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观摩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年代史料（注意，我不用“革命战争史”这个概念），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 *** 了众多革命回忆录的《星火燎原》，其次是《红旗飘飘》。
解放不久的五十年代， *** 文艺出版社成立了《星火燎原》编辑部，对全军、全社会收集个人的革命回忆录。最初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了1966年的文革前，总共出了十卷本，然后《星火燎原》的出版被迫停止。文革结束的八十年代，《星火燎原》编辑部恢复工作，将积留下来的老战士回忆录手稿分为十集二十卷本全部出版。
所有的这些《星火燎原》，共20集，30卷本，不管是不是与我的研究和写作有关的内容，我都反复通读过。
人们通常把老干部的革命回忆录看作是“红色回忆录”，其实你看得多了，就会发现：革命回忆录写的越是接近真实，越接近“本色”，就会发现这个“本色”往往都并不是“红色”的。那层“红色”是后加上去的。
一个老八路，名叫田汀，在2012年去世；夫人梅呐，在两年后的2014年去世。每年清明去八宝山我都要顺便看望一下他们夫妇。田汀原是冀中八路军十分区的干部，1942年冀中沦陷，他到了一分区，以后又到了平西十一军分区，冀察军区，二纵文工团。田汀的夫人梅呐，天津市城市贫民出身，孤儿院长大的，1945年底，梅呐与蓝兰、里坡一起，在张家口加入冀察八路军部队，先是在挺进剧团、以后在战线文工团工作。
蔺柳杞的好友，终身的好友一个从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城市孤女，孤儿院长大的 *** 干部，应该说是苦大仇深，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很简单，没什么可翻斥的。可是在当时的解放战争中“三查三整”运动中，不知哪根筋不对，梅呐被二纵组织部部长红军干部钟元辉当作混进 *** 队伍的“异己分子”，揪住不放，整个没完。
当时的二纵政委李志民看到了这个“过左”的运动偏差，他不好直接出面干预，于是把正在担任四旅宣传科长的蔺柳杞调了过去，擦这个屎 *** 。李志民的本意是“纠偏”，缓和这个内部矛盾，把二纵文工团这个运动收尾，不要再伤害更多的人，尤其是从大城市参军的知识分子们。没想到由于蔺柳杞的介入，这场矛盾斗争又在蔺柳杞和钟元辉之间展开。
钟元辉，红军干部，跟李志民、徐德操一样，彭德怀三军团出身，当时在三纵政治部军法处处长的位置上被李志民调到了二纵，任二纵组织部长。而当时任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的蔺柳杞，只是在二纵宣传部长沈图调走后，被李志民调到二纵政治部，准备接任沈图的宣传部长职务。与红军干部钟元辉相比，出身不好的蔺柳杞资历也浅了许多，职务上更是明显处于劣势。
早就跟田汀认识的蔺柳杞，知道田汀与梅纳的关系比较好，为了保护被整的梅呐，与钟元辉闹翻了。接着就是划成分，蔺柳杞被定为“地主”，也面临被上纲上线“挨整”的后果。但关键时刻，李志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蔺柳杞一边，将钟元辉降级调走。从此，田汀、梅呐夫妇同蔺柳杞结成一生的密切关系。
顺便说一句，凡蔺柳杞写的签上了赠送田汀夫妇的那些书，包括田汀的一些手稿，田汀去世后大都由他的子女转赠给了我。
解放初期，蔺柳杞担任 *** 文艺副主编期间，也将文笔很好的田汀调了过去。田汀1955年授衔上校，跟蔺柳杞同一个级别，正师级。他以后长期在 *** 《星火燎原》编辑部担任副主任，编辑了大量军队老干部写的革命回忆录。他们这些编辑在当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为这些大量的老干部革命回忆录不那么红色的地方“涂上红色”。
我仔细翻阅新老《星火燎原》，五十年代的《星火燎原》，走的是“红色路线”，当编辑的发现你的原稿不那么“红”，就为你“涂抹涂抹”，当然是要涂抹上一层“红色”。到了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再次恢复后的《星火燎原》，那时候改革开放，提倡“讲真话”，于是同样是“革命回忆录”，但从中保留了更多真实的内容，不那么过分的强调“红色”了。
以后，在《星火燎原》的范围之外，在那些大量印刷出来的“非正规出版物”的私人革命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不那么红色”、但非常真实的一面。比如，我手头的一分区高粮的回忆录《历史的脚印》，还有姚雪森的四卷本；还有平西老红军干部高克恭等人的回忆录等等，包括空三军副政委梁进璐的回忆录，虽然很多都属于“非法出版物”或网络作品，“不那么红色”，但历史的真实感和准确性却大大增强。
《星火燎原》上刊登的革命史料还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在这上面公开刊登出的，基本上都是成功或胜利的史例，失败的史例是很难被选登上去的。所以查找有关更加全面的战争史料，你还要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多途径寻找。
我谨以我比较熟悉，也一直在研究的晋察冀战场为例。
我最初翻阅这些新老《星火燎原》，有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搜集有关晋察冀解放战争起始的有关记录。查找1946年开始的晋察冀国共内战，究竟是谁挑起的？通过哪一场战争而挑起的？查找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情况：有关晋察冀和晋绥两大解放区部队联手发起的1946年8月大同、集宁战役这段历史，老的《星火燎原》十卷本上，居然只字不提。新的《星火燎原》补充本上，只有黄新廷上将回忆贺老总的一篇文章《贺总奇谋桌资山》，补上了这一空白。至于晋察冀共军张家口撤退（包括更加惨烈的宣化撤退），无论新老《星火燎原》均不被谈及。
在黄新廷上将《贺总奇谋桌资山》这篇文章里，黄新廷讲述“晋绥、晋察冀部队集中主力五万余人，贺龙、聂荣臻统一指挥。”另外，“在绥东， *** 方面也集结了五万余人”。这就是说，在最初 *** 方面的谋划中，国共两方的军事力量旗鼓相当，没有哪一方占据着较大的优势。但交战的主动权在 *** 一方，因为是 *** 军队主动挑起的这场战争。
晋察冀、晋绥军区决定进攻大同，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为总指挥，以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任政委。为了确保占据兵力上的优势， *** 方面调集了晋察冀、晋绥两战区全部主力，共五十个团，十几万人，家底全拿出来了。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是从抗战到内战开始后空前的大规模的战役，晋察冀军区一、二、三、四纵及地方部队全部参战，晋绥军区主力全部参战。
大同前线指挥部的具体作战计划，为358旅，五分区第二团，晋察冀军区三纵及教导旅，炮兵团，第一军分区独立第十二，十三团担任大同攻击任务，四纵十旅攻下应县后亦北上参加大同作战；以晋绥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骑兵旅，绥蒙军区第七，第九团及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第四旅等部，晋察冀一纵，担任阻击傅作义部队的增援，张家口卫戍司令部教导旅在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亦赴新堂参加打援。这样进攻和打援部队都占优势，于46年7月31日发起进攻大同战役。
大同战场，担任主攻的是晋察冀杨成武带领的三纵队，这是出自冀中地区，原几个主力团被吕正操1942年带走后，1945年刚再生的新主力团，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不是很强。所以大同城久攻不下，打成了胶着状态。
房漏偏逢连阴雨，出事的是在绥远、今天内蒙古的集宁战场。
集宁战场这边，共军集中了8个多旅，4万多人，配合集宁守军，准备全歼傅之先头部队董其武中路一万三千余人。黄新廷的358旅进至八英滩，和卓资撤下的独一旅靠拢，李湘、张明河的教导旅、二纵肖应堂、龙道权的四旅进至八英滩附近的三股泉，四纵邱蔚、傅崇碧的十旅进至苏集车站，一纵两个旅到达集宁城东，拟乘敌向集宁进攻时，集中兵力向敌后方进行全面突击。
结果，众所周知，共军出现了指挥失误，放弃了先攻城、后打援的正确做法；改成了先打援、后攻城的错误决策。结果援兵实力强，打不动，背后因城未攻下，给了守敌以喘息之机，结果前后敌一起联手，造成共军腹背受敌，在集宁战场的共军一败涂地。
集宁失利，大同战场也受到牵累，打不下去，共军只能全面后撤，不得不于16日撤围大同。集宁失利，大同撤围，导致了晋察冀军对敌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此时共军的最初布局被全部打乱，而且撤退的部队疲惫不堪，疏于防范，半途中遭到傅军凶悍骑兵的反复截杀，共军受到的损失难以估计。
据一路追击的傅作义军的统计，仅撤退途中，就有不下两万共军的尸体沿途倒毙，景象惨不忍睹。
最失望的，还要数延安。当时延安的电台已于9月12日发布了围歼消灭 *** 军于集宁城下的消息。结果不得不自吞苦果。大同集宁之战，共军晋察冀、晋绥两部集中了优势兵力的五十个团、十几万人，结果败于弱势兵力的傅作义、楚溪春之手。好不丢人。
受到打击的，还有晋察冀八路军内部，当刘道生在冀察军区的宣化大校场对在场的党政军干部（对战士严加保密）说明前线的形势不好，要做好放弃张家口、宣化，再回到山里打游击的准备时，会场内一片肃静，大家的脸色都不好看。
更要命的，是大同集宁战败、又被迫放弃张家口宣化之后，晋察冀八路军的元气、士气都被严重摧毁。晋察冀八路军撤退回山区，沿途逃兵丢弃的枪支背包随处可见，甚至连长也带兵逃走。以后某些老部队一听对手是傅作义部队就极力避战，造成了对傅作义部队“畏惧”的心理，这才是实质性的损害。
中国有句老话，叫“兵败如山倒”，这就是元气和士气损失之后的必然结果。
我举集宁战场的两支部队为例。
一个是二纵四旅，抗战时期的一分区主力团组成的部队，今天的六十五军一九三师，在 *** 中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晋察冀部队。这个旅的主力团建立时间最早，武器装备最好，人数也最多。由于一纵队的一、二、三这三个旅都来自晋冀鲁豫部队，所以二纵四旅是名副其实的“晋察冀第一旅”，从晋察冀部队的排序上和战斗力上都当之无愧。
在集宁战场上，四旅在撤退时受到董其武骑兵部队的重创，损失不小。幸好那时候组建二纵野战军的是冀察部队，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伙同政委刘道生在裁军时瞒兵万余，自己筹资筹粮养了起来，没有遣散。而且张家口、宣化都在冀察军区管理的地盘之上，很多武器物资仓库控制在自己手中。在集宁战场上受到重创的四旅（还有平西部队组建的五旅）一回到宣化，当即被补上损失。但害怕（或者缓和点说，不愿意与傅作义部队交战）的病根是埋下了。
以后涞水之战，五旅与傅作义部队交手，因缺乏斗志，被打得不成样子，阵地尽失。指挥作战的二纵领导看到五旅不行，没有了战斗力，于是调四旅上去。四旅派出的部队也磨磨蹭蹭的只摆出个打仗的架势，不肯实打实的冲锋向前。涞水之战，最终二纵在三纵的援助下夺回了阵地，但国共双方都以自己的主动后撤而告结束。
涞水战后，二纵政委李志民在房山后方基地召开二纵各级领导的整军会议，李志民声色俱厉严厉批评了许多干部并给予严重处分。
除了二纵四旅，集宁战场上还有一个部队就是晋察冀教导师与赵尔陆纵队一旅合编成的张家口教导旅。集宁撤退，张家口教导旅也受到董其武骑兵追击时的攻击，损失惨重。幸好张家口八路军政权在市民中间大规模征集新兵，教导旅在合编时也留下了一些老兵在宣化，补充战斗骨干和新参军市民农民都没有问题。
但元气和士气都伤了，这却是一时难以补充上来的。1946年的10月初，在晋察冀共军兵分两路，分别抵挡在西边大同、东边北平两地 *** 军进攻的时候，傅作义在绥远组织了两万余人的快速纵队，绕道从北边偷袭晋察冀共军的老巢张家口。直到这支快速部队占领了张北县城，与前去增援的晋察冀军区警卫团交手之后，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才发现敌军已经来到了眼前。紧急之中，共军调集了张家口唯一的主力部队教导旅到达日本人修筑的狼窝沟工事阵地，打算阻挡住向张家口推进的傅作义快速部队。
按常理，共军一个旅五千余人，武器装备虽稍嫌落后，可弹药充足，又有日本人修筑的现成工事，阻挡住两万人的快速部队，以一敌四，应该是打几天不成问题。何况张家口教导旅也是老八路主力团组建的部队，出自晋冀军区属第一的王牌部队。所以临上阵时，旅长李湘、旅政委张明河向下达命令的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夸下海口：首长放心好了，要我们守多少天，我们就守多少天。
可惜，这支部队的元气和士气在集宁一战中已经丧失了，狼窝沟战斗上午开战，到下午教导旅就支撑不住了，通过电话线一个劲向张家口要援军支持。
狼窝沟战斗激烈，共军、国军方面同样吃紧。傅作义快速部队的进攻损失惨重，原本也打不下去了，但人家偷听到了教导旅打给张家口的求援电话，知道了共军的底牌，于是横下心来，不管有多大伤亡，继续猛攻。
当天傍晚接近五点钟的时候，十月的晚秋天气，天已擦黑，教导旅在集宁战役后新补充进来的“翻身农民”和张家口参军的市民们先支撑不住了。趁着天黑，督战的干部们看不清，于是三三两两的退出阵地，往后面溜。这少部分人一溜不要紧，局部的瓦解导致了整个阵地的瓦解，结果，处在狼窝沟阵地第一线的教导旅的教一团全线崩溃，不得不退出阵地。
当时在第一线督战的旅政委张明河一看：部队都走了，再不走，我就当俘虏了，我也走吧。
教一团已经散了架子，无法再组织有效抵抗，呼啦啦退到了背后的张北公路上。幸好还有个处在第二线当预备队的教二团，基本上没有受损失的教二团沿张北公路，背靠张家口，边打边撤。还幸好，当时刚打下狼窝沟的傅作义快速部队也已经精疲力竭，只能扎营休息，休整部队，只有少数作风凶悍的绥远部队向教二团进攻。这少数部队因人数不多，火力不强，很快被教二团打退，这使得教导旅退到大境门一带后，还有时间构筑工事，准备抵御第二天天明后来自傅作义快速部队的进攻。
实际上，当时傅作义这支快速部队也处在“麻杆打狼，两头害怕”的地步，怀疑共军在张家口起码有两万人的部队，会拖住这支人数相当的傅作义部队，等晋察冀其他共军过来围歼。所以直到第二天的午后，这支傅作义快速部队的先头坦克、卡车和马队才小心翼翼地向张家口靠近。
此时已到午时，在大境门前面，傅作义部队看见打着小旗，列队欢迎国军到来的市民队伍之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看来共军是真的走了。
国共开战初期，双方的仇恨还并不深，占领了张家口的傅作义快速部队，摆出了一个较高的政治姿势：对因共军飞快撤走而来不及一起走的共军家属，可留可走，任何人不得刁难勒索；对举报共军在时候的积极分子和共军家属的举动，一律斥责遣回，不予受理；对原属共军外围组织的“工人自卫队”、“学生自卫队”、“市民自卫队”的人员一律不予追究，其组织由国军统一收编。以后傅作义张家口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保四团、保五团、保六团，基本上都是原共军在时的积极分子们所组成。
对于这些傅作义军队打败了晋察冀共军，并收编了晋察冀共军组织的外围社会团体为我所用，改编成地方保安部队的军事武装，你说这些史料能写进《星火燎原》去吗？
当然不能。所以，这些真实的战争史说明：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什么“战无不胜的常胜之师”。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才是你屡战屡败后起死回生的唯一法宝。
2016-5-20 周五 晨 6点3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