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刘起釪先生《尚书学史》、《十三经说略·尚书说略》。本来想自己写，但自己一个真身都没见着，写来写去无非是抄袭人家的。索性贴上原文。
《尚书》说略
刘起釪一、 先秦最早的《书》—残缺的古代历史文献、孔子教授门徒两教材之一。
《尚书》是我国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它是我国进入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来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周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活动中所形成的一些讲话纪录、文告、以 及少数几篇根据流传资料整理加工编定的文件。 由于古代统治者重视文书工作和史事记注工作，就形成很多文书和史料。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说： "君举必书。"《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但《汉书·艺文志》及郑玄《六艺论》 却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郑说二语先后互易)。虽所说左右史官职掌刚好相反，但君主左右的史官要随时记录君主的行事和言论则相同。所记行事的成果即王朝编年史，后世见到的是《春秋》及《竹书纪年》； 所记言论的成果就是诰、誓、命、谟等篇章，后世见到的是把这些篇章汇编的《尚书》及《逸周书》等。 夏、商、周三代共历时一千八百年或近两千年，统治者进行各种活动，发出各种讲话、诰令，既然" 君举必书"，则数量必然是很多很多的。汉代纬书《尚书璇玑钤》说孔子求《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删去三千多篇， 只留下百篇和百篇的"序"， 汇总为二篇。 此说以为原来的 《书》 篇达三千多， 表示原来的 《书》 篇很多，是不错的。但具体数目为三千二百四十则是无根据的，可能原有《书》篇还会远远超出此数。至 于说孔子删去三千多篇也是不确的。《论语·八佾》说孔子慨叹"文献不足"，就是说，到孔子时流传的《书》 篇已经很少了。孔子尽量搜求，才得少数的篇章。当时诸子百家也大都搜求《书》篇，以之为宣传自己学说的依据。例如墨家就是称引《书》篇最多的 一家。拙著《尚书学史》第一章"《尚书》在先秦的流传情况"文中，遍寻先秦文献二十种，从其中搜觅并统计所反映的先秦时《尚书》流传情况，发现这二十种文献共称引《尚书》达二百三十七次以上，所见到被称引的篇名共计将近六十篇。在这些篇中，其篇名连篇文传至汉代的十五篇(在汉代今文中)，只传篇名未传篇文的十一篇(篇名在汉代"逸十六篇"古文中的四篇，在《书序》中七篇)，而先秦有其篇未传至汉代 的共三十二篇，还有未被先秦文献称引但其篇名却从先秦时期传至汉代的约有六十多篇。另有传至汉代的 《逸周书》中有七篇确为西周原篇，有十余篇为西周原篇史料，可是在流传中可能写定于春秋时，再有一 些可能为保存了一些西周原零散史料而写定于战国者。综观上面这些，约略可知先秦《书》篇篇名之可寻 者，大概在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篇左右。但是是分散的、零乱的，不为一家所掌握。例如当时引《书》最 多者为《左传》，共达八十多次，但所引篇名只有十三篇；而《墨子》引《书》四十七次，所出篇名达二 十二篇；然后为《礼记》引四十三次、十三篇， 《孟子》引三十八次、七篇， 《国语》《荀子》各二十多 次，皆数篇， 《论语》只八次，未出篇名。此外的十多种先秦文献所引只一次二次，篇名自无可观。既然 情况这样，所以各家所拥有的《书》篇不会太多。当时儒、墨二家为"显学"，最热衷于搜集传习《书》篇，《墨子》所引达二十多篇，儒家所有亦必不少于墨(《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皆儒家，合其所引，去其重复，即可知其约略数)。而获得传至汉代并流布二千余年至今者惟儒家所传习今文二十八篇，及《史 记·殷本纪》传《汤诰》一篇，又《逸周书》保存七篇，其余各家所传习的皆散失(惟墨家所传《禹誓》与 儒家《甘誓》同，获传下)。而且由先秦文献引读《书》篇情况看出，所引最多的是秦博士伏生传至汉代的儒家二十八篇范围之内。其余《书》篇引用次数都少。可知伏生二十八篇就是先秦广泛传习之本，亦即孔 子创建儒学传授门徒的《诗》《书》二课本之本。遭秦王朝焚禁后，由于伏生为秦博士，手中能握有这些 《书》篇，所以秦亡后能由他传至汉代。 孔子处于"礼乐崩坏"的东周春秋末期，即由周公惩于殷代弊政后所辛勤建立的西周王朝政教制度，由 于历史的推移遭到破坏，由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按宗法网络上下相维、运用礼制、如臂使指地统治着天下诸 侯的局面不存在了，孔子非常痛心。由于他不懂得这是由奴隶制时代转向封建制时代的"世变"，而只憧憬 着维持旧秩序的美好，因而梦想恢复周公的德教之治，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不是由诸侯霸主出的局 面。但自己处于"士"的地位，位低无权，无法实现所服膺的周公礼乐德教，便只得以全副精力弘扬传授这 种德教，"诲人不倦"地向弟子传授，向社会传布。其方法就是"好古敏以求之"地首先搜集以周公文诰为主 的周代《书》篇，而后是夏、商二代流传的孔遗、残缺《书》篇，更探求三代以前足以反映他所盛推的尧、 舜、禹圣道王功的有关资料文件，包括远古神话传说、古代不同民族的宗神活动与民族故事，以及其他各 种人文的与自然的科学知识数据等，择其中重要的珍贵的原始流传者，零散支离的加以系统化，神话转为历史化，神灵予以人化，以之联缀成足以渲染尧、舜、禹盛德大业的篇章，如《书》的前面三章是。而后 在书中前后相承的篇章展现尧、 禹、 文、 周公一脉相承的圣道大统与王功。 舜、 汤、 武、 这样所编成的 《书》 ， 就和所编成的《诗》成了他在课堂上传授门徒的两本课本：一是历史和政治哲学课本，一是文学和陶冶品 性的课本。二者都贯穿着道德教育，以培育儒学人才。 按，孔子教导学生，主旨在《论语·述而》所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他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出有道德的人才，然后才"游于艺"。所谓"艺"，就是指《诗》、《书》、 《礼》、《乐》四者。《述而》篇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又《泰伯》篇说："兴于《诗》 ，立于 《礼》 ，成于《乐》 。"所以孔子教学的课程只有《诗》、《书》、《礼》、《乐》四门(《礼记·王制》称这四门为"四术")。而《礼》 、《乐》二者是在课堂外的实习课，课堂上的教材只有《诗》、《书》二书。《诗》还是应 排练《礼》、《乐》实习课的需要所搜集的乐歌，同时也还替儒生预备了为统治者服务在举行外交典礼上诵歌之用。而《书》才是通过历史遗典进行政治哲学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要教材。由于孔子之后儒学影响的 扩大，《诗》、《书》就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两本典型读物，成了依附秦王朝政权的法家所最畏惧、最痛恨的两本要籍，就怂恿秦政权厉行焚禁，下诏"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用这种最严厉、最残酷的手段对付，正可见孔门学术发挥威力，使敌对者害怕的就是《诗》、《书》这两门课本，也就是孔子诲人有效的《诗》、《书》、《礼》、《乐》这四门课程。到孟子、荀子时，儒家课程才增加了另一部史书《春秋》 ，到《礼记·经解》所记，又增加了一部占卜 书《易》。《庄子·天下篇》说"邹鲁之士"(指儒家)有《诗》、《书》、《礼》、《乐》、《易》、《春秋》 。又《天运 篇》说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两篇在《庄子》的"外篇"、"杂篇"， 成书较晚，在庄子之后，当是指战国末儒家后期有了"六经"时的情况。要知孔子时课程只有四门，课本只 有两本。二、汉代成为儒家五经之一，始称《尚书》--形成《今文尚书》、《古文尚书》两学派 1．西汉的《今文尚书》
战国末期儒家的"六经"，其中的"乐"因在古时无法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传到汉代的就只有《诗》 、 《书》 、《易》、《礼》 、《春秋》"五经"。其中的《书经》是由伏生当秦亡兵乱时藏在屋壁里，乱定取出时因竹简毁乱而有残缺，经整齐清理恢复二十八篇，在齐鲁之间传授生徒，开始名为《尚书》。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篇名是：
[虞书](1)《尧典》 、(2)《卑陶谟》
[夏书](3)《禹贡》 、(4)《甘誓》
[商书](5)《汤誓》 、(6)《盘庚》 、(7)《高宗肜日》 、(8) 《西伯戡黎》 、(9)《微子》 [周书](10)《牧誓》 、(11)《洪范》 、(12)《金滕》 、(13) 《太誓》 、(14)《康诰》 、(15)《酒诰》 、(16)《梓材》 、(17)《召 诰》 、(18)《雒诰》 、(19)《多士》 、(20)《毋佚》 、(21)《君爽》 、 (22)《多方》 、(23)《立政》 、(24)《顾命》 、(25)《鲜誓》 、(26) 《吕刑》 、(27)《文侯之命》 、(28)《秦誓》
按，伏生系三家今文本有分为《虞书》、《夏书》者，有合为《虞夏书》者，由《尚书大传》有"虞传"、 "夏传"，又有"虞夏传"可知。 这些篇章包括称为诰、誓、谟、命、典等五类不同作用的文献。"诰"是君主对臣下的讲话，"誓"是君主誓众之辞， 多是军事行动的誓词， "谟"是臣下对君主的讲话， "命"是册命(即任命的册书)或君主某种命词， "典"载重要政事经过或某项专题典要资料，如《尧典》是，《禹贡》亦是。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 、《微子》；以事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以内容头的，如《洪范》、《毋佚》(《无逸》)等。这些大都是史臣执笔书写的。伏生就以这二十八篇传授门徒，逐渐在门徒中形成三派：由欧阳和伯始， 传至欧阳高建立的欧阳氏学， 由夏侯胜建立的大夏侯氏学，由夏侯建建立的小夏侯氏学。他们传习伏生所传二十八篇(惟将《鲜誓》改写 为《柴誓》)，后来又加了武帝时出现 *** 所编造的《太誓》篇，成为二十九篇。因为这些篇是用秦汉通行 的隶书写的，遂称今文本，以别于被称为从孔子壁中出现的古籀文字写的古文本。汉代在国学立五经博士，文帝时始立《诗经》博士，景帝时立《春秋》博士，武帝时立全了五经博士。 其中《书经》博士立欧阳氏学，宣帝时增立大夏侯氏、小夏侯氏学。此三家《今文尚书》成为立于学官之 本，从此《尚书》成了历代帝王和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政治和道德教科书，给了汉代和汉以后全部封建 时代的政治和思想以巨大影响。 由于西汉儒生完全与方士相结合，使经学神学化。自战国后期盛行的阴阳说、五行说、五德说、墨子尚鬼说，再经燕齐方士方术思想的鼓吹，以致汉代"阴阳五行说"体系成立，成为无人不尊奉的宗教，儒生 们都进而方士化，相率以阴阳五行灾异感应之说释经，伏生系今文派进一步把《洪范》改造成宣扬五行灾 异的原始经典，所编写的《尚书大传》中有整整一卷载夏侯始昌撰的《洪范五行传》，牵强附会地说自然 现象、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都受金、木、水、火、土五行支配。大夏侯氏派的许商撰《五行论》 ，亦称《洪 范五行传记》 ，小夏侯氏派的李寻盛推《洪范》灾异，鼓吹汉应再受命。其后刘向撰《五行传论》 ，刘歆撰 《五行传说》 ，最后班固归结撰成《汉书·五行志》，先引据《洪范》原文一段，继录《洪范五行传》一段， 即跟着记录灾异，论断史事。于是两千年来在中国谈历史，就永远跳不出"《洪范》五行"的魔圈。成为整个社会看待宇宙、看待历史、看待人生的指导思想。以后各史相承都必有《五行志》(个别的称《灵征志》 、《灾异志》)，从《洪范》中衍生出了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头脑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 史观。西汉末儒生还进一步神化经典，把《易》的八卦说成是上帝派神马背负着在黄河上授与伏羲的，称 为《河图》 ；把《洪范》的九畴说成是上帝派神龟背负着在洛水上授与大禹的，称为《洛书》 。从此《河图》与《洛书》遂成为汉儒所膜拜而且遗传后代儒生所共同膜拜的由上帝赐下的两件神物。儒生彻彻底底地方士化了。王莽之世，由《尚书大传》之阴阳五行说大肆披猖，进而出现了"谶纬"，以与经学相经纬的名义(经是 纵丝，纬是横丝，以成织物)，为每一部"经书"都编写了"纬书"。当时有"河洛七纬"。"七纬"是指"六经"加 《孝经》的纬书，并有"河图纬"、"洛书纬"。其中"书纬"当时传者五种，明、清儒家辑存的多达十一种，又有较早的《尚书》纬《中候》十八篇。按，西汉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方士化的儒生作出的；王莽 时始倡行发展至东汉的谶纬化今文经学， 则是与儒生合流的方士作出的。这些谶纬， 全是妖妄怪诞的东西，是方士们一贯玩弄的庸俗浅薄荒诞迷信的那一套。这是西汉神学化的经学恶性发展，经王莽推波助澜以迄东汉更加盛行的必然结果。 今文经学更盛倡所谓"通经致用"，有所谓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以《禹贡》治河， 以《洪范》断灾异，等等。至王莽时处处用《尚书》加谶纬来文饰其阴谋活动，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化身， 一步步篡位活动都以《尚书》文句为标榜，对起兵讨伐他的翟义，就直接用《大诰》原文作为出兵进击翟义的檄文，只把文中一些人名地名改用汉代的而已。其他处处依据《尚书》文义的还很多，就使大家觉得 他的行动是合于"经义"的，因而顺顺当当地像演戏法似地篡夺了汉家天下。这是汉代经学中最大的一次成 功的通经致用，也就是《尚书》之学在汉代所起的一次有特效的作用。 以上是西汉所传并立于学官供学子习读的《今文尚书》的一些情况。
2．西汉的《古文尚书》 西汉时期已出现《古文尚书》，见于记载者有下列五次：(1)《史记·儒林传》载孔子十一世孙今文博士孔安国藏有先世所传下的《古文尚书》，孔安国以所习今文对照读它，发现比今文本多了"逸书十余篇"。(2) 《汉书·艺文志》载西汉宫廷藏有《古文尚书》 ，称"中古文本"，亦称"中秘本"。刘向校书中秘时，曾用此 本校三家今文本，发现今文本有脱简脱字及异字。这中秘本可能即博士孔安国所藏家传本献上中秘的。(3) 《史记·五宗世家》说河间献王好儒学，《汉书·河间献王传》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4)《汉书·儒林传》载汉成帝时诏求古书，东莱张霸以《百两篇》应征。其书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而作首尾，编成《书》百篇，百篇的序合编为两篇，称"百两"。经以中秘本校之，无一相合，遂罢黜其书。这是汉代编的一部伪《古文尚书》。但它所提出的百篇《书序》流传下来，成了《尚书》学中一件大事。(5)《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载刘歆说：鲁恭王为扩建自己居住的宫室而毁坏孔子旧宅，在坏壁中得古文旧书三种： 《书》、《礼》、《春秋左氏传》 ，其中《书》有今文所无的十六篇。这比《史记·儒林传》所载明确了两点：一为出自孔子宅壁 中，从此有了"孔壁本"一词，一是《史记》约略说"逸《书》十余篇"，此则由目验知为"逸十六篇"，显然 是可信的。以前只约略知道十余篇，此时明确知道是十六篇了。这五次《古文尚书》的记载，第一次孔子家传本，其说最原始可靠；第二次中秘本，即第一次本献入中秘的；第三次河间献王本，汉代如此明确记载，当属实，王国维说可能是抄自第一本之副本，则又与第 一本相合了；第五次鲁恭王坏孔子壁中本，虽刘歆得自传闻，然歆与其父刘向校书中秘，因实际看到原件才知道逸《书》是十六篇，则此本又与第一、第二次本相合了。是此第一、二、三、五诸本实可视为一本，都是可信的。惟第四次张霸本当时就发现它是伪书，后来其篇章因被黜也未传下，惟传下了《书序》则深 有影响。现在先录存"逸十六篇"篇名，因为它是西汉所保存的真《古文尚书》的篇章。要知道有它就是真古文， 没有它就是假古文，它是真假古文的试金石。其篇名保存在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尧典》篇题下，现录 如下：
[虞夏书](1)《舜典》 、(2)《汩作》 、(3)《九共》 、(4)《大禹谟》 、(5)《益稷》 、(6)《五子之歌》 、(7)《胤征》
[商书](8)《汤诰》 、(9)《咸有一德》 、(10)《典宝》 、(11)《伊》 、(12)《肆命》 、(13)《原命》
[周书](14)《武成》 、(15)《旅獒》 、(16)《同命》
刘歆在中秘校书看到这"逸十六篇"后，就向汉哀帝建议，把这些《古文尚书》和同时在中秘见到的《左氏春秋》、《毛诗》、《逸礼》都立于学官，以供士子肄习，遭到原有博士们的反对。他就写一封《移太常博士书》 ，责备这些今文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是"欲以杜塞余道，绝 灭微学"。触怒了博士和达官们，被外放为地方官吏多年。刘歆本是传习今文，只是看到藏在秘府的几部古代典籍可贵，欲有博士传习，扩展所掌握的学术资料，以之建于学官。谁知冒犯了原已专擅博士职位的今文家儒生所垄断的地盘和利禄，因而触了霉头，而在中国学术史上断断续续纠缠了两千多年的今古文之争却由此开始了。 后来刘歆的老朋友王莽当权，帮助他把这几部古文经立了学官。王莽篡位后，还增加了一部《周官礼》 也立学官。随着王莽失败，这几部书和其博士都被废黜了。 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中秘(皇家图书馆)的藏书，刘向编成目录《别录》 ，刘歆编成目录《七略》。《汉书·艺文志》全文抄录了《七略》 ，其中关于《尚书》部分所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就是二十九篇加逸 十六篇为四十五篇，篇为一卷即四十五卷，加《书序》合为一卷，即为四十六卷。又《尚书正义》"虞书" 下引《别录》载"《古文尚书》五十八篇"，即是二十九篇中的《盘庚》、《太誓》各三篇，又《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 ，故为三十四篇，而逸十六篇中的《九共》作九篇，故为二十四篇。合之即为五十八篇。 四十六卷五十八篇，即西汉末刘歆所称孔壁中真古文本的卷数篇数。 其次再录存"百篇书序"的百篇篇名，因为这出现虽较晚，却成了《尚书》学中一件大事。按张霸伪造的《百两篇》中的"两篇"，就是汇集百篇《书》的序文在一起，把它编成两篇。实际那是采集《史记》中叙述一些《书》篇写成情况的数据，又采取《左传》中同样情况的一些数据，来作为说明这些《书》篇写 成经过及偶然谈到该篇作用(这种很少)的、简略的一句两句的文字，就称为该篇的"序"，综称为《书序》 。 但有些几篇合序，故百篇共只有六十三序。这百篇包括汉代当时传习的今文二十九篇及相传的在中秘的古 文逸十六篇在内，其余只载其篇名未见其篇文，这种称为"亡篇"，以别于逸篇。扬雄《法言·问神篇》云： "昔之说《书》者序以百。"是西汉末百篇之序已为学者所公认，但还没有确定它的作者，只泛称是"昔之说 《书》者"。所谓"昔"，是指扬雄百多年前的成帝时《书序》出现之际，到东汉始有人说成是孔子所作。如 马融、郑玄《书序·注》都说"《书序》孔子所作"。至宋代怀疑此说者多，如朱熹《语类》怀疑之语不少， 肯定非孔子作，以为秦汉低手人作。但过去读书人总醉心经典为圣人之作，听到说非圣人作便很反感，因 此迷恋《书序》为孔子作的人历代均有之，直到现代也还有之。如果说《书序》不是孔子作，他会痛心疾首。而《书序》马、郑注宋时已亡，南宋王应麟辑有《古文尚书郑氏注》 ，其末篇即《书序·注》 ，备载了郑玄保存的《书序》百篇篇名。清孙星衍补充为《古文尚书马郑注》，其末篇仍为《书序》 。清代不少学者 仍尊信，有在整理先秦存佚《书》篇时，只相信"《书序》百篇"以内的佚文才蒐集，以外者则弃不录。不知那些实亦是存在于先秦的散失的可贵《书》篇佚文。由此可见《书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有必要知 道它。现特据孙星衍辑本录出所谓"《书序》百篇"篇名如下(省书名标)：
[虞夏书]20 篇：(1)尧典(2)舜典(3)汩作(4)一(12)九共(13)柬饫(14)大禹谟(15)皋陶谟(16)弃稷(17)禹贡(18) 甘誓(19)五子之歌(20)胤征
[商书]40 篇：(21)帝告(22)鳌沃(23)汤征(24)汝鸠(25)汝方(26)夏社(27)疑至(28)臣扈(29)汤誓(30)典宝(31) 仲虺之诰(32)汤诰(33)咸有一德(34)明居(35)伊训(36)肆命(37)徂后(38)一(40)太甲(41)沃丁(42)一(45)咸义(46) 伊陟(47)原命(48)仲丁(49)河宜甲(50)祖乙(51)一(53)盘庚(54)一(56)说命(57)高宗肜日(58)高宗之训(59)西伯 戡黎(60)微子
[周书]40 篇： (61)一(63)太誓(64)牧誓(65)武成(66)洪范(67)分器(68)旅獒(69)旅巢命(70)金滕(71)大诰(72) 微子之命(73)归禾(74)嘉禾(75)康诰(76)酒诰(77)梓材(78)召诰(79)洛诰(80)多士(81)无逸(82)君爽(83)成王征 (84)将蒲姑(85)多方(86)周官(87)立政(88)贿肃慎之命(89)毫姑(90)君陈(91)顾命(92)康王之诰(93)毕命(94)君 牙(95)同命(96)蔡仲之命(97)费誓(98)吕刑(99)文侯之命(100)秦誓
这样整整齐齐的虞、夏二十篇，商、周各四十篇，凑成整整一百篇，能合于历史的真实吗?孔子慨叹" 文献不足"，一个王朝的档能流传下来多少，完全是侥幸的、非常偶然的，其篇数必将是零乱不全的， 就可知这一整整齐齐百篇之不可信。而这一百篇名中，上文提到被先秦文献引用的，总共只有十五加十一 等于二十六篇，其余篇名来源不明，是无法证实其可靠性的。 以上是西汉时有关《古文尚书》的一些情况。
三、东汉立于学官的《今文尚书》渐衰落，杜林系的马、郑《古文尚书》传习日盛 东汉仍以《尚书》今文三家立于学官，而以欧阳氏学为主。西汉真古文本出现后被今文家排斥，因受王莽之助获立学官，故东汉又特予以打击。东汉之初，有一学者杜林在西州(约在今甘肃境)获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当是孔安国家传本在社会上的传抄本，如王国维所说河间献王所得即是该本抄写的副本一样)。归长安后，当时名学者卫宏、徐巡等都向他受学，杜传授他们以《古文尚书》二十九篇。按杜林只得 古文一卷，汉时一卷大都为一篇，如大、小夏侯之本；有时可以三篇，为欧阳氏之本(《盘庚》一卷三篇)。 总之一卷篇数是不多的，大概杜林所得一卷顶多是三篇左右。而他教授门徒竟是二十九篇， 没有逸十六篇，则他这"古文二十九篇"是大有问题的。因汉代今文篇数是二十九篇，古文篇数为包括逸十六篇。杜林所传 刚好是今文篇数而不是古文篇数，那就只好理解为：杜林根据他所掌握的一卷漆书古文真本，把当时士子 一般习读的今文二十九篇，按照漆书的古文字体加以改写，就成为杜林二十九篇古文本了。承受杜林学的卫宏撰写了《古文尚书训旨》 ，徐巡撰写《尚书音》 ，使《古文尚书》开始盛行。但影响 更大的是杜林同里贾逵作《古文尚书训》 ，逵门人许慎引这部《古文尚书》的古文的文字入他所撰《说文》 中，另一位汉代后期的马融作《古文尚书传》 ，其门人卢植作《尚书章句》 ，另一门人郑玄作《古文尚书注》。郑尤特出，他在经文上除继承了杜林本外，还引到了一些"逸十六篇"的数据；在经说上承卫、贾、马所承 的杜林古文之学，还兼采一些今文之说，并采及一些谶纬数据，所以郑玄成了以古文为主体的汉代经学的 集大成者，马、郑本《古文尚书》遂成为古文本的代表。由上文知道西汉称为孔壁本的真《古文尚书》本为四十六卷五十八篇，马、郑所传杜林古文本明明是 二十九篇，可是他们宣称自己的古文本原亦是五十八篇。见《汉书·艺文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 五十七篇"下师古注引郑玄《叙赞》云："后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是郑玄以古文原为五十八篇。另一古 文家桓谭《新论》亦云："《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按不包括《书序》一卷)五十八篇。"他们这个篇数， 用意只是在标榜自己所传习古文是西汉壁中古文真传。然而他们没有"逸十六篇"，怎么也攀附不上西汉壁中古文的。 由于东汉这几位古文家学者的努力，特别是最后集大成的郑玄在经学上的成就，使古文经学终于取代今文经学，雄踞于东汉学坛。这也是今文经学本身堕落的必然结果。阴阳五行说笼罩下的今文经学已不足 为危机四伏的汉王朝服务，就进而利用当时帝王对图谶的重视，继承自王莽以来宣扬的灾异、符命、图谶 等，使阴阳五行说笼罩下的西汉今文经学，变成了更愚妄的谶纬笼罩下的东汉今文经学。当它活动到非常乌烟瘴气的时候，自然会失掉较有正常头脑的人们对它起码的信念，自然会招致一些怀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正统儒家观念的知识分子的反感，所以东汉所有古文诸大师都极力反对谶纬。经过他们的揭露和非难，谶纬终为有识者所共弃，今文经学也就完全丧失学术地位，古文经学便以恢复正统儒学所倡的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圣道王功"的精神而获兴起。他们亟亟以求阐明周公、孔子所倡"圣王仁义 正道"，肆力追求三代各种典章制度礼乐声教，以求昌明经术，挽救时弊，于是马、郑本《古文尚书》成 为社会上共同传习之本，魏及西晋时郑玄学大行，他的《尚书注》与掌握政权的司马氏贵戚王肃所为《尚书注》同时立于学官。形成王学与郑学相争。南北朝时，北朝始终独行郑学，南朝则东晋起另行出现伪古文，形成了郑学与伪古文的消长过程。
四、东晋出现伪孔本《古文尚书》占《尚书》学正统，汉代今文、孔壁本真古文、马郑古文均归淘汰 我们现在读到的《尚书》 ，是东晋出现的一部假冒孔安国的名义伪造的《古文尚书》。西晋倾覆，东晋逃到南方偏安立国，仍然需要乞灵于儒家思想作为精神支柱，所以又广征经籍，仍然设立博士官以传儒学。这时由豫章内史梅赜献上一部标为孔安国"传"(即注解)的《古文尚书》十三卷，五 十八篇。每篇有假称孔安国做的注，称为"孔氏传"。惟此书初献上时缺《舜典》篇，取王肃本《尚书》的《尧典》篇下半篇冒充《舜典》篇，并一道取其王肃注代替孔氏传。到南朝萧梁时，吴兴人姚方兴采马融、 王肃之说造一篇《舜典》的假"孔氏传"，伪称在大航头购得，献上。流传至隋时取以列入全书的《舜典》 篇中，代王肃注，名义上"孔氏传"得全。这部书经过自宋至清初学者的考辨，揭露其为伪古文，便被称为" 伪孔本"。这部伪孔本全书前面有一篇假冒孔安国口气写的《尚书序》 ，序中所说，有袭用汉代旧说者三点：(1) 袭用纬书所谓孔子删《书》存一百篇之说；(2)袭用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及《汉书·艺文志》谓鲁共王坏孔子壁，得古文悉以还孔氏，悉上送官，遭巫蛊事不用诸说；(3)袭用刘向、桓谭、郑玄四十六卷五十八篇 之说。又有与汉代数据不同，纯出凭空新创者三点：(1)孔安国承诏作"传"；(2)始用隶古定书写；(3)将比伏 生今文多十六篇改为多二十五篇。其袭用的(1)、(2)两点与凭空新创的第(1)点都是错误的说法，但其内容颇复杂，需要较详细的辨析，予以澄清，已详拙著《尚书学史》 ，可以参阅。其袭用的第(3)点与凭空新创 的(2)、 (3)两点在下面简单谈到。伪孔本为要表明它是汉代真古文，首先在篇数上要编造得和汉代古文篇数相合。汉代几个数据都说《古文尚书》是五十八篇，因此它也要编成五十八篇，遂将袭用的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再加伪造二十五篇， 就成五十八篇。序文中明说加"书序"为五十九篇，可是为了符合五十八篇之数，就将这一卷"书序"拆散，将各序按时间先后分别置于各篇之首或其后，以仍保存此篇数。 序文又明言四十六卷。 但汉古文四十六卷是由二十九篇加逸十六篇再加"书序"一篇， 以篇为一卷而成，伪古文作者竟不知有逸十六篇，无法凑成此数，就弃而不顾，径用《魏石经》之十三卷。按汉古文是经文连传注文，字数较多，故为四十六卷，《魏石经》只刻《尚书》经文，字数少，故为十三卷。今伪孔本经文连传注文竟亦沿用经文之十三卷。伪孔本经文共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现录伪孔本五十八篇篇名如下(凡伪二十五篇共十九题于其下加"—— "为记)(仍省书名标)：
[虞书](1)尧典(2)舜典(3)大禹谟(4)皋陶谟(5)益稷(全书 1-5)
[夏书](1)禹贡(2)甘誓(3)五子之歌(4)胤征(全书 6-9)
[商书](1)汤誓(2)仲虺之诰(3)汤诰(4)伊训(5)一(7)太甲(8)咸有一德(9)一(11)盘庚(12)一(14)说命(15)高宗 肜日(16)西伯戡黎(17)微子(全书 10-26)
[周书] (1)一(3)泰誓(4)牧誓(5)武成(6)洪范(7)旅獒(8)金滕(9)大诰(10)微子之命(11)康诰(12)酒诰(13)梓材 (14)召诰(15)洛诰(16)多士(17)无逸(18)君夷(19)蔡仲之命(20)多方(21)立政(22)周官(23)君陈(24)顾命(25)康 王之诰(26)毕命(27)君牙(28)冏命(29)吕刑(30)文侯之命(31)费誓(32)秦誓(全书 27-58) 伪孔本五十八篇中，沿马、郑袭用今文之数二十九篇而汰去伪《太誓》(另造新伪《泰誓》)，获保存 今文原二十八篇，析成了三十三篇。为明晰计，今录列伪孔本中所保存今文二十八篇篇题(个别篇题文字稍 异汉今文原题)如下(仍省书名标)：
[虞书] (1)尧典--析其下半为舜典，(2)皋陶谟--析其下半为益稷
[夏书] (3)禹贡(4)甘誓 [商书] (5)汤誓(6)盘庚--析为上中下三篇(7)高宗肜日(8)西伯戡黎(9)微子
[周书] (10)牧誓(11)洪范(12)金滕(13)大诰(14)康诰(15)酒诰(16)梓材(17)召诰(18)洛诰(19)多士(20)无逸(21)君 爽(22)多方(23)立正(24)顾命--析其下半为康王之诰(25)吕刑(26)文侯之命(27)费誓(28)秦誓
这些是侥幸保存在伪古文本中的汉代今文篇章资料，是迭经曲折纷繁的递嬗过程仍获留下的《尚书》中最珍贵的资料。我们今天要了解我国最早的古文，就要研析利用这二十八篇，虽然文字有不少错乱，释义纷歧，问题丛杂纠结，然而却是惟一的最古老的有关三代的原始文献史料。所以伪古文本中有可珍贵的原数据，也有伪造的假古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中的李思敬撰《五经四书说略》对这情况有一生动的比喻，现录如下："只有二十八篇是先秦流传下来的， 其余全是后人主要是东晋初的人利用先秦古籍中零星引用的《尚书》文句哈希成文的，并非原物。打个比 方：这五十八篇经文好比五十八件古器物，其中三十三件是原来古物，只不过有三件各被破成两半，有一 件被破成三件。如果把它们复原，则实得二十八件完整的古物。另外的二十五件情况不同，一部分为博物馆中用彩陶碎片复原的彩陶器，还有一部分则是镶进古器物碎片的伪造的古董。......今本《尚书》五十八 篇就是这样一堆真伪参半的古史数据。我们开始接触《尚书》，只要了解那二十八篇(或三十三篇)真材料就 行了，其余的伪篇可以置而不论。" 这些可弃置不论的伪二十五篇之所以形成今所见情况，是由于编造伪《古文尚书》者不知道他所要假 冒的真古文除同于今文者外还有逸十六篇。如果他知道，他正应该编造这失传已久的十六篇以显示其真。可是他不知道，为了凑足所传汉代古文五十八篇之数，除了取当时尚存在的二十八篇离析为三十三篇以增 加篇数外，又于"书序"百篇中随手选取十九个篇名，就当时流传的先秦文献中觅取文句以凑成十九篇题下 的二十五篇，以成此数。这二十五篇所从属十九篇题中，有《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汤诰》、《伊训》、《咸有一德》、《武成》、《旅獒》、《同命》九个篇名偶然在"逸十六篇"中(还有《尧典》、《皋陶谟》分出 的《舜典》、《益稷》二篇也在十六篇中，但不属伪二十五篇，而缺了逸十六篇中的《汩作》、《九共》、《典宝》、《肆命》、《原命》五个篇名，另多出了《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等九个篇名，这是由于对所要假冒的事物缺乏了解所造成的失误，正是反 映其"作伪心劳日拙"的窘态。十九个篇名中，《泰誓》一篇名是袭原有今文中的《太誓》 ，而易"太"为"泰"。由于马融在注《书序》 时揭露其篇中无先秦所引用《太誓》文句，反而有汉代所倡灾异谶纬语句，指出其为伪篇，故伪古文本不 用汉代《太誓》 ，而据马融所提先秦所引文句，添些杂语，重新另行编造了一篇第二次伪《泰誓》。这部伪古文为表示其古，还特别编造了一种假古董字体叫"隶古定"， 用来书写全书。《经典释文》 释云： "谓以隶书写古文。"是"依傍字部，离合经文"编造的奇奇怪怪的字，如：战作"鼻"，会作"袷"，诸作"髟"...... 之类。从东晋初年伪《古文尚书》出现之日起，直至唐代天宝年问，所流传通用的《尚书》就是用这种文 字写的本子。它在流传中发展成两种本子，一是从东晋到宋、齐传下来的，陆德明《经典释义》称它为" 宋晋旧本"；一是奇字特多之本，不详起于何时，但比前一种起源时间要晚，到隋、唐已广泛流传，陆德明斥为"穿凿之徒所为"，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中斥为"伪中之伪本"。今所见者有宋薛季宣《书古文训》中所刻的经文。这种奇字之书很不好读，晋末范宁曾把它用"今字"(楷书)改写，但传布不广，到唐代前期仍流传这种隶古定本。唐时误认为宋、齐旧本是《尚书》真本，故一直遵用传习着。今所见者有清末自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写隶古定本。唐玄宗时终以为这种写本不便阅读，便命学士卫包于天宝年间改写成楷字本，由于卫包不懂文字学，改错了不少字，但已成了官定本，于武宗开成年间把它刻成"唐石经"，五代及宋以后一切版刻本都承自"唐石经"，所以至今供人们阅读的《尚书》，就只有被改错了一些字句的伪《古文 尚书》本。
五、伪《古文尚书》形成汉学宋学两本—《尚书注疏》二十卷与《书集传》六卷这部伪孔本《古文尚书》，经唐历宋，以迄今日，发展成汉学、宋学两种本子。汉学本为《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注疏》二十卷；宋学本为明、清监本《五经四书》本的《书集传》六卷。现在人们能读到 的《尚书》本子，就是这两种本子，现分叙如下：
1． 《十三经注疏》本中唐孔颖达撰《正义》的《尚书注疏》本上文说到南北朝对峙期间双方经学之异，在《尚书》学方面北朝行郑玄之学而南朝行伪孔之学。及统一南北的隋王朝统一经学，采南朝之学而黜北 朝之学，伪孔本《尚书》遂确占《书经》的正统地位。唐太宗认识到儒学在思想领域方面对巩固他的统治 的重要性，便命儒臣将自汉以来重要的"五经"，在原有传、注的基础上，采用南北朝时期模仿佛学以义疏说经义的方法所出现的几十部"义疏"的做法，对五经也普遍撰着义疏，用以对自汉至唐的经学做一总结性 的整理。《旧唐书·儒学传》云："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 。"又《新唐书·孔颖达传》云： "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 ，凡百余篇，号《义赞》 ，诏改为《正义》 。"后经几位学者增省修订，于唐高宗永徽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其后贾公彦撰《周礼》、《仪礼》二"义疏"，稍后杨士勋撰《穀梁疏》 ，唐后期有徐彦《公羊疏》，于是唐代撰成了《九经正义》。这些《正义》，自唐至北宋一直作专书单独刊行。直到南宋淳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才把《尚书正义》 和《尚书》本文及伪《孔氏传》合刻成《尚书注疏》(《孔传》为注， 《正义》为疏。当时与《尚书注疏》 同刻者，尚有《易》、《周礼》两注疏本，至绍熙间加刻《毛诗》、《礼记》二注疏本)。明清两代汇刻在《十三经注疏》(唐《九经》疏加宋《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疏)中，直流传到现代还作为常见本 通行。现在可以读到的有近年中华书局据世界书局缩印本重新影印清代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孔颖达在《尚书正义·序》中说： "今奉明敕(皇帝的命令)，考定是非。......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 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他的"存其是而去其非"，实际是把南朝义疏中玄学禅学影响较多之说去掉，多恢复汉学之说，以保持正统儒学的教义。所说的"非敢臆说， 必据旧闻"，就是必据经学中的汉学之说，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创说。加上原传下的《孔氏传》总结和承袭 了东汉经学的全部成就，同时惩于魏晋的曹氏与司马氏之篡弑，而盛倡维持封建纲常，严防僭越篡窃，着重把汉以来古文家重视周公、孔子的德教所推崇的"圣道王功"贯穿在全部经文和传注中，所以这部《尚书 注疏》就成了汉学的代表作。
2．监本《五经四书》本中的蔡沈《书集传》为宋学取代汉学的元明清《尚书》学官定本 由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彻底扫清魏晋以来所形成的豪门世族制度，宋王朝就在相对来说较没有世族豪门垄断土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农业生产因所受的桎梏较轻而得到比前较大的发展，商业也随之获得较宽松 环境，甚至还发展了海外贸易，跟着手工业也得到发展，于是在经济较前繁荣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也得到 空前提高，我国历史上很多光辉灿烂的科学技术成就都形成于宋代。(可参看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相应地人文科学领域也随之活跃起来，形成了新的敢于摆脱传统展开自由思考的学风。 加上印刷业的发展， 士大夫比以前全靠抄书的时代得书容易多了，眼界比以前开阔多了。随着视野的扩大，思想的活动领域也随着扩大，因而能提出比前人思想广阔得多的看法，展开创造性的思想活动。在经学领域来说，承唐代啖助、陆淳等丢开传注直接研究经文的手法，益以活泼的自由思考，形成了崭新的宋学学风，形成了比章句训诂寻词释义的汉学在思想上远为丰富的宋学。 宋学要力争自己为儒学正统，既蔑弃汉学，就自然要对汉唐以来汉学精神所传注的几部重要儒家经典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出现了宋代经学著作在数量上的空前繁荣。而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及有关诸篇给宋代理学提供了建立它的思想体系的宝贵数据，因而被他们尊为《五经》中最尊的一经，纷纷对它 作阐释经义的新作。据宋人自己说，宋代关于《尚书》的著述达四百家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当南宋中期朱熹集宋学之大成最后完成宋代理学体系之后，命其弟子蔡沈撰成的《书集传》六卷。这部书综 承关于《尚书》的宋学成就撰成。蔡沈在《自序》中说："《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同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 (按此据伪《大禹谟》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按此《洪范》义)，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曰德、曰礼、曰仁、曰敬、曰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效也。...... 后世人主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道，舍是书 何以哉!"他们把《尚书》说成是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王)之道统展现二帝三王心法的经典，因此为 "后世人主"以及为人主服务的士大夫必须熟读遵行的圣道教科书，因而宋代理学亦称"道学"。《宋史》给宋 代理学家合立了《道学传》，指出道学的中心主旨是"传三代圣王之道"。以为三代时因尧、舜之治，自然地 存在着"道"，到孔子时，想把"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传之至子思、孟子。可是两汉之下儒者"论道弗精"，千有余载至宋周、程、朱、张诸道学家，由于从《大禹谟》中得到了"帝王传心之奥"，才上绍孟子，荷承 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贯相承的"道统"。这"帝王传心之奥"，就是伪《大禹谟》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四句十六字。这"虞廷十六字"就是"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 所以就有上面所引蔡沈《书集传·序》那一段话。于是《尚书》一书成了他们宣扬列圣道统精神核心"三圣 心法"的宝典，与汉学专从事章句训诂寻辞释义迥然不同。真德秀撰蔡氏《墓志》有云："君......从文公(朱熹)游，文公晚训传诸经略备，独《书》未及为整，环 视门生求可传者，遂以属君。君沉潜反复数十年，然后克就其书。考序文之误，订诸儒之说，以发明二帝 三王群圣贤用心之要，《洪范》、《洛诰》、《秦誓》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按朱熹曾有不少疑辨伪古文 之语，疑辨勇决，但为了怕"倒了六经"，又反过来维护。蔡沈承师意，所以"《书》序"附于后，伪孔安国 《序》亦列后，皆予以疑辨，而又为体现朱熹维护伪经文之意，故全书仍沿伪古文五十八篇，都做了《集 传》，不过在篇题下或注"今文古文皆有"，或注"今文无古文有"。实际表明"今文有"的是汉代真《尚书》，" 今文无"的是伪孔本始出现的可疑之篇，不过不明说其伪而已。这部书出来后，在宋代即已发生重大影响，大都奉为朱子学派的要着，但在宋代还没有定于一尊。 到元、明两代一尊程朱理学，就由国家明令规定 《尚书》一尊《蔡传》 。其初功令犹云兼用"注疏"，但由于"注疏"繁而《蔡传》简，士子们都只习《蔡传》 。到明永乐年间颁行《书传大全》 ，而后《蔡传》专尊为科举用书。其书于明代始由国子监刊行"监本《五经四 书》"本，清代照样刊行，近代亦沿用之，有世界书局影印本。亦有《蔡传》单刻本，各大图书馆当能找 到。事实上《蔡传》虽为官定本盛行，而读书人仍不废《注疏》本。只是不注意《注疏》本代表汉学，《蔡 传》本代表宋学。喜简要点的读《蔡传》，要多了解点数据的读《注疏》本而已。
六、伪《古文尚书》被推翻，今文二十八篇得到清人近人的考辨研究 伪《古文尚书》既出于伪造，其破绽又那么成硬伤，即使早期不被人识破，但流传既久，必然有好学深思独具识力的人逐渐识破它。首先是在学术上能独立思考的宋儒发现了它的罅漏，最初为北宋末年的吴 械《书裨传》从今文古文文字之难易不同疑之。实际由于今文是保存下来的古代原篇章，故聱牙难读；古文则是东晋初虽剽袭了一些先秦文献中所存古字句，但由它联缀成文，便很自然地受东晋文风影响，所以 较平易好懂。吴械觉察到了这点，但还没明白其原故。朱熹受了吴械影响，在其《语类》及文集中疑辨伪古文之语四十余处，上文已提到他怕倒了六经，反过来又维护伪古文的经典地位。宋代参加辨伪者有好多 人，递经元、明学者十余人的有力疑辨，其中成就最大的有元代吴澄《书纂言》和明代梅鹜《读书谱》与 《尚书考异》特为卓异。吴澄之书始摒弃伪二十五篇，专释今文各篇，并指出伪古文各篇"杂集补缀，无 一字无所本"。梅鹫之书开始运用搜集证据的方法，一是文献的证据，一是历史事实的证据。文献的证据即由吴澄所说伪古诸篇"无一字无所本"的启发，搜集伪古文诸篇其所本于先秦文献中的某些文句，以见其造伪的铁证。历史事实的证据，则是举了一些地名皆出现在孔安国后，却为《孔氏传》所引用，亦为伪孔本造伪无法抵赖的铁证。 吴、梅二人的考辨，大大促进了对伪古文的疑辨，梅氏所创方法直接影响了清初阎若璩。计自北宋末 迄清初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对伪古文的疑辨运动已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应历史的需要而出现的，是清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一书，卓越地成功地推翻了伪《古文尚书》的经典地位。他采用梅鹫所开创的 搜集证据的方法，以他深厚的学力和殚精锐思的钻研，在《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中，以一个问题为一论， 共立论一百二十八条(传本缺三十条)进行考辨。其中以一至八十条为文献方面的证据，八十一至九十六条为历史事实方面的证据，九十七至一百一十二条揭露伪古文内容的矛盾，一百一十三以下诸条则引述自宋至清初疑辨伪古文名学者十余家之说， 以铁证如山判定伪古文二十五篇之伪。于是这部自东晋之初传下来，历代立于学官，作为《书经》正宗的孔氏传《古文尚书》，最后被判定为"伪古文"，《孔氏传》被判定为伪《孔传》这个本子被判定为"伪孔本"， 雄踞意识形态顶端宝座上被尊奉了一千几百年的煌煌圣经终于被痛痛快快地推翻了。伪二十五篇被罢黜后，保存在伪孔本中的今文二十八篇被清代各主要学者进行考辨研究，其著名者如：吴派学者江声《尚书集注音疏》 ，主要恢复汉代经文及马、郑注资料。又王鸣盛《尚书后案》则一宗郑玄 说，其书以郑玄说为主，仍采《孔氏传》之说，间及马融、王肃之说。接着皖派学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 异》，专考马、郑古文之二十八篇(二十九篇中去《泰誓》)，按句搜集异文异说，根据早期字书来分析文字的句读问题。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好几部重要文字学著作，以训诂学解决各经问题，其《经义述闻》中 有《尚书》两卷，所释条目都是两千多年来注疏家聚讼纷纭的问题，作出了允当的解释。段、王二家之书 成了清代治经的最高成就。然后又是吴派学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采用上述诸家成就，意图取代孔颖达为伪《孔传》所作的疏，为汉代今文古文都有的二十九篇另行撰注疏。这是几部对《尚书》全书所作的要着。综计清代学者《尚书》著作(包括下文还要谈到的)共达四百二十多部，是历代最多的(按宋代《尚 书》著作约达四百部，元代近六十部，明代达二百部。其自汉至唐、五代千余年估计不过四五十部，流传 下来的只有伪《孔传》、《孔疏》二部及辑本《尚书大传》、《马郑注》二部)。由皖派发展出的扬州学派，除承吴、皖二派之所长外，又进而运用金石材料考订经籍，视野为之扩大。其领导人物为阮元，主要学者为焦循。阮元编有几部研究经学的基础大工程和经解大丛书，对研究《尚书》 裨益甚大。焦循有《尚书补疏》、《禹贡郑注释》，对研究《尚书》亦有裨益。 到清末，绍承扬州学派运用金石数据治经的作风并发扬段、王文字之学、特别是王氏父子训诂与文法 并重的治学方法的俞樾，撰《达斋书说》、《群经平议》与《古书疑义举例》，实发展了治学方法作为承前 启后的清末新的《尚书》学的一位大师。更有承俞氏而进一步在清末开展近代《尚书》学研究先声的，是 吴大澂、孙诒让二人。俞樾还用传统金石学方式，到清末金石学研究不断前进，又出现了新材料，金文比前丰富，更出现了甲骨文，这就在文献研究之外开辟了新天地。吴大澂虽未及甲骨，却开展了新的金文研 究，足以纠正不少在经籍中一贯认错的字，使《尚书》研究朝正确跨进了一大步(《字说》是其代表作)。 孙诒让更进一步，已开始治甲骨文，而金文研究超越前人，他的《籀裔述林》、《尚书骈枝》，对《尚书》 的新解七十余则，语语精博。继之而起的为现代大师王国维、于省吾。王氏发扬光大吴、孙之学，以甲文金文研究之成熟，创地下 材料与纸上材料并用的二重证据法。其《观堂集林》卷一全部、卷二首两篇全释《尚书》，卷七、十二、 二十诸卷及《别集》卷四亦密切与《尚书》相关。在清 *** 学研究院讲《尚书》，有两部学生所记"讲授记 "，胜义甚多。于氏为最新以甲文金文成就研究《尚书》的巨匠，撰《双剑誃尚书新证》、《书简诂》稿本及《甲骨文字释林》 ，皆解决《尚书》中难题的要着。在此同一学风下的杨树达、丁山、唐兰、陈梦家等 亦有力作。 自俞、孙、吴开展，历王国维、于省吾诸大家，是现代《尚书》学的主流，促进《尚书》研究于新的 科学水平上。但自清末还有承传统治经方式亦有新的发展的古文家，著者如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 。他 注释伪孔本五十八篇，不是保伪，而是知其伪，他照样以清学精神诠释二十八篇，但伪二十五篇流传已久，为便于人们理解二十五篇文句，故同样注释了它们。又现代古文学大师章炳麟，撰《古文尚书拾遗定本》，依《魏石经》古文材料以释《尚书》文字，就他所尊崇的马、郑古文各篇发挥他文字训诂之所长，与俞、 吴、孙诸家有异曲同工之胜。另外清代桐城派古文家继其祖师姚鼐《惜抱轩书说》之学，如戴钧衡《书传补商》亦为《尚书》学佳作，继其后尚有四五位古文家亦有清新明通的《尚书》学著作。至清末今文学派诸家之《尚书》著作多偏颇片面，无多可取。惟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补充段玉裁所引材料，成为文献中搜寻汉代今文材料最完备之书。接着是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把汉代《今文尚书》作了一总结性 整理，并采用了不少汉碑资料，后来学者要找早已不传的汉代《今文尚书》 ，可尽量利用此书。此外现代较小的《尚书》著作尚便于阅读者有两部：一为王国维弟子杨筠如《尚书覈诂》 ，因继承了 老师金文成就，又采用了清代学者成就(惜不注出处)，因而可称佳作。一为曾运乾《尚书正读》 ，在解释文义上虽较多承古文家说，但在审识句意、辨认文法的特殊结构上有创获。又一为台湾学者屈万里《尚书集 释》，能多方采用自清季以来近代现代《尚书》学成就，并能有以裁断，因而亦可称佳构。 此外可附带谈一下日本《尚书》著作。日本直至 20 世纪初，不少学者都像其时中国学者一样，都囿于经学观点治《尚书》 。及现代学术兴起，不少日本学者相率以现代学术观点治《尚书》 ，前后有整理《尚 书》全书的专着十余部，较佳者七部，其中已故学者加藤常贤的《真古文尚书集释》 、赤原忠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Ⅰ：书经》，与池田末利的《全释汉文大系Ⅱ：尚书》 ，此三部最为杰出。这些书国内大图书馆 大概有之。作为《尚书》研究最后大师当推顾颉刚先生。他取径更高，沉潜研究更深。因为他的卓绝一世的古史研究，都自《尚书》、《诗经》、《论语》、《左传》等书的研究中得出，而尤以《尚书》研究终身用力最勤。早期在几个大学任教时，编有"《尚书》参考数据"八巨册，在燕京大学编《尚书研究讲义》甲乙丙丁戊五 种，50 年代提出规划要完成"《尚书》十种"(实为十一种)。于 60 年代完成《尚书大诰译证》七十万字，录要发表《大诰今译(摘要)》 ，以为整理《尚书》的样板，招起釪秉此成规，承乏整理《尚书》全书的任务。 于他弃世之后勉力为之。迄今他所规划的"尚书十种"(实十一种)除三种非《尚书》学急务可缓办外，其(一) 《尚书文字合编》早由顾先生与顾廷龙先生编成，近年由上海影印出版；其(二)《尚书通检》已由顾先生 自己编成出版；其(三)《尚书校文》 、(四)《尚书集释》 、(五)《尚书今译》三种，已由起釪合之为一，并加 "讨论"一种，撰成《尚书校释译论》一书(一百七十万字)，与顾先生合名出版；其(六)《尚书学史》 、(七) 《尚书学书目》两种，已由起釪合并写成《尚书学史》出版，台湾有盗版翻印；其(八)《尚书简释》 ，将由起釪据《校释译论》摘要写成。是其遗愿已告完成。顾先生作为样板写的《大诰今译(摘要)》，《历史研 究》1962 年第五期载书评云："这样研究和整理《尚书》的法式，可以说对《尚书》力求进行总结性的整 理工作，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
七、二十八篇的历史意义 现在读到的《尚书》，不论是孔氏《注疏》本或蔡氏《集传》本，都把二十八篇析为三十三篇，分成" 虞书"、"夏书"、 "商书"、"周书"四部分，可以分别看出这些《书》篇所系的历史意义。 "虞书"的《尧典》(包括《舜典》)、 《皋陶谟》(包括《益稷》)及"夏书"的《禹贡》、《甘誓》 ，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最初体系。我国最早的一部叙述自远古至西汉前期的通史《史记》 ，是我国最权威的第一部信 史，奠定了我国古史框架，就完全是根据《尚书》的"虞书"、"夏书"诸篇写成的。例如《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即是全文抄录《尧典》 (包括《舜典》)、《皋陶谟》(包括《益稷》)写成，只补充了战国时已出现的《帝系姓》、《五帝德》的材料，完足"五帝"的简单叙述。这是从战国末开始出现至两汉前期流传得纷 、 歧错杂的种种五帝说中采取一种以备一格。因至此时五帝说已具影响，不容不载。而司马迁作为伟大史学 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在《五帝本纪》末的"赞语"中，交代清楚黄帝数据不怎么可靠，不像其他各篇都按史料来作叙述，没有提出史料有问题，这是司马迁的"史德"所在。他指出"《尚书》独载尧以来"， 是《尚书》一书以尧为古史的开端，虽然《尧典》中实际搜集了很丰富的往古神话数据古史传说数据，包括远古各部族的宗神与先世神话，远古时期观象授时时代的天象知识及进入早期原始历法数据、古代宗教 礼祀资料、部落社会时代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资料，等等，但他都作为尧、舜时期的历史资料写入篇中，而并没有五帝的痕迹。而且其前并没有三皇，更不要说 *** 了。司马迁忠实地把遇到的《尚书》这几篇写 入《五帝本纪》的尧、舜两纪中。但受西汉时代已有各种"五帝说"的影响，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选取其中的 黄帝、颛顼、帝喾三位置于尧、舜前以成五帝之数，因而不得不交代黄帝等的数据不全可靠。《史记》第二篇《夏本纪》 ，则全文抄录了《禹贡》、《甘誓》两篇写成，另外补充了战国时已出现的《世本》所载有关夏的世系材料。而后在我国第一部正史中作为系统地记载夏代史事的《本纪》写成。于是我国最早的古史系统，就纯靠《史记》开头两篇本纪把它奠定了，而实际则全是由《尚书》前面这几篇 构成的。加上第三篇《殷本纪》据《尚书》"商书"写成，第四篇《周本纪》亦据"周书"写成，就可看出《尚 书》对奠定我国古史的重要性。从而可知一切不符合这一古史体系的说法，都是后起的悠谬之说了。前面第一节已知道《书》是孔子传授门徒两部教材之一，既搜集三代的现成篇章，又将散乱流传数据 拼辑成篇，如《尧典》、《皋陶谟》就是；还有一篇完整的地理书《禹贡》，就加头尾作为大禹治水分州的 要典。顾颉刚先生认为， 《尧》、《皋》二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而使之史事化的，用了古代不同民族的 、 不同时期不同传说中的祖先或神话人物， "倒乱千秋式的拉拢"，集中安排到一个朝廷里，成为同气连枝的君臣、兄弟、姻戚，都是理想的圣人，有大公无私的揖让盛德，渲染成往古黄金时代，只要朝着他们走就能致世界于太平盛世。果然有些"后世人主"及热衷的士大夫把这作为向往的目标。 "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是商代幸获保存下来的几篇(《史记·殷本纪》还有一篇《汤诰》)，倒反映了商代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是汤建立商王朝时期，《汤誓》(及 《汤诰》)留下了开国之君的重要誓诰史料。二是商的中叶两个名王盘庚和武丁时期，首先是《盘庚》篇记 载盘庚反复动员殷人迁都至殷，振兴了商王朝，开创了殷后半期二百七十三年的历史。然后是《高宗肜日》 篇记载这二百七十三年的首都里表现得最有作为的高宗受其子祭祀所反映的殷人宗教思想、礼祭制度及图 腾崇拜所遗存的思想意识的史料。三是商纣使其王朝走向末日时期，《西伯戡黎》、《微子》两篇，表露了商代统治者感到危亡在即充满绝望的文件。这几篇充分反映了商代"尊神、尚鬼、重刑"的立国特点。 "周书"十九篇，前面《牧誓》、《洪范》两篇是周武王时篇章，《金滕》至《立政》十二篇是周公的篇章， 《顾命》、《吕刑》、《费誓》是成王时及其后西周篇章，《文侯之命》、《秦誓》为东周篇章。其中《吕刑》 、《费誓》、《秦誓》为诸侯篇章，其余皆周王室篇章。《牧誓》是周武王伐纣进行牧野之战，于临战前所作宣誓式的战争舞蹈上的誓师词。《洪范》原是商 代奴隶主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统治大法("洪范"二字的意义即"大法")。档的开头编了一个神话，说 《洪范》这篇大法是上帝传授给禹的，现在由箕子传授给周武王(《汉书·五行志》说箕子为商王朝父师，保管着这一经典，故由他传授)。内容为"洪范九畴"(大法九章)，第一畴为"五行"，第五畴为"皇极"(君主的 统治准则)，是全部统治大法的中心，其他各畴都为"皇极"服务。因为有"五行"字样，上文第二节谈西汉今文学派把《洪范》改造成宣扬五行灾异的经典，《洪范五行传》成了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头脑二千多年的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还把"九畴"幻构成神授的"洛书"。于是奴隶制统治者提出的单纯的统治术，整个封建时代全部承受外，还给加上神学目的论的五行灾异的妄说，影响中国两千多年。 周公十二篇，即是通常所说的"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加上《无逸》、《君夷》、《立政》共十一篇，都是周公的讲话(只有《梓材》篇有错乱)，还有一篇编在这些篇前面的《金滕》 ，合之为十二篇。但这篇与其后面十一篇都是周公讲话者不同，篇中只有当周武王病周公设坛祷告请代死所作祷告的话是周公的讲话记录，其余全是关于此事经过的记事之文，与 《尚书》各诰词的体例不同，显然是史臣追记，使周公这篇讲话后果获得完整纪录。 "周初八诰"，苏轼《东坡书传》云："八诰虽所诰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余读《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读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难也。"可知周以"小邦周"较小的兵力， 趁"大国殷"政治 *** 、民不堪命、众叛亲离之际，一鼓灭掉了殷王朝，在胜 *** 得很快的形势下，便面临 着实际上仍然比自己国力强大的殷人势力，加上自己的领袖周武王在灭殷后两年就死了，造成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在这紧急关头，周初大政治家周公起而承担了这一镇抚殷代余存势力巩固周王朝统治的历史任 务。这八篇诰辞，就是周公全力解决怎样镇抚控制殷人惨淡经营的历史纪录。《大诰》是周公动员团结周 人讨伐殷王武庚与管叔、蔡叔叛乱的诰辞。东征三年取得胜利，回到宗周镐邑，召集"四国多方殷侯尹民" 等"有方多士暨殷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