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2003年，我还是小孩，你呢？当年发生了什么大事你还记得吗？
2003年是每一个香港人都无法忘记的一年。
今天，各种社交平台流露了不少朋友客户的关心和担忧，我不少客户来自于湖北，因为今早一个关于未定性肺炎个案，引起了大家的恐慌。2019年并非平静的一年，除了政经环境面临挑战，我们遭遇了猪瘟，鼠瘟，流感以及年末的肺炎。
2020，一切都会好起来吗？
历史总是会重演，只是人会在经历中学习，给予后人更多经验以及技术创新参考。既然如此，在2019年最后一天，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我们好好总结一些2003年香港沙士的经历，一方面时刻提醒我们不能虚位以待，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医学科技，相信乱世一定会有英雄。
香港在2003年2月至6月期间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香港将简称SARS音译为“沙士”，未命名时称“非典型肺炎”），造成共1755人染病，299人死亡，是香港近年最严重的瘟疫。
“沙士”的早期症状与流行性感冒相似。一般而言，患者起初会发烧（体温通常在摄氏38度或以上）。其他症状可包括发冷、颤抖、头痛、疲倦或肌肉痛，有时还会出现肚泻。病发初期，有些患者只有轻微的呼吸道感染症状，但数日后可能会有干咳、呼吸困难等下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沙士”主要透过人与人的近距离接触传播，尤其是通过患者咳嗽或打喷嚏时喷出的呼吸道飞沫。当患者的飞沫附在周边人士的口、鼻或眼睛黏膜上时，就有机会传播“沙士”。如双手触摸被污染的物件表面再触及口、鼻或眼睛时，亦有可能染病。
据正式纪录，肆虐亚洲，扫过北美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登记在案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中国广东省，那是二○○二年十一月中，病人是农民，在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后旋即死亡。
最先把这名农民的死因和当月后来出现的趋势联想在一起的，是加拿大的卫生情报监视系统“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这种采用多种语言的网际网路监视系统是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应变网路的一部分。
系统由广东报纸上搜寻到“异常呼吸疾病疫情”的报导，然后把分析送往世卫组织，只是报告是用中文撰写，而且只有一小段译为英文，一直到一月底才有英文版。
直到二月十日， *** 向世卫组织报告共有三○五个病例（包括一○五名医护人员在内），五人死亡，全都和同一定义模糊的怪病—非典型肺炎相关；不过也没有人能确定，因为没有人能指出他们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疾病。
二月初，“致命流感”的消息就透过手机简讯在广东流传，当地媒体为安抚人心，承认有这个疾病，并列出所谓的“预防措施”，比如用醋熏的方法来消毒空气。居民都赶去药房，把货架上的抗生素、流感药物和醋抢购一空。
中下旬，官方表示疫情已达高峰，即将减缓，说这个病可能只是霉浆菌之类常见的细菌感染，没什么大不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又有八百零六个病例，三十四人死亡。
二月十九日，香港出现H5N1的禽流感群聚，病毒源自一名住院的九岁儿童，其父亲和姐姐刚因不明原因死亡。这些病例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代表感染了人畜共通的传染病病毒，但和更大规模的疫情并不相关。只是，这的确让公卫圈至少暂时被误导，以为发生新的流感大流行。
两天后，曾在广东治疗SARS病例的六十四岁中国医师刘剑伦抵香港参加外甥的婚礼，住进九龙京 *** 际酒店九一一号房。尽管他的呼吸道症状已经出现一周以上，他却觉得自己很健康，可以和妹夫一起旅游、购物、观光。
二月二十二日，他赴广华医院求诊，住进加护病房。他告诉医师说，他很可能遭到自己在广东救治的疾病感染，恐怕无法幸存。
长住上海的四十七岁华裔美籍商人陈强尼正巧当时也住在京 *** 际酒店九楼，就在刘医师房间对面。他在二十三日前往上海和澳门，之后搭机往越南。二月二十六日他开始发病，住进河内法国医院，由世卫组织的传染病专家卡罗．欧巴尼（Carlo Urbani）诊治，他也是头一位看出这个病并非流感或单纯肺炎的医师，并把这非典型的呼吸道疾病通报世卫组织，并敦促越南官员筛检搭机抵达的乘客。
在香港，也有更多人赴威尔斯亲王医院求诊，其中许多是医护人员，他们都出现同样的症状：呼吸窘迫、发烧，胸部X光异常。他们的肺里都是液体，意即空气无法进入肺泡—实际交换氧气的小囊泡。
更糟的是，这种疾病不像伊波拉病毒那样一开始就很明显，也不需要亲密接触就能传播。即使感染者的病毒已潜伏或散播，依旧看不出什么症状，住进旅馆的刘剑伦，或是搭机四处旅行的陈强尼都是如此。因此亚洲各地陆续有许多人出现发烧、干咳、肌肉疼痛、血小板和白血球数量降低，到最后发展为双侧肺炎。
这些症状的严重性，以及有医护人员受到感染，让全球卫生官员感到震惊，担心会出现另一种新兴肺炎流行病，不过这些病例是否互有关联还不得而知。
此时在香港已有四个医院五十三名病人出现病征，其中三十七人肺炎。病人接受抗病毒药物Ribavirin和类固醇治疗，但医护人员、病人家属和其他医院访客依旧出现二次传播。新加坡和台湾，甚至远至加拿大多伦多也有出现病例的传言。
最先把疫情由广东带到香港的源头病人刘医师在三月四日不治，同一天，和刘医师同时期住在京华酒店九楼的二十七岁男子也住进威尔斯亲王医院。至少有九十九位医院员工（包括十七名医科学生）在治疗他时遭到感染。显然至今依旧没有人采取保护医疗人员最基本的预防措施—戴口罩、勤洗手。
三月十一日，最先警觉到这种新病原体的世卫组织传染病专家欧巴尼医师赴曼谷参加医学会议，他病了，在抵达曼谷时，他告诉来接机的朋友不要碰他，赶紧叫救护车送他就医。他被送进加护病房隔离，由当地新兴感染计划负责人，CDC的史考特．杜威尔（Scott Dowell）医师诊治。杜威尔医师采集了检体，包括鼻咽拭子、血液和血清，把它们送往CDC总部。
三月十二日，世卫组织发布了全球警报。后来多伦多、渥太华、旧金山、乌兰巴托、马尼拉和新加坡，以及中国境内各地包括吉林、河北、湖北、陕西、江苏、山西、天津和内蒙，全都出现类似的疫情。
住在刘医师对面的陈强尼在河内经欧巴尼医师治疗后，于三月十三日不治。两周后，欧巴尼医师在曼谷死亡。
三月十四日，由香港赴北京的中国国际航空一一二班机上，共有十三名乘客受到感染。此后机上疫情不断，众多机组人员受到感染，使得空中旅行差点关闭。
世卫组织的海曼医师以这个病的征候为主，为这个怪病取了名字—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称之为“举世健康威胁”。
死亡是严重的后果，因此媒体非常迅速地报导了医院里神秘死亡的病例，然而更困难的是注意到没那么惊悚的病例，因此我们疾病侦探这一行才要花这么多时间搜寻社交媒体和网路，希望能尽快找到新疫情的线索。这就是全球公共卫生情报网、ProMed 全球电子新兴传染病疫情通报系统、HealthMap全球疾病警报地图和龙火行动（Operation Dragon Fire）等疫情监视系统设立的基本想法。
在资料相当透明的美国，这些人员可以及早在医院药房和诊所搜寻早期的警告讯号，但在海外就困难得多，尤其有些地方官员竭尽所能隐瞒事实，或者根本没有适当的制度，此时你就得向任何人搜集任何点点滴滴可得的资讯，也可以说，你得要靠病人治疗地点的医务人员包打听的能力，以及病历的纪录和分享。那就是顿悟发生的时刻。
人来人往国际旅馆里的房客受到感染，他们登上飞机飞往世界各地。这些微生物可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传播到地球上任何地方。这个时间比大部分疾病的潜伏期都短，因此当这些人抵达目的地时，依旧外表健康，感觉正常，不知道自己身上带着致命的传染病。 *** 虽然会在机场检查旅客是否带有武器，偶尔也会筛检病人，但却无法筛检我们身上或环境中的微生物，更不会检查旅馆或购物中心。
世卫组织针对此疫情的第一次电话会议在三月二十八日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公卫官员。广东共有七百九十二个病例，北京有十个，上海也有一些，而中国这些病例中，有25%都是医护人员。
最后，美国医学专家靠的是已经过时五百年的医学工具：检疫。在鼠疫流行的时代，隔离病人是最先进的医学作法，如今大部分的医学社群却不再这样做了，因为这种作法看来既没技术又没效率，更不用说这样做会引起被隔离者的不满，造成混乱。
不过如今可以把连接网际网路的录影镜头装在被隔离者的家里，一天三次去电监视，被隔离的人必须在家接电话，打开镜头才行。这样就好了。
五月下旬，美国研究队伍终于发现SARS的源头：广东市场上贩售的野味，他们发现可以由白鼻心身上隔离出SARS 冠状病毒，尽管这种动物未必会显现临床症状。上万只白鼻心因此遭到扑杀。后来也可以在貉、鼬獾和家猫身上发现同样的病毒。到二○○五年，有两项研究在中国蝙蝠身上发现许多像SARS的冠状病毒，可能就是牠们感染了中国活畜市场的动物。
二○○三年七月九日，世卫组织宣布疫情已获控制。尽管如此，六个月后在中国依旧冒出了四个新病例，只是这几例感染是直接来自市场和餐厅笼子里的麝猫。另外还有三个稍晚发生的感染是出于实验室意外和在中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倒楣遭遇。
一直到二○○四年五月十九日，也就是在SARS最初报导的一又四分之一年后，世卫组织才宣布中国不再有SARS。总计起来，这次的大流行总共在三十七个国家共造成八千零九十六个病例，七百七十四人死亡，全球此病的花费估计达四百亿美元。
2003年，哪些我们不会忘记的英雄们：
谢婉雯医生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疫潮中，6位医护人员受感染而丧命，其中屯门医院医生谢婉雯，主动走到“沙士”病房救治病患，亦是首位因救治“沙士”病人而殉职的公立医院医生，逝世后获港府追授金英勇勋章（MBG），被港人誉为“香港女儿”。
当时接受了3位“沙士”病人的屯门医院因胸肺专科医生不足，35岁的谢婉雯自动请缨由内科病房调到“沙士”病房协助，期间感染“沙士”，于4月3日病发，至5月13日凌晨4时不治。
她的丧礼以最高公职人员殉职的规格举办，时任特首 *** 及一众高官，与900多名医护人员及市民出席，遗体盖上特区区旗后，送往和合石公职人员墓地浩园安葬。（写这段时不禁落泪，有时候生命就是互相奉献交换）。
袁国勇教授
时任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主任袁国勇率领研究小组追查非典“元凶”，发现从果子狸身上验出引致SARS的冠状病毒，在研究期间，他和研究人员们要直接从患者身上取分泌物和肺部组织细胞切片。如果不小心，他们随时可能被感染。当研究出现突破时，他们没有把这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成果据为己有，而是把有关数据交给港府卫生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专家一起交流研究经验。
袁国勇教授在整个对抗SARS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病毒的鉴定是疫情最后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因而被誉为“抗SARS英雄”。
多年来，袁国勇教授带领团队研究领域集中在新发传染病的新型病原体，发现俩超过50种新病原体，包括了人类冠状病毒HKU1，蝙蝠类似SARS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HKU2-24 和很多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这些病原体都以香港或中国命名。袁国勇教授曾发表了超过700篇论文，根据是世界ISI科学指数，袁教授属于世界被引用最多的1%科学家之一。
沈祖尧教授
前中大校长沈祖尧，当年是威尔斯亲王医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部门主管，接收首名患者的8A病房陆续有病人以及医护认识感染沙士，继而蔓延到8B病房，当时沈祖尧决定把剩余六成人手分成两批；一批为“Dirty Team”专责非典型个案，另一批则是“Clean Team”处理其他个案，让大家不会交叉感染。
*** 当时低估了疫情，为前线医护人员准备的保护衣物严重不足，沈祖尧得知后向同事保证，“就算动用自己的钱，不依规定采购，也要确保每个同事有可用的口罩及卫生袍”。
当年沙士英雄千千万万，有的是赫赫有名的专家教授，也有寂寂无名的普通市民，有人最后牺牲自己拯救无数生命，也有的人从地狱来回走一趟，带着SARS的印记继续生活。
当年沙士肆虐香港的100天中，对于整个香港社会，政经以及旅 *** 业都产生了巨大冲击，当然，亦让香港在绝处重生，从此开启新时代。
股市
２００３年本港经济仍未完全复甦，但坏消息接二连三发生，年初爆发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简称“ＳＡＲＳ”），４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更因为沙士散而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４月２５日由于市场对沙士扩散对经济组成负面影响极为忧虑，恒指跌至四年半以来的低位，收报８４０９点，直至到６月２３日，世卫才把香港从沙士传播地区的名单中剔除。
旅游业（自由行）
沙士肆虐的三个月，市民人心惶惶不敢外出消费，衣食住行的店铺人影绝迹，旅游业接近停工状态，访港旅客大跌七成，大量店铺结业或停业，失业率再升至８.７％创新高。
同年６月２９日香港 *** 与内地签署落实《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协议》（ＣＥＰＡ），２７３种香港货品免关税进口内地，１８种服务业可进入中国市场。同年亦都宣布开放“自由行”，首先在广东四个城市推行，包括东莞、中山、江门及佛山，让当地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来香港旅游，０３年内地访港旅客大增３０％。另外，中央亦批准香港银行试办个人人民币业务。
房价
受到经济持续低迷及“沙士”肆虐重重一击，“孙九招”稳定楼市托高楼价未见成效。
１９９７年７月，中原城市领先指数（ＣＣＬ）是１００点，之后跌至２００３年沙氏期间的３１点。２００３年黄埔花园售价插水，８５９呎单位售１８５万，而沙田第一城１期６座９８０呎中层单位亦只是卖２２９万。贝沙湾在沙士前后开盘，部分分层呎价低于５０００元。将军澳新盘众多，有发展商以震撼呎价１９９８元推售将军澳广场，令全区新盘业主一半成为负资产。太古城录呎价仅为２５００元、康怡花园亦以每呎２１００元成交。
去年黄子华的栋笃笑也有沙士话题，笑点是买家如想楼价跌，不如左手拖一只穿山甲，右手拖一只果子狸去看楼。皆因沙士由此等野味而来，而沙士期间，楼价又曾大跌。
沙士疫病与楼价下跌是港人的集体回忆。一场当时无以名之、传染途径不明的致命疫病令社会几乎停顿，应该是2003年楼价持续下跌的原因之一。当我们再看回各类楼价指数，没有沙士之前，楼价由1997年金融风暴后，持续跌至2003年初，沙士其实只是“踩多一脚”。
之前楼价大跌，其实有其他更根本的原因── *** 的八万五建屋目标、美元当时持续几年维持强势、金融风暴后初期按息高企等。
政治金融
（此处有图）
早在2001年11月，金管局已經向人行提出在香港開展個人人民幣業務的構思，實質商討則始於2002年2月。即使2003年3月沙士爆發也沒有阻慢雙方的推進工作。結果在2003年6月的那次會議取得重大突破，雙方在主要問題上達成了共識，整體方案基本成形。到2003年11月，國務院批准香港試辦個人人民幣業務。至今過去將近20年，現時香港人民幣存款和支付交易佔全球離岸市場七成，與國家一起協助人民幣走向全球。
2003年7月1日，香港市民剛走出沙士陰霾，時任特首董建華倡議推行「23條」立法，觸發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最大規模遊行，而這場在2003年7.1爆發的50萬人遊行，最後令23條立法撤回。
沙士一“疫”，或许已经远去，但往事并不如烟，它不仅在一整代香港人的脑海里留下烙印，更从此改变了我们日常许多生活习惯：比方现在不少人生病时都会自动自觉戴上口罩；很多建筑物的升降机按钮和电梯扶手每天定时消毒；不少公共场所都会在当眼处摆放酒精搓手液等，这一切都是在○三年之前没有。
当年抗炎英雄之一郑志文医生﹕“我们每日生活为楼价，为爱情，为金钱而烦恼，其实我们好幸福，没经历大型的战疫。回想起10年前的SARS，我们的要求好简单，希望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与屋企人同枱食饭、小朋友来诊所我可以抱抱他，不会担心传染。每当我遇上烦恼，回想去10年前的经历，回到人的基本要求，会快乐多。”
我亦希望大家透过经历这些危机和威胁，可再次反省：人的生命代表了些什么？你的价值观怎么样呢？
当大家都安然无恙、很健康、没有地震也没有天灾发生，我想我们都只会顾着买楼、买股票，着紧究竟赚了多少钱、何时可以升职、人工加多少等……我们很少会去思想生命的意义何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家庭的重要。然而更加重要的是，知否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一些令我们受到（生命）威胁的事情发生了，也许能促使我们去反省一下“人生的意义”。
不论你如何有名、写过多少篇论文，也不管你有多少金钱、住在一个怎样的地方、驾驶一辆怎样的车子……原来这一切都可于一刹那间就过去了，也有可能我们会在刹那间失去所有这些东西。
《标竿人生》（Purposes of Life）当中有一句说话令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今生是一个 dress rehearsal for eternity（永生的总彩排）”我们现时只不过在进行彩排，所做的事情，都是为将来的生活作准备。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想追求的东西、或对事物和价值观的看法，都应该朝着将来的方向，而不是着眼于目前这人生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