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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升起来了姜文(姜文太阳照常升起图片)

作者:Anjali Rao

译者:鸢尾花

校对:易二三

来源:CNN(2007年7月31日)

问:姜文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对话亚洲」,很荣幸能邀请到您。首先想请您谈谈新片《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部电影的内容。当我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表达它。如果一个故事可以用语言和文字很轻易地表达出来,那还有什么必要把它拍出来呢?可以透露的一点是,《太阳照常升起》由四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故事组成,要说主题的话,它们依次关于「疯狂」、「爱情」、「枪」还有「梦境」。一共有六个主角出场。

《太阳照常升起》

问:为什么这个故事对你来说如此重要?

姜文:因为在我进行了视觉化的想象之后,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它在我脑子里边存了很多年了,因此我也希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的想法,它真的让我感动,这就是我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我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尤其是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将这个故事视觉化的人,我能够将一个故事的精华,很好地转化为一部可以在影院上映的电影。这样一来,如果观众也能看到我脑中的好电影,那么我认为这也算对电影业的贡献。

问:这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对于可能引起的影响,你感到紧张吗?

姜文:我有一点紧张,但没有过度紧张。

问:您执导的上一部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了2000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这是常常被人们视为仅次于金棕榈的奖项。您讲述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姜文: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会忘记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抗日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破坏,给中国人带来的损失,以及给中国人留下的种种不好的东西,至今仍然可以被感受到。所以作为一个导演——当时我还是一个35岁的青年导演,我觉得是责任感和良心让我拍了这部电影。

问:您为什么决定使用黑白摄影?

姜文:因为黑白摄影很美。

问: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姜文:当我们去看那个时候的纪录片资料时,除了纪录片的形式之外,黑白的色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用黑白的方式拍摄60年前发生的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我们在片中拍了中国人,也拍了日本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偏颇,没有蓝眼睛,也没有金发。黑白影像会让电影本身更加自然。

《鬼子来了》

问:您如何看待这部影片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姜文:那是一部七年前的电影,而我现在正专注于《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可能还需要两周的时间来恢复和回忆那部电影的影响。但从我所记得的情况来看,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虽然它从未在中国上映。

问:直到现在都没有上映吗?

姜文:我觉得它就像一瓶好酒,你把它放在地窖里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口感。

问: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您在讲述心仪的故事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阻力?

姜文:该怎么说呢,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导演了三部电影,一部没有上映过,一部不允许上映,还有一部就要上映。所以通过比例是3比2或者3比1。

问:您的导演首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了您所经历的十年动乱时期的混乱局面。这部电影中有多少内容来源于您的个人经历?

姜文:很难通过一部电影来展现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经历。但从个人角度来说,可以通过一个小的方面来展现社会,而且可以用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来完成。如果拍摄社会的全面,那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从自己的角度拍了这部作品,并且把重点放在我熟悉的生活方式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其中一些角色也反映了我的生活。可以告诉你的是,故事中一些主要人物要比当时的我大个七八岁。

问:在很多人口中,这十年的生活是悲惨的、混乱的。您自己很享受那段时期的生活吗?

烂的日子》这个片名,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他们还会问我,作为成长于十年动乱期间的孩子,你的感受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你不应该用更官方、更大众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吗?的确,不可否认的是那十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惨剧,很多人死亡,那是一个范围巨大的政治运动。但如果我想通过经历那个时代的孩子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拍。我认为的解决办法是,不同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拍电影。如此一来,十年动乱期间的叙事才是完整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问:高考恢复以后,您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您对那段岁月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姜文:在我填报中央戏剧学院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所学校,我的朋友和我提到了它,问我想不想去。我准备并且通过了考试。在这之前,我还曾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他们不想要我。所以在1980年,我来到了中戏。四年后,我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问:您母校的一位老师曾表示,您是个很难教的学生,因为您喜欢质疑一切,不愿意循规蹈矩。相比于一名「听命者」,您可能更想成为一名「施令者」,您也是因为这一点才从演员转为导演的吗?

姜文:我觉得事情的改变来源于很多因素,你刚刚说的是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是我在脑中有了一部电影的视觉画面,但没有人把它拍出来,所以我主动想做这件事。另外,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6岁到10岁左右,我自己做了一个灯,我可以把它的光投到墙上。我手边还有大概10张纸,上面是我画的画,我用它们制作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内容主要关于战争,因为我小时候看到的大部分电影都是战争片。我翻出了父亲又厚又大的药箱,给它做了一个把手,把灯和纸都放了进去,我把药箱上的标签撕了,在上面贴了一张白纸,写上了我拍的电影的片名,当然还有我的名字。我想正是这一经历影响了我,让我对制作自己的电影更感兴趣。

问:我们现在正在北京的太庙,也就是您工作室的所在地。我觉得这很奇妙,您为何选择在这里工作?

姜文:因为我想让工作室被树木环绕,这是北京城里少有的一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问:您想过去好莱坞发展吗?

姜文:我不会拒绝去好莱坞的机会。我认为在好莱坞制作电影非常有意义。好莱坞面向非常广泛的观众。我认为留在中国和去好莱坞并不矛盾。不仅如此,中国也正逐步开放,很多电影公司都会来中国拍摄。不论在哪边,机会都会越来越多。

问:很多人经常将您比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您如何回应这一标签?

姜文:喔,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马龙·白兰度代表了一个时代。他是一个英雄,亲手缔造和结束了一个时代。把我比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让我很开心,但我也会觉得有点夸大了,所以很畏惧这一标签,恐怕我接受不了这种称呼。

问:您与著名导演张艺谋多次合作。您会把你们合作的成功归功于什么?

姜文:我和他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他的导演首作《红高粱》,第二次是九年后的《有话好好说》。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拍的都很好,尤其是《红高粱》,不论是过去是现在,这都是一部杰出的中国电影。

《红高粱》

问:听说2002年的《寻枪》是您最喜欢的个人作品之一。您对这部电影最后的效果感到惊讶吗?

姜文:事情是这样的。这部电影的导演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当时非常年轻,只有30岁。他想让我执导他的电影,信中的内容非常感人。他说他找不到我,所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我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也30岁。我看到一个导演想拍他的电影,但找不到钱,也找不到人,这让我产生了共鸣。我非常愿意帮助他。所以我带着他和他的剧本去找制片方。我们最终成功地拍完了这部电影。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至少是值得追求的。

问:您觉得 *** 、戛纳电影节给世界电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姜文:到现在我拍的三部电影中,《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去了 *** 电影节,《鬼子来了》去了戛纳电影节。《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了当年 *** 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没能在美国上映。与此同时,《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影评人理查德·科利斯撰写的文章,列出了七部应该在美国上映但却没有上映的全球电影,这对无法看到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阳光灿烂的日子》位居榜首。

《鬼子来了》虽然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但几年后它才在美国上映,而且观众也不多。所以我的电影从「没有上映」,到小范围的上映,再到现在《太阳照常升起》能和更多的观众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想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在美国上映真是美国观众的损失,因为我带着这部电影去了旧金山电影节。而且我注意到,很多年轻的美国观众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问:您的导演风格十分独特,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原创力的?

姜文:我只是导演我在脑海中的作品。如果我不能在意识中「看到」它,那么我就不会导演它。我不会执导一部我没有想象过的,或只被别人想象过的电影,所以我的原创性和风格可能与此有关。也许因为我只导演了三部电影,所以我还不能真正地去谈原创性。当我执导第四部电影时,也许我会更加关注你所说的「风格」。

问:您曾说,亚洲地区缺乏真正的好演员。您如何看待亚洲电影的未来?

姜文:我对中国电影和全世界电影的未来肯定是乐观的。我认为,电影业还很年轻,而且太年轻了。和一个国家古老的文化或哲学传统相比,电影依然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电影是否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延续到未来?我认为电影还没有做得足够好。但我认为在未来,电影会更有意义,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电影。我不知道那些电影会是什么样,但我能感觉到它们会因为人们的关系而变得更有意义。电影业可以变得更伟大,无论是来自故事的内容还是电影的声音,一切都会变得更真实,更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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