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一天，三名老人来到了一幢老建筑前，拍下了一张合影。

几个老人的脸上都已经爬满了皱纹，甚至笑容中都透着些许的疲惫。

恐怕路人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些老人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身份—— *** 军统留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批“特务”。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些老人全部都面色平静、谈吐随意，似乎早就脱去了“特务”的身份。

当年 *** 的军队从大陆撤退之时，他们说什么也不愿意与之同行，便留下来隐姓埋名64年。

这些人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几十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之后，他们的思想也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改变。

那么，这些年以来一直隐姓埋名的“ *** 特务”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在他们的身上还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接下来，且让我们细细地道来。

一 “美女译电员”的别样人生

第一位“军统特务”是一个叫王庆莲的女性，王庆莲的职务是军统的“译电员”，她本人还是戴笠的同乡。

按理来说，以这样的身份和职务王庆莲应该完全不愁“升迁”的事情，但时代的浪潮似乎跟王庆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28年，王庆莲出生于浙江省的江山市，在王庆莲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一次意外去世了。

母亲为了抚养王庆莲不得不选择改嫁，而后艰难地谋生。

这样的童年经历让王庆莲变得非常早熟，在王庆莲的印象中，继父并不喜欢她，甚至认为她是家里的“累赘”。

如果不是母亲在一旁保护着她，或许她都有可能被继父赶出家门。

为了保护女儿，同时也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一个好的出路，王庆莲的母亲产生了让女儿“当兵”的想法。

在任何一个时代，军队里的女兵都是非常罕见的。

所以，为了让女儿成功当上兵，王庆莲的母亲不得不四处打听消息，终于在1943年的时候，他们一家得知了军统来浙江江山“招募工作人员”的消息。

王庆莲的母亲觉得，只要女儿是在 *** 里面干活就行。

于是，刚刚十五岁的王庆莲，就被母亲赶鸭子上架一般地推到了应征的地方，好在负责征募的人也没有为难这母女俩。

当年军统正好要在江山招募二十个人，其中就包括了四个“女译电员”，王庆莲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入了 *** 的“特务机关”。

在加入军统以后，王庆莲开始接触到大量的军事机密。

王庆莲的上司告诉他们，现在日寇正在对国民 *** 发动“情报战”，而他们这些译电员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因此，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更不能够将自己的工作内容透露给外面的人。

王庆莲将上司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且发奋学习各种情报知识。

几个月以后，她就能够熟练地背诵好几套密码了，这让“情报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惊讶。

由于前线实在太缺乏情报人才了，王庆莲他们的学制被多次压缩。

最后，王庆莲甚至在还没有上完课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前线，在这个新的岗位上，她开始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和价值。

抗战结束以后，军统内部也开始“论功行赏”了，王庆莲因为出色的表现受到了上峰的提拔和重用。

当同事们得知她是戴老板的同乡以后，纷纷隐晦地对她表示祝贺，可是根本没有人能够料到，属于戴笠的时代即将成为历史了。

1946年3月，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因为飞机失事而死。

消息传出以后，从军统内部到整个 *** 高层都感到万分震惊。

大家实在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杀人无数、将人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戴老板”居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虽然事后，蒋介石下令给戴笠举办了非常隆重的葬礼，又派专人去调查他的死因。

但是，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一个事实：军统的戴笠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众人即将迎来一波全新的腥风血雨。

因为戴笠的突然而亡，王庆莲一下子就失去了往上升迁的机会，加上新头目毛人凤上位以后急于立威，动不动就拿戴笠过去的老部下开刀，这让所有的军统工作人员都变得噤若寒蝉。

还有不少人更是乘机来向毛人凤表忠心，以出卖同僚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升迁。

看着跟戴笠有关系的同事们一个个被“清理出局”，王庆莲的心中感到了一种悲凉。

如今毛人凤的权势如日中天，自己必须尽快退出这个漩涡。

于是，在戴笠身亡的同一年王庆莲向上峰递交了辞职申请。

在递交了申请以后，王庆莲就回到江山老家，安安心心地照顾起了母亲的生活，再也不过问军统的事情。

1949年的5月，几名自称是“朋友”的人找到了王庆莲，让她一道去台湾，王庆莲当然知道他们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

面对这些家伙，王庆莲不敢把话说得“太死”，她只能告诉这些人，自己的家里尚有老母要奉养，一时半会离不开。

如果将来自己成功为母亲养老送终了，那她一定会去台湾，没想到这几个特务也没有为难王庆莲，听完这些话就直接走了。

就这样，王庆莲被莫名其妙地留在了大陆，她的身上既没有资金，也没有任务，只有一个隐藏在心底的“秘密身份”。

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在各地严查 *** 特务，王庆莲只好“夹着尾巴”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

直到2013年，已经年逾八十的王庆莲接到了一个邀请，对方自称是两个“ *** 在中国大陆的留守人员”。

而且他们也跟王庆莲一样，在“情报部门”工作过。

可是，这两个人到底会是谁呢？他们又为什么会突然想起来找王庆莲去跟自己见面呢？

二 从“顶级红人”到“弃子”

给王庆莲发去邀请的人里有一个叫戴以谦的老人。

碰巧的是，戴以谦也是浙江江山人，与王庆莲是同乡，而且，戴以谦不仅是军统内部的一个机要秘书，更是戴笠本人的“同宗亲戚”。

根据戴以谦的回忆，如果论起家族辈分和血缘关系，他还要管戴笠叫一声“十叔公”，这也是当初戴以谦能够顺利地进入军统并担任重要职务的原因。

不过，与王庆莲不同的是，戴以谦更加符合人们想象中的“特务”形象。

他常常喜怒不形于色，做起事来也非常狠辣，手上还沾了不少鲜血。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戴以谦就已经加入了戴笠手下的“特务部队”了。

虽然彼时的国共两党表面上已经达成了“合作”，但在广大的南方地区， *** 特务还是在四处捕杀 *** 员和进步人士。

那时候的戴以谦跟着蒋介石和戴笠的号令不断地捕杀进步人士，一步步得到了提升。

人们常说国共两党是“政见之争”，可戴以谦在屠杀进步人士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三民主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升官发财的事情。

不得不说，这是 *** 乃至整个旧中国官僚队伍中一种莫大的悲哀与笑话。

1943年，戴以谦终于从一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进入军统的办公机关。

因为戴以谦过去在行动中立过功，又是戴笠的同宗，所以他很快就被大家注意到了。

借着这两个因素，戴以谦的仕途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帆风顺”，每次遇到工作考核，戴以谦都能够顺顺利利地通过。

毕竟没有人愿意为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评语，就去得罪整个军统的头号人物。

慢慢地，戴以谦的事情和名声也逐渐传到了戴笠本人的耳朵里，戴笠实在是没想到，自己老家的侄孙里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小伙子。

在他的授意下，戴以谦被提拔成了“机要秘书”，负责管理军统内部的一些机密资料，这个岗位级别不低，也不用去前线执行任务。

可以看得出来，戴笠对自己的这个“侄孙”还是相当照顾的。

在此之后，只要是戴笠回到浙江老家，戴以谦一定会跟在他的身边。

村子里的人看着戴笠和戴以谦纷纷觉得无比荣耀，这也让戴以谦更加相信自己的这个“十叔公”。

对于戴笠的每一句命令，戴以谦从来不会问为什么，他只知道不折不扣地执行。

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耀，他甚至愿意搭上性命，这样的态度也使得戴笠更加欣赏戴以谦了。

在戴笠的主导下，戴以谦被升为了“军统”在浙江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时候的戴以谦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前途无量的“模范青年”。

但正当戴以谦想靠着自己这位“十叔公”的关系再往上爬一爬的时候，戴笠却突然出事了。

戴笠的死对于戴以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虽然平时戴以谦因为八面玲珑的处事技巧也没和同事们闹过别扭。

但他知道，在军统内部由很多人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自己。

当年戴笠还在的时候，这些家伙就常常借着理由来找自己的麻烦，现在戴笠死了，将来他们再想欺负自己就更加无所顾忌了。

思来想去，戴以谦只得主动向上级请求调动岗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别人，这样做虽然会让自己的心里很不痛快，但是好在可以获得“自保的机会”。

很快，调令就下来了，戴以谦被调到了一个“边缘地带”的岗位上，这个“新岗位”既没有多危险，也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可以说，这是新头领毛人凤能够给戴以谦提供的“最后的体面”了。

在新的位置上待了两年以后，戴以谦也看出 *** 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1948年年底和1949年的年中都有人来找过戴以谦，对方一直在“苦劝”戴以谦前往台湾，但戴以谦却说自己对老家有感情不愿意离开。

事实上，戴以谦很清楚 *** 内部“刀刀见骨”的内斗传统，自己这种又没钱又没势的人去了台湾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死掉，倒不如待在老家好好生活。

前来“劝退”戴以谦的特务们见他一直不肯同往，只能象征性地布置给了他几个任务，随后扬长而去。

戴以谦表面上还是答应了这些人的要求，但他根本就没有“执行任务”的打算。

毕竟，如果这些 *** 特务真的那么厉害，为何还会跟着蒋介石一起跑去台湾呢？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戴以谦在大陆结婚生子，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对于自己过去的那段历史，戴以谦很少提起，为了掩盖自己的身份，他早早地搬出了老家。

一直到了晚年，他才主动站了出来向当地的人民 *** 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考虑到戴以谦的认罪态度很好，而且也没有继续作恶，江山当地的干部们决定不处罚戴以谦。

就这样，戴以谦在中国 *** 人的宽容和庇佑之下获得了新生，到了2013年，戴以谦听说江浙一带还有两个“ *** 在大陆地区的留守人员”，热心的戴以谦觉得是时候为过去的那段历史做一个了结了。

于是，他从上海请来了一个叫祝仁波的 *** 老兵，并跟他一起向王庆莲发出了“聚会邀请”。

那么，这个祝仁波到底又是什么人呢？他曾经在军统内部又担任过什么样的职务呢？

三 默默无闻的“电台维护员”

祝仁波进入军统可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巧合，他是一个孤儿，从小流落于上海的街头。

后来，祝仁波被一个好心的人家所收养，上过几天小学，但在不久以后，祝仁波的父母也在战争中不幸殒命。

1935年，祝仁波有幸进入了浙江警官学校，在那里，祝仁波系统性地学习了各种无线电知识。

此刻的他还不知道，这里是为军统专门培养无线电技术员的“秘密场所”，祝仁波学习这些技巧不过只是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饿死，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上了军统的“贼船”。

毕业以后，祝仁波被安排到了浙江当地的军统机关担任无线电技术员，相比于每天坐在室内收发电报、破译电码的同事们而言，祝仁波手上的这个差事简直是太辛苦了。

由于早期军统和 *** 内部的很多机关之间都需要靠电台联系，而无线电技术又不稳定。

像祝仁波这样的无线电技术员就经常要爬到房顶上去查看情况、维修故障，这样做不仅很辛苦，甚至还常常遭遇意外情况。

祝仁波的几个同事就曾经因为天气的原因从高处跌落下来摔伤过。

因此，祝仁波平时在工作的时候也非常小心，比起其他执行各种歹毒任务的军统特务，祝仁波就显得平和许多了。

因为他的任务基本上没有什么攻击性，甚至不用直接面对敌人。

祝仁波在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常常自嘲道：“我就是一个修线路的，不是在战场上修就是在角落里修。”

1949年， *** 即将败退，曾经在军统工作过的同事因为害怕人民 *** 的清算纷纷逃到了香港或者台湾。

可是，祝仁波却心如止水，他这辈子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反感新生的人民政权，甚至祝仁波都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军统特务”。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祝仁波主动向浙江省的干部们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

因为祝仁波没有做过坏事，而且还懂得不少无线电的关键技术，人民 *** 还给了他一份工作，这样的结果倒是让曾经为 *** 效力的祝仁波深感意外。

对于中国 *** 人释放出的善意，祝仁波也给予了很好的“回馈”，在他的帮助下，浙江、上海一带的无线电网络逐渐被修缮一新。

到了后来，台湾地区的 *** 人员想要再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来向大陆地区进行“白色宣传”时，他们甚至无法将信号传送进来。

可以说，祝仁波不仅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完成了对他自己的“救赎”。

2013年，戴以谦从相关部门那里打听到了祝仁波的消息，他立刻给祝仁波发去了消息，希望能够跟对方见上一面。

一开始，祝仁波对于跟“旧 *** 军官”见面的事情也并不上心。

毕竟，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当成过 *** 特务，对 *** 也没有感情。

戴以谦当然也知道祝仁波心里的顾虑，他主动托人告诉祝仁波，自己也早就不和台湾方面联系了。

这次自己约祝仁波见面纯粹就是想感慨一下过去、叙说一下往事，祝仁波思虑再三以后决定同意这件事情。

几个月后，祝仁波终于见到了戴以谦和王庆莲。

此时距离他们撇开那个令人讨厌的身份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了，岁月已经将他们从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变成了现在的白发老人。

三人当中官阶最高的戴以谦，看着这么多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发展成就由衷地感慨道：“过去是我们走错路了，中国 *** 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现在这样真是太伟大了！”

随后，戴以谦提议三人一起合影留念。

于是，他们几个人找到了一幢老建筑，站在门前拍下了开头我们提到的那张“合影”，他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锋芒，一切看上去非常平淡。

拍完照以后，戴以谦又带着其他的两个人一起来到了当地的养老服务中心。

在这里，他们见到了许多和他们年龄相仿的老人，站在更多的“普通人”当中，他们的心中终于没有了芥蒂，开始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这次见面过后，三人之间还保持着“礼貌性的联系”，他们虽然不愿意提及自己作为“ *** 特务”的那段历史，但对于这些老朋友还是格外珍惜的。

2019年，祝仁波在浙江当地的一家医院里安然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还在为当地养老院里的朋友们维修电器。

作为一名专业的“维修人员”，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回报社会，王庆莲和戴以谦则是一直低调地生活着。

有几次，记者想要对他们进行专访却都被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了，他们虽然是历史的“见证者”，却对那段经历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

也许，“封存回忆”就是他们对于那些疑问最好的解释与回答。

其实，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中，个人的经历微小如尘，他们虽然没有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但却在关键的时候守住了自己命运的“底牌”。

这既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们的一个“新起点”。

历史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只有那些真正为了人民付出一切的人才能够获得肯定的评价。

一切为了个人私利不顾人民的家伙终究会被人民所抛弃。

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前进的唯一动力。

“为人民服务”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它是一种政治底蕴、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座牢不可破的“精神丰碑”。

编辑：浊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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