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沙俄对矿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中亚地区垂涎已久。早在1717年，彼得大帝就耗资25万卢布，派遣了一支7000人规模的远征军征讨希瓦汗国（乌兹别克人建立的封建汗国），但最终以惨败收场。

进入19世纪中叶，沙俄再一次全面开启了“征服中亚”的计划。截至19世纪末，几乎整个中亚地区，均被纳入进了沙俄版图。

沙俄的扩张

在局势日趋稳定后，沙俄在当地开启了“俄罗斯化”战略。以语言为例：

沙俄 *** 不仅在各地兴建俄语学校，还选拔了一大批“学霸”儿童，系统学习俄国文化；将俄语设置为当地的“通用语言”，强制应用于行政指令以及社会各领域的交流当中；严禁当地的 *** 们，使用 *** 语或波斯语诵经。

用发展的眼光看，这种“俄罗斯化”举措，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亚民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但因为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策略性，不仅未能让中亚实现“俄罗斯化”，还极大激发了当地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

20世纪初的撒马尔罕

在19世纪80—90年代，使用本民族语言编撰的刊物，相继在各地出版发行并流传开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本土精英人士，对沙俄推行的语言政策发出了异议。进入20世纪后，中亚各地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离心倾向。

面对这一现实，本就风雨飘摇的沙俄 *** ，不得不通过法律条款，承认“母语”在小学一二年级教学中的地位，意在“稳住”中亚。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取沙俄代之”的苏维埃政权而言，他们颁布的语言政策，又经过了哪些时空流变？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列宁和他的战友们

1）新生政权，需要推行什么样的语言政策？

实际上，早在1895年，列宁就提出了“所有民族一律平等”的观点。1903年，关于国家未来的语言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针锋相对

一种观点认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应该继续推行“俄罗斯化”政策。他们认为，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指示器”，民族认同是“牵涉到民族核心特征的个人情感”。实行“俄罗斯化”政策，不仅有助于非俄罗斯民族“归顺于苏维埃俄国”，更有利于构筑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俄罗斯化”政策是典型的“大民族沙文主义”。就拿语言政策来说，里面涉及到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环境学等诸多因素。倘若贸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非但不利于民族团结，反而会影响新政权的稳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和 ***

从双方的争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在一些环节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情况”。

对于新国家而言，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推行的语言政策，必须要与沙俄推行的“大俄罗斯政策”划清界限。也就是说， *** 在保证各民族高度平等的同时，还要大力帮扶这些“非俄罗斯”民族，保护并传承自己的语言。

但是，基于国家建设的角度，在取消民族歧视和差异的同时，确立一种“共同语”，似乎更能进一步保证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的有效实施与发展，进而将各民族吸收到“社会主义共同体”当中来。

反映苏俄内战的绘作

2）列宁的“一锤定音”

列宁认为，经济与社会活动的发展，自然会推动一种“应用性最广、使用最为便利”的语言成为“共同语言”。不过，倘若采用行政权力强力推行某种语言，只能引起“拥有其他民族语言的人民的反感”。因此，他不仅明确反对利用国家权力“来推行某一特定语言”，还不主张“指定某一种语言为国语”。

出于对民族分裂主义的恐惧，苏俄在国家西部、中亚和远东等地区，尝试推行“本土化”政策，即要求“法院、党政和经济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的举措，旨在增强当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进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在语言层面，官方在保障各民族语言发展的基础上，还对欠发达的边远地区，采取了扶持和发展其发展的政策。显而易见，这一举措不仅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在短时间内消解了他们的离心倾向，有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列宁和劳动者

2）列宁时代：“本土化”政策与帮扶举措

1）列宁时代的语言政策

1917年11月，苏俄通过《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告》，宣布了一项有别于沙俄时代的民族政策，即“保证各族人民的平等和独立自由”，其要点如下：

废除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规划，“苏俄境内没有官方语言”；每个民族都有权利保持自己的民族认同，也保留他们在任何场合说“母语”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用民族语言接受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

1921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废除俄罗斯化政策”的决议，仅保留俄语作为“族际共通语”的地位，进一步落实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原则（拓展阅读：一文概述：苏联民族政策的演变轨迹）。

列宁与士兵

2） *** 对中亚地区的大力帮扶

对于地处偏远、经济与文化发展均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中亚地区而言，境内各民族的语言文化，成为了官方扶持和发展的对象。

在当时，中亚民族不仅文盲率高，还有部分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苏联早期的语言政策，主要围绕着“扫除文盲”和“创制或改造文字”两个层面，进行了有效展开。

上世纪30年代，苏联宣传中亚妇女独立的宣传画

1919年，《人口扫盲法》在中亚推广。该法令规定，“8—50岁的所有不识字公民必须识字。俄语或民族语言，可选其一”，具体而言：

各级 *** 建立了大量的扫盲中心和学校，课程既用俄语也用当地民族语言讲授，一学期3个月，后来又延长至6—8个月。官方为半文盲和文盲人口，创办了“用最简易的文字和图画讲述故事”的“特殊报刊和杂志”一些扫盲中心特意设在帐篷里，旨在满足游牧民族的特殊需要。与此同时，为提高妇女的识字率，采用男女分班授课等等。

当然，这项长达近30年的扫盲运动，一直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相连。比如在初级课本中，经常会看到诸如“我们为苏联而奋斗”、“苏联给我们土地和工作”以及“苏联是力量”等字样。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小心思”，有效巩固了当地各族人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中亚女学生

在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苏联先后派出了大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帮助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

展开来说，苏联给52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创造了文字，用67种民族语言作电台广播，用50种民族语言上演戏剧，用55种民族文字印刷报纸，用46种民族文字发行杂志，用52种民族文字出版中学教科书。除此之外，苏联还在民族地区创办学校，搭建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

这种扫盲运动，在中亚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简单地说，当地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了质的飞跃，政治觉悟和“建设苏维埃国家”的热情也普遍提高了。数据显示，截至1959年，中亚居民的文盲人口不仅基本实现了“清零”。

苏联 *** 开展发扫盲运动，大幅度提升了中亚人民的识字率

3）斯大林时代：“俄罗斯”政策再现端倪

伴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深入，苏联 *** 敏锐地意识到，中亚民族与突厥以及 *** 文化，一直存在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以文字为例，当地人民使用的文字，几乎都是用 *** 字母拼写的

因此，消解中亚民族的突厥化或 *** 化趋向，进而有效保障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了苏联领导层亟需解决的难题。于是，为中亚各民族创制和改造新的文字，成为了斯大林时代语言政策的一个重点任务。

论个人崇拜，没有人比得上斯大林

1）“非俄罗斯”民族文字的“西里尔化”

1926年，第一次全苏突厥学代表大会决定，“以拉丁字母取代 *** 字母”。在1928—1930年间，中亚民族的语言文字，基本实现了“拉丁字母化”。

伴随着斯大林领袖地位的日渐稳固，苏联的语言政策，再一次出现了“俄罗斯化”的端倪。首当其冲的，就是各“非俄罗斯”民族文字“西里尔化”进程。

1936年5月，俄罗斯苏维埃在经过一系列评估后，率先批准以新的规范俄语字母，即西里尔字母来代替拉丁字母。截至1937年年底，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文字，均实现了“西里尔化”。至此，苏联全境开启了“文字西里尔化”进程。在1939—1940年间，中亚地区陆续完成了“文字西里尔化”。

“废除旧文字，拥抱新文字”—乌兹别克共和国

2）俄语地位的“加速提升”

1938年，在《关于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必须学习俄语》的决议中，出现了如下规定，即“俄语是苏联所有学校从一年级起的必修课程”。与此同时，一些反对这一决议的中亚民族领导干部，先后被扣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

客观地说，在短短10几年间，中亚民族文字经历了多次转化，为当地居民全面掌握本民族文字制造了困难。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强令推行俄语的语言政策，为苏联和中亚的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斯大林

二战结束后，俄语教育在各加盟共和国全面展开。除了将俄语设置为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就要上的必修课之外，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历史教材，都要求“以俄罗斯为主线”进行重新编写。到此为止，俄语已经成为了“法理上”的官方语言。

坦诚说，苏共中央希望通过语言政策的调整，意图让俄语成为全苏联的“通用语言”的做法，当然有其自己的考量。但问题在于，新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实际上已经违背了联盟宪法和列宁民族语言政策的指导思想。

毕竟，语言教学与民族文化、历史密切相关，强制将俄语调整为全苏联“通用语言”的做法，很容易引起非俄罗斯民族知识阶层分子民族情绪的反弹。换言之，一旦在细节问题上处理不当，很容易产生民族隔阂，进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过度”的民族语言政策，埋下了苏联解体的伏笔）。

位于塔什干的普希金雕像

4）后斯大林时代：全面推行“俄罗斯化”战略

在赫鲁晓夫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苏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措施。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声称，“社会主义并不是要消除各民族之间的不同，而是要繁荣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

同年6月，《 *** 人报》全文发表了“从未公开”的列宁“遗言”。在这份“遗言”中，列宁指出，要着重提防并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且“在向少数民族让步以及宽容方面，应该多做一些”。

*** 演讲的赫鲁晓夫

1）俄语教学的进一步强化

诡异的是，在各加盟共和国民族意识勃兴的当口，苏共中央同步强化了“以加强俄语教学”为途径的“民族融合”之路，彻底正式背离了列宁时代对民族语言大力扶持的方针政策。

1958年11月，苏共中央发布了新的教育改革方案，其中便包含了涉及俄语教学的“Thesis 19草案”。苏联官方认为，儿童学习两门语言（本民族语言+俄语）再加一门外语“负担过重”，要求家长作出选择，即“本民族语言授课学校”和“俄语授课学校”二选一。

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平等”的选择。为了孩子未来发发展着想，大多数家长只能选择俄语授课的学校。至此，自1938年起逐步确立并已经延续了近二十年的“双语教学模式”被正式取代。

赫鲁晓夫：小小年纪学习三门语言太累，要减负！

2）俄语=“第二母语”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正式规定了俄语作为苏联各族人民“第二母语”的地位，并且明确了在中亚语言发展的“两条线”战略，即“民族语言被用于当地文化的发展，俄语被用于其他更宽的途径”。于是，俄语陆续代替中亚民族语言，成为了政治宣传、经济交往以及科技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唯一用语。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俄语尽管未被宣布为国语，但在实际上承担着官方语言的作用。在中亚，这种语言政策的影响也非常严重。数据显示，1979年，中亚主体民族人口中不能流利地说“母语”的人将近500万人——显然，俄语已经成为了苏联的共同语言（拓展阅读：理性讨论：为什么乌兹别克斯坦大力推行“去俄化”？）。

在塔什干“幸存”的大地震纪念雕像

5）尾声

1985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新的领导人。提倡“新思维”和“民主化”的他，开始重新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问题。至此，中亚的民族语言的发展，有了新的“转机”。

在1989年7月—1990年5月，中亚五个加盟国相继通过本共和国的语言法，各自赋予了主体民族语言以国语地位，俄语降为族际交际语。这种语言政策，不仅赋予了本民族语言享有优先发展和被使用的权利，更有着极为强烈的“去俄化”倾向（拓展阅读：理性讨论：如何评价中亚境内的俄罗斯族人？）。

中亚五国的国旗

苏联在中亚地区推行的语言政策，无疑给了我们很大的警示。

基于苏联的角度看，因为官方对于语言作用的“过度重视”，使得其颁布了诸如“强制推行俄语教学”等一系列举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举措不仅激起了少数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情绪的反弹，更成为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之一。

基于中亚国家的角度看，即便到了今天，本民族语言依然没有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充分使用。换言之，施行简单粗暴的“去俄化”举措，会在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国家各项事业的深层次发展。

中亚国家概览

但我想说的是，苏联 *** 自始至终都没有意识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群体一定会有自己的民族认同。至于民族认同感和所谓的民族分离主义，根本不能同日而语（拓展阅读：一文概览：苏联兴衰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