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时至今日，每每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我国青海的巴颜喀拉山，我的第一印象仍旧是“杜立巴石碟”。然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未解之谜”，早在2012年就已经被证实为虚构的故事。
中文社区首先对“杜立巴石碟”进行系统考证的，应该是一位名为“Outlookxp”的台湾网友，他在2011年年底吐槽了一句“丹尼肯真是误人子弟”后，按照英文翻译重写了wiki上的“杜立巴族”词条，又在此后的几次编辑中逐步进行了完善，后来又被大陆网友搬运到百度百科中。因此，目前网络上所有对“杜立巴石碟”的所谓“辟谣”，都是基于这位“Outlookxp”的翻译。
在这位网友看来，这个故事和诸多“远古外星人理论”一样，都是丹尼肯所独创的，并且最早出现在《众神的战车》一书中。这使得我和多数热衷于辟谣未解之谜的人一样，都信以为真。
然而，前两天
@蹦咖喱Gigi 对这一说法表示了质疑：根据他的描述，《众神的战车》中并没有“杜立巴石碟”的相关内容。怎么回事？
我在惊愕之余，找了一下《众神的战车》又通读了一遍，发现的确没有“杜立巴族”的记载后，便重新搜集了一下资料。为了弥补错误连篇的“中文辟谣”，便中途临时起意，来考究了一下“杜立巴石碟”这个所谓的未解之谜，是如何一步步被塑造出来的。
首先按照惯例放一下原文：
193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齐福泰（纪蒲泰，Chi Pu Tei ）与其学生在青海附近的巴颜喀拉山脉探索一系列的洞穴时，发现一些洞穴被人凿成了隧道与地下储藏室的系统，他发现这些墙壁是方方正正且被上光的，就如同这座山被以高温凿入一般。
他们找到了许多列的干净墓穴，而这些墓穴里面埋着身高约138厘米左右的骷髅。这些骷髅有着巨大的头颅，以及瘦小脆弱的身体。其中一名考古队员认为这些骷髅可能是某种未知的山地大猩猩。齐福泰教授则回应说：“有任何听说过的猿类生物会埋彼此吗？”
墓里没有任何的铭文，但却有716个约30厘米宽的石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杜立巴石碟，每个中间都有个2厘米的洞。他们说每个碟片上都刻有两个从碟片边缘旋绕至碟片中心的洞一带的细小沟槽，宛如费斯托斯圆盘。据说，当时考古队还在石壁上发现太阳、星星以及其它天体的图画。
这个如谜一般的地方依旧住着两个部落，它们分别是Ham人部落与杜立巴人部落。
这些碟片和其他的发现都被一一的标志，并且被储藏于北京大学长达二十年，在那段期间，解译的尝试都没有成功。
当这些碟片被北京大学楚闻明（Tsum Um Nui）教授于1958年更详细地检验时，他断定每个沟槽都包含有着一系列的未知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小到需要要放大镜看才看得清楚。许多文字都已经被风化了。当楚博士尝试解译这些符号时，他发现这上面说的是杜立巴族太空船的一次坠毁性着陆，而多数的生还者都被当地人给杀了。据楚闻明的说法，其中一段文字读起来如下：杜立巴人来自云上，坐在飞行器里。康巴人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在太阳升起前躲到了洞穴里十次，当他们了解了杜立巴人的语言时，才知道这些新来者的来意是和平的。
在他的报告发表后不久,因受许多学者的冷嘲热讽,楚闻明只好移居日本。在完成第一部有关石碟秘密和手稿后,不幸过世。俄罗斯科学家对磁盘产生了兴趣。几批被送到莫斯科，化学分析发现这些光盘中含有大量的钴。
1965年，齐福泰教授和他的四名同事终于获准说明他们的理论，他们将这个理论以《关于在12000年前降落在地球的太空船的蚀刻文字，就如同碟片上说明的一般》之名出版。
俄罗斯科学家希望能看这些碟片，因此有几片被送去了莫斯科以进行检验。在莫斯科有科学家用播放唱片的方式想播放石碟，在石碟旋转时机器发生巨大轰鸣，做这项实验的科学家表示机器之所以发生轰鸣，是因为石碟具有像唱片的一样的性质。
虽然杜立巴事件在人证和物证方面有所不足，但仍有人坚信不疑。著有《中国罗兹威尔》的豪斯多夫认为，716块石碟中的大部分仍在石洞之中，也许有一天有人偶然探访那里并发现那些石洞，将是轰动世界的事情。在另一个常见于未解之谜的版本中，杜立巴被翻译为“朱洛巴人”，并且写道：“朱洛巴人和康巴人认为他们的家乡不在地球，而为来自遥远的星空。如今两部落的人以狩猎和放牧为生，在离村子外几公里的地方，有几个视为圣地的山洞，千万年来从没有人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
来自苏联的故事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最早源头为苏联。在1960年2月9日的《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两个二流科普作家——瓦伦丁·伊萨科维奇·里奇（Valentin Isaakovich Rich）和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契尔年科（Mikhail Borisovy Chernenko）合作，共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了俄罗斯数学家马格斯特·M·阿格雷斯特（Матест Менделевич Агрест，1915.7.20－2005.9.20）提出的外星人在远古时代造访过地球的可能性。这篇文章提到了1938年1月，齐福泰（Chi Pu Tei，初译为“纪蒲泰” ）等科学家在中国偏远的巴颜喀拉山区发现了神秘的石盘一事。
巴颜喀拉山脉在这个版本中，“齐福泰等发现，山洞中的生物残骸高不到一米，头骨异常大。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直径略大于300毫米的石碟，石碟中间有一个洞，并且刻有两个从碟片边缘旋绕至碟片中心的洞一带的细小沟槽。随后的调查中，他们在山洞中又发现了716个石碟。”
随后，这个故事在同年的3月30日，被里奇和契尔年科以《空想、假设与猜测：这条小路通往太空吗？》（Hypotheses, assumptions and guesses: does the trail lead into space）为题，发表在面向俄裔的美国俄文报纸《俄罗斯新闻摘要》（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上。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俄罗斯新闻摘要》虽然一度成为美国销量最高的非英文报刊，但是截止到2010年其破产为止，它都以喜好夸大其词，引用一些来源不明的噱头来吸引读者而著称。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
这个故事在不久之后传到了欧洲，1962年6月，一个名叫莱因哈特·韦格曼（Reinhardt Wegemann）的德国人以《远古时代的不明飞行物？巴颜喀拉山的象形文字》为题扩写了故事。
《远古时代的不明飞行物？巴颜喀拉山的象形文字》（Ufos in der Vorzeit？Die Hieroglyphen von Baian-Kara-Ula）他号称这篇文章来源自1961年9月，日本东京一家名为“Dina”的报社——然而日本肯定没有这么个发音的报社，在谷歌上搜索也只会显示右壬最爱的皮大帅在1973年成立的智利国家情报局。
此人除了将发现巴颜喀拉山石盘的时间修改到1940年、将小矮人的骨骼的长度长到了4英尺2英寸（=1.3米）左右外，还在故事中增加了一个叫做Tsum Um Nui的角色。
从名字的发音来看，该角色明显不是中国人，也不太可能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因此给未来翻译这个故事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除了目前最常见的“楚闻明”之外，我还见过“储闻明”甚至是“徐鸿儒”（和一个明天启年间的白莲教领袖同名）之类的翻译。
显而易见的是，这位打着转述事实旗号进行再创作的家伙，对东亚的语言完全处于一种茫然无知的状态。
根据他的文章所述，这个“楚闻明”教授隶属于北京史前研究所（尽管从未存在过这么一个机构），在1961年对这些石碟进行了分析，他发现一些细小的文字被写在了石碟的凹槽之中，并且破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以 “Dropa”（杜立巴）代指这些小矮人，并且声称12000年前杜立巴人驾驶着飞船抵达地球，因撞击而受到损毁，在迫降时遭遇到了当地的康巴（kham）部落，双方因为语言不通而发生了悲剧。
糟糕的是，这位莱因哈特·韦格曼在吹牛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打草稿，藏族的古羌人祖先前往青藏高原的历史也不过5000多年，更不要提1万年前的原始人是怎么打死天外来客之类的漏洞了。
用我已经还给体育老师的德语来看，韦格曼使用了第三人称的第一格“sie”来代指“楚闻明”教授，似乎暗示着这是一位女教授……是不是有些大跌眼镜？（当然“sie”也可以用来指“他们”，但是原文好像用作单人称……）
当然，在韦格曼的版本中，“楚闻明”教授并没有跑路去日本，更没有死在那里。她是在四位专家的认可下发表的论文，也没有受到众人的排挤。
总之，这篇日后会成为所有版本“杜立巴石碟传奇”的底本的作品，被韦格曼投稿在一家名为《素食宇宙》（Das Vegetarische Universum）的西德杂志上。一看杂志的名称，我们就知道受众范围很小。于是这个哥们很是不服气，在1964年7月将故事再度投稿到了西德UFO杂志《UFO-Nachrichten》上。
这一次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比利时的UFO研究会——BUFOI在1965年三四月刊的实时通讯上用法文转载了这个故事。之后有几家杂志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但是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丹尼肯终于下场了
1967年，一个热衷于“远古外星人”的语言学家维亚切斯拉夫·K·扎伊采夫，根据苏联版的“读者文摘”——《卫星文摘》（Sputnik）的转载，重新将这个故事翻译成俄文介绍到国内。不过他翻译的“杜立巴石碟”实际上还是里奇和契尔年科创作的原版，并没有后面“楚闻明”的剧情。不过由于他当时介绍了不少西方第三类接触事件，所以这个故事在他的介绍下，在苏联增长了不少人气。
维亚切斯拉夫·K·扎伊采夫（Vyacheslav K Zaitsev）最初绿色“杜立巴石碟”之谜的网友们认为故事的编造者是绿色未解之谜系列的老朋友、“搞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士德语作家冯·丹尼肯先生，但这次着实是冤枉了他。他虽然写过这个故事，但是却是在出版《众神的战车》之后。
在1968年5月，丹尼肯造访了苏联。根据他的另一些说法，他是从UFO研究学者、通古斯大爆炸外星飞船说的提出者——亚历山大·卡赞采夫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当然他并没有说实话，因为后者则说，自己反而是从丹尼肯那里看到的“杜立巴石碟”的故事的。
亚历山大·卡赞采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Каза́нцев，1906.9.2－2002.9.13）丹尼肯的确生拉硬造了不少的“远古外星人”未解之谜，但是总体来说大多数是有事实支撑的，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他很少主动自己动笔从头到尾编一个没有任何依据的故事。
实际上他只是在造访苏联的时候在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故事。在回国后，丹尼肯马不停蹄地收集各种资料，创作了《重返繁星》这部“远古外星人”类的作品。
《重返繁星》（Return to the Stars ）在这部1970年出版的作品中，他根据欧洲流传的几个版本的故事，重新编写了“杜立巴石碟”的故事。虽然丹尼肯基本上沿用了韦格曼的文章，但是他将韦格曼所挪动的时间线重新设置回了1938年不说，又将“楚闻明”破译石碟文字的时间改成了1962年——这显然是有误的，这点将放在本文最后一章来细讲。
并且，丹尼肯还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说“齐福泰觉得是这些遗骸可能属于某种猿猴”——但是中文版里不知为何，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个无名队员，而齐福泰却反而成为质疑者。丹尼肯的说法中，将故事搬运回苏联的扎伊采夫居然“把这些石碟放到一种特殊的几分像留声机的机器之上”，“把机器打开时，这些石碟开始‘震动’或‘嗡嗡作响’，就好像是通过碟子传递了某种特别的电流，产生了特别的韵律”……
扎伊采夫：我特么谢谢你给我加戏！而在1972年底出版的《众神之金》（the Gold of the Gods. 中文译本被改名为《外星文明和宇宙》，所谓“南美大隧道之谜”也是最早出现在这本书之中）中，丹尼肯记述了他在1972年1月造访台湾时的一段经历：
丹尼肯在瑞士经常光顾一家名为“太白楼”的粤菜餐厅，恰好这家店的主厨曾经给台北故宫博物馆的首任馆长蒋复璁做过多年主厨。通过这层关系，丹尼肯很顺利地会见到了蒋复璁。蒋复璁在德国留学过，因此和丹尼肯相谈甚欢。
蒋复璁（1898年11月12日－1990年9月21日），字慰堂，浙江省海宁人，天主教徒。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公费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图书馆学。曾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也是1965年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蒋复璁馆长也是金庸的一位表哥……丹尼肯向蒋复璁请教了“巴颜喀拉山石盘”的事情（丹尼肯并没有使用“杜立巴”这个词），他认为 *** 在败退台湾的时候应该会保存一些石碟进行研究。
蒋复璁则表示自己并没有听说石碟的事情，并且由于当时国共仍旧处于战争对立的状态，大陆的文史工作进展很难传到台湾来，所以他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和楚闻明教授有关的信息。
丹尼肯对此大失所望，蒋复璁便和他侃了很多中国的上古神话，比如“ *** 开天辟地”、“黄帝乘龙”、“大禹治水”等等，以及一些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然后丹尼肯自然是兴致冲冲地认为这些都和“远古外星人”有关。最后，他还得到了谷正纲的接见，他觉得这位是“台北的总统”，(⊙o⊙)…当然这位的事实官职和总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的大。
蒋复璁（左）、丹尼肯（中）、谷正纲（右）由于丹尼肯的宣传，这个版权并不属于他本人的故事在全球范围内变得很有影响力——据他在《众神之金》中的说法，连北京的毛爷爷都托人买了一本《众神的战车》，让他兴奋地觉得受邀前往北京、看到石盘恐怕不是梦了（但实际上是）。
当然，“杜立巴石碟”的故事，很快引起了英国UFO研究者——戈登·克赖顿的注意，在他在写信询问后，发现扎伊采夫压根不是故事作者，也从来没有见过石碟，而是一个文章搬运工。
戈登·克赖顿（Gordon Creighton，1908-2003）克赖顿同时向大陆的中国科学院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写信求证，结果都石沉大海。而他在苏联和英国方面做了一些调查之后，于1973年宣布压根不存在什么“杜立巴族”。他指出，在任何地理学会的名单上都找不到关于“齐福泰”的名字不说，“Drop-ka”其实是一个用韦氏拼音写法转写的藏语词汇，指“高原上的牧民”——他们非但不会长得矮小，反而都又高又壮，而康巴人是藏族的三大民系之一，只是比较彪悍好武。
真正的藏族牧民《流亡的太阳神》：禁止钓鱼！
1978年，一本名为《流亡的太阳神》的书籍在英国出版。这本书讲的是1947年英国人卡瑞尔•罗宾-伊万斯（Karyl Robin-Evans，据称1914-1974）对齐福泰考察的巴颜喀拉山的洞穴再度进行考察的故事。在博士去世后，这本书由他的助手大卫·阿加蒙（David Agamon ）编辑出版。
《流亡的太阳神》（Sungods in Exile）这本书的内容大致如此：
在二战结束之后，一个名为罗拉多夫（Sergei Lolladoff）的波兰人在印度北部的穆索里（Mussoorie ）购买到了一个似乎写着藏文或者尼泊尔文的石碟。驻印苏格兰团的上校罗宾-伊万斯在看到罗拉多夫手中的石碟后，便组织了一场对巴颜喀拉山的科考远征。书中说他得到了年少的 *** 十四世大喇嘛的接见，但是在前往青海的途中，藏族向导由于条件太艰苦，无情地抛下了他自己逃走了。最终，他抵达了杜立巴族的部落。在身高只有3英尺7寸（1.1米）的部落首领夫妇休伊帕-拉（Hueypah-La）和薇姿-拉（Veez-La）的帮助下，他在杜立巴族的部落中生活了一段时间，文中还说他让一个杜立巴族妇女怀上了他的孩子。罗宾-伊万斯对杜立巴石碟进行了深入的科考，在与当地的宗教领袖勒干-拉（Lurgan-La）的探讨中，后者表示自己的祖先来自天狼星星系的一颗行星，他们的祖先在2万年前曾经造访过地球。在1014年，他们的祖先再度造访地球时，飞碟不幸坠毁，便滞留于此。卡里尔·罗宾-伊万斯在当地待了六个月，在返回印度前他表示不会在生前透露关于杜立巴族的任何信息。而宗教领袖则告诉他，罗拉多夫购买到的石盘实际上是一种可以传递信息的光盘。
罗宾-伊万斯回到英国后，长期对杜立巴族的事情守口如瓶，直到1974年去世后，才由助手整理出版了他的文章。在这本书中还配有一些插图，图中的石碟看起来十分的逼真：
虽然克赖顿第一时间指出此书纯属胡说八道，表示“卡瑞尔•罗宾-伊万斯”查无此人。但是该书因为内容和细节处理的很流畅耐读，出版后博得了不少好评，克赖顿的批评声很快被民科们的欢呼淹没了，不少和“远古外星人”有关的作品都在转载其中的内容。
然而，1994年，《英国奇异事件杂志》（Fortean Times）的编辑收到了一个声明，该声明的作者宣布：“《流亡的太阳神》是我最喜欢的骗局……直到现在还有人给作者寄有关内容的书信，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编辑发现这个投稿者名为“大卫·A·加蒙”(David A Gamon )，和《流亡的太阳神》一书的整理者大卫·阿加蒙的名字很像。
编辑马上回信进行了询问，这个名叫加蒙的投稿者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捏造了这本书。
加蒙表示自己书里的“石碟”的照片是他自己打好底稿，让朋友帮着画出来，然后特意制作出来的。
加蒙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就是钓鱼，因为太多人将扯淡的 “远古外星人理论”信以为真。当时他正好对 *** 有兴趣，读了不少的藏学书籍，加上在此之前他看过丹尼肯等人的“远古外星人”的作品，有了些灵感，就故意编了这么本看起来靠谱、但实际上根本经不起推敲的书，然后拿睿智的读者们当乐子。
这一消息使得“远古外星人”的爱好者们哀嚎声一片。可以确信的一点是，加蒙目前还活着，没有被愤怒的“鱼群”打死。
集大成之作：《中国罗斯威尔》
1998年，德国作家哈特维希·豪斯多夫出版的《中国罗斯威尔》（The Chinese Roswell）则是集“杜立巴石碟”所有作品之内容的大成之作。
哈特维希·豪斯多夫（Hartwig Hausdorf）他除了不顾真假，继续沿用了一部分《流亡的太阳神》的设定外，还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及一位名叫恩斯特•韦格尔（Ernst Wegerer）的奥地利工程师。
据说恩斯特•韦格尔在1974年参观了半坡博物馆，并且看到了两个布满象形文字的石碟。为他讲解的女馆长说，这两个石碟是邪恶的饰品。
恩斯特·韦格勒的描述中，这两个石碟周长12至12.5英寸，厚度约为2.2英寸。每个石碟重约2.2磅，有一个螺旋形的凹槽。在女馆长的允许下，他拍摄了多张照片。但是，他声称事后发现相机曝光过于严重，使得石碟上的象形文字模糊到看不清了。
豪斯多夫的书中配了许多图来描述“恩斯特•韦格尔”的发现，这些图至今为止仍然被当做“杜立巴石碟”的样图在国内外网络上流传着。但是这些图的大小很明显都和直径30厘米的杜立巴石碟不同。
一个号称是“杜立巴石碟”的照片，然而从背景中的椅子来看，这个石碟显然直径不止30厘米而且，虽说1974年有两个奥地利使团曾经造访过中国，但这个叫“恩斯特•韦格尔”的工程师是如何在文革期间深入到西安进行参观的呢？
在豪斯多夫的笔下，这个故事的续集则是改成了豪斯多夫本人直接出场，他和美国记者彼得•克 *** （Peter Krassa）在1994年再度探访半坡博物馆，他们询问了为他们讲解的半坡博物馆馆长“王志军”（Wang Zhijun）教授。
刚开始，“王志军”否认了这2个石碟的存在，但在看了韦格尔拍摄的照片之后，王教授指出，前任某位馆长的确允许韦格尔为这2个石碟拍了照，那些石碟当时的确存在或至少曾经存在过。就在允许韦格尔为这些石碟拍照后不久，这位馆长被勒令辞职了，相关的资料也被 *** 销毁。
然而，1974年的女馆长和1994年的王志军馆长大概都是架空出来的人物，半坡博物馆的七任馆长中显然并无这二人。
并且，豪斯多夫自作多情的增加了许多没有必要的细节，比如“敌特”“楚闻明” “叛逃日本”，是因为从奇怪的名字判断，他大概就是个留在大陆工作的日本人，所以受不了压力后回到了祖国；再比如1965年齐福泰教授和他的四名同事终于获准说明他们的理论，他们将这个理论以《关于在12000年前降落在地球的太空船的蚀刻文字，就如同碟片上说明的一般》之名出版——“楚闻明”表示我都发表过了，你们这么还发？
总之，在豪斯多夫天马行空的最终加工后，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杜立巴石碟”的故事。
可以确信的一点是，网上流传的两种关于“巴颜喀拉山石碟”的故事，使用“朱洛巴人、纪蒲泰和徐鸿儒”这一组是通过纸媒翻译而来的，要比通过网络翻译豪斯多夫的作品而定型的“杜立巴、齐福泰和楚闻明”的故事要出现得更早。
此外，在外网流传的一些版本中，与“杜立巴族”大打出手的“康巴人”（kham）被换成了“ham”或者“han”，似乎暗示着“汉民”对“ *** ”的压迫，这倒是很符合西方媒体的宣传口径。
丹尼肯的“亲传弟子”、菲利普•科彭斯，在《远古外星人》一书中极力试图将被证实为虚构的“杜立巴族传说”圆成真的，并且表示中国的“玉璧”其实就是受到了“杜立巴石碟”的影响而创作来的，因此才使用玉璧来 “祭天”。此外他还举了一些无力的例子来证实这些传闻未必虚构。并且暗示“主流科学界”在打压“远古外星人”的说法。对此，我只能呵呵。
菲利普•科彭斯（Philip Coppens，1971-2012），《远古外星人》节目的撰稿人之一。2012年因血管瘤去世。尾声：虚构的故事为何流传？
“杜立巴石碟”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虚构未解之谜”案例。
从最早发表故事的1960年2月的时间点来看，中国和苏联虽然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但还没有因为围绕着共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战而公然撕破脸皮。因此在当时苏联人笔下的“杜立巴石碟”故事中，“中国小弟”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无法绿色的“石碟”交给了社会主义老大哥手中进行研究。
然而，由于随后几年里中苏关系因为 *** 、U2事件、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要和平共处、领土纠纷等等诸多问题上的分歧而持续恶化，这个故事暂时被雪藏了起来。
另一方面，随着二战后欧美各国经济的发展，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造成了人际和人与社会的危机和危机意识，导致了一股强大的反对遵从资本主义理性文化道德法规及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革命浪潮。在“文化革命”方面，除了摇滚乐、性解放、嬉皮文化，还包括神秘主义的复兴。
1960年，法国人贝吉尔（Jacques Bergier）的合著作品《魔法师的清晨》问世，开所有“未解之谜”之滥觞。书中提到的纳粹飞碟、地球空心论和远古外星人理论至今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批未解之谜。
《魔法师的清晨》（Le Matin des magiciens）这本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卖出了50多万册，并且在1962年推出了德语版本。这恰好与莱因哈特·韦格曼扩写“杜立巴石碟”的时间相吻合。在随后的两年间，这本书又被翻译为英语在英美出版，受此书影响的年轻人遍布于整个西方世界。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1964年再版时，“杜立巴石碟”的故事变得更加受人关注起来。这本书影响到了“未解之谜大王”罗伯特·查鲁克斯（可以参见我在《雷恩堡宝藏》中对其的记述），之后又影响到了“远古外星人”理论开创者冯·丹尼肯。
两人都注意到了涉及“外星人”的“杜立巴石碟”的故事。“杜立巴石碟”发生的地点巴颜喀拉山脉是一个欧洲人几乎没有涉及过的地区，由于当时中国和西欧各国的往来不多，青藏地区更是外国人难以涉足的，更加深了故事的神秘感，所以两人都将该故事收录在自己的作品中，使得“杜立巴石碟”的故事更加流传开来。
然而，由于“杜立巴石碟”的主要传播者们都生活在西方国家，也都对社会主义缺乏兴趣，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也缺乏直观的认识。因此在此后的创作中，“石碟”被送往苏联的时间一日日的被推后到中苏交恶的时间段中。这也使得我们中国读者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感到浓厚的违和感。
对于“杜立巴石碟”的探索，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网上的一些辟谣并非十全十美，有时候有些辟谣者因为不能尽善尽美的辟谣，会制造出新的谣言来解释谣言的源头。我们在辟谣的时候，哪怕是点到为止，也不能为所谓的“尽善尽美”而误入这类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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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ω･)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