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撰
中华书局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俞国林先生所赠，内附有他签名的通函，谈及今年是新月派诗人、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诞辰110周年，并称子仪老师的这部专著“根据可能收集到的文献、档案资料，铺叙了他五十五年的人生轨迹”。
本书分为五卷，以编年形式讲述了陈梦家的一生。从撰写方式看，本书为年谱长编，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到陈梦家一生中的很多细节，也能读到一些重要史料，故该书既有可读性，亦具史料性。
本书从1911年陈梦家1岁讲起。陈梦家出生于南京，全家住在金陵神学，其父陈金镛是金陵神学的提调。陈梦家在《青的一段》中写到：“父亲是书院里最有权势的华人，且在壮年，不免为许多神学生所最畏惧的人了。”他的母亲名叫蔡灵恩。陈家祖籍浙江上虞，祖母是位基督教徒，陈梦家说：“因为我们是入景教籍的人，宗祠不填我们的名字。”原来当地还有这样的风俗在。
景教乃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与摩尼教、祆教共同成为波斯三大宗教，流行于中亚。唐建中二年，长安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拓片如今在市面还能够时常得见，然初拓本极罕。由此可知，景教在唐代时已传入中国。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时被禁，在中国变得衰微，元朝时再度传入，被称为“也里也温”。但是元代灭亡后，景教再次衰落。陈梦家在此自称是景教籍人，用的显然是古称。
陈梦家之父陈金镛幼年失怙，从小寄居在外婆家，七岁时入教会小学读书，因此而入教。大约25岁那一年，陈金镛在上柏镇遇到老牧师蔡礼英，蔡牧师将次女蔡灵恩许配给他。光绪三十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共同在南京创办金陵圣道书院，院长甘路得函聘陈金镛任教，于是陈家搬到了南京。当时司徒雷登也在这里任教，两人成了朋友，上海广学会于1910年9月出版的《圣教布道近史》就是由司徒雷登口述、陈金镛执笔。
按照陈梦家的说法，他在出生时，母亲梦到了一群猪。赵珩在《凌霄花下》谈到了某天他在院中玩耍，陈梦家向他招手，同时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陈梦家？”赵珩摇摇头，陈接着说：“我娘生我的头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看见一大群猪。猪是什么？猪在古时候也叫做豕，我总不能叫梦猪吧？于是我娘就在豕的上面加了个宝盖，我就叫梦家了。”
古代大名家出世总会有神异现象，但从没听说过有人梦到猪，陈梦家能这么讲，可见其为人之坦诚。其实我也有搞不懂的地方，因为我听说过景教不吃猪肉，陈梦家既然自称其家族信仰为景教，何以其母会梦猪呢？也许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在吧。陈梦家在幼年时也受了洗，成为了基督徒。
陈梦家18岁时发表了他的新诗《可怜虫》，此后一发不可收，在很多刊物上发表诗作，当然包括新月派的《新月》杂志，为此他跟徐志摩、宗白华等很多诗人有了交往。后来他到燕京大学做了容庚的研究生，转而研究古文字学，在此期间娶赵萝蕤为妻。对于两人的恋爱经过，扬之水在《〈读书〉十年》中有如下描写：
问起她年轻时的一些事情。她说在大学中，她是同年级中最小的一个。王世襄、萧乾等，年岁都比她大，但班级都低于她。那时她的外号叫林黛玉，有许多追求者呢。但她却追求了陈梦家。“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他的诗？”“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那为了什么呢？”“因为他长得漂亮。”
那一代人的直率真令人欣羡。但是，赵萝蕤为什么看得上陈梦家，钱穆有不同说法：
有同事陈梦家，先以新文学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课，梦家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龟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遂赋归与。
读到钱穆的这段话，颇觉他是夫子自道。赵萝蕤真欣赏长衫落拓的陈梦家？钱老的说法远不如赵萝蕤的自道来得爽快：漂亮就够了，哪有那么多的情怀。
后来陈梦家夫妇前往美国，陈梦家在纽约认识了大古玩商卢芹斋。子仪在书中说：“可以说，陈梦家在美国的研究工作，是从卢芹斋的卢公司开始的。”罗拉在《卢芹斋传》中说：“卢芹斋慷慨为陈梦家的研究提供便利，为他在各地参观私人和公共博物馆打开方便之门。”谈到中国古玩商，几乎必提这位卢芹斋，但我读到的文章大多是骂他从中国向国外走私古董，其实在卢芹斋的时代，并无文物禁止出口的禁令，评价一个人不应当脱离时代。
《编年事辑》中有多处谈到卢芹斋，但子仪都是客观描述，并无褒贬。比如陈梦家离开纽约前往欧洲游历时，向卢芹斋道别，陈提及自己回到清华后将筹办博物馆，希望卢芹斋有所资助，卢一口答应，并且说凡是有铭文的重要青铜器，他愿意送回祖国，陈梦家当时就指明要嗣子壶。此物颈外镌有铭文50字，陈梦家回国后，卢芹斋确实将此物归了清华大学文物陈列室。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前夕，该物被征集调入该馆陈列。
通过阅读本书，让我了解到了很多历史细节。比如现藏于国图的司马迁《资治通鉴》残稿，此物乃是国图的镇馆之宝之一，每次搞通史展时，几乎必将此物祭出，然而从本书中，我方了解到，陈梦家乃是遵循徐森玉的意图，前去游说谭敬，使得谭将此物捐献了出来。
《天津文钞》，华光鼐编纂，石玉点校
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王振良主编的《津沽名家诗文丛刊》第十三种，书前有李剑国所撰《津沽名家诗文丛刊总序》，李先生提到国人一向重视乡邦文献，方志中多立“艺文志”来著录本地人的著述，其中《盐邑志林》一书开风气之先。颇为巧合的是，三十年前我在天津古籍书店看到书架上摆有几十部影印本的《盐邑志林》，这也说明了天津人对方志的看重。
清代和民国间盛行编纂乡贤丛书，例如《畿辅丛书》《吴兴丛书》《武林掌故丛编》等，多达七八十种。相对来说，天津建邑较晚，在明永乐二年始置天津卫，至今六百多年的建城史。清雍正二年升位为州，九年升州为府，到清末时直隶总督府驻于京城，李鸿章、袁世凯等相继在此办洋务，由此而使得天津成为对中国近代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城市。
关于天津人的著作，《天津县新志》著录明清作家270余人，著作530种。今人高洪钧先生编著的《天津艺文志》增入了天津所辖郊县的乡人著作，著录作品1500余种，作者600余人。点校者石玉先生在整理说明中提到《天津文抄》是一部重要的地方文献，全书收录各体古文168篇，依《经史百家杂抄》的体例，按文体分为论著、序跋、书牍、传志、碑记、哀祭、词赋七卷。该书的编者华光鼐乃是津门名宿华长卿的长子，他与其父都留心于乡贤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敬乡笔述》中评价他说：“历于故纸堆中搜寻乡前辈诗文，不遗余力，洵可谓爱才若命者矣。”可惜华光鼐短寿，32岁就病殁，而他在天津养病期间仍坚持编纂《天津文抄》，该书实为其心血所聚。
本书所收第一篇文章是胡捷所撰《李广班超论》。文中提到李广被贬时，夜晚狩猎归霸亭，守亭小吏喝斥之，李广的随从告知对方是“故李将军”，没想到这位小吏却说：“今将军犹不得夜行，况故将军乎？”故李广与其手下只能宿于亭下，李广以此为恨。后来李广升为北平太守时，借机杀掉了此吏。对于这个故事，胡捷感慨说：“夫吏之呵广，过矣，而广杀之，不亦甚乎。广之杀吏，在‘故将军’一语。广自负不世出之材，不得见用，其胸中常有愤愤不平之气，而‘故将军’一语适中其隐，此广之得志所以必杀之而后快也。”
此语道出了李广气量狭窄，不能容人之过，正是出于这种性格，导致他最终自刎而死。胡捷在文中还用对比的方式讲到了班超的雅量，这种对比最能让读者明白作者的观点。
沈峻所作《听讼说》乃是一位循吏的经验之谈：“听讼宜公宜明，尤宜速。倘讼不即讯，讯不即结，则良懦将甘心隐忍，惟旷时失业是惧，不敢赴讼公庭，奸宄愈纵恣而无所畏。”沈峻认为审判官司公正透明很重要，但更关键是要速度快，为何如此呢？他借他人之口说出：“是立断之故也，请托路绝也，刁唆技穷也。”原来速审可以断绝人情之托。这篇短文仅百十余字，却讲出了他的道理。
华长卿所作《千家姓后序》则讲其编有《千家姓》一书。古时蒙学流行“三百千”，《百家姓》为其一，虽然文中所录不止百姓，然亦无华长卿所说的千姓。更有趣者，华统计出复姓有520多个，三字姓有48个，另外还有一个四字姓，可惜他没有指出是哪四个字。对于宗谱之学，华在后序中讲到一个故事：
然《唐书》载李守素工于谱学，当时号为“肉谱”，许敬宗谓虞世南曰：“李仓曹以善谈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言，宜有以改之。”世南曰 ：“谓仓曹为‘人物志’可也。”今予此编有渐于人物之号，隐合于肉谱之称，予不惴谫陋，即名是编为“肉谱”，同志见之必为之大噱也。哈哈。
我读到这里，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可见这位华长卿颇有情趣。《天津文抄》中收有他多篇文章，其中《和陶诗序》还讲了一个趣事。谈到和陶诗当然必提眉山坡公，由此“和陶体”风行天下，然而华却说他的朋友王赓棠又将东坡和陶诗之诗题分体和之，这可谓是和陶诗的和诗。可惜我未见原本，未能品得其再和的趣味。由此可知，《天津文抄》一书不但保留了天津籍作家 的文献，还留下了不少的线索，经此索骥，读者能够了解到更多有意思的文章。
《元代易学史》，李秋丽著
齐鲁书社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由责编孔帅先生代为求得者。此书的出版获得了多个项目的资金资助，可见受到了多方面专家的首肯。全书分为七章，前有《概述》，正文每章重点讲述不同身份的易学家，比如第一章是元代理学家研究易学，此后的几章依次为元代隐士易学、元代朱子后学易学、明官方易学之先声、元代汉化少数民族易学、元代图书易学和元代道教易学。除第五章外，每一章重点论述三位代表人物，由此可了解到李秋丽老师的这部专著涉及到了不同身份与角色的人对易学的研究。
《概述》中首先提及《周易》原本是卜筮之书，目的是教人趋吉避凶，故李秋丽认为“它的文化基础是中国人对于天道的信仰”，在这个前提下，再加上原始社会先民们缺乏人文理性的自觉，选择通过筮法寻求鬼神的启示，以此来指导自身的进退。正因如此，《易经》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脱离原始宗教色彩。《周易》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元典，故后世一直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而元代易学乃是整个《周易》研究史上的重要阶段。
元朝统治时期，儒家文化虽然有所衰微，但并未消亡。蒙古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政治稳定，逐渐提倡儒家文化，极力尊孔崇儒，成宗时下诏崇奉孔子，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文宗时又封孟子为亚圣公，并将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司马光、朱熹、张栻等从祀孔庙。早在太宗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建议“用儒术选士”，太宗接纳了他的建议，正式举行了“戊戌选试”，但此次高考只是确定儒士户籍，并免除徭役，儒生们并没有受到重用。后来世祖、成宗、武宗时，朝廷多次讨论科举事，但均未实施，直到仁宗时，科举制度才正式颁行。延祐元年实施的科举法中明确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由此确立了经学考试以程朱的经注作为主要的考试内容。程朱理学遂成为官方经学。
本专著第一章讲述的就是元代理学家对易学的研究，该章重点讲述了许衡、刘因和吴澄三位大名家。巧合的是，我的寻访之旅分别找过这三位的遗迹，其中许衡找到了墓园，吴澄找到了墓址，唯有刘因了无痕迹。李秋丽说，刘因与许衡、吴澄不同，他身上具有“曾点气象”。刘因易学思想的主旨是维护朱子易学，他作有《河图辨》，认为朱子已经将河图之说讲解得很圆满了。至元十三年，刘因作《太极图后记》，他认为周敦颐就是太极图的作者。按照朱震《汉上易传》的说法，周敦颐从穆修那里得到太极图，但是刘因经过推断，认为穆修去世时周敦颐才十几岁，故不可能得传此图。刘因考察了先天图和太极图，认为从易理上来讲，两者皆出自河图。
关于元儒与朱学的关系，李秋丽引用了钱穆先生给出的断语：“元儒之于朱学，终不能不偏于博文一途。既已仕于元……大节已亏，何论约礼。”李秋丽在专著中分别讲述了元代朱子后学胡方平、熊良辅、熊禾在易学方面的成就。按照明代杨士奇的说法，“朱子《易学启蒙》，惟胡方平最善。”胡方平受《易》于朱熹女婿的学生董梦程，是朱门嫡传的三传弟子，其子胡一桂也是元代最重要的易学家之一。李秋丽分别论述了这几人的易学研究成果。
专著中还谈到了元代汉化少数民族易学家耶律楚材和保八。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是金代易学家，故易学乃是其家传。耶律楚材撰有《揲蓍之说》，此文对《周易》中的大衍筮法有一定研究。按照《元史》本传中所载，楚材擅长卜筮：“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 ：‘女直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时，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应。”楚材夜观星象，看出女真人将易主，转年果然金宣宗去世，故皇帝每次出征必定让楚材先卜吉凶。由此说明了楚材对《周易》之稔熟。
保八是蒙古人，亦有文献称其是色目人，其一生精研《周易》，著有《周易原旨》等多部专著。李秋丽还提到全真七子中的郝大通对易学同样很有研究，通过一系列考证，人们所熟悉的元代理学家、文学家，甚至是道教中的人物，都对《周易》有各自的理解。李秋丽能够对各色人物的易学观念一一作出梳理，使读者能够全面的了解元代易学，她为此所下的工夫超过一般人的想像。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夏春锦编著
台海出版社202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近几年常见到夏春锦先生发表研究木心的文章，近日又收到了这样一本专著。本书前有谢泳所写序言，谈到夏先生写过《文学的鲁滨逊》，此乃木心前半生的经历，而本编年事迹则是木心完整的一生。
谢先生的序言重点讲述年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独特体例，他将此与方志并提，认为这两者均是西方历史著述体例中不曾出现的文体。如今各地依然有方志办，谢先生认为这非常不易，但是年谱的地位却下降了，现在大学里念学位的人，很少会以年谱申请学位，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年谱算不得什么学术著作。但谢泳却说，即便是坏的年谱，也保存着有用的史料，他认为“年谱的学术生命力要高于专著”。
本书的二序出自陈丹青先生，陈先生首先说，中国作家的自传简历以木心最为简明扼要，将名字、生年、籍贯、学历、客居地等全包括在内，仅36字。同时他说，木心是现代中国作家中出书最迟者，木心56岁抵达纽约之前，从未在大陆发现过一个字，他的首册简体版文集在大陆面世时，已79岁。陈先生在序中引用了梁文道的一句评语：“五四及今，读者读罢书还想趋前面见的作家，除了鲁迅和张爱玲，第三位，便是木心。”
鲁迅喜好提携后辈，所以时常与各种人见面，但张爱玲却不肯见人，陈先生说，木心与她同调。陈先生在2009年亲眼看到过一位广西来的小伙子苦候终日，要见木心，木心就是不见。那时已是秋季，这位年轻人仅穿一件T恤，木心嘱咐人为他买了件衣服。陈先生又说，在纽约期间，他亲见不少访客被木心婉拒。2003年，耶鲁美术馆为木心办了体面的个展，但木心竟然不去开幕式。陈先生说：“其实他越是这样子，读者越想见他。”
陈先生说，木心不写回忆录，是因为木心认为回忆录很难诚实。那么如何解读夏春锦的这本《编年事辑》呢？陈丹青认为夏先生“可能是试图追索木心生平行状和家族谱系的第一人”，虽然如此，陈丹青却不认为读了文学家的生平，就能认知那个人，或者有助于理解他的文学，即便是一份处处求真的传记，可能布满了善意的错讹。他引用了西谚：“作品有时比作者更聪明”，以此说明用心去解读作品，要比解读作者更准确。
陈先生与木心交往29年，他说自己巨细无遗的介入了木心的日常，甚至木心一开口，他便知道对方要说什么，但即便如此，陈先生这是不明白木心所赠诗中的两句：“仁智异见鬼见鬼，长短相吃蛇吃蛇”。尽管木心逐字作出了解释，但陈丹青“于我而言，仍是谜。”同时他还认为“我喜欢谜，为什么要绿色它？”所以，陈丹青认为，为人立传是很难的事情，同时他明言：“恕我直说，我不记得看过可读的中文传记。”
陈先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不认为谁能写谁的传记”。他早年读过一部分《鲁迅传》，但他不觉得豁然明白鲁迅，因为“那是另一个人的想像，另一个人的手笔，读过即忘。”木心也有类似的认识，他近乎板着脸说：“不要写我，你们写不好的。”但陈先生认为，木心身后定然会有人来写他，这种事令陈先生无奈而近乎痛苦：“我目击他如何守身如玉般，维护私己。他渴望尊敬、荣耀、文名，但绝不是希求一份传记。”
既然如此，陈丹青如何看待夏春锦的这部专著呢？他在序言中说了那么多不该为木心立传的话。陈先生明确地说，：“我敬爱木心的理由之一，是不愿意看到他成为身后有传记的人。”所以陈丹青明言，夏春锦发来的这部书稿，他不曾看过，但是他觉得没有见过木心的读者，可以读夏春锦的这部《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因为它不是传记。
夏先生的这本专著以编年形式从木心的出生，一直写到了他的去世，他引用了大量资料，很多是全文录入，这种撰写方式颇类年谱长编，也最容易让读者了解到传主的生平细节。而夏先生在书中尽量客观引用，不出按语，不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比如本书中写到1956年木心30岁时，首次被逮捕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但夏先生完全不谈是什么原因致使木心入狱。然他在编年后引用了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文学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我被迫害，死去活来，事后在钢琴上弹贝多芬，突然懂了，不仅懂了，而且奇怪贝多芬的遭遇和我完全不同，何以他的悲痛与我如此共鸣？”
木心也没有说他受迫害的原因，然而夏春锦接着写到，在这年的12月，木心被囚禁半年后，得到口头 *** 而出狱，他以什么罪名被关，以及被关的一些细节，连一笔带过都没有。也许这就是春秋笔法吧。
前些年我从陈丹青的几本文集中读了一些木心的诗作，可以说，我知木心之名，就是因为陈丹青。夏春锦在本书中当然会谈到木心与陈丹青相识的过程。按照系年，这是1982年秋，当时两人是在地铁上相识，他们二人都在纽约艺术联盟进修，此后不久，陈丹青就将木心的转印画介绍给自己的画廊老板，想让这位老板为木心办展，但因木心的画风不为中产阶级买家所识，此想法未果。
关于陈丹青对木心的帮助，书中谈及1984年6月经陈丹青介绍，木心应邀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国家画廊举办了水墨画展，但此次是群展。在半年之后，也是经陈丹青介绍，由巫鸿策划和组织，木心在哈佛大学亚当斯学院举办了个展，此为木心出国后的第一次个展。后来木心回到乌镇，陈丹青为他在那里建起了美术馆。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觉得陈丹青对于木心早超过一母同胞，如果没有陈丹青，估计这世上少有人会知道木心。如果没有夏春锦的这部《编年事辑》，人们对木心的了解也只会停留在片段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