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永乐二年（1404年）七月，江西饶州府鄱阳（今波阳）儒士朱季友来到了南京，向朝廷献上其所著的书传。这是一部专门攻击宋儒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的著作。这件事引起当时的儒臣们一片大哗。
当时正是太子朱高炽的千秋节（生日），文武百官行贺礼、赐宴于文华殿的时候，朱季友献书在儒臣中引发的混乱，与太子的生日庆典造成了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
▲朱季友
壬戌，皇太子千秋节，文武百官行贺礼，赐宴于文华殿。饶州鄱阳县民朱季友进书，词理谬妄，谤毁圣贤。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等请置于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将邪说有误后学。即遣行人押还乡里，会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县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检所著文字，悉毁之，仍不许称儒教学。”（《明太宗实录》卷三三）
朱季友所献之书，因遭此禁毁，连书名也不曾留下，仅知其内容是诋毁宋儒，并未能见到只言片语，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其详了。这对于我们了解明初的社会思想，不能说不是一件憾事。
明朝自建国之初，太祖即确定了以儒道治天下的方针。然而这只是一个公开的原则，而在当时实施的政治中，并非完全遵照儒家，尤其是宋儒的那套东西。事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矛盾，明太祖一方面不能完全信用宋儒的那套理论，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打出宋儒的旗号来，并以其作为当时政治的主流。朱季友的著作便是在这样矛盾的情势之下应运而生的。
站出来维护宋儒并要求惩治朱季友的是当时朝廷中两位极有影响的人物。内阁近臣翰林学士解缙是明初儒学的代表人物，据史传中记述，说他读书甚多，素称渊博。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所读的书是有明显内容界限的。他说：“虽然书不可不读，有不必读者，有不可读者。方外异端之书不必读，妄诞迂怪之书不必读，驳杂之书不必读，淫佚之书不可读，刻薄之书不可读。”（《解文毅公集》卷九《溪山读书处记》）这一读书原则的依据，当然便是儒家尤其是宋儒的经典了。如果说解缙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主要是出于自身思想基础的话，李至刚则有所不同，他这次出来充当儒家的卫道士，除去要尽其礼部尚书的职责之外，还有迎奉上意之嫌。史称“至刚为人敏给，能治繁剧，善傅会，首发建都北平议。请禁言事者挟私，成祖从之。既得上心，务为佞谀”（《明史·李至刚传》）。李至刚是个人品不佳的官吏。利用成祖夺位之初，宣扬礼儒的机会顺为佞谀，很符合李至刚的为人，不过这样一来，鄱阳的一介儒生朱季友便献书而得祸了。
明清之际史家谈迁曾经说过：“先朝守宋儒遗书如矩镬，毋敢逾尺寸。故惩朱季友，而经学至深邃也。句沿字踵，等于苴蜡。于是曲士凿其隅见，稍有所缘饰，而矫异之窦，纷互四出。……彼季友一斥不再振，则当时功令可想见也。”（《国榷》卷一三）
▲朱高炽
成祖本人当然并非那种“守宋儒遗书如矩镬”者，但是当他将维护宋儒作为维护其所代表的君主专制的秩序时，他便必然对攻击宋儒的著作实行专政了。当然朱季友之所以获罪，还由于儒臣们激烈的反应，他毕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因为当时批评宋儒的并不止于朱季友一人。曾帮助成祖夺位的“靖难”第一功臣太子少师姚广孝便曾专门撰写了一卷《道余录》，摘录程、朱语录，一一加以驳斥。这部书虽然招致众多的儒臣不满，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指责。《道余录》遭到儒臣们的攻击和焚毁，则是姚广孝死去以后的事情了。专制政治和等级制度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对双胞胎。
自朱季友获罪后，书禁之案不断有所发生。大多因书中内容有忤当道，或悖于正统，遂遭禁毁，著书者亦多获罪。
正统七年，东昌府通判傅宽进《太极图说》，上谓僻谬悖理，斥之，勿令误后学。
成化二十年五月，无锡处士陈公懋删改《四书朱子集注》进呈，命毁之，仍命有司治罪。……至弘治元年，公懋又上所著《尚书》《周易》《大学》《中庸》注。称：“臣有一得，颇能折衷。”通政司言：“公懋不称军民籍，自名为庶人。所进多穿凿悖理。”上命焚所著书，押遣还乡。
嘉靖八年二月，太仆寺丞陈云章上所注诸书，及《大学疑》《中庸疑》《夜思录》各一。上曰：“诸书姑收。其《学》《庸》疑，《夜思录》即毁之，有踵之者，罪不赦。”
嘉靖二十六年，陕西保安县岁贡任时上所著《参两贞明图》。礼部谓其说不经，诏法司讯治，赎罪为民。
素材来源：《明代文化史》 作者 ：商传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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