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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要
从小到大，我要的就是，我不需要跟随一个人，或者成为谁的小弟，成为谁的复制，即使是我觉得非常牛的大哥。我只是我自己，哪怕我一直很平凡，我也要做自己的引导者。
文 | 张月
编辑 | 楚明
没人敢打扰上台前的梁博。
他站在后台，一身黑衣，通过耳机一一确认乐队成员的状态、舞台的音响、传输信号……掌握一切和接下来几分钟有关的东西，就像他睡觉时身后必须有墙一样，这让他感觉踏实。然后，他陷入安静。
任何闯入都被视作一种打扰。一个工作人员曾上前帮他整理衣服、补妆，他直接发了火，把经纪人叫过来，一字一句地说，“不要在我上台之前，让与音乐无关的工作人员出现在我身边，除了你。”
“这一瞬间我必须是音乐状态，我的身体、心理要完全在这个状态里，不能破坏。”梁博告诉《人物》。
他珍惜每一次上台的机会，每一次演唱都不容有失，因为于他而言，邀请很多，但合适的机会很少。有的节目不能唱原创，有的节目音效不合格，有的节目需要展现音乐以外的综艺人格……他都拒绝了。
在《我是唱作人》里，他每首歌都排练5天以上，过问每一件乐器的摆放位置和音色、每一束灯光营造的氛围、每一个大屏幕上闪现的画面。他坐到观众席上听来自舞台的声音，确定不是自嗨。那几分钟的一切都要像拧螺丝一样拧到最精准的位置。一次彩排，他排了很久，已经超时，但对灯光依然不满意，台下的女导演几乎要哭了。
“我给他们（节目组）添了很多很多麻烦……但我受不了歌迷来到这儿，对灯光、音响，包括对乐队那种失望的眼神，我受不了。”他说。
观众在他心里既不重要又无比重要。在舞台上时他完全不管他们，“我就自我表达。你来买票就听着，不需要你对我指手划脚”。观众很少有机会知道梁博是怎么把他们当成上帝的，用他的话说，那是一种“几乎要下跪的谦卑”，舞台上的每一处细节他都生怕观众不满意，怕由于一丝不好阻碍这首歌抵达观众。
工作中的梁博有一种自己控制不了的狠劲儿，和乐队的排练达不到预期时，他经常黑脸发火。乐队成员有时会挤兑他：“我学一学你刚才怎么骂人的。”他不敢听，躲开了。他知道自己脾气坏，说话难听，知道自己也许造成了伤害，但他改不了。多年来身边人来来去去，留下的都是被他搞崩溃过很多次之后仍然愿意忍受他、相信他的人，“是他们一直包容我，包容到了现在”。
2012年的夏天，梁博穿着一件绿色T恤，一口东北口音，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夺冠。次日，他睡到下午，阳光刺眼，内心毫无喜悦，他突然意识到冠军这个头衔跟他想做的音乐毫无关系，他近乎“不懂事”地拒绝了接下来所有的采访和商演，去了美国。
当时的人们不知道这个21岁的年轻人会有怎样的前途，选秀出身的歌手大概率是颗流星，只有很小几率能成为长久闪耀的恒星。梁博一度在外界看来也成了前者。两年时间里，他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时代褒奖这种不世故的选择，很多媒体为梁博树立起“拒绝名利”的名声，但他说自己也想要名利，但想理直气壮地靠自己的作品赚钱，而不是翻唱别人的作品。他很喜欢《让子弹飞》里的台词，“站着把钱挣了”。
时间已经过去7年，他靠着这种少年气的骄傲和偏执在一个极速淘汰的行业里抵抗住了名声的速朽，很多选秀歌手已经湮灭，而他依然一身黑衣，出现在舞台上。
在那次“离开”之后，他也如愿唱出只属于自己的歌。2017年3月他上了《我是歌手》，那是这档节目第一次允许唱原创曲目。他抱着吉他唱了一首曾在排练时唱哭过的《灵魂歌手》，歌词透着一个歌者的勃勃野心，“灵魂歌手，开唱瞬间，击碎万颗心” 。这句唱完，在后台观看的李健睁大了眼，轻轻地说了两个字，“厉害”。
此后他再也没有登台唱过这首歌。曾有品牌出高价请他商演，点名要求唱这首歌，他回复对方说不可能，这歌多少钱都不唱。“那首歌其实是给我自己的，不是卖钱的。如果要是点其他的歌，比如《出现又离开》《男孩》，我随便唱，它们既属于我也属于大家。”
在他看来，自己就是个农民，音乐是种出来的粮食，“挽着裤脚辛辛苦苦种了这些田，当我去农业市场卖我种的这些粮食的时候，可以穿上西装，像一个商人，但有一些粮食是留给自己的，是不卖的”。
乐队成员曾跟他开玩笑，“给你1个亿让你去做不喜欢的事情，你去不去？”他想了想，“要看有多不喜欢，如果说拿1个亿让我上不了台了，那我不去”。
他感觉自己“轴”在这儿了。“一旦所谓的重金诱惑让我失去内心里用钱无法弥补的东西，就不行了。
“如果拿1个亿让你在舞台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唱《灵魂歌手》呢？”我问他。
“有多不好？”他问。
“达不到你对音乐品质的要求。”
“先把这1个亿给我，我花钱把‘要求’提上去，我再唱。”他认真地说。
无论如何，那个曾经满脸青涩的年轻人是令人羡慕的，他在一个泥沙俱下的娱乐时代最大限度地保全了自我，顺便实现站着挣钱的愿望。“我渴望的名利就是今天这样：我出去演出的时候，主办方主动说，我希望你能唱你的《男孩》，唱一下你的《灵魂歌手》，或者你能唱一下《出现又离开》吗？我用我自己的作品去满足我的物质生活，极其快乐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满足呢？一切都是为了现在。”
图/ 受访者
以下是他的口述：
“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儿别的”
《中国好声音》夺冠的时候，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了微博打不开。太多人跑来留言，基本上就是机械式的谩骂，好像被电脑复制了一样。
我那个时候还不明白这是网络暴力，还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衡量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我明白了，其实那是人心里的一种愤恨，无处发泄，谁拿冠军都得挨骂。
很多人觉得我不配拿冠军，但当时我心理挺奇怪的，我没觉得所有人骂我，哎呀完了，我不行。我所有的自信都来自于回看视频，决赛现场是直播的，也没有修音，那一场我拿冠军没问题。但是仅限于当时的那个时空，我绝对不能说我是那季所有人里唱的最好的，因为音乐没法比。
虽然天天挨骂，但不会怀疑自己，也不会睡不着觉。
这些质疑不是我离开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翻唱歌曲这件事情告一段落，我拿出的成绩不论好坏，就这样了，接下来就是制作我自己写的歌，从零再开始。
为什么我必须得唱自己的歌？因为只有唱自己的歌才能表达我的全貌，在别人的歌里我表达不出来。如果你是搞艺术的，别人了解你的渠道一定是作品，你光有访谈，光有网络上的比较有意思的段子，没有用。
参加好声音的时候，我去见一位音乐界前辈，他从楼上走下来，一边走一边说，我看看是谁把动静弄得这么大，然后站到我面前看着我说，小子，原来就是你啊。他说，小伙子你要记住，这是音乐圈，不是娱乐圈。我很感谢他跟我说这样的话，但当时我心里憋了一句话，这个道理我在认识您之前我就知道。
我不是对他不尊重，是我心里有巨大的能量释放不出来，特别想对他说，能不能再对我说点别的？比如说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把你的歌曲小样拿出来，我看看你会不会弹吉他，弹两下我看看，我可以马上给他弹。我想让他听听我的歌写得怎么样，他能不能教教我，但都没有。
后来那英老师带我去见崔健老师时，我主动说，我来给你唱一首歌。唱完当时情绪有点崩不住了，我很少在镜头前掉泪，但在一个我那么崇拜的人面前，唱了一首我自己写的歌，我觉得很圆满，所有能量都释放了。这不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吗？除了唱歌我还能干什么呢？我不能说，崔老师，咱俩唠嗑吧？
只有通过唱歌，我才能让他了解，“梁博”这两个字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坐在那儿跟你侃侃而谈，或者说老师，你给我一点赐教、教诲，太扯了。
后来我把崔健拉到走廊说了一句话，没让摄像机跟着，我说老师，其实在舞台上唱歌我很享受，但是我不想比赛。他说比赛特没劲是吧？我说对，比赛特没劲。我觉得他愿意倾听我，不是教诲我。
从小到大，我要的就是，我不需要跟随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谁的小弟，成为谁的复制，即使是我觉得非常牛的大哥。我只是我自己，哪怕我一直很平凡，我也要做自己的引导者。无论那个人多么光鲜亮丽，我也不会拜在谁门下。
所以当我放弃翻唱选择做原唱这个事情的时候，别人不信，但我信。我就告诉自己。梁博你一定能写出普通人会传唱的歌曲，有一天还会有这么大影响力的平台。
当时那英老师劝过我一次，我记得只有一次，她说梁博，我觉得你可能不应该这样，你是不是找别人写写歌？或者你是不是应该更开放一些？她在好声音之后为我承受了巨大的非议，有些话她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但是她又想护着我、支持我，因为我是她带出来的。在很为难的时候，在别人不相信我的时候，她相信。但是她又不能表达什么，只能沉默。我知道沉默对于一个人来说心里挺委屈的。
她劝我的时候，我也很着急，那时候没有作品，专辑也没录，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想快点录专辑吧，录完专辑以后就没人这么说了，你们就会认可我了。
中国好声音时期的梁博。 图/ 网络
“越享受，越焦虑”
但是去美国录专辑的时候不太顺利。前几个月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乐手签证出了问题，暂时过不来。
当时的心情就是孤独又焦虑，我住的地方窗户外面就是海，好多情侣在海滩上散步，他们很开心，但我就像个异乡人一样，一想到专辑还没做就焦虑。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丝高兴，因为始终有个憧憬，我要实现的事情就要来了，它一定会很精彩，就是这种期待在支撑着我。
那会儿一个人做极其无聊的事情，要么在家待着整理小样，实在不行了就去琴行看看琴，买买吉他，完了又没意思了。老板去美国，带着我在洛杉矶海边吃最好的龙虾，我都不开心。我的事没做，越享受生活，就越焦虑。
这种日子大概维持了3个月吧，直到我的乐手到了，才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我终于进到了那个最向往的录音棚，制作人、录音师、乐手都是最顶尖的，这就是我来美国的目的，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的制作人是Michael Bearden，他是麦克尔 · 杰克逊的合作伙伴。我的老板跟人家介绍我的履历，说我是好声音的冠军，人家只是礼貌地微笑，其实人家在乎的不是你有什么样的过往、得到过什么荣誉。那会儿我不会说英语，没办法打断老板。我等待的是他说完之后，进到录音棚，打开调音台，给他们听12首小样，他们自然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音乐人跟音乐人之间的交流，真正的尊重来自于这儿。后来大家每天在棚里交流音乐、建立感情，通过音乐了解彼此，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这个就是我当时最想要的生活。
我从来没怀疑过（离开的那个决定），幸亏去了（美国），幸亏离开了。懂的人都能从第一张专辑里听出去美国的意义。2014年5月，发第一张专辑时候，我给那英老师寄了一张，我终于可以拿着我的专辑面对她了。
我没觉得减少曝光，让我失去了什么。公司、歌迷、还有一些操心的人，他们觉得我可能应该一直往上飘，活在镜头下，但从事实来讲，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我就是几年不出现，当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所展现的东西就是你们期望的，甚至高于你的期望。
这种自信来自于，一方面我相信音乐带给我的东西，就是纯粹的那一面，人要相信情感，要相信一些神奇的东西，我就是爱音乐，也相信音乐给我的反馈。
另一方面，我很清楚知道我的歌会是什么样，出来以后会给观众什么样的感觉，这方面我极其理性。其实我很怕支持我的人说，梁博，你就坚持你的性格，很摇滚，但是你没有商业头脑，不知世故，歌也火不了。我希望他们能知道我内心追求的东西，绝对不是摇滚少年那种“看着你性格就觉得牛”，但除了牛也就只剩这个了。我毫无那样的抱负，也非常排斥成为那样的人，我希望呈现的是，我有我的坚持，作品一定要有质量，同时歌一定要能卖钱，要有商业价值，最俗的就是一定是有被大家传唱的歌，这是我离开以后想交出的答卷。
图/ 网络
“上台就是为了表达”
滚石乐队的吉他手Keith Richards说过一句话，他说摇滚乐真正的意义是互动。我很认同，我在台上也很享受这种互动，不是在台上要掌声，是情绪已经完全地拧在一起，你好像变成了摇控器，观众成了你的扩音器，你内心的表达会被成千上万人呼喊出来，这个瞬间觉得自己像小孩，贪婪地享受。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歌手的命，宿命。
在台上也像大人，因为在舞台上我才有真正的话语权。周围是安静的，大家会听我说话，听我唱歌。我是被倾听的，我小时候缺少这个。
那时候成绩不好，在学校很边缘，朋友也非常少，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在学音乐之前我学画画，性格比现在还内向，老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趴在那儿画画。老师倒是挺支持我的，知道我学习没戏了，就把所有不用的印卷子的白纸给我，鼓励我画画，说你画吧，走出一条路。
但我没能在画画上走出一条路，11岁时，我在隔壁邻居家看到了一把吉他，就放在窗帘后面的墙角。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气味，胶合板的味道，带着点泥土味儿，很苦涩。当时脑子里就想，这是什么呢？好像在电视里看过。拨了一下钢弦，那个声音很新鲜，我以前的生活里没有音乐，没有这样的声音。
13岁过生日时我有了第一把木吉他，100多块钱买的，纸壳箱装着，红色，每一个细节和样貌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把吉他弹了很多年，最后都已经“包浆”（编者注：长时间氧化形成氧化层）了，就跟盘核桃似的，放肘部和手的地方光滑无比。
有了吉他以后，除了吃饭、上课、上厕所，基本上就是手不离吉他。我不识谱，就扒带子，Beyond所有的吉他solo，弹得一个音都不差。小时候用随身听，也没有CD机，不能老拿随身听来回倒带，倒来倒去倒废了，还费电，后来我就跟家里商量得买台数字复读机，跟家里说的理由就是要学英语，还假装买了盘英语磁带（笑）。
一开始把伴奏和solo弹完录进去，在家自己跟自己组乐队玩儿，没人跟我组乐队。后来在吉他学校认识几个朋友，能凑成3个人了，一台电子琴，两把吉他，就已经疯了，在吉他班的教室，折腾各种调音台和线，很晚才回家。还有个排练房，是一个小区里的门市房，屋顶有两个天窗，水泥墙水泥地，很简陋，但在里面弹吉他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我爸对我学习这个没有特别大意见，但是对耽误学习有意见（笑）。他发现这个爱好好像要变成工作，并且还没有明确路线的时候，他迟疑了。初中有一天，他把所有的乐器拿回农村奶奶家，说你尝试一下，没有乐器你看能不能学习。那个月我上火、满嘴起泡，学习一样不行，最后只好把琴拿回来。
我舅舅是老师，他说，你想好了就不要耽误时间，上中专时就走这条路吧，不要学习了，走好走坏是你的事儿，现在所有人都相信了，你不是三分钟热度。
学了音乐以后，我才发现画画满足不了我要表达情感的千分之一。画画时，老师经常说我很内秀，但那不是我想表达的，我要的就是站在舞台上的这种表达，而不是一个很内敛的小孩多有才华又很害羞那种。上台就是为了表达，你表达的那一瞬间，大家会最认真地听，然后给你掌声，对我来说就值得了。
没上大学之前，特别渴望舞台，在学校里就经常“拉帮结派”，自己出钱搞演出，联名给学校领导写信，想在校礼堂里搞演出，防火措施都已经标注在信里了（笑）。
但是一直没有舞台，直到上大学遇到我的专业老师孙老师。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之前，我去办公室找过他，他问我，你上大学之后想干什么？我说，我上大学以后自己掏钱演出行不行？孙老师说，就是这么一个喜欢音乐的孩子，连最基本的机会都没有。他就跟我说，你考吧，你只要能考上，我就告诉你，没有演出的日子一去不复回。
我遇上这样的人了，所以上大学之后我就觉得自由了。
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是大一第一学期，学校迎新生的演出，在一个几百人的小礼堂，我唱开场的歌。马上要上台了，一位老师过来跟我说，孙老师让我告诉你，你上台说一句话，“我站在这里，就是站在了梦开始的地方”。那时候上台我特别紧张，脑子是空白的，光特别强，看不清底下的观众，我磕磕巴巴把这话说了，把歌唱了，下来脑子还是空白的，但心里全是高兴。
后来大学里90%的音乐会都有我。很多年之后，我跟孙老师聊，问他为什么让我说那句话，他说，我希望你能铭记这句话。所以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
图/ 受访者
“稳稳当当下坡”
后来遇到了更大的舞台，就是《中国好声音》。如果人生能再重活一回，我还去这个节目，还要经历所有的事，遇到所有的人，什么东西都一模一样，别改。
那时候有很多不能接受的事儿，导演有时候让我讲一些不想说的话，这些东西那时候给我很大折磨，但你再让我选一次，我一个剧情都不改，因为对我太重要了，有人说“没有好声音，就没有梁博”这句话从梁博嘴里说出来太像客气话了，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也真是这么想的。
如果现在能遇到当时的梁博，我可能会保持距离地看看他在做什么、想什么，但是我不敢上前去碰他，给他提任何一个建议。很可能现在的我一个所谓成熟的提醒，会导致当年的我经历7年后，不会成为现在的我。
汪苏泷说我现在活成了很多人理想中的样子。但是我跟他也聊过，你们看到的是表象，你觉得我很自我很潇洒，但是你要真正地跟我走一遍我的路的话，可能在5公里之内你就不干了。你不能光看到现在比较自由自如的一面，对吗 ？
咱们俩一起往前走，假设对于音乐的热爱，我们一样，对于音乐的执着，我们一样。但是面对重金诱惑的时候，你能跟我一样吗？20多岁时在家写歌，没有越写越丧，还越写越开心，你能跟我一样吗？在没有人支持和理解的时候，我还那么喜欢音乐，你能跟我一样吗？
我特别怕比我小的小孩学我，我怕他们伤了自己。我背后可能有一个支撑的理念，如果他没有，受了伤害怎么办？
我在事业上清醒，但人生当中我也做过很多无所谓正确错误的决定，有离开自己的朋友、我伤害的人、失败的感情、某一个阶段的低谷，也会有脆弱和焦虑，但是我丝毫不想掩饰，这就是普通人应该有的东西。
现实充满了喜怒哀乐，无常和苦难，但音乐是天给的，是一个可以脱离现实的存在，它很神圣，就像你身后那个画一样（一幅描绘日出景象的装饰画），那个画看来很不现实，但是我就是总想去找这样的地方，让我脱离眼前的这些东西。
创作的时候我经常流泪，而且是毫不克制的流泪，不会让其他人看到，都是一个人一边弹一边哭，《灵魂歌手》《变了》《男孩》都哭过，《日落大道》是看到成品的时候掉眼泪了。我这点非常不男人的（笑）。
最近这几年才觉得，这辈子就是要做音乐了。不做音乐的话，我做不了别的（笑），我要是做音乐，能做挺好。父亲跟我说过，你们现在做音乐的人在几年前叫手艺人，你会是个很好的手艺人，你这种性格做不了别的。
我爸现在有时候候很自豪，说我儿子现在工作真不错，我妈就跟我爸说，谁家没孩子？就你儿子优秀吗？低调点。我妈现在出去逛商场，听到商场里放我的歌，会掉头回去买一条围巾，说支持我。她坐公交被人认出来，回来跟我说以后会注意一下自己的仪表，不能给我儿子丢人，我哭笑不得。他们都很低调，我在工作最繁忙的时候想起他们，心里特别有力量，我知道我飘不了。
我有两个角色，分得很清楚，在舞台上我是摇滚歌手，但下来以后我就是普通人。我要吃米饭，要喝水，跟朋友吃火锅、烤串，不要装，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我的生活才能快乐。
如果人生是在爬坡的话，我应该是快到现在的这个山峰的峰顶了，这个峰顶指的不是我的成绩，是我把现阶段想做的事做完了。人最重要的是不要总想着怎么上坡，而是要知道怎么下坡，下坡别把自己摔了。我想站在这个峰顶去享受现在所有的东西，然后稳稳当当地下坡，去爬下一座山。
图/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