）声称是以“曲线救国”的名义奉命投敌的。这个程度到底有多大不好说，但这些投敌后的伪军基本不跟国军作战却是事实。抗战胜利后，除被消灭的伪军外，其在册数尚有六七十万人之多（不含伪警备队、伪警察等），其中国军正规军投敌者有254300人，地方军投敌者126900人，被俘后投敌者110000人。之后这些伪军又被编并进国军系统，包括整编第74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中，也有数千名汪伪警卫军的士兵。
杂牌军投敌的情况暂且谈及与此，而其他的杂牌军自然也不是笨蛋。大家发现委座借抗日消灭杂牌军，纷纷开始消极避战，所以我们会看到日军往往以小部队就能将国军的整师、整军给击败。这不是说当时的军队真的就不堪一击到如此地步，很多时候是那些将领们担心战损过大直接被取消编制。但是军队作战最忌望风而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往往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导致更大的失败。即便有的指挥官主观上想保存实力，可打到最后往往也事与愿违。
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即是如此，在日军已是颓势的大背景下，狂徒末路的日军依然能在上千公里战线上取得那么大的战果，这是很令人吃惊的。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加速了委座整军的决心，自1945年初到1945年底，国军陆军军的 *** 裁撤了30多个，师的 *** 裁撤了100多个，也就是说大约三分之一的 *** 不复存在。当时理论上的 *** 裁减是“平均裁减”，中央军和杂牌军都缩编。实际操作中，中央军取消的 *** 都是些临时和地方部队，杂牌军却是缩减主力军。而在调整整编中，又通过干预人事使得部分杂牌军中央军化。另外通过新成立部队补充中央军。因此最后裁军裁下来，杂牌军的实力被极大弱化，即便是桂系最后也只保留了三个军。由此使得中央军在抗战胜利后，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在紧随其后的整编师调整中，杂牌军又被压缩了一轮，实际使得中央军的体量优势更大。
在编制压缩裁减的同时，武器装备上的待遇则相差更大。抗战后期，国军大量接装美援武器，13个美械军中除了一个中央军化的53军外，其余连 *** 也都是中央军的。这些美械军军有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营，师有美式75毫米山炮营，团有战防炮连和迫击炮连，有火焰喷射器和火箭筒。甚至60炮都是装备到步兵连的，步兵班除了轻机枪外还有冲锋枪。除了这批美械军之外，青年军、交警总队、海空军、装甲、炮兵等特种部队，也全部是中央军。而给杂牌军的美械只不过是划拨了些冲锋枪、60炮，象征性给点装备而已，至于装备尚好的杂牌军，那也多是被委座直接抓包，被夹着走了。
日本投降后，国军接受130万日军的武器装备，并以这些日械为基础大量换装部队。大批中央军部队又换装日械，杂牌军中条件好的还能享受日械武装待遇，条件差的只能是用国械、杂械武器了。像傅作义系的35军，该军实际上除了配属一个美式汽车团外，别的武器装备跟中央军嫡系是没得比的。新1军这样的部队，光是冲锋枪就有4000支，35军直到被歼灭时也只有不到400支。像从美式105毫米炮到60炮之类的各类火炮，35军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有3-4门105美制榴弹炮可用，至于其他从师级到连级的火炮配置，那都是被全面碾压。不夸张地说，傅作义手里最精锐的35军，在武器装备方面恐怕连中央军中等装备水平的部队都达不到。
而打仗的时候，委座和中央军还是老样子，最危险的活儿留给杂牌军，补充更新装备的时候却没杂牌军的事儿。比如鲁南战役 *** 获胜后总结了国军的两个弱点：
第一：中央系与杂牌的矛盾，冯（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部极受歧视，要求装备改善不准，作战不给丝毫机动。51师全师部署，连一个营一个连的位置都是徐州绥靖公署指定，其114旅旅长李步青带一个团守备峄县，归马励武（整编第26师师长）指挥，不准51师过问。
第二：分兵把守，互不增援。如51师、26师各分布于峄枣、临枣、向城、兰陵等地，周毓英（整编第51师师长）要求集中，绥署不准，当26师被攻，51师不管。
到了1949年1月，国军还有108个军，其中委座的中央军有71个，占比上升至66%，杂牌军的数量继续下降，仍占总数的34%。从表面上看，委座一家独大，实质上，他还是个袁本初大盟主而已，没有能力根除杂牌军。有枪才有权，有权才有钱，委座裁撤杂牌军，断了很多人的财路，这帮人已经视委座为死敌，中央军和杂牌军同时并立，互有偏见，导致前者视后者为炮灰，后者出工不出力，两者分歧严重，矛盾重重，分化了军队的整体实力，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1947年的鲁西南战役中，整编第66师受困于羊山集，杂牌军刘汝明的整编第55师和整编第68师为求自保，刻意拖延，行动缓慢，坐视整编66师的覆亡；1948年徐蚌会战时小诸葛的神奇助攻，处处掣肘委座调兵遣将，以致贻误战机；渡江战役之后刘汝明兵团的四处流窜，拒不听指挥等等；真正的“一方有难，八方观战”是中央军和杂牌军矛盾的最佳写照，类似这种情况其实是很普遍的，由于长期的积怨甚深，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几乎已经不可调和。到后来很多杂牌军干脆就起义了，比如大家都知道的60军长春起义、3绥区汪贾起义等等。
最后杂牌军代表六子镇楼，不管你对不对，哪怕你是汉奸伪军，十恶不赦也无所谓，有枪你就能大声说话，没枪你是个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