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一
欲论“罪己诏” ，先得探究“诏”字涵义及其演变。《说文解字》对“诏”的解释很简单：告也，从言从召。东汉鸿儒郑玄为“诏”作注，也明确谓“诏，告也” 。《管子》记载齐桓公探望卧病的管仲，还虚心征求管仲对日后政事的良谋：“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可见“诏”也可用于臣下对主上。但是，自秦始皇宣告“命为‘制’，令为‘诏’”之后，“诏”的话语权就变为皇帝的专利了。及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大朝会正殿名为“奉天殿”(取《尚书》“惟辟奉天”之义)，于皇帝所执大圭上刻有“奉天法祖”四字，对臣下的诰敕命中必称“奉天承运皇帝” ，以显示君权的神圣和不可侵犯。其后相沿成为皇帝敕命中的套语。不过，像有的电视剧，太监手把文书，口称圣旨，必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将这个套话用在唐宋甚至更早的皇帝诏书的开头，就违背历史真实了，盖彼时这个政治词语还未出世呢。
诏书作为皇帝下达的命令，堪称“最高指示” ，绝对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过，其中有一类特殊文本可称帝王“自我批评”的“罪己诏” ，其执行就全凭下诏者本身的自律和自觉了。不管能否得到认真执行，这“罪己诏”本身就是值得探讨的政治文化现象。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天自省，合于古训;有过自责, 也算常人修身应有之义。但是，帝王决非常人，而是“圣天子”，不惟“圣”，且高居天人之际，近乎“神” ，“君权神授”。如此神圣的古代帝王，能自省其过，已殊非易事，若进而写成文告——《罪己诏》，颁示天下，就更加轰动舆情了。古代帝王能操起“自我批评”的武器，毕竟不乏引人思考乃至可资借鉴者。
帝王的诏书，在正史中着实是连篇累牍，而“罪己诏”却属稀有文本，有人查遍相关典籍，检索出“罪己诏”全部记录不过50条，其中部分内容还属重复记载;当然，如果不拘泥于“罪己”二字，而将有明显自我批评内容的诏书和言论计算在内，则“罪己诏”之实数应当大于五十。论其起源，古人皆称从“禹、汤罪己”开始。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领导责任。商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即所谓《汤诰》。在斯诰中，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复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榜样，“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救困危渡难关的一种应急术。
继禹、汤“罪己” ，实施自我批评的，是周成王和秦穆公。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反思祸乱产生的原因并作诗自诫，以防再出现大灾祸。惩前毖后，“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诗句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 (《诗经·周颂·小毖》)
秦穆公也是在自以为是，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作深切自责的，《尚书·秦誓》记述了这位古代领导人的悔过之词，其文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秦穆公明确意识到一国之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自己美德不足，国家就坏了啊! 这样就保不住秦国的人民了，事情就搞糟了。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用人不当;国家安宁，是因为我重用贤臣啊。
总览历代帝王“罪己诏”文本，可以看出，促使帝王罪己的，一为天灾，二为人祸，三为自省。
二
天灾，如水、旱、风、冻、地震、虫害、瘟疫等，在任何时代，都会发生。既为天灾，则非人力所能改变，即使科学技术发达如当代，人们可以预警、提防，尽量减少天灾所造成的损失，却无能对天公用命令式的语言说“不!”受认识水平限制，古人把自然灾害和天象的变化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那是“天谴” 、“天戒” ，所以每逢此时，常见天子引咎自责。虽然其禳灾的说词并不科学，再往后且流于作秀，但早期帝王解民倒悬之情，却也颇为感人。
成汤革命，灭夏建商。始建国，逢大旱，心急如焚的汤诚惶诚恐地向天帝祈祷求雨：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赧免，您的臣仆的善恶我也不敢隐瞒，这些您心里早就清清楚楚。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让我一个人来承担。(《论语·尧曰》)这位革命领袖真是爱民如子，感人至深。《论语》同篇还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这句话似乎成了后世帝王用以自责的套话。
汉文帝后元年(前163年)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所过与?……将百官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汉宣帝本始四年(前70年)，夏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毁坏宗庙，朕甚惧焉。”
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南阳大地震，光武帝即下诏罪己，谓“咎在君上” 。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冬十月，日有食之。诏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职事，极言无讳。”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直言得失。帝览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诏曰：“群僚所言，皆朕之过。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轻用人力，缮修宫宇，出入无节，喜怒过差。……永览前戒，悚然兢惧。”这位汉明帝，在灾异面前，广开言路，听取下级批评意见，进而引咎自责，十分难得。
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冬十月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将有司陈事，多有隐晦，使群上壅蔽，下有不畅乎?”
汉明帝处理灾异，很可借鉴;其对待祥瑞，也很是清醒。所谓祥瑞，不过是借了某种自然现象，向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属“就是好”之类的古代版政治高调，人主当然喜欢听。汉明帝则不然。永平六年(公元63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先帝诏书，禁人上事言圣，而间者立奏颇多浮词，自今若有过称虚誉，尚书皆宜抑而不省，示不为谄子蚩也。”面对颂词赞语，他依然自省政教“多僻” ，并明令抑制那种找由头唱赞歌的政风。仅凭此举，这位刘皇帝就无愧于他的谥号：明。
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壬辰，公卿诣阙谢。诏曰：“朕以幼冲，奉承洪业，不能宣流风化，而感逆阴阳，至令百姓饥荒，更相啖食。永怀悼叹，若附渊水。咎在朕躬，非群司之责，而过自贬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务思变复，以助不逮。”面对大饥馑，皇帝第一个站出来承担领导责任，而不是推给“自然灾害” ;并对受难者“永怀悼叹” ，而不是心安理得，“太平天子”照当，欢舞照跳，赞歌照唱。
汉顺帝亦因地震几次“罪己” 。133年发生京师地震，顺帝下诏“罪己” ，又撤掉最高长官三公中的两个(太尉庞参和司空王龚)。136年京师再次地震，顺帝采取一系列大动作——下“罪已诏” ，祭祖、祭天，改年号永和，大赦天下等。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旱、蝗并至，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唐太宗时代，臣民呼“万岁”之外，是否天天都要祈祷皇上“永远健康” ，不详;但万岁爷李世民为了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在他一人身上，却明文如上。爱民如此，令人叹服。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写《贺雨》诗颂其事，其略曰：
“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皇帝“罪己”祈雨，甘霖沛然而降，自是偶然巧合，白诗颂圣，免不了神化领导的牵强附会之词，不过，李皇帝的清醒和自我批评精神比较突出，也是确实的。也是元和三年，有官员主持盛修安国寺，奏立盛德碑，为皇上歌功颂德，宪宗令毁此碑。元和七年，唐宪宗轻信了庙堂官员御史关于淮浙水旱灾的不实汇报，对地方官的真实报灾表示怀疑。此事一经宰相李绛指出，他当即认错：“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仅仅说错了几句话，也要自我检讨，委实不易。唐宪宗当然不知道“为人民服务”为何物，他只是担心那些喜欢“紧跟领导” 的官员，把他随意说的错话当成“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 ，执行不走样，反而伤了国本——人民。他的着眼点也就是人民安定，社会稳定，如此而已。
魏孝文帝面对天旱，“罪己”之举是绝食，方式独特，态度真诚，付诸行动。绝食三日后，群臣请求皇上进食，并报告说四周普降甘霖，独京城微少。孝文帝担心群臣假报好消息，骗他进食，乃曰：“将遣使视之，果如所言，即当进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为!当以身为万民塞咎耳!”天不雨，民受饥，我凭什么活着?不下雨我就要将绝食进行到底!
宋神宗时，天大旱三年。于是神宗下诏“罪己” ，并减膳作为自我惩罚，声称不下雨就不吃饭。可是步魏孝文帝后尘，横下心和老天爷赌一把?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年)，闰九月，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正月，下“罪已诏”曰：“……万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责，岂声利未远而谗谀乘间与?举错未公而贤否杂进与?赏罚失当而真伪无别与?抑牧守非良而狱犴多兴与?封人弛备而暴客肆志与?道殣相望而流离无归与?四方多警而朕不悟，郡黎有苦而朕不知，谪见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减常膳，以示侧身修行之意。”面对天谴，这位赵皇帝从六个方面自查自律，全面检讨自家执政水平。
西夏天祜民安八年(1097年)以彗星见，崇宗李乾顺仿中国制，减膳，避殿，下罪己诏，大赦，明年改元曰“永安” 。
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时方旱，命有司祈雨，宰相等高官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学士党怀英草“罪己诏” ，仍慰谕待罪官员视事。
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秋七月，奉元路盩厔县河水溢，漂流人民;又太白昼见。遂以星文示异，地道失宁，蝗旱相仍，颁“罪己诏”于天下。
古代讲天人感应，号称“天子” 的皇帝，面对天兆，自然要从自身来找原因。上列西夏、金、元诸朝，皆为少数民族所建，他们也受汉文化习染，学会了逢灾罪己，代天受过的治术。洎明朝以降，皇帝都自称是“奉天承运” ，当然好运厄运都要一并承担了。据黄仁宇先生统计，西汉一代灾异频发，《汉书》记载皇帝颁布“罪己诏”多达33次(宣帝8次，元帝13次，成帝12次。鸣弓按：其实比此数还要多，如上文所引文帝“罪己诏”就未计入)。这样一再公开承认中枢领导无力，意图以精诚感动军民，确乎罕见。其实，皇帝不作自我批评，谁又敢去追究他的责任呢?
帝王在处理灾异涉及高官时，如果他意识到“罪己”比惩处官员能获得更大的政治效益，自会“高姿态”选择前者。
曹魏黄初二年(221年)六月，日食发生。日食在当今连小学生都可以解释的天象，古人却认为是上天对人的警告。负责官员将此事上报文帝曹丕，要求按惯例罢免太尉以避灾。当时太尉是老臣贾诩。这个贾诩，凭老谋深算帮曹丕赢得大位，而此时政局还未完全稳定，曹丕当然不能因一次日食就除掉股肱。所以当即下诏说：“上天降下灾异，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过于下级官员，这不是圣人的做法。文武官员们，大家小心尽职吧!以后凡有上天警告，绝不归罪你们。”曹丕一纸“所有责任我来负”的“罪己诏” ，其实是“讲政治”的典型，不仅保住了心腹谋臣贾诩，也为自己赢得了宽厚仁慈、善待功臣的美名。
五代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滑州河决，殃及附近五州。诏大发数道丁夫塞之。既塞，帝欲刻碑纪其事。中书舍人杨昭俭谏曰：“陛下刻石纪功，不若降哀痛之诏;染翰颂美，不若颁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战胜一次大洪灾，立块纪念碑，歌颂皇帝的英明领导，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正常不过的创意，居然遭到中书舍人杨昭俭的反对，他甚至公然要皇上下“罪己诏”!想想也是，泽国一片，哀鸿遍地，你哪有心思高唱颂圣诗呢?身为最高，当哀痛斯民，下诏“罪己”才是。杨昭俭敢于直言固然不易，而晋出帝石重贵能接受如此刺耳的批评，在惯于把丧事当喜事办的国度里，尤显难得。
宋真宗时，一次内宫火灾后，有言非天灾，请置狱劾火事，当坐死者百余人。宰相王旦请见，曰：“始失火时，陛下以罪己诏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归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虽有迹，宁知非天谴邪?”由是当坐者皆免。皇上认为是天灾，并已经带头承担过领导责任的事，现在却要自食其言，兴狱罪人，此举关乎国家诚信，故王旦要面折廷争。
三
天灾诚然是天公给帝王出的测试题，而人祸，则绝对是帝王们的“自作孽” ，包括因天灾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激起的饥民造反，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悍将叛乱，奸臣谋大位，皇族窝里斗，乃至所谓“外患”等等，其乱根祸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帝王身上。比较而言，天灾不可抗拒，人祸却可以防范。防范之途说来简单：时刻保持警惕，留心苗头，杜于始萌;紧盯患源，防于未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道理谁都明白，但是，实际行动起来，却往往任皇权若野马脱缰，恣意妄为，权力的自信过剩症必致拒谏饰非，一次又一次失去改过的机会，终于大祸酿成，大错铸成。大祸临头，帝业动摇，甚至危及帝王项上头时，帝王也会“罪己”，“骂”自己 *** 的。
糊涂指数低的帝王，不会等到一塌糊涂之时才“罪己” ，而是保持某种自省，自我检讨于大祸酿成之前。而糊涂指数偏高的帝王，多是在社会矛盾异常尖锐 , 国家岌岌可危之时才颁诏“罪己”的。
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又好神仙方士，大造宫室，挥霍无度 , 致使民力枯竭，寇盗并起，天下板荡。晚年，巫蛊狱兴，卫皇后和太子刘据俱死于此，株连甚广。不久，即察知太子无辜，乃建“思子宫” ，以实际行动自责悔过，时在征和三年(前90年);明年，当群臣之面自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仙人欺骗往事，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这位汉天子几十年的“学费”总算没白缴，终于悟出了健康之道。随后，他又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乃者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惨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令百姓养马即可免除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他“深陈既往之悔”，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决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 。“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执政半个世纪后，回首前尘，自悟其非，其自我批评的理性和自我否定的勇气，究竟还是值得称道的。
三国吴大帝孙权，因未听大臣张昭忠言，以致铸成大错。孙权自悔，登门赔礼，张昭托言疾笃，拒不见;以火烧其门，昭仍不出。帝急令人灭火，守候门外久之。张昭的儿子们连劝带扶，才将昭扶起来，帝以车驾载之还宫，当面向老臣深刻检讨认错，张昭才原谅了。张昭固然有受命辅佐的老资格可摆，主要还是孙权主动“罪己” 不讲面子，不然，他一句“这江山是我老孙家打来的，你管不着!”准让张昭没了脾气;或者怒吼一声：“好啊，敢跟寡人作对，看我怎么收拾你!”他张昭就是想回老家去种地，怕都设有那个机会了!
756年，盛世天子唐玄宗在狼狈逃亡途中，曾几次和着眼泪“罪己” ，因为情况紧急，也来不及摆谱颁诏称敕，就直接与百姓士兵面对面，当众认错，作自我批评。先是，一位勇于讲真话的草民代表郭从谨对皇上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朝廷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今天这地步，草民哪能和您老人家当面讲实话呀!唐玄宗也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处死杨国忠杨贵妃后，随行军士声言要离开。唐玄宗以彩绫赏赐士兵，并亲自说服动员，公开承认自家老糊涂，用人失误，致有今日，“朕甚愧之” 。言及动情处，禁不住泪洒襟怀。也许，这是帝王自我批评文本中最朴实最真诚的，没有虚词套话，只有沉痛自责。
唐代在危难时刻发过“罪己诏”文本的，是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就先后有几个节度使反叛。公元783年，长安失守，德宗仓皇逃亡，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他痛定思痛，颁《罪己大赦诏》，曰：
立政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痛心靦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祐，人祗协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远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
应该说，唐德宗的“罪己诏”是检查全面，认识深刻，态度诚恳，整改有力。于历数自己的罪过后，特别明令：中外书奏不得再使用“圣神文武”的尊号。试想，把国家拖到濒临崩溃的边缘，再听臣民称颂“英明伟大” ，即使别人不掩口而笑，自家首先就脸红了。唐德宗毕竟还有羞耻之心，而不是脸皮厚，高帽戴不够的那类。此外，除旧布新的整改措施还有：大赦天下;改元“兴元” ;停征部分杂税等。
此诏文字真挚动人，很有感召力，颁后，“四方人心大悦” ，“士卒皆感泣” ，民心军心为之大振，不久，动乱即告平息。
再说个因选美而自责的事。选美，似是帝王理所应当的特权享受。晋武帝曾明令全国选美，有蔽匿者以不敬论，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婚嫁。皇帝正在选美，百姓人等，谁也不能结婚，如此诏令，简直 *** 透顶霸道之极迹近兽道，然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要尽享天下美色，谁也奈何不得。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敕监军在扬州选美女。监军要节度使杜悰参与其事，杜答“不敢预闻”，予以 *** 。监军告了御状，左右请皇上下令节度使选美。上曰：“敕藩方选倡女入宫，岂圣天子所为!杜悰不徇监军意，得大臣体，真宰相也。朕甚愧之!”选美，绝对是皇帝在制造“人祸” ，唐武宗由大臣的 *** 省出此举不妥，自谴“甚愧”，并立即命令监军停止选美，用实际行动表示悔过。
北宋末年，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1125年冬，金兵大举进犯，兵临城下，东京危急。值此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宜先下罪己诏，更革各种弊政，使人心悦，天意回” 。诏书罗列了自己的罪过：“言路蔽塞，谄谀日闻，佞幸专权，贪官得志。” “赋税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 “灾异迭见而朕不寤，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思己过，悔之何及!” 随后，匆匆传皇位给太子赵桓，是为钦宗，他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怎奈国家病入膏肓，赵佶的“自我批评”和“换人”药方，未能使摇摇欲坠的宋王朝起死回生，其太上皇美梦迅速化作屈辱的楚囚泪了。《宋史》探究宋徽宗失国之由，是“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遂骄奢淫佚，玩虚摆谱，欺谩盛行官场;困竭民力，怨怼载于道途。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拿一句流行话说，宋徽宗实在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
明朝的亡国之君思宗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 没有少下。十年(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下“罪己诏”，其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可谓彻底：
“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崇祯皇帝也不怕左派人士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 ，更不怕“ 敌对势力”用来攻击我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将官场丑事暴露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整个一部御制《官场 *** 大揭底》!
及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面对天灾人祸，除了下罪己诏，也不时玩点减膳、撤乐的花样。但当李自成离开北京的时候，却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这段史料真实性颇有疑问，若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 ，或许还可避免上演煤山悲情一幕呢。崇祯自缢前的遗诏算是最后一次“罪己”：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朱皇帝纵然怎样刚愎自用，君臣互误，身死国灭，但他的这篇遗诏究竟是感人的，他毕竟还有羞耻之情，自责之意;他毕竟还有爱民之心，宁愿以一人碎尸来保护百姓。人之将亡，其言也善。
清嘉庆八年(1803年)发生“御厨”满洲人陈德(一作成得)持刀“犯驾”事件，其后又爆发“林清犯阙”的肘腋之变(指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起义，直捣皇城一事)。两起事变令朝野上下震惊，而不少旗人与谋其事，更昭示着满族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仁宗在事后的“罪己诏”中不得不承认：“变起一时，祸积有日。”这是满族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既感到政局已失控，又迫于内外压力，她当即决定和八国谈判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罪己诏”。一方面要向列强说明清 *** 对义和团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要向民众解释 *** 委曲求全的原因。她既要作到两面讨好，又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虽然是光绪帝的名义，可洋洋洒洒数千言，仅有一句是光绪自己的意思：就算是剿灭了义和团，恐怕也是没有用的，中国可能还有千千万万个义和团!
这次皇帝“罪己” ，倒是极大刺伤了爱国士子心，黃遵宪《读七月廿五日行在所发罪己诏书泣赋》，谓“读诏人人泣数行，脍躬不德股肱良。三年久已祈群望，此罪明知在万方”云云，都要为皇帝鸣不平了。
四
不是慑于天灾人祸，能够主动自省，严格自律的帝王，实在是寥若晨星，稀有得很。上古的禹、汤等圣君以降，也就汉文帝、唐太宗几人而已。汉文帝执政十四年后，尽管天下承平，他犹不安地自律，“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难怪他能开创文景盛世，看他头脑多清醒，品德多谦逊。这篇诏书特别对照先王，自查自律：“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乡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今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一篇诏书，两次言“自愧” ，掌权既久，他不以坐稳了龙位而欣欣然;而以不若圣哲先王的“先民后己” 而愧疚，进而明令，今后不准为皇帝独唱赞歌，称颂“万寿无疆”之类。汉文帝这番话，就是放在今天，也足以让某些人脸红。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难得开明皇帝，能自觉地以国家法律约束自己，一旦发觉自己的做法违背了法律，还能认真进行自我检讨。
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的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死刑，可是唐太宗以往很重视党仁弘，认为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边疆的处分。
处理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感到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应该。于是他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于是，唐太宗写了一道“罪己诏” ，检讨说：“我在处理党仁弘这件事上，有三大过错：一是知人不明，错用了党仁弘;二是以私乱法，包庇了党仁弘;三是奖罚不明，处理得不公正。”唐太宗向大臣宣读后，并下令将此诏向全国公布。唐太宗严于自省，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为臣民们树立了榜样，从而促进了社会稳定。
有“小太宗” 之称的唐宣宗，亦曾以感情因素干扰京兆尹韦澳执法，经指出，即当面向韦澳认错，谓“殊以为愧” 。
在古代帝王中，罪己次数最多的要数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频繁，“水旱累见，地震屡闻” ，“冬雷春雪，陨石雨土” 。他把这一切自然灾害及异常天象都归罪于自己“不德” ，上干天咎，故不断自我反省 , 屡屡下诏“罪己” 。临终之际 , 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 , 全面地列举了自己的十四条罪状：没将国家治理好，老百姓没能过上安生日子，罪一;未能替母亲养老送终，罪二;父亲死时自己年幼，未能替父亲服三年之丧，罪三;未与祖父、父亲的子孙们常叙叔侄、兄弟之情，罪四;亲近汉族文士，疏远满族武将，罪五;对人要求过高，不能舍其短而用其长，埋没了人才，罪六;姑息养奸，明知有些大臣庸劣不称职，却不能及时罢斥，罪七;国用浩繁，兵饷不足，只知让群臣商议减少俸禄，却不裁撤宫中费用，厚己而薄人，益上而损下，罪八;营建宫室，极尽精巧，却不体恤百姓之艰辛，罪九;董鄂妃逝世，丧葬过于排场，罪十;不以明朝灭亡为戒，仍然任用宦官，致使其营私舞弊，罪十一;贪图安逸，接见群臣稀疏，致使上下情谊滞塞，罪十二;自恃聪明，不虚心纳谏，致使臣下沉默不言，罪十三;自知有错，却不能及时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罪十四。亲政仅仅10年，24岁早逝的顺治，检讨自己短暂一生，在盖棺论定式的“自我鉴定”中 ，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触及灵魂，实属亘古第一人。
主动清醒“罪己”的，如上所述，少而又少，不少情况下，是臣民请求最高颁“罪己诏”的。明武宗朝，曾自号“安贫子”的御史朱裳，顶皇上的亲信钱宁牟盐利之求于前，辩前御史王相冤狱于后。待玩主皇帝朱厚照从宣府胡闹归来，朱裳径请皇上下“罪己诏” ，新庶政，以结人心。不报。无人上报，皇帝不闻不问，也就无事。另一位御史陈察，因为武宗将亲征朱宸濠叛乱，请无行，而亟下“罪己诏” 。竟招来“夺俸一年”的处罚——12个月的工算是白打了。
1895年4月，清廷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聚众 *** ，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 。“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提出“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等4项请求，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
所谓“罪己”诏书，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文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 *** 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宇文虚中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正统末，许彬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太上皇明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被敌方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是什么“光荣归来”，委实无可炫耀，而只有灰溜溜。官家也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更是委以重任。
因代笔罪己诏惹来祸患的，张钧算一个。皇统九年(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 ，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 。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 *** 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遵先皇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样，辅导年方十岁的明神宗。张居正对神宗教育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既敬又怕。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 *** 地责备一顿，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了“罪己诏” 。这件事虽然过去，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发展到怀恨了。张居正病死后，明神宗亲自执政之次年，便对张居正出手：撤销官爵，查抄家产，罪及子孙。看来，要皇上“罪己”或代人主拟“罪己诏” ，确是高风险的干活。
五
帝王的“罪己诏” ，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家危难, 帝王“罪己”, 借此消除民怨。“罪己诏”诚然有欺骗性的一面，但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的反省，其中不乏真诚的忏悔。
《左传》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 , 而是一条政权兴亡的规律：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人皆可为禹、汤;反之，自以为全知全能，一贯正确，拒谏饰非， 闻过则怒，到头来只能像桀、纣身败名裂。
“君子以恐惧修省。” 自省，本是修身的重要守则和方法，即使别人的批评，也要通过“自我批评”才能起作用。所以，古人倡导“吾日三省吾身” 。这还是对一般士子而言，像最高执政，号称“日理万机”，所理事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大，缘此，彼辈每日来个六省、十二省亦不为过，万不可把自己视为终极真理的拥趸者或最高真理的化身，老是自我感觉良好。倒是需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惕厉和清醒。
当然，对大权在握的人来说，仅靠个人修养和道德自省那是远远不够的。权力本身就是自信的发酵剂、自大的膨胀剂，最高权力则更甚，在缺乏现代民主习染的东方专制国家尤然。为此，就要运用刚性的法制来严格规范权力运作的全过程，使其不因个人好恶而离规，也不因个人考虑不周而失范。现代政治权力运作规程断然否认所谓“天生圣人” ;它倒是预先设定，任何一个手操国柄的最高统治者，处理政务随时都有发昏出错的可能，其人性中的“恶之花”在权力的沃土中随时都可能疯长怒放，所以就要设置种种严密的制度来加以约束限制，正如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所言，把掌权者驯服“关在笼子里” 。这样做了，掌权者只能小心翼翼，循规蹈矩，反倒大大减少了犯事后“关进笼子里” ，再任他哭天扯泪，“斗私批资” ，说些“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放松了思想改造，致使党性淡薄，私欲膨胀”的官话套活。如是“罪己” ，纵然字字带泪句句椎心，也于事无补，于国于民无益，一切皆成“已然” 。而民主政治运行的要义，恰恰是要将“罪己”前移至“未然” ，不让一个人因为发昏胡闹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伤害。民主政治从体制上保障运用集体智慧避免了事后才“罪己” 。集体(譬如议会)也可能出错，但那是属于“认识水平”问题，而非权力失范;一经发现，即不难纠正，而不会像集权体制内， *** ，权势者再找出十条错误的理由为一个错误辩解，更不会也压根不敢气昂昂甩出一句“就这么的了!”砸向社会。
要而言之，执掌重权的人要随时准备“罪己” ，这不仅仅是道德修养的问题，更为规范权力运作不可或缺;是凭良心发现事后“罪己” ，还是靠制度强令其事前“罪己”(准确说是防“罪” )，则是集权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野。现代民主政冶运作中， *** 行为出了事，最高当权者想不“罪己”都不行，法律没有赋予这项豁免权，议会通不过，人民不答应：我们掏钱雇你来服务，服务不好，你不检讨谁检讨?态度不好，请阁下走人，我们另选一个听话的来干，想当公仆的多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