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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嘉辉作品集(顾嘉辉十大经典作品)

顾嘉辉的去世,加上卢国沾与郑国江等人的隐退,还有黄霑的早早离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时代远去”这个稍嫌烂俗的短语。其实,属于顾嘉辉、黄霑、卢国沾和郑国江等人的时代早已远去。

顾嘉辉。 图/视觉中国

吸收粤曲与西方电子乐元素,成就港乐“第一阶段”

在粤语歌领域,上世纪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辉黄”组合(顾嘉辉、黄霑)与许冠杰、罗文等人擎起大旗,又有郑国江、谭咏麟、张国荣和梅艳芳等人相继加入,在那之后,则是“四大天王”(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的时代。进入新世纪,粤语歌又进入第三个阶段,陈奕迅、容祖儿和杨千嬅等人总有一首歌可以道破乐迷心境。

在这三个历史阶段,粤语歌呈现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四大天王”时代,香港唱片业高度繁荣,创作人供不应求,舶来品越来越多,“日本作曲+粤语填词”或是“台湾作曲+粤语填词”成为主流运作。加上商业化的驱动,情歌成为市场主流,是名副其实的“情歌时代”,填词人的作用极为突出。

进入新世纪后,港乐填词人继续承担重任,甚至比“四大天王”时代更为出彩,题材也更为广泛,开始关注各种社会议题。香港本土原创作曲也实现崛起,虽然这种崛起是被迫的(唱片业限于成本,外购版权减少)。但音乐人的集体努力,在全球唱片业遭遇网络时代冲击、日渐衰落的大趋势下,仍然无力回天。

相比之下,以“辉黄”组合为代表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是港乐史上最为特殊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港乐虽然也有不少外购版权的舶来品(尤其是日本),但原创为主流;词曲作者在题材上尝试更为广泛,不似“四大天王”的“情歌时代”;港乐创作与影视剧的崛起同步,诞生无数经典配乐,也因为影视与歌曲合成的氛围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唱片业十分红火而且充满希望的时代,投资者不但肯投资,而且因为前景看好,敢于追加投资。

也就是说,这个港乐的“第一阶段”,兼容了“四大天王”时代和新世纪时代的优点,却又没有后两者的缺点和所面对的艰难。

更难能可贵的是,顾嘉辉、黄霑、卢国沾、许冠杰、郑国江和罗文等音乐人,并未辜负那个时代,他们博采众家之长,一方面在传统诗词和乐曲中汲取养分,一方面在地域性的粤曲中吸收精华,此外还大量使用西方电子乐元素,成功造就了一个既具深度又有足够传播性的港乐时代。

《啼笑因缘》一改粤语歌固有印象

在上世纪60年代和之前的香港,人们曾有一个误解:粤语歌上不了台面,用来填词不好听。虽然粤语歌也曾有过周聪等人的尽力推动,并留下不少名作,但始终无法改变这种成见。

直至1974年,王晶的父亲王天林执导TVB剧集《啼笑因缘》,邀请顾嘉辉创作主题曲。顾嘉辉另辟蹊径,决定与填词者叶绍德、演唱者仙杜拉合作一首粤语歌,结果传唱一时。这首《啼笑因缘》也与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一起,被视为粤语流行曲的发端,极具里程碑意义。

当年对粤语歌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粤语中有太多俚语,也不如普通话庄重,被视为“不够雅”。尤其是早期粤语歌多为俚俗小调,远不及普通话歌大气,也不如英文歌时髦,更是让香港社会有了这样的固有观念。但人们忽视了粤语和古汉语的密切联系,也忽视了粤语自身的优势。至于“雅”,大俗与大雅原本就在一线之间,关键在于词曲作者。

作为一门古老语言,粤语中保留了大量古汉语的发音和用词,本身就有“雅”的底子。唐朝诗人张籍曾有“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的诗句,南方方言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更多。

此外,粤语和普通话的音调有着巨大差别。普通话只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与去声。粤语则有九个音调,即阴平、阴上、阴去、阳平、阳上、阳去、阴入、中入与阳入,听起来更为抑扬顿挫,表达更为丰富,也更具扩展空间。最重要的是,粤语保留了入声,这是一个在普通话乃至北方方言中几乎完全消失的声调,仅见于南方方言。所谓入声,即发音短促、以爆破音结尾,它可以起到铿锵有力、增加节奏感和情感的作用。如曹植的《七步诗》,如今用普通话阅读时已经不押韵,“汁”、“泣”与“急”也读来平淡,但在粤语中,三个字都是入声,短促有力,悲壮感立刻迸发。

当年《啼笑因缘》之所以让人一改对粤语歌的固有印象,就与“莫叹失意百感生,难求遂寸心,赤丝千里早已系足里,缘分天赐不必怨愤”的歌词有关。但如果将之全部归功于歌词,显然低估了顾嘉辉的作用。

顾嘉辉在这首歌中做了极其精心的铺排,歌曲看似颇具古风,实际上骨子里是原汁原味的欧美流行曲编曲模式,但又以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和月琴作为主奏乐器进行搭配。

少不了的还有粤曲元素。作为广府文化的代表,粤曲在香港一直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最可贵的是,从上世纪初开始,香港社会就自觉担当了对粤曲的传承和保护。即使到了今天,粤曲在香港仍然有着足够多的拥趸,也是流行文化汲取养分的重要土壤,它对遣词造句、音韵协律的追求,深刻影响了港乐。

为粤语流行曲建立“先曲后词”的传统

顾嘉辉创作《啼笑因缘》的巨大意义,还在于他为粤语流行曲建立了一套创作范式,这套范式的核心就是“先曲后词”的传统。

相比只有四个声调的普通话,有九个声调的粤语如果采用“先词后曲”的方式,那么因为迁就旋律而改变字音的情况就会更多,听起来就会非常奇怪。所以,“先曲后词”成为固定模式。

顾嘉辉对粤语歌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先曲后词的模式下,他为一位位填词人提供了一首首充满想象空间的曲子。

1978年,甄妮推出首张个人粤语专辑《奋斗》,前两个月就卖出25万张。美国权威音乐杂志Billboard也在此时开始关注粤语歌,并以“Cantopop”这一专用名词来称呼粤语流行曲。主打歌《奋斗》是“辉黄”组合所创作,顾嘉辉的曲子大气中自带励志感,甚至可以视为《狮子山下》的“前传”,黄霑也正是在这首曲子的感染之下,填出“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的经典歌词。

这种想象空间,在1980年的《上海滩》中体现最为明显。在电视台催促之下,先是由顾嘉辉花了几天时间作曲,然后直接在电话里哼出歌曲小调,其后由黄霑利用上厕所的20分钟创作歌词,一首主题曲就这样匆匆诞生,却成就了华语乐坛的经典。若无顾嘉辉的大气曲风,又怎会有“浪奔浪流”?

顾嘉辉的作曲风格是典型的“香港制造”。他融合了中西音乐风格,既有中国传统的一面,又通过海外学习的经历,借鉴了西洋曲风和乐器,同时受传统粤曲影响极深。在他身处的时代,香港恰恰能为他提供这种文化碰撞交融的土壤。这方面的受益者并非只有顾嘉辉一人,而是整个香港乐坛。正如有人所总结:“旋律的地方性是香港人文化身份的港味,区别于上海时代曲的江南风格,又不是纯粹岭南广府南音的悲情调式,而是五音为主的七声性,夹杂着欧美和东洋曲风。这些在西洋乐器的伴奏中得到加强,有乐队演奏技术和音色对歌唱的共时性加持,挣脱了传统音乐的粗粝,蜕变出一种属于城市节奏的声音。”

在《沧海一声笑》的编曲中,顾嘉辉运用了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古筝和大鼓,也用了西洋电子乐器,当然,还少不了契合原著的箫笛合作。也正是这样的混搭,让“浮沉随浪,只记今朝”和“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的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比后来充满堆砌、看似优雅实则做作的“国风”填词,顾嘉辉身处的时代,有太多真真正正的古风,“射雕三部曲”便是典型例子。TVB的射雕三部曲,12首歌曲全部出自顾嘉辉之手,歌曲旋律一响起,许多人便会自动脑补黄日华饰演的郭靖在月下弯弓射箭的经典画面。

又如罗文的《小李飞刀》,顾嘉辉的作曲和编曲悠扬中带洒脱,哀而不伤,让卢国沾填出“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这种契合原著也契合电视剧剧情的歌词。

再说说对港人影响最大的《狮子山下》,黄霑曾说这首歌是首行货,绝非用心佳作。可当初的系列剧《狮子山下》,讲述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底层生活,铁皮棚和公屋里的点点滴滴,就此因缘际会,触动港人,才有“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才有“不朽香江名句”的期待,这也正是顾嘉辉那一代音乐人的情怀所系。

撰文/叶克飞(专栏作家)

编辑 吴龙珍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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