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孩子，是上天赐予每一对夫妇最美好的礼物，也是人类血脉和基因得以延续的保证。对于绝大多数父母而言，婴孩的第一声啼哭不仅仅标志着一条鲜活的生命来到人间，同时也标志着他们身份的转变。
然而，对一些尚未做好准备的父母来说，这份突如其来的责任感反而意味着改变和不适应。2001年，凯瑟琳·福尔比格（Kathleen Folbigg）在法官和陪审团的共同裁决之下，被判三项故意杀人罪、一项过失杀人罪及一项故意伤害罪的罪名成立，处以30年监禁，其中25年内不得假释。她被媒体冠以“史上最冷血的杀人犯”“最邪恶的女人”等骂名，因为她杀死的是自己的四个亲生孩子。
2018年8月，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地方法院首席法官雷金纳德·布兰奇（Reginald Blanch）正式宣布，将重启对凯瑟琳一案的案件调查。这个在十年里失去四个孩子的女人，究竟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魔鬼？相信在读完此文以后，每个人都能得出一个自己的答案。
文章字数13403字，图片20张，阅读时间约29分钟
凯瑟琳有着一个坎坷的身世。1967年6月14日她出生于悉尼，父亲托马斯·约翰·布里顿（Thomas John Britton）是一个非常暴躁的男人，而母亲凯瑟琳·多纳万（Kathleen Donavan）则是一个热衷于酗酒和 *** 的酒鬼。
布里顿在认识多纳万之前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在一次争吵中他用利刃直接割破了前妻的喉咙。如此暴行只受到了八个月的监禁处罚，无疑滋长了布里顿心中那股潜在的暴力因子。与多纳万结婚之后他对妻子充满了不信任，因为她常常跑到酒吧里豪饮，一醉就是一整夜。面对不听话的妻子，布里顿相信拳头才是管教的最好方式。长此以往，忍无可忍的多纳万抱着年仅一岁的女儿离开了丈夫，一个人躲了起来。
布里顿并不打算就这样轻易放过妻女，他多方打探，弄清楚妻子搬到了安嫩代尔。每当喝到酩酊大醉时，布里顿都会挥舞着棍棒在这对可怜的母女门外疯狂咆哮。多纳万不敢报警或者求助他人，因为她害怕受到更加可怕的报复。但是她的退让并没能让这个暴徒心生怜悯，1969年1月8日，在一口气吹干16瓶啤酒后，双眼发红的布里顿又一次找上门来，手上还握着一把锐利的雕塑刀。
一个邻居听到这对夫妇大声争吵，一开始她以为只是和往常一样的小冲突，然而随着声音的分贝越来越高，她开始觉得情况有些不妙。邻居走出房门，看到布里顿手上握着一把尖刀，怒吼着：“你这个 *** 居然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要把你的肋骨挑出来。”随后冲着妻子的左胸就是一刀，多纳万应声倒地，但是布里顿并没有罢手的意思，他对着妻子的身体就是一阵乱捅，直到拖着一地血迹倒在路边的多纳万断了气才罢手。
杀完人后布里顿正微笑着望向站在一旁战战兢兢的邻居，“你报警了吗？”“嗯……嗯，我报警了。”“那太好了。”说着他捧起妻子的头部亲吻了一下她的面颊，“我很抱歉杀了她，但我不得不这么做。”
布里顿的暴虐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他于1969年5月26日被判终身监禁，这一年凯瑟琳才两岁不到，一夜之间变成孤儿的她此刻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改变。
在澳大利亚的监狱呆了14年以后，布里顿被永久驱逐出境，回到了故乡英国威尔士，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直到去世为止，他都没有再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联系过。1999年布里顿死在了自家的公寓里，有人发现他遗物里珍藏着一束小女孩的金色发束，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属于谁。
凯瑟琳三岁时的照片1970年，三岁不到的凯瑟琳被州 *** 安排进了比都拉孤儿院，两个月后，一对善良的夫妇内维尔·马尔伯勒（Neville Marlborough）和迪尔德丽尔·马尔伯勒（Deirdre Marlborough）收养了她。养父母还有一个15岁的亲生女儿利·布朗（Lea Brown），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亏待凯瑟琳，而是想尽办法让这个可怜的孤女重新感受家庭的温暖。
凯瑟琳渐渐长大以后，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产生好奇。但是养父母不希望她被那些黑暗的过去所影响，只是简单告诉她亲生父母已经去世了。直到凯瑟琳上了中学以后，她联系到了自己的亲舅舅，才知道真相——在凯瑟琳被判有罪之后她曾在供词里说到，当十几岁的自己知道父亲杀死了母亲时，她当时的心里被一种无法形容的绝望所笼罩。她认为这两个人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彻彻底底的。
15岁那年，凯瑟琳中学毕业，她不愿意再读书，找了一份零工维持生活。之后她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克莱格·福尔比格（Craig Folbigg）。他是一个钢铁厂的工人，孔武有力，为人朴实。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1988年，这对爱侣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纽卡斯尔举办了婚礼。凯瑟琳下定决心要摆脱那黑暗的过去，与克莱格共同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可惜命运并没有打算给她一个幸福的结局，一出震惊世人的悲剧才刚刚拉开序幕。
凯瑟琳与克莱格的婚礼照片，两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1989年2月1日，凯瑟琳成功诞下爱的结晶——迦勒·吉布森（Caleb Gibson），这个源自圣经里的名字寄托着夫妻对这个男婴的无限期望。由于生产过程非常顺利，小迦勒出生四天后母子就一同回到了家中。在亲自照顾孩子以后，凯瑟琳曾电话联系过医生，表示自己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小迦勒好像有些呼吸不畅通，但医生表示这是一种婴儿常见的病症喉头软化症（Laryngomalacia），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并无太大影响，随着婴儿成长通常都会自愈。
然而就在短短两个礼拜后，2月19日凌晨三点，熟睡中的克莱格被妻子的尖叫声吵醒，他连忙从床上跳下来冲向妻子所在的方位，结果看到凯瑟琳趴在迦勒的婴儿车旁嚎啕大哭，可怜的小迦勒早已没了呼吸。根据医生鉴定，这个可怜的宝宝死于婴儿猝死症（Sudden Infant Death Syndrome，简称SIDS）。
迦勒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SIDS是一种不太常见的病症，婴儿在睡梦中突然发病，随后猝死，且不会发出动静。根据国家和地区不同，发病率在0.1%~1%之间。这种疾病的原因不详，医生也无法检测出具体的死因。面对死神的旨意，医生除了安慰这对可怜的夫妻以外也无能为力，一条鲜活的生命刚刚到来不足二十天就告别了人间。
在好不容易走出丧子的阴影以后，1989年9月凯瑟琳又一次怀孕了。1990年6月3日，她又产下了一个男婴帕特里克·艾伦（Patrick Allen），和上一次一样，生产过程很顺利，帕特里克也很健康。克莱格为了避免上次的悲剧还特地请了假在家帮忙带孩子。
帕特里克健康地成长了四个月，直到1990年10月9日的又一个凌晨三点，克莱格又一次被妻子的嚎叫惊醒，他冲到儿子的身边，看到了与上一次一模一样的场景：妻子趴在婴儿床旁大哭，帕特里克已经没有了呼吸。
克莱格立即按照育婴书上教授的婴儿急救法对儿子进行抢救，幸运的是婴儿被救活了，不幸的是在医院检查后，医生确认了帕特里克同时患有癫痫和皮层性视觉损伤，这意味着他已经不像刚出生时检查的时候那样健康了。
死去的第二个孩子：帕特里克1991年2月18日，就在小迦勒去世一年之际，正在工作的克莱格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宝宝又发病了！”然而这一次克莱格没能再一次挽救儿子的性命，当他赶到家中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儿子冰冷的尸体和救护车那刺耳的声音。根据法医解剖，帕特里克死于癫痫引起的严重窒息。
这个时候克莱格还没有开始怀疑孩子的死因。他一面安慰伤心欲绝的妻子，一面感慨命运的不公。为了不触景生情，夫妇俩选择搬家到桑顿（距离悉尼大约160公里），在那里，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于1992年10月14日诞生了，这是一个可爱的女婴，克莱格给她取名叫莎拉·凯瑟琳（Sarah Kathleen），然而死神好像并没有打算放过这一家子，短短一年不到，1993年8月30日十个月大的莎拉又因为风寒引起的呼吸困难不幸离世。
死去的第三个孩子：莎拉克莱格对自己的孩子接连不断的夭折感到心力憔悴，他又一次选择了搬家，来到了辛格尔顿（纽卡斯尔的一个郊区）。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这对夫妇心有余悸，没有选择再生育。直到1997年8月7日，凯瑟琳最后一次诞下了一个女婴劳拉·伊丽莎白（Laura Elizabeth）。
劳拉和她死去的哥哥姐姐们一样，刚出生的时候非常健康。为了避免悲剧的再一次发生，克莱格使用了睡眠监测仪器来保护女儿的安眠，劳拉也因此得以成功活过了一年，在她一周岁的生日上，克莱格欣喜若狂，认为女儿已经战胜了死神，将来一定可以健康成长。
克莱格的放心来的太早了——1999年2月27日，已经会叫爸爸的劳拉又一次因为不明原因的窒息不幸离世。然而这一次，随急救中心的救护车而来的不是医生，而是警察。
劳拉的一岁生日party，她是兄弟姐妹中存活时间最长的孩子法医病理学家艾伦·卡拉（Dr. Allen Cala）在解开裹尸袋的时候，一个娇小的金发女婴面色安详的躺在里面，看起来就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他叹了一口气，作为法医，解剖尸体并不是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每每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变成冰冷的躯体，他的内心还是会禁不住一阵难受。
卡拉的身旁还站着另一位法医教授，约翰·希尔顿（John Hilton），他是六年前死去的莎拉的尸检负责人。当时他没能从尸体上找到任何明确的死因，最终只能将莎拉夭折的原因归结于SIDS。然而这一回，劳拉的死很明显不能归结于这种离奇的疾病，因为SIDS通常只会发生在一岁以下的儿童身上。
英国的儿科医生罗伊·梅多爵士（Roy Meadow）说过的一句话被当时的澳大利亚司法界当成了至理名言：“一个（婴儿死于SIDS）是悲剧，两个值得怀疑，三个一定是谋杀。”追求实际证据的希尔顿并不相信这套说辞，但卡拉却是这个理论的坚决拥护者。
卡拉事无巨细地检查了劳拉的遗体，虽然没有发现任何有意义的痕迹，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在午夜时分完成了尸检以后，他主动联系了负责调查的伯纳德·瑞恩探长（Bernard Ryan），告诉他自己没有在尸体上找到任何证据，“但是，在我们国家里，从来没有哪个家庭出现过这种情况——你必须去好好调查一下这家人。”
卡拉医生虽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但他坚持认为婴儿的死亡并非自然原因所致就在劳拉夭折后不久，凯瑟琳匆匆离开了克莱格，只带走了很少的东西，克莱格认为妻子已经万念俱灰，所以也没有阻止她。一开始伯纳德找上门的时候，克莱格并不想搭理这个“烦人的条子”。他觉得自己孩子的死是某种不幸的厄运所致，而非什么杀人案件。
但是急于立功的伯纳德锲而不舍地向克莱格灌输一种“你必须要学会怀疑身边人即便是亲人”的思想，让他也不禁起了疑心。毕竟每一个宝宝刚出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毛病，而他们遭遇不幸的时候全都是妻子在照顾他们。克莱格开始拼命翻找妻子的物品，发现她留下了一本日记，而正是这一本记录了凯瑟琳心路历程的自我告白，成了日后给她定罪的铁证之一。
1990年6月3日
今天帕特里克出生了。我的感觉很混乱。无论我是否愿意，我都要像之前那样担任起一个母亲的责任，同时要承受起那份压力。我很后悔生下迦勒和帕特里克，因为他们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而我不是一个喜欢改变的人。不过我们还是应该看看未来如何。1990/6/3-“I often regret Caleb and Patrick”1996年6月22日
今天我看了一部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电影。我在想我是不是也有这种病症？我的情绪变化很快，当我处于情绪崩溃边缘的时候，我会希望我能去到别的地方，只要别留在此处。有时候我又会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柱，并且能让我的丈夫开心起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不太正常，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1997年1月1日
新的一年来了，我又怀孕了。这意味着我和丈夫重新需要牺牲自我。但这次我很有信心能做好一切，我会尝试叫人帮忙，而不是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下来——这正是我此前压力的来源，而这些压力导致我做错了事情。
1997年2月4日
依然无法入睡，依然在想着帕特里克、莎拉和迦勒的事情。我十分认真的思考了一个问题：再次怀孕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前三个孩子的夭折让愧疚感始终折磨着我。我害怕这一次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害怕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克莱格还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这个母亲称不称职？我想我很糟糕。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这就是我现在想要为肚子里的宝宝所克服的想法。我必须证明我没有做错，如果其他女人能够做到，我也能。
这是否是一个不该怀孕的理由？也许吧，但现在已经太迟了，我认为我能够从其他人那里得到足够的帮助，我最害怕的还是与宝宝单独相处。我怎么才能战胜这种感觉？
1997年5月16日
我觉得梅（Mel，凯瑟琳的一个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压力过大。夜晚和清晨对我来说是最难熬的时光，如果有人能和我一样失眠就好了——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克莱格说他也很焦虑，但是他依然睡得很香,莎拉也一样。我真希望他早上能和我一样醒过来，我决定了，当我受不了的时候我就要叫醒他。
1997年6月26日
这一次我很积极，我的朋友和克莱格帮助了我许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对于未来的愿景也会实现。我会禁不住去思考劳拉的未来，虽然前三个孩子的未来我并没有去思考过——因为我知道他们永远也没办法到达。但是对于劳拉，我能看见我带着她上学，克莱格与她一起做作业，因此我认为这一次我确实已经做好了“建立家庭”的准备。
1997年9月20日
睡觉？我还能奢求么。我现在真的是烦透了。我被不断吵醒，因为我生了一个夜里不懂消停的孩子。克莱格还敢抱怨自己睡眠不足？他妈的他懂得睡眠叫睡眠不足么？他躲到孩子旁边的房间去睡觉，自私的 ***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所处的境地了。克莱格完全没有帮我的意思，他只希望我一个人把这些压力承担起来，这样他才能舒舒服服的卖他的车赚他的钱。我承认养育家庭也是一种压力，但和我受到的压力没法比。
1997年10月25日
我认为劳拉比莎拉漂亮，莎拉很可爱，但是劳拉的美真的是与众不同。她美丽、可爱、华丽，至少目前为止我是这么认为的。
再回去看看视频，莎拉看起来像个男孩子。劳拉则是一个漂亮的女孩。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不会再像此前那样对待劳拉，她因为自己的与众不同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1997年11月9日
今天是周五，克莱格喝的大醉。他承认他很害怕，害怕再一次失去劳拉。不过我知道劳拉并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人是我。我觉得我处理劳拉哭泣的方式已经比之前有所进步，我发现当她哭泣的时候我只需要走开一小会儿，深呼吸一口，就能冷静下来并找出让她不再哭的方法。对于莎拉我是真的只想让她赶紧闭嘴，而那一天她也确实闭嘴了。1997/11/9-“With Sarah all I wanted was her to shut up. And one day she did.”1997年12月31日
劳拉熬过了今年，这很有趣。她会意识到我们将为她举办一个party。关于命运的希望，我和她还在等待。我们将会看到结果。她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谢天谢地，这让她免于自己兄弟一般的命运了——我想她被警告了。
1998年1月16日
一整个白天我都在做梦，狂野、兴奋、极度夸张。我真的想变成那样。可是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 *** 。克莱格已经完全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了，我太累，只想睡觉。我们不再出去约会，看电影吃饭跳舞，我们的生活不再有浪漫可言，“赚钱养劳拉”变成了我们的全部。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我感到很难过。
我已经失去了自我，我不再是凯瑟琳，只是福尔比格太太，劳拉的母亲。凯瑟琳去哪儿了？
1998年1月28日
我对自己感到沮丧不安。我做到了，我抛弃了她，我冲着她大吼大叫，吓得她哇哇大哭。她哭的停不下来，我恨不得把她扔在地上掉头就走——但我还是克制住了，只是把她轻轻放在地上，任凭她哭泣。
我离开了可能只有五分钟，但我觉得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我觉得我像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我害怕她会离开我，就像莎拉那样。我知道我的脾气暴躁，有时候很残忍，然后莎拉就离开了——在某些帮助之下。
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因为我觉得我和劳拉之间已经有纽带了，它不会再发生了。我对自己感到很可耻，我无法告诉克莱格，因为我怕他不让我和女儿单独在一起。除非我太累了，才有可能发生。她的哭喊，无意义而嘶哑的声音让我恨不得爬到墙壁里去，我真的忍不了等待她长大了能告诉我她想要什么了。读完妻子的日记，克莱格人生里第一次有了如此强烈的恐惧感，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女人，内心中居然隐藏着这么多阴暗和负面的情绪！好不容易缓和了情绪以后，他想起伯纳德探长常常在他耳边嘀咕的那些话，连忙向他通报了这件事。
当伯纳德探长收到这本日记的时候，他感觉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抓住这个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杀人犯。伯纳德开始深入调查包括劳拉在内的四起婴儿死亡事件：所有的婴儿都死于SIDS，即找不到原因的窒息，他们死去的时候全都是仰面躺卧，身体依然留有温度。医生给出的报告里死因一栏，除了死于癫痫的帕特里克，其他都写的是“不明”——这意味着也有可能是死于凶杀。
此外，在调查凯瑟琳背景的时候伯纳德发现了关于她父母的发生在1968年的那场惨剧，而且伯纳德在她的日记里发现了“很显然我是我父亲的女儿”这样的句子，这更是大大加深了警官的怀疑，毕竟她自己都认为自己和杀人犯父亲很像，还有比这更直接的告白么？
伯纳德探长由于在凯瑟琳一案中的积极表现被视为警界的英雄2001年4月19日，凯瑟琳被警方正式逮捕。她被指控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媒体立即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大肆报道，舆论的引导引起了澳洲民众的出离愤怒。他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冷血毒妇”的唾弃和鄙夷，强烈要求法庭判处凯瑟琳极刑。
当凯瑟琳的养母迪尔德丽尔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愤怒的她将自己珍藏的养女童年照片全部打包寄给了她并附上一句话：“凯瑟琳，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在法庭上，检方没有办法给出任何实质的证据，但他们邀请了一名美国儿科法医病理学家就“同一个家庭出现了四个死于SIDS的婴儿”这个事实做出评价，这位学者表示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小于一万亿分之一”，可以视作不可能事件。
凯瑟琳的养姐利·布朗（Lea Brown）也作证表示，日记上的字体是自己妹妹的笔迹，而且妹妹在每一个孩子的葬礼上都没有表现出“真正的悲伤”。检方还出示了大量劳拉生前的图像记录，包括她死亡当天下午曾在儿童泳池里游泳的视频，以证明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曾经是多么的健康快乐。
劳拉去世当天下午还游了泳，检方认为这充分证明了她的健康辩方律师则声称这四个孩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疾病情况，他们请来了一位法医病理学家罗杰·拜亚德（Roger Byard）作为辩方证人，然而在法庭上罗杰同时也表示这几个孩子存在着被人谋杀的可能性。
就在群情的激愤和不足的证据之下，2003年5月21日，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定凯瑟琳罪名成立，处以40年监禁，其中30年不得假释。凯瑟琳当庭表示不服，选择上诉。在经过二审之后，她的罪名并没有撤销，但刑期减少到了30年监禁，25年不得假释。
在经历过这噩梦般的一切之后，心灰意冷的克莱格选择了与凯瑟琳离婚，在之后不久又重新结了婚。许多民众非常通情他的遭遇，为他提供了超过20万澳元的捐款，但是克莱格没有接受。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再想起这些可怕的事情，现在的他只想着好好经营自己的未来生活。
在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克莱格·福尔比格只希望能重归平静的生活如果没有卡罗尔·玛蒂（Carol Matthey）的故事，那么可能直到今天，凯瑟琳还会一直顶着“恶魔母亲”“毒妇”之类的头衔在监狱里苟且偷生。然而这位2005年同样被以“杀害自己四个孩子”的罪名起诉的母亲，却得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
卡罗尔的第一个孩子雅各布·玛蒂（Jacob Matthey）于1998年12月8日死于窒息，当时他才六个月大。早在10月28日的时候，卡罗尔就曾经打电话给急救中心，声称自己的儿子浑身泛紫，呼吸困难。负责治疗雅各布的伊恩·霍普金斯医生（Dr. Ian Hoplins）表示病因可能是癫痫引起的脑部损伤，引发了意识丧失和呼吸抑制。就在五个礼拜以后，雅各布去世了。
2000年11月27日，她的第二个孩子克洛伊·伊莎贝尔（Chloe Isabel）在出生九周以后就遭遇到和自己哥哥一样的厄运。负责了雅各布尸检的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ell）博士鉴定死因为SIDS，因为克洛伊的身上没有故意伤害的迹象，代谢数据也很正常。但检方认为这也不能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性。
卡罗尔的第三个孩子，约书亚·达米恩（Joshua Damien），在2002年7月10日去世，享年三个月。约书亚是一个早产儿，他一出生就身体不好，患有先天性幽门狭窄。5月10日他在皇家儿童医院接受了手术，5月24日出院。但是这并不能阻拦死神的降临，两个月后当卡罗尔带着约书亚一起逛超市的时候，注意到儿子突然停止了呼吸，连忙通知了急救中心。可惜为时已晚。
第四个死去的孩子实际上是第二个出生的夏尼亚·杰妮（Shania Jayne），她于2003年4月9日死于3岁零四个月。她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喜欢赤着脚在地上跳来跳去，在她去世前一周，她的父母曾带着她去一个朋友家玩，那位朋友作证说到：“这个小女孩很活泼，她蹦蹦跳跳，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几天后夏尼亚爬上一个咖啡桌子玩耍芭比娃娃的时候不慎从上面摔了下来，结果送入医院没多久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和凯瑟琳一样，卡罗尔同样遭到了警察的怀疑。警方特地邀请了一群医学界的专家对这几个婴儿的死亡做一个鉴定——结果专家们的讨论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有的认为这几个孩子死于意外，也有的引用了那条至理名言——“三个孩子的死意味着谋杀”，认定卡罗尔就是杀死孩子的凶手。有一位病理学家还表示，这几个孩子在去世前或多或少都经历过濒临死亡的意外事故，这不代表他们天生体质虚弱，反而意味着多次的谋杀未遂。
在经过长达两年的审讯之后，2007年10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裁定此案证据不足，被告卡罗尔罪名不成立。法官约翰·寇德雷（John Coldrey）表示在对比了检方和辩方的证据、证词之后，认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证据给这个失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定罪。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他做出了无罪判决。
卡罗尔在节目中表示凯瑟琳完全有可能是清白的另一方面，在获得无罪判决之后，卡罗尔在一次接受电视台的访问中提到了凯瑟琳的案件，她表示自己的审判结果间接证明了凯瑟琳的清白，那些医学专家给出的证据全都狗屁不通。敏锐的媒体很快就嗅到了炒作的味道，他们画风一转，开始拼命曝光此前司法机构的一些违规行为。
首当其冲的是当时负责解剖劳拉的卡拉医生。他在并没有找到任何谋杀证据的情况下，还是给伯纳德探长提供了建议，要求他将劳拉之死视作刑事案件进行调查。
然而在完成劳拉的尸检后，卡拉并没有直接放弃寻找死因，几个礼拜后，他从劳拉的心脏切片中观察到了丛生的淋巴细胞和白细胞——这是心肌炎的一种症状表现，有可能会引起婴儿猝死。他向希尔顿教授展示了这个切片，希尔顿认为这就是劳拉的死因：“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患有心肌炎，这种疾病很隐蔽，但杀伤力巨大。”
希尔顿医生一直坚决反对罗伊定律，但他无法扭转司法界的认知虽然希尔顿教授曾经进行过多大2000次的婴儿尸检，并且一度担任SIDS国际病理学委员会的主席，但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判断凌驾于卡拉之上，所以卡拉最终还是做出了“死因未定”的裁决，间接为谋杀定罪扫清了障碍。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卡拉表示：“如果我不知道凯瑟琳这一家人曾经死过三个孩子的话，我肯定会将死因归结于心脏疾病。”但是他无法摆脱对凯瑟琳的怀疑，因为他始终坚信罗伊爵士那句名言“死三个就是谋杀”。
其次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伯纳德探长。在劳拉死后，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下的克莱格并没有过多去思考妻子杀人的可能性，还试图挽留决意离开的凯瑟琳，希望能收拾好破碎的心情重新开始生活。
这个时候伯纳德登场了，他暗示这个可怜的父亲要注意自己的枕边人，“ *** 这一行已经很多年了，这种事情也见得多了——不光那些嗑药 *** 的 *** 会害死自己孩子，就连一些看起来充满爱心的妈妈们同样也会做这种事。”
而且，对于离家出走的凯瑟琳，他也不忘在丈夫面前煽风点火：“看到你失去孩子真的很让人难受，更让我难受的是你的老婆居然还把事情撇得干干净净一个人跑了。”
在庭审的时候克莱格作证表示，刚开始看完日记时，自己只是认为凯瑟琳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但伯纳德却一心在他的脑海里植入一种“妻子是个邪恶的怪物”的印象。每当克莱格想和警长分享一些关于凯瑟琳的人性闪光点时，“那个条子”压根就懒得听。
克莱格与妻子分居一年后，凯瑟琳和另一个男人又好上了。嫉妒让克莱格怒火中烧，他选择向伯纳德揭发日记的存在。得知这个消息的伯纳德异常兴奋，他认定这就是一本罪犯写下的自白书，决心要以“亲手闷死了四个孩子”为罪名抓捕凯瑟琳。随后在法庭的辩论环节里，检方也多次以日记加上“死了三个孩子就是谋杀”这条原则攻击凯瑟琳，即便没有任何实质存在的证据。
凯瑟琳的养姐利·布朗同样受到了警方的引导。她第一次听说妹妹被捕的消息时表示绝对不相信她会杀人，是警方不断向她渲染凯瑟琳平日里的恶行，以及给她讲解那本日记的内容，才让利·布朗转变了想法，开始相信妹妹是一个冷血无情的杀手。法庭宣判之后利·布朗面对记者采访表示坚决支持对妹妹处以极刑，“我的妹妹曾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孩子，但是这并不是她可以得到赦免的理由——因为死了三个以上就一定是谋杀。”
利·布朗在庭审结束后表示坚决支持法庭的有罪判决SIDS的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1963年和1969年医学界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了SIDS的病因学并给出了这种疾病的定义：健康的婴儿在一岁以内死亡，经过完整的尸检、医疗和临床病史审查，仍无法解释死因。1971年SIDS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许可，可以用作死亡诊断书中的死因一栏。
SIDS的预防措施：仰睡、使用安抚奶嘴、不要吸烟、父母应与宝宝睡在一间房里SIDS作为法医诊断书中常见的一种病因，很容易被用来掩盖一些人性的罪恶。1972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教授阿尔弗雷德·史坦恩施耐德（University of Maryland Medical Center）在出版的论文中，对一个母亲瓦涅塔·霍伊特（Waneta Hoyt）进行了跟踪研究，她曾失去过三个孩子，每一个都死于SIDS。
当阿尔弗雷德教授对她幸存的两个孩子进行睡眠调查时，发现他们存在着频繁的睡眠呼吸暂停症状，因此认定SIDS的最大病因是睡眠呼吸暂停症——这也是如今婴儿呼吸检测仪器的由来。不幸的是，那两个孩子很快也死于SIDS。
然而，1994年一位纽约警察在邀请瓦涅塔参与一起SIDS案例研究的时候，她却迫于压力主动承认了是自己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五个孩子。“我并没想过要杀死他们，我只是想让他们安静一会儿。”这个冷血的母亲被法庭判处75年监禁不得假释，1998年病死在狱中。
瓦涅塔在警局协助调查的时候被一位女警官质疑孩子的死因，惊慌失措的她主动承认了罪行瓦涅塔罪名的成立直接刷新了法律界对于SIDS的认知，很多被认为是病死的例子都被重新拿出来翻阅，也不再有人相信阿尔弗雷德教授的那篇论文。就在这个时候，来自英国的儿科医生罗伊·梅多爵士（Roy Meadow）闪亮登场，他曾在1968年获得英国儿科协会的唐纳德·帕特森奖，1998年因为对于儿童健康的贡献被授予骑士勋章。
罗伊医生在1977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监护人孟乔森综合症MSbP(Munchausen Syndrome by Proxy)。孟乔森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专门用来描述那些假装自己有病或者有残疾来博取他人同情的人，去年上映的印度电影《钢琴师》里男主角就是病例。而所谓监护人孟乔森综合症，就是故意伤害孩子以博取关注的成人。
罗伊医生自诩为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在法庭上的论证导致了许多人在缺乏物证的前提下被定罪罗伊真正声名大噪是在1993年的一次审判中，英国护士贝弗利·奥利特（Beverley Allitt）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照顾的四个孩子。罗伊作为医学界的代表学者上庭作证，他指出这个护士的杀人动机正是MSbP。奥利特最后被判罪名成立，而这个案件也让罗伊成为了司法界的明星。在之后十年，只要是关于父母涉嫌虐待或杀死孩子的案件，英国检察官都会邀请罗伊作为重要的参考证人出席。
罗伊对涉嫌犯罪的24个家庭进行了研究，这些家庭都发生了2~4起孩子死亡的悲剧，其中有86%的家庭最后被判罪名成立。于是罗伊就开始了一种不严谨的循环论证过程：既然孩子死于非命大概率是父母的罪行导致，那么他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就会更加倾向于让被告服罪，而这些被定罪的被告又成了下一次诉讼的论证材料。那句至理名言也正是那个年代由罗伊爵士提出来的：“一个(婴儿死于非命）是悲剧，两个值得怀疑，三个以上一定是谋杀，除非有相反的证明。”
当一个人的观点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服从于主观认知的时候，他也就不可能不出纰漏。1999年，来自威姆斯洛的莉莎·克拉克（Lisa Clark）被判六年监禁，因为她涉嫌虐待并害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罗伊在法庭上以自己的爵位和身份宣誓，在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发生两起婴儿自然死亡的概率是7300万分之一，这是导致克拉克被定罪的关键证据。
可是英国综合委员会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来源于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教授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有八千分之一的可能性失去他们的孩子，而罗伊爵士直接掏出计算器乘了个平方，然后在数字后面加了两个零。检方默许了他的做法，因为只要能给嫌犯定罪，捏造一两个数据根本不算什么问题。
2003年美国免疫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卡罗琳·布莱克威尔（Caroline Blackwell）在重新审视克拉克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缺少一份微生物检查报告。找到这份报告后，她发现其中一个孩子的真正死因是葡萄球菌感染，结果克拉克于2003年1月获释。
在服刑了三年以后，克拉克女士才重获清白在英国，随着越来越多相似案件的出现，罗伊定律被彻底摒弃，就在凯瑟琳被判有罪后一个月，英国的一药剂师被指控杀害她的三个宝宝，然而她的奶奶作证自己也曾失去过五个宝宝，于是这名药剂师被判无罪。
2003年12月另外一名英国妇女被指控杀害她的三个夭折的孩子中的其中两个，检方在缺乏证据的前提下向法官表示根据罗伊定律，被告的嫌疑非常大。但是法官认为如果根据某些人的信口开河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人定罪，那才是对法律的最大侮辱。最终这名妇女也被无罪释放。身败名裂的罗伊因为多次在自己专长领域之外给出错误举证而被英国医疗注册机构停业，还被禁止其出庭作证。
反观澳大利亚，宗主国司法界的拨乱并没有及时传达到这里。2001年4月凯瑟琳第一次被捕时，一名美国病理学家作证说四个孩子都死于自然原因的可能性为1万亿分之一，这个数字实际上和罗伊一样是在夸大其辞，使用了不严谨的统计方法——他以一起SIDS出现在新南威尔士州郊区城镇的概率为1000分之一为基准概率，直接乘了个四次方，完全不考虑孩子的遗传基因和成长环境带来的影响。
2005年，就在凯瑟琳被判有罪的两年后，来自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罗伯特·卡彭特教授（Robert Carpenter）查阅了6373个曾经有新生儿死于SIDS的家庭，其中有48个家庭再一次出现了新生儿死亡的情况，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和研究小组的分析，其中有41个例子属于不幸的意外，只有7个例子存在凶杀的可能性。因此罗伯特教授认为当一个家庭出现两起或者两起以上婴儿死于SIDS的情况时，自然原因比人为原因的概率要大得多。
研究小组的伊丽莎白·泰勒医生（Elizabeth Taylor）也表示，对于孩子夭折的母亲来说，有时候即使孩子的死与她们没有关系，她们也会不由自主的认为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种天然的负罪心态很容易被人曲解为犯罪者的忏悔。
随着澳大利亚司法界的不断进步，关于凯瑟琳一案的再审也被人提上了议程。2015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向该州最高法院提出了 *** ，要求对凯瑟琳一案进行司法重审。
这份 *** 书包含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斯蒂芬·科纳（Stephen Cordner）的医学报告，提出了许多新的证据证明凯瑟琳的清白，纽卡斯尔当地许多律师和纽卡斯尔大学法律中心主任肖恩·麦卡锡（Shaun McCarthy）都在 *** 书上签了字。然而最高法院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这份 *** 书，只是将它晾在那里，好像没发生过这么一回事一样。
因为他们一旦同意重审并推翻此前的判决，这将成为澳大利亚法律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起冤案，许多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都会为此受到惩罚。因此，即使是有了新的医学证据，最高法院也只能选择难堪的沉默。直到2018年，法院才同意对此案进行追加调查，这也正是本文开头重启调查的源头。
2018年8月，澳大利亚ABC电视台对凯瑟琳进行了她入狱后的首次电话采访，对话中她表示自己从未杀死过任何一个孩子，日记里所记载的，无非是一个失意的母亲对自己的责备和歉疚。凯瑟琳的中学同学，时任杂志《女性之日》编辑的阿拉娜·豪斯（Alana House）也表示，“凯瑟琳是一个心灵非常脆弱的人，由于媒体的恶意渲染，她在监狱里受到了许多虐待，我并不知道她是否是无辜的，但我确信她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
2007年阿拉娜看望狱中的凯瑟琳凯瑟琳的案子并不是一桩悬案，也并没有什么曲折的剧情和反转的结局。但笔者还是认为这个故事值得深思。无论凯瑟琳是否是真凶，她都是命运捉弄之下的一个牺牲者。早年丧母的经历非但没能让她得到舆论的同情，反而让她背负了更多的骂名——“杀人犯的女儿也一样是杀人犯”。这样的舆论暴力直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网络也好媒体也好，依然还是一切以噱头出发，在言论杀人的软刀子上充当着最强的助力。
读完她的日记，笔者的第一感觉是凯瑟琳可能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频繁的失眠、情绪失控和陷入迷茫，让她无法真正进入一个母亲的角色。这个病的根源很可能来自于童年的缺爱——凯瑟琳的养母在收养她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当她的养姐利·布朗生下孩子以后，养母的兴趣很快转到了亲生孙子身上——对于一个十岁不到的孩子而言，父母的关爱却出现了等级差别，这也许是她始终无法彻底打开心扉去爱别人的原因，比起爱人她更需要得到别人的爱。
在凯瑟琳步入家庭生活以后，丈夫克莱格虽然为人诚实，但却不懂得妻子的这些小心思——从她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克莱格认为只要努力赚钱养家，就是尽到了丈夫的职责，即便是有时间回家，也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对于一个渴望时刻被爱包围的女人来说，她又怎可能不滋生阴暗的情绪呢？这样的心态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只不过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一定意识得到，因为正常人很容易就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波动，但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样的生活可能就像一潭令人窒息的死水一样。
凯瑟琳是否是无辜的？笔者认为未必。就像她日记里写的，当她情绪黑化的时候，即使女儿怎么哭闹她也只想捂上耳朵逃得远远的，此时无论发生什么，凯瑟琳也不会回头——这四个死去的孩子里，存在着由于凯瑟琳的故意疏忽而失去抢救时机的可能性。但是，猜测替代不了证据，推理无法用来定罪。我想，无论结果怎样，她都应该接收一次公正的审判。
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能健康成长，希望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能学会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