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刘炳森
王世国/文
当代已故书法家刘炳森先生自幼习书,11岁便闻名乡里,19岁因书法超群,被当时国内书法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书法研究社”破格吸收为最年轻的社员。1962年他于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山水科本科毕业后,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法书绘画临摹和研究工作,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以善写隶书闻名于世。可见,刘炳森一生一帆风顺,终身以书法为业,直至68岁终老。20世纪70年代,他书写的6700个隶书字样被录入电脑,为国内外广泛使用。他的隶书传统功力深厚,凝重稳健,潇洒俊逸,人称“刘体隶书”,是“当代隶书第一人”。
刘炳森隶书《杜甫诗句》
“樱华红陌上,柳叶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是刘炳森书写的《周总理诗》(如下图)。作品中的“华”字在原诗中为“花”字,因为树木开花之为“华”,故“华”与“花”是通假字,故可以将 “花” 书写作“华”。刘炳森经常在他的隶书作品中这样书写。这幅作品结字严整端正,行笔凝炼稳健,章法茂密森严;而看细微处,墨气氤氲,笔画之间连带承转,时露飞白,间有行书笔意,甚至有游丝牵连,书家意在给太过端正的结字之中注入俊逸潇洒之气。整个作品中规入矩,显示出书家有着深厚的书法传统功力。所以,人们称之为“刘体隶书”,不是浪得虚名耳。
刘炳森隶书《周总理诗》
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书,结体破圆而方,行笔变联结为断绝;笔法上改变了篆书“平移”的单调笔法,增加了提按波磔,使线条有轻重粗细之变,一波三折,耐人寻味。特别是东汉时期,树碑立传的风气盛行,丰碑大碣,千姿百态,隶书如日中天。不过,到了魏晋时期,草书、楷书、行书趋于成熟,大行天下,从此隶书衰败。唐代虽有韩择木、唐玄宗等善写隶书,但都没有形成大的影响。直至清代中期以前,千百年间难有大家涌现。清代中期以后碑学大兴,隶书得以重振,郑簠、戴易、朱彝尊、金农、邓石如、桂馥、伊秉授、何绍基、钱泳等等,均为一时隶书名家。然而,由民国至当代,专以隶书名家者寥寥无几。
刘炳隶书《朱熹诗句》
所以,从书法史学的高度看,虽然刘炳森的隶书未能超越前人,也达不到大家的高古奇崛的境界,其结体精致不及《华山庙碑》神韵超逸不及《乙瑛碑》,奇姿纵肆不及《石门颂》,厚重丰茂不及《衡方碑》,豪情激荡不及金农,浑厚紧密不及邓石如,古拙遒劲不及何绍基。这并非是说刘炳森的隶书仿佛一无是处,而是说刘炳森对隶书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追求,他是自有家法。他对于隶书孜孜以求,多方取法,在书写中参以姊妹艺术的某些韵律和情趣,并将现代审美情趣注入古老书体之中,给隶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也十分难能可贵。
刘炳森隶书《周总理诗》
从他写的《周总理诗》(如上图)这幅作品看,字形结体上的突出特征是端正满涨。他将唐代颜真卿“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的楷书结字方法,运用到隶书结体之中,我们看到,每一个字无论笔画多少,他都把它们写得部首上下齐平、偏旁左右到边,仿佛是要让每个字都把空间撑满。这对于写那些笔画多的字来说并不难,难在写像“上”“子”“又”甚至“一”这样笔画少的字。为了不因笔画少而显得空间疏阔,于是他将这些字的笔画加粗或加长,尽量填满空间。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将“上”“一”写得如此粗重。可是,通篇望去,大小相同、上下齐整、千篇一律,缺乏自然变化的生趣,再加上横平竖直,显得非常呆板。此外,《书谱》中说:“隶欲精而密”,这是隶书的审美标准。但是作品中有的字如“里”字横画的排叠,太过松懈,不够精谨严密。
刘炳森隶书《周总理诗》局部
刘炳森也想到用笔法的灵活多变来弥补字形上的呆板。写横画的时候,他切锋方笔入纸,铺毫侧锋抹出,使线条宽厚粗重;写竖画时则提笔聚毫,逆势轻过,线条轻细灵动。行笔中,他并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金石气,而是让笔锋自然表达出顿挫的轻重变化。正是由于行笔迅速且有提按,因些作品中许多字如“樱”“陌”“柳”“绿”“边”“子”“年”等,点画线条中时有飞白,增强的字的生动感。更有甚者,他还融帖入碑,将行书点画牵连映带的笔意用于隶书之中,如写“红”“绿”的“糸”、“边”字的“辶”、“声”字的“声”,还有“年”字等都是如此。
刘炳森隶书《周总理诗》局部
这幅作品继承了汉隶碑版纵向字距空阔、横向行距紧密的章法特色,而且发扬光大,使密者更密、疏者更疏。特别是最后一个“年”字,一竖纵贯而下,独占了两个字空间。很明显,他是借鉴的汉碑《石门颂》的“年”字写法。虽然这样的写法可以显得神完气足,但是从章法上说,他没有给作品留下最后点空白,每个字和每行字森然列阵,填满了全篇四角。他大概忘记了隶书大家邓石如所说的“计白当黑”的名言。
最后,在笔法上,作品中很多波画的收笔回锋时都带出轻细的笔锋;一些竖画和波画“蚕头”的逆势起笔时,也侧锋外露,这都是沾染上了唐代隶书的某种俗气,大概也是一些人说他的隶书俗气的原因之一。你说它究竟俗还是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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