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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为什么会被禁言(facebook被指控)

多面郑智化的叛逆往事……

不久之前,60岁的郑智化在Facebook上发布一幅毛笔字,“当你是非判断都被意识形态蒙蔽,你不自觉地成了冷血贪婪阴谋者最大的帮凶”,并配文“没有自觉能力的呆丸人”,以此抨击台湾疫情下部分民众被蒙蔽的情况。这导致郑智化的Facebook账号被禁言24小时。之后,郑智化发帖“谁才是仇恨的始作俑者!”并就此关闭该账号。

翻看郑智化的Facebook发文,这不是他第一次针砭时弊。疫情初有苗头,台湾人哄抢卫生纸,郑智化称其为“安屎之乱”。为免费吃鲑鱼,台湾一批年轻人将名字改成带有“鲑鱼”的名字,他又说“辛丑年的鲑儿子,认祖鲑宗”。台湾注射日本疫苗后,发生多起老人猝死事件,郑智化发声“在大有为 *** 的带领之下,台湾迅速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图片:网络

言辞犀利、不乏幽默,郑智化这个名字迅速在内地社交网络中火了起来。了解他的人淡淡一笑:还是那个没有学会克制和圆滑的化哥啊。年轻一代则真心诚意地在评论区提出疑问:郑智化是谁?

郑智化,中国台湾省人,身上常常被提起的标签是“演唱了《水手》《星星点灯》的歌手”“励志歌手”。但只要翻翻他的作品集就能轻易发现:所谓“励志歌手”,实在是对他作品价值的窄化。从1988年的《老幺的故事》算起,到2009年《中国的孩子》结束,20多年来,郑智化发行了十多张音乐专辑,创作内容除了常规的情情爱爱、追求梦想以外,还描述了大量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以及自己对一些社会现象的观察。

这与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歌坛的流行趋势之一是一致的。8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歌坛也随之出现一批反思时代的人文歌手,对社会和民生充满关怀。罗大佑唱着“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描绘出一个独自在异乡荒野中行走的孩子;郑智化写出《老幺的故事》“黑色的煤渣,白色的雾”,道出挖矿人生长在矿区的宿命。

有意思的是,随手在网络中一搜,郑罗二人的比较在今天依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拥郑派”与“拥罗派”各据山头、刀光剑影,但大体能达成一致的是:罗大佑的音乐创作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注视,如哲人般站在一旁冷静思考;郑智化的创作更平民化,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去思考人生和社会,是以小写大。

《老幺的故事》专辑封面,图片:网络

相比于其他接受过正规音乐系统训练的音乐人,亦或现如今凭借长相就能晋身歌坛的流量偶像,郑智化的爆红经历独属于那个时代。他不会任何乐器,也不懂什么乐理知识,作曲都是自己哼出来,由专业乐手进行记录,所以,他才会在采访中说“我自己就是个乐器”。论外表,小儿麻痹导致他一生都要依靠于拐杖。他曾在多个场合提起,从未觉得自己是明星,而是一个精神富裕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郑智化在90年代的走红,是平民式的胜利。“它有一种带土的味道在里面”,2005年,郑智化“郑氏影响”演唱会在北展剧场举行时,吉他手龙隆这样评价郑智化的作品。另一位吉他手、虹乐队前成员江建民则调侃,“中国有好多做什么酒吧、 *** 这些弹琴的,都是弹着他的歌在挣钱,实际上都应该付他学费。那种味道,我还真弹不出来,我这真不行……不是难,他内心那种东西,我没有。”

多年过去,郑智化的Facebook发言突然引发热烈讨论,抛开裹挟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曾带给一代、甚至两代人最真实的力量,影响了一代、两代比较敏感、纤细、有良知、或者带着点孤僻的年轻人。而这样的力量,已经离现如今的歌坛分外遥远,当周杰伦都沉迷于“胸肌给你靠”的口水词时,歌迷们能怀念的也只有昨日了。

郑智化,政治化?

被定义为“励志歌手”,源于郑智化在大陆的一夜成名。1992年,作为残疾人青年歌手代表,他受邀参加央视举办的“92圣火晚会”,彩排前,导播犹豫要不要换歌,觉得《水手》歌词略带煽动性。结果正式彩排时,听到他唱歌,台下学生突然安静下来,慢慢有人开始抽泣。于是,这首歌才保留了下来。后来在不止一个场合,郑智化提起这一天——1992年8月15日晚上9点15分,“在这一天之前,郑智化是nothing,这一天之后,郑智化是个圈”。

不过,就像很多歌手讨厌自己的成名曲一样,因为唱了太多遍《水手》和《星星点灯》,郑智化自己都有点厌恶了,“就是把我定位错误了,什么‘励志歌手’,这是一个误会。”

如今回看,郑智化的第一张专辑《老幺的故事》主题丰富,基本上都来自于他的亲身体验,这奠定了他用音乐讲故事、反叛直白、却又不高高在上的音乐风格。此后的作品,郑智化一以贯之地秉持着这种态度。

写单曲《老幺的故事》时,台湾省刚发生过两次大型矿难。在自传《堕落天使》里,郑智化描述当时的感受,“连续两次矿灾,让我直觉认定九份是个多灾多难、贫穷落后、为了生存必须和自然抗争的蛮夷之地”,他带着一种“自恃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一股无知的热血和冲动”,决定为矿工们做些什么,在九份住了快一个礼拜。

郑智化自传《堕落天使》,图片:网络

在九份的真实体验让他辗转难眠——九份有着在台北永远体会不到的人情味和安全感,没人想着要搬走,阿婆的论调更是一种淡淡的宿命,“人都会死!挖土碳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眠床,有什么可怜?阮老(闽南语,我们老人家)啊,早就看破……”他决定放弃写文章的计划,“我只是认清了我和九份的关系,我没有资格,我只是一个局外人”,“如果我要写,我要写海山、煤山两次矿灾所引发值得我们深省的人性问题,而不是把这件事当作一次‘具有话题的社会事件’来处理”。

于是,我们听到了单曲《老幺的故事》:“纠缠的房屋,单纯的心,坑里的宝藏不再有,为何我们不搬走?沉淀的悸动,醉人的酒,阿爸的嘴角喃喃地说,这里才有老朋友”,“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

在这首歌里,作词人以“我”的视角娓娓道来,写出一个骄纵倔强、欲摆脱父辈命运的老幺形象。神来之笔是 *** 部分,“在物质文明的现场,我得到了一切却失去自己”,彼时,郑智化尚在广告公司工作,因此,这样的诉说已不仅仅是子一代矿工的视角,而更像是他自己的心灵体验,惶惶然迷失在都市欲望中。

同样收录在《老幺的故事》中的《达奇达奇嘟》,写的是先天性听觉障碍的儿童。歌词近乎呓语,重复简单,开场就用“达奇达奇嘟,达奇达奇嘟,达奇从来不说话,就是喜欢哭”渲染出一种悲伤温柔的氛围。

《私房歌》专辑封面,该专辑收录了郑智化的经典作品《水手》,图片:网络

此后,他写过《补习街》,写课堂教育和现实教育的矛盾,到最后忍不住发出一连串诘问,“谁能够挤进那道窄门,谁在门外痴痴地等,谁在操纵这场竞争的游戏,学历是不是教育最终的目的”。在《中产阶级》里,他几乎句句都以“我”开头,却句句看不出“我”的主体性——“我常常喝着可乐,我吃着汉堡……我扛着面子流浪在人群之中”,越是漫不经心,越令人无所适从,生动刻画出一群碌碌于世、放弃思考的人。到了1993年的《大国民》,郑智化的措辞更加激烈,直呼台湾“不再是个适合穷人住的岛”。

相比于写“社会议题”的粗略直白,郑智化写“人”的质地更加细腻。《堕落天使》写一个为了生活出卖身体的风尘女子,风一吹便看见“瘦啊瘦长的鸟仔脚,高高的高跟鞋,踩着颠簸的脚步”,画面跟情绪都出来了。《你的生日》写一个流浪者,“我以为他要祈求什么,他却总是摇摇头,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却没人祝他生日快乐”,完全放弃了他擅长的情境渲染,却在前一句的铺垫下,生动呈现出向往精神世界的流浪人形象。

曾经一度,因为歌曲总是批判现实、批判政治,郑智化的名字被台湾媒体调侃为“政治化”,甚至传出他因《大国民》而坐牢七年的谣言。很多次采访,郑智化不得不耐心解释,当初写歌是因为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不是写的时候就想着要批判。“我非常爱台湾,所以为什么后期,我一直都在唱闽南语歌,我一直觉得我最喜欢的土地还是这个地方,还是在台湾。虽然很多人从我的歌词里面,看到我一直在批判这块地方,可是就是因为爱,你才会批判”,郑智化说。

叛逆之气

在1996年的一段视频中,主持人鱼夫问郑智化,是不是因为小儿麻痹,导致他对社会强烈的疏离感?郑智化没有直接否认,而是说“我如果说不,你一定不相信”,“因为这是一个眼睁睁看到的事实。很多人会认为,一个残障者,第一个一定很自卑,第二个比较自闭,第三个如果成功了,一定是经过一段风风雨雨,你是怎么在逆境中求生存,都是这个刻板印象”。

图片:郑智化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但其实,小儿麻痹带给他更多的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观察力。两岁时,高烧引发小儿麻痹;七岁前,郑智化几乎都是靠爬行移动身体,“爬行的姿势是趴着,双腿走路是站着,天生注定我看东西的角度和其他人不一样”。由于脚不良于行,小时候,当其他小孩在院里跑着闹着时,他都在窗口静静地看着他们。

至于反叛的气质,在郑智化的描述中,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在自传《堕落天使》里,他写“智化”二字的由来,是佛语,也是和尚的法号,“可以降服我天生的叛逆之气”,“(我)跟最小的姐姐之间还有一个哥哥,我出生前他夭折了,算命的说是我克死他的”。

等到了上学,郑智化形容自己是一个“问题学生”。小学四年级学会的三件事是“打架”、“做生意”、“谈恋爱”;高中转学后的同学都是中上阶级家庭的孩子,单纯幼稚,他遂决定转回原来龙蛇杂处的学校;和国文老师的观点针锋相对,导致自己被导师 *** 掌掴;当很多人因为同学的爸爸杀过人,对其敬而远之时,郑智化却喜欢和他在一起,评价这个朋友“为人真实、不做作”。

也是在这一时期,郑智化喜欢上卡夫卡。他称卡夫卡是自己“一生的偶像”,“虽然他总是绝望、且 *** 裸地探讨人性,很多人都说他的思想很灰色。但是灰色有错吗?我相信最深层的知识是一种苦痛!”看到卡夫卡,郑智化感觉看到了同类,“都太聪明了”,所以有着共同的苦痛,所以洞悉到善与恶之间无解的盲点。

再后来的经历,很多报道都描述过。他进入台北工专土木工程专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工程公司做一个助理工程师,穿着统一的浅蓝衬衫、深蓝裤子,热情很快被消磨殆尽。看到广告公司招聘Copywriter,意外闯入广告行业,随后有了广告歌曲“开心女孩”在大街小巷的传播。

不过,饶是碰到自己很有热情的工作,郑智化仍不忘吐槽,“广告公司的人讲话和一般人完全不一样,他们会把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复杂化,然后用不同的角度讨论、分析……更可怕的是他们满口的专业词,像什么‘strategy’、‘Selling Point’、‘Target Consumer’……”这样一番心理活动,即使今日来看,亦是可爱。和他后来的歌一样,再颓丧忧伤的氛围,底色却总归是乐观亲切的。

图片:郑智化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他的真实心态。面对采访,他总说自己目前为止的人生“一帆风顺”,做广告推出广告曲,竟被唱片公司的人注意到。一去试音,发现“哦!爱死那支麦克风”。

但最终下定决心由广告人转为歌手,还是和他骨子里的反叛气质相关。28岁的某一天,他听到街边玩耍的小孩正在背他创作的茶品广告词“波爸波妈波哥波姐波尔茶”,郑智化怔在原地,“我到底是在做广告,还是在做教育?一罐普通的糖水,因为我们翻云覆雨、用点手法,就可以让它卖得很好。我们到底是在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在卖空气?”

多个郑智化

很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如何能做一个像郑智化那样洒脱的人,身处潮头,却在潮涨时退下。1999年,在完成第十二张专辑后,他宣布退出歌坛,因为人生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延续童年的爱好画画,做一个面向全世界的大型社群。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写歌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再有挑战性,也意味着不再有乐趣。他每次写一首新歌,不过“又是另外一首歌而已”。

二十年来,郑智化办过两次演唱会,一次是2005年 ,一次是2009年的告别演出。鲜有人知的是,2005年,他曾签约内地的斗室唱片公司,2007年推出专辑《飞鸟》,2009年发布单曲《中国的孩子》。对于《中国的孩子》,他说,“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首类似比《龙的传人》更琅琅上口的歌,《龙的传人》已经写得很好,但那写的是一个比较过去的中国,现在的中国需要一个更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

郑智化参加《不凡的改变》,图片:官方剧照

二十年间,郑智化偶尔上上综艺。2019年《不凡的改变》第三期,节目组邀请他担任嘉宾评委,选手方磊改编演唱了他的《别哭,我最爱的人》,郑智化听完摘下眼镜,默默擦泪。《别哭,我最爱的人》本是他写给已分开的爱人阿媛的一首小诗《昙花》,“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节目现场,他说这是自己的遗言,言语间近乎哀求,“我真的很不愿意面对这些,你们不要再问了”。

二十年,时过境迁,回头再看,1999年退出歌坛或许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90年代文化产品相对贫瘠的时月,一盒磁带就足以让文艺青年们如痴如醉,唱着“ 口袋里没钱,名堂不是很多”走遍大街小巷,哪怕那磁带是盗版的,“上面贴着别人的照片,写着郑智化”。但接着,《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这类网络神曲就如病毒般火了,借助彩铃业务渗透到中国大地的角角落落。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为什么郑智化被遗忘得这么彻底”,网友“王东来”的回复获得122人赞同:很多长红多年的流行歌手,他们的歌曲绝多数还是男情女爱,“不仅适合恋爱中的男女通过歌曲感受爱情的美好或辛酸,也有利于男生们在KTV或者与女孩约会的地方一展歌喉,博取女生欢心。而郑智化的绝大多数歌曲都少有这样的要素,很难想象一个男生跑到KTV去给心爱的女生唱《三十三块》这种歌曲。”

郑智化画展,图片:郑智化微博

对于这样的结果,郑智化大抵是不在意的。他多次提到女儿出生后自己的改变,越来越包容,以前洁癖到衣服上破了个洞,就不想再穿,“以前很多东西都有原则,什么事情一定要那样,现在是一个事情在一个底线之外,我都可以包容”。闲暇时间,他重拾画笔、做漆器、练书法,2019年还在北京开个人画展《溺爱》,36幅油画色彩浓烈,皆为卡通形象。

1992年,郑智化曾出过一本 *** 集《郑智化私房话》,书里,他真诚剖析自我的多个侧面,或许可以概括他的一次次选择——

“身体内部有很多个郑智化……

画画的郑智化常常取笑唱歌的郑智化低俗不堪;

唱歌的郑智化常常反驳画画的郑智化自命清高。

忧郁的郑智化遇到台北的下雨天,就有轻生的念头;

而勇敢的郑智化却永远一副的无所谓。

有一个郑智化想成家了;

另一个郑智化就会轻蔑地说:

何必为了一棵树;失去整片森林。

有一个郑智化更不要脸!他一直想拍 *** ……”

封面图片:郑智化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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