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胡惟庸虽然是从龙旧人，但是一直在文官序列中晋升的老胡并不足以对政权形成威胁。今人提及胡惟庸案也不在其险，而在意义重大，毕竟直接革除了丞相制度。
当然，此案并未以胡惟庸伏诛就了结，前后历时十余年，从洪武十三年开始，胡惟庸的“谋反阴谋”一点一点被揭穿出来，最后连太师韩国公李善长都被牵连。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胡惟庸案终于盖棺定论，官方给了他十二条罪名。
第一，擅权罔上。第二，曾经谋刺徐达。第三，毒死刘基。第四，同李善长勾结相通。第五，定远宅井生石笋，祖墓夜有火光，因有异志。第六，外结陆仲亨、费聚为助。第七，收纳亡命之徒。第八，遣林贤下海招倭。第九，遣封绩称臣于元求援。第十，惟庸杀挽车者，太祖责偿死。第十一，阻占城贡使，被罪。第十二，私给文官以入官妇女坐罪。
这些罪名我们可以一条一条来看，擅权罔上这个东西没得洗，胡惟庸肯定是有。谋刺徐达在实录明史等正史中也坐实，不存在翻案的空间。毒死刘基这个我们前面分析过，刘基如果真的是被毒死，那只能说胡惟庸被朱元璋当了枪使，也应当算是个从犯。
同李善长勾结相通这个更是明牌，这两人可是姻亲，胡惟庸也是李善长一手提起来的。按照国榷记载，胡惟庸当初之所以能够从宁国知县上位，也是因为他送了五百黄金给李善长。李善长为了支持胡惟庸造反，还派人练兵四十。后来胡惟庸又以封王为诱拉拢李善长。至于第五条，只能说天人感应实在影响深远，历朝历代不管是自己造反还是去抓造反，基本都有这么一条。是不是欲加之罪，就只能见仁见智了。
胡惟庸勾结费聚和陆仲亨，也同时见于明史、实录和国榷。实录原文，“当是时，吉安侯陆仲亨自陕西归，擅乘驿传，上怒责之曰：‘中原兵燹之余，民始复业，籍户买马，艰苦甚矣，使皆效尔所为，民虽尽鬻子女买马走递，不能给也。’责捕盗于代县。平凉侯费聚尝命至苏州抚绥军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还，责往西北招降达达无功，上亦责之。二人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之，二人素戆勇，又见惟庸当朝用事，强盛，因与往来，久之益密。尝过惟庸家饮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二人惶惧，计无所出，惟庸乃告以己意，且令其在外收辑军马以俟，二人从之。”
基本上就是说这两人老是被朱元璋批评，觉得办事能力不行又好奢侈享受，胡惟庸见缝插针拉拢他俩。然后就一路被拉下水，不过他俩都是洪武二十三年才坐胡惟庸党论死，中间隔了十年，到底内情如何，给小说家留下了很多发挥空间。
收亡命之徒这个罪名就看怎么看了，开国初年，畜养死士实在很正常。亡命之徒这件事实录原文里说：“又与陈宁坐省中，阅天下军马籍，令都督毛骧取卫士刘遇宝及亡命魏文进等为心膂，曰：“吾有用尔也。”有肯定是有的，但是这种事一般也就是凑十大罪、七大恨会给你列出来。
第八条罪名，胡惟庸派遣林贤下海招倭人，也就是勾结日本人谋反。这个事情在实录中只是被一笔带过，在胡惟庸东窗事发的时候提到过。而林贤真正事发的洪武十九年十月，实录中没有记载。主要依据还是明史和大诰三编。
实录中说“惟庸欣然就辞出，使指挥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明史中更为详细，“先是胡惟庸谋逆，欲借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剑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越数年，其事始露，乃族贤，而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
我们再来看看朱元璋亲自颁布的大诰三编所载原文“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出海防倭，接至日本使者归廷用入贡方物。其指挥林贤移文赴都府，都府转奏，朕命以礼送来至京。廷用王事既毕，朕厚赏令归，仍命指挥林贤送出东海，既归本国。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已与胡惟庸交通，结成党弊。及归廷用归，惟庸遣宣使陈得中密与设计，令林指挥将廷用进贡舡只，假作倭寇舡只，失错打了，分用朝廷赏赐，却仍移文中书申禀。惟庸佯奏林指挥过，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
居三年，惟庸暗差庐州人充中书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国王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左副使左门尉右副使右门尉，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诛戮，其日本精兵，就发云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族诛了当。呜呼人臣不忠者如此！”
胡惟庸勾结日本的记载，在明代包括后世史学家都是持相信态度，吾学编、制御四夷典故、皇明世法录、图书编等都对此事坚信不疑，而且最早于洪武年间就有官方文书来记载此事，故而我觉得此事应该是可信的。在这里我也给各位提供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就是当代明史大家吴晗先生对于胡惟庸案的考据，他对于这件事是彻头彻尾的觉得不可信。用洪武年间同日本绝交的时间来断定林贤不可能下海去日本为依据，对于大诰三编、皇明祖训这些距离胡惟庸案最近的记载怀疑均是用的“明太祖这样一个袅桀阴忮的人的话一面之辞是否可信。”来质疑大诰三编、皇明祖训可信性，这样的辩驳方式没有学术讨论的意义，恕在下无法苟同。故而此处并没有引入吴晗先生的说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看。
第九，遣封绩称臣于元求援。这个事明史里言：“又遣元故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李善长传也记载“将军蓝玉出塞至捕鱼儿海，获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绩，善长匿不以闻。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大著。会善长家奴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首仲亨及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来靖云。”
实录记载基本雷同，没有什么出入。要说清楚这个事，我们就要先搞清楚封绩这个人，按照实录的说法，“封绩，河南人，故元臣来归，命之官，不受遣，还乡，又不去，谪戍于边，故惟庸等遗书遣之。”
这个说法得到后世王世贞和朱国桢的支持。国榷也采用了这样的记载。但是在昭示奸党录中所载的封绩被抓回之后的供词却出现了出入。封绩招云：“绩系常州府武进县人。幼系神童。大军破常州时被百户掳作小厮，拾柴使唤。及长，有千户见绩聪明，招为女婿。后与妻家不和，被告发迁往海南住。因见胡、陈擅权，实封言其非；为时中书省凡有实封到京，必先开视，其有言及已非者即匿不发，仍诬罪其人。
胡丞相见绩所言有关于己，匿不以闻，诈传圣旨，提绩赴京，进刑部鞫问坐死。胡丞相著人问说，你今当死，若去北边走一遭，便饶了你。绩应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宁夏耿指挥、居指挥、于指挥、王指挥等处，耿指挥差千户张林、镇抚张虎、李用转送亦集乃地面，行至中途，遇达达人爱族保哥等就与马骑，引至火林，见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令儿子庄家送至哈剌章蛮子处，将胡丞相消息备细说与：著发兵扰边，我奏了将京城军马发出去，我里面好做事。”
在封绩被抓回来自己招供的供词中，封绩是常州人，也不是什么故元旧臣，而从时间顺序上记载封绩供词的昭示奸党录成书于洪武年间，与案发时间更为接近。各方记载的争议就是封绩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怎么回事。而对于封绩是胡惟庸派往北元的使者这一条上则没有什么争议。由于蒙古方面的史料这块基本没有，所以只能采用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冲突，但是在整体事件的性质上，勾结北元在明代史料中属于定案。当然，在我个人角度认为，封绩被抓回来也是洪武二十一年之后，东窗事发是洪武二十三年，在这里胡惟庸案都已经案发十年，朱元璋有借此事清洗功臣的嫌疑，在这件事的可信度就史料来看，言之凿凿，已经被做成铁案了。
第十，惟庸杀挽车者，太祖责偿死。按照明史的说法此事直接导致胡惟庸谋反。“会惟庸子乘马于市，堕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说白了就是胡惟庸为了给儿子报仇杀了人，朱元璋就让胡惟庸偿命，胡惟庸本来想赔钱了事，但是朱元璋还是不许，坚持要胡惟庸偿命，最后胡惟庸因为这个事准备谋反，在上朝的时候被朱元璋查出异样，涂节告密，胡惟庸事败。这事在也没有什么争议，属于言之凿凿，也没有什么翻案的说法，所以胡惟庸为子报仇杀人这事应该是属实。
第十一，阻占城贡使，被罪。这事不光是胡惟庸栽了跟头，汪广洋也在这事上被整得不轻。这事最后是汪广洋和胡惟庸一起把这事给抗了下来。
实录载：十二年九月戊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阳须文旦进表及象马方物，中书臣不以时奏。内臣因出外，见其使者以闻，上亟召见，叹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敕责省臣曰：“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臣，顾乃泛然若罔闻知，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固当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叩头谢罪。
明史言：“帝怒，切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礼部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
《高皇帝文集》卷七《向中书礼部慢占城入贡第二敕》云：“敕问中书礼部必欲罪有所证。古有犯法者犯者当之，此私罪也。今中书礼部皆理道出纳要所，九月二十五日有慢占城入贡事，向及省部，互相推调，朕不聪明，罪无归著，所以囚省部，概穷缘由，若罪果有所证，则罪其罪者，仍前推调，未得释免。”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因为占城使者来进贡，中书省并没有上奏，朱元璋知道后对胡惟庸和汪广洋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壅蔽之害，朱元璋觉得连这种事你们都能瞒着我，天知道还有多少事你们都没告诉我。汪广洋也是这件事之后被涂节告发被贬身死，胡惟庸因为这事也是岌岌可危。但是这罪名是在胡惟庸案发之前发生的事，同其其他几条大罪也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集中表现了胡惟庸正在朝中失势。
最后，私给文官以入官妇女坐罪。这事细究下来还是要找到汪广洋。汪广洋死后，小妾陈氏殉情而死。朱元璋得知这事后发现汪广洋这个小妾竟然是 *** 。一个知县因为犯了事家属被充入官，这才被汪广洋弄到手。
但是按照明朝当时的规矩，充官的妇女是只能配给功臣家里的，文臣是没有机会得到的，而为汪广洋殉情的小妾就是没官的妇女。这事激起朱元璋的雷霆之怒。因为他本人最恨官员不法。于是就彻查，最后处置结果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
就这样，这个事情也成了胡惟庸的罪名之一，毕竟你是文官的一把手，文官系统出了这种事，你说你完全不知道那也是有罪的，况且这事连六部堂属也被入罪犯，说明汪广洋这种情况肯定在朝中不是少数，很多高官借着自己的权威，以没官妇女享乐，故而这个罪名也不算冤枉。
以上十二条就是胡惟庸的罪名，大体上基本坐实，胡惟庸确实矫枉不法并有谋反迹象。但是很多事情都是后来不断被掀出来，最后成了这个和蓝玉案并列的清洗大案。不过要从勋贵清洗的角度来说的话，蓝玉案实际还是在胡惟庸案之上。
胡惟庸案牵涉的很多官员也并不都是处死，像太子朱标的老师宋濂，最后也是流放收场，只不过最后宋濂年纪大了死在了流放的路上。关于胡惟庸案的牵连人数，在洪武十三年案发时候其实人数并不多。但这个数字不断累加。一直到李善长牵扯进来为止，明史的说法是三万多人，吴晗先生的考证是四万多人。
胡案以后，也少许停顿，国家的政策再次开始对外，洪武年间又一批少壮派将领已经崭露锋芒，即将在之后的战争中大放异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