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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权斗坑里的理财高手——唐朝宰相杨炎

在《从放水养鱼,到誉满天下,再到含冤被杀—唐代财务第一人宰相刘晏》一文里,我们讲到刘晏被杨炎罗织罪名陷害而死。

那杨炎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结局究竟如何?

杨炎是唐朝最著名的财税高手之一,其颁布推行的“两税法”改革是中晚唐能在安史之乱后,支撑一百五十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

但作为一个朝野公认的“贤相”,杨炎只干了不到两年,便败干净了人品,贬官赐死。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讲讲,杨炎是怎么起来的,又是怎么没的!

文章的关键词“两税制”和“权力斗争”。

杨炎(727年-781年),字公南,凤翔府天兴县人(今陕西凤翔县),作为一个文化精英级别的大臣,他很有资本骄傲,一个是因为长得巨帅,另外文章写得巨牛!(“美须眉,峻风寓,文藻雄丽”)

唐代宗大历年间,杨炎的才华受到朝廷重视,官至礼部郎中专门负责为皇帝代笔写诏书。

在时任宰相元载的提携栽培下,杨炎升为吏部侍郎(类似今中组部副部长)。从此,杨炎便成了元载的铁杆,跟着元党的盛衰起起落落。

随着,元载帮着代宗搞死了掌军权的宦官鱼朝恩,元党声势甚嚣尘上,横征暴敛多行不法之事,渐渐受到了代宗的猜忌。

大历十二年(777年)三月,在唐代宗授意下,元载获罪入狱,与其妻王氏及三个儿子均被赐死。

抄没家产过程中,仅胡椒便被抄出八百石可见其敛财之烈。代宗震怒,下令毁其祖坟,劈棺弃尸,并把他在各地的豪宅拆毁。唐庭给他的谥号先是“荒”,后改为“纵”,可见当时评价之差。

元载

跟着元载混的一众党羽也被贬官处决,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不过,杨炎的文采颇为后来的德宗所青睐,据说他得到了一副杨炎所书的《李楷洛碑》,挂在墙上啧啧赞叹。(“德宗在东宫,雅知其名,又尝得炎所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讽玩之”)这也为他日后复起,埋下了伏笔。

779年(大历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他最开始任用的宰相是崔祐甫。

德宗居丧期间,所有政务全都托付给崔祐甫处理,对他的进言无有不允。但当时崔祐甫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在病榻上向李适推荐了杨炎,称其为“干才”足以挑起大梁。

杨炎旋即被从道州召回京城,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启了他短暂而炽烈的权臣生涯。

公允的说,崔祐甫没看走眼,至少从“才”这个角度上说,杨炎当得起他的举荐。担任宰相仅仅几个月,杨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弊制。

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国家财政和皇室宫廷财政不分。”

中国古代,皇室和国家的财政一直都是独立运营,皇宫内苑的收入以商税、矿税为主,国家财政以农牧税为主,两个体系各自闭路循环互补牵扯。

唐朝初年也按此规则运行,天下的钱帛均贮存于“左藏”(国库之一),由太府一年分四季上报数额,由比部(掌核簿籍)核实钱帛的收支情况。

但唐肃宗时期,国家都乱套了,长安城中豪门大族动辄上奏索取赏赐,唐肃宗李亨这人呢,被他老爸捏得太狠了,性格不够强势,有点按不住盘子。

当时担任度支使的第五琦(这是个人名,姓第五,名琦)眼瞅着好容易征收上来的财税,就这么流失了很心疼,就出了个歪主意。

他上奏朝廷,请求将“左藏所贮全部贮藏归大盈内库”。他的想法是既然 *** 管不住钱,不如都揣皇帝私人兜里,豪绅们直接从皇帝兜里掏钱总得有点顾及不是?!

结果,两库合并之后,宦官们可高兴了,这下钱多了花起来好痛快,还没人在一边哔哔!宫里一下冒出三百多个宦官司库帮着一起花!

(“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

杨炎任相后,觉得这样公私不分不是办法,便对李适说:“财税是国家大事,就像是人的咽喉,现在宦官(中人)掌管大库,收支如何大臣们都不知道,如何根据财政状况谋划政策?”

德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下诏:“凡财赋皆归左藏库,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

杨炎又在中国古代财税史上,首次提出了“财政预算”的概念。

中国古代的财政制度长期奉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有多少钱办多大事儿。

但杨炎针对当时百弊丛生、杂税横行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他向德宗建议,“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即首先预算国家一年所需的经费,据此规定相应的课征收入。这样,收支都预先有一定的数额规定,然后按计划进行收支,从而有效防止浮收滥支现象的发生,

“量出以制入”的做法,无疑有助于保持国家收支的平衡。虽然,他的财政预算只是根据“旧征额数”来确定要征收的税额,和现代国家的金融规则尚有极大的区别,但在公元八世纪便能有此远见,也足见杨炎在财税方面的高瞻远瞩了。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结合当时唐朝的经济现状,提出了著名的“两税制”改革。

唐初的国家赋税实行的是“租庸调制”,既“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这种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到玄宗末年,因为国家动乱面临户籍制度废弛,土地买卖,财产变化,户册久不更新,早已无法实施。但官吏征税时,依旧按照旧户籍向乡里按丁收税,百姓无旬无月不在纳税,“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多逃亡为浮户,户籍所在十不存一”。

而杨炎推行的“两税法”是针对资产征税,纳税指向不针对人丁,而是指向拥有资产的多寡,有钱人多纳税,没钱人少纳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负担赋税不合理现象。(“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同时,贵族官僚和商人也要按财产纳税,扩大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杨炎的两税法一经提出,便遭到了掌管赋税官吏集体反对,他们认为“租庸调制”已经实施了接近四百年,朝廷上下对此旧制非常熟悉,操作起来很顺畅,不同意改革。但杨炎说服了李适,坚持全面推行“两税制”的实施。

“两税制”的推行,在当时确实有先进意义,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效。《旧唐书》对此税法的评价是,“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上述三大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让朝野上下对杨炎的评价极高,皆以“其为贤相”。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性格上的狐狸尾巴也露出来了。

作为一个长得帅、能力高的文化精英,杨炎的心里实在不算宽敞。尤其是老上司元载全家被赐死,让他一直气愤难平,现在自己掌了权,总得干点啥,给老上司找点场子回来。

建中二年(781年)二月,他开始撺掇德宗实施,元载生前力推的“复筑原州城计划”。

原州(今宁夏固原)是唐朝陇西防御的战略支撑点,自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元年)被吐蕃军队攻破后,便成了吐蕃进攻关中的跳板。名将郭子仪、杜希全等人均多次建议朝廷,集中力量重建原州,构筑以原、灵(今宁夏灵武)、盐(陕西定边)三州,为犄角的西北战略防御体系。

从这个角度上说,复筑原州城的计划本身并没有问题,杨炎重提旧案也算是对老上级的一种报答。

当德宗向泾原节度使段秀实征求意见时,深谙西北边事的段秀实就事论事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是,“凡安边却敌之长策,宜缓以计图之,无宜草草兴功也。又春事方作,请待农隙而缉其事。”

说起来,段秀实并不反对复筑原州,从地理角度上讲,原州(今宁夏固原)在西,泾源(今甘肃泾川县)在东,复建原州只会让泾源更安全。

段秀实只是觉得边事重大,宜仔细考量徐徐图之,不应过于操切。另外,春天农时将至,调动大量军队筑城守卫,将影响一年的耕作(当时边军皆屯田)得不偿失,不如等到农闲再进行。

段秀实像

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却让杨炎大为恼火,认为他是在故意遏制自己的计划,便解除了段秀实泾原节度使的职务。

任命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让他率 *** 移到原州驻扎,同时命朱泚、崔宁各领士兵万人作为复筑原州城行动的羽翼。

李怀光和段秀实可不一样,他性格极其爆孽,掌管泾源军后,连续杀死几个大将泄私愤,导致泾源军中风声鹤唳、人人惊骇。

当朝廷让泾源将士准备筑城工具,开赴原州筑城的召命下达后,泾源的士卒彻底怒了。

他们愤怒的说:“我们为国戍边十余年,当时在邠州(陕西彬县)有田有地,让我们戍边来泾州,家还没安顿好,又让我们去原州,我们难道是罪犯吗?!”

士卒们强烈要求段秀实回来,否则便拒绝奉诏,这时别有用心的泾州副将刘文喜,利用了士卒的怨怒心理,准备拥兵自守,并积极联络吐蕃军队。(“四月,乙未朔,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

面对泾源军即将哗变的态势,唐庭命朱泚、李怀光等人军进攻。眼看动乱即将形成,幸好泾州别将刘海宾,寻机斩杀了刘文喜,朝廷也收回了调军原州的召命,算是暂时平复了此事。但泾源军队的怨气未消,成了日后“泾师之变”潜藏的导火索。

从此事可以看出,杨炎骄纵之气已成,即便段秀实非常中肯的意见也听不进去了。紧接着,他便开始对当时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下手了。

早前,杨炎担任吏部侍郎时,刘晏是吏部尚书,算是他的直接领导,但前文说了,杨炎是元载一党,刘晏恰恰不是,二人间本就不和。

更严重的是元载爆发时,刘晏是主审官员之一,元载全家被杀,党羽被贬刘晏也就成了杨炎嫉恨的对象。

现在杨炎大权在握,便开始琢磨着扳倒刘晏,恰好长期掌管财政大权的刘晏,也得罪了不少人,杨炎便开始鼓动身边人群起弹劾他。

当德宗私下向杨炎征求意见时,他悲痛欲绝的流着眼泪说:“刘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

看到德宗有点沉吟,似乎有些不忍,便退而求其次的建议道:“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用这种方式剥夺刘晏的财权。

当刘晏被罢免了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的职务后,建中元年(780年),杨炎又找了个理由将其贬为忠州刺史。

离开政治核心的刘晏以为自己安全上岸了,不成想杨炎的目的是整死他,而不是眼不见为净。

他让党羽庾准罗织了刘晏黑材料,诬告他私通边军将领意图谋逆。等德宗再次征求他意见时,杨炎坚定的作伪证表示情况属实。

这导致,时年七月刘晏在忠州被赐死,一时朝野冤之。

平卢节度使李正己感觉不忿,多次上书朝廷为刘晏鸣冤。杨炎面对朝野上下的责难,居然派遣官吏前往各镇,把锅甩到德宗身上。

这下德宗也不愿意了,自古以来就是领导做好人,手下背黑锅。杨炎可倒好,自己装好人,让大领导背锅。

德宗得知此事后,对杨炎意见极大,但考虑到以前的功劳,忍下了这口恶气,把卢杞升为宰相以摊薄杨炎的权力。

结果,卢杞和杨炎又尿不到一个壶里,二人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之前在《长得难看也就算了,心眼还这么坏》里说到过,卢杞可是唐朝历史上最有名的坑人宰相。

这哥们没什么才学,还长得巨难看(“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自视甚高的杨炎觉得与之并列甚至是种耻辱。

但他没料到,说到玩心眼阴人,卢杞要是研究生毕业,他杨炎最多能算蓝翔技校出身。

果然卢杞上任没多久,杨炎就开始倒霉了。

卢杞先是同与杨炎有旧仇的严郢结成了到杨联盟,并将其提拔为御史大夫。随后,严郢便开始整理杨炎的黑材料。

要说身居宰相身上一点污点都没有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杨炎还养了个坑爹儿子杨弘业。

严郢便从杨弘业身上下手,严查他违法乱纪的证据,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事儿了。

早前,杨炎修建家庙时,曾请河南尹赵惠伯帮忙出售洛阳的房产筹款,赵惠伯便把这处房产买了充作官署。

严郢马上抓住了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向上汇报为赵惠伯动用公帑为杨炎徇私,且“贵估其宅”使其获利。

不过这件事情,就算以徇私舞弊定罪也搞不死杨炎,因为办案期间,朝中有的大臣也不认为是多大一个罪名。最开始审理此案的大理正田晋便主张以“获取余利,以索取论罪”,判“免官”。

卢杞当然不满意,一脚踹开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让自己党羽审案,给杨炎判了个“监主自盗,罪绞”。

但卢杞心里很清楚,德宗李适性格比较宽厚,即便是判处绞刑,德宗心一软也有可能翻案。

很快坊间便开始流传“王气”之说,“王气”这东西一出来,几乎就是死亡标配了。(“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

不过,德宗还是念了一把旧,表示虽然“蔑恩弃德,负我何深!考状议刑,罪在难宥”,但顾全大局,特加宽宥,贬为崖州(今三亚西)司马。

这时候,杨炎也有点醒悟了,流放途中经过鬼门关(今广西北流天门关)。他前思后想觉得自己要挂,挥笔写下了,“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

果不其然,走到离崖州还有一百多里的地方,也不知卢杞又在李适面前念了什么丧经,德宗赐死的诏书追了上来。时年五十五岁的杨炎,就这么game over了。

纵观杨炎一生,据高位、做大事,也算有所作为,他所推行的“两税法”是中国财税历史上的首创,也是中晚唐能够支撑一百多年的重要基石之一。

但其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性格,让他不过为相短短两年,便身败名裂,客死异乡。观其政治斗争的手段实在有点幼稚,但可惜自视甚高的他并不自知。

他能搞死另一个财税专家刘晏,是因为刘晏也是个君子,杨炎以小人之谋对付君子,自然无往不利。

但等到更阴险的小人卢杞上台,以小人之谋对付小人,当然是身为小人之人玩得更纯熟,这时杨炎就是只待宰羔羊而已。

我突然想起一句在球场上,经常被人提及的话:“千万别用自己的爱好和人家的专业比。”

杨炎你是个财税专家,干点理财的专业多好?非要跟人玩心理阴暗,你可知有些人的专业就是心理阴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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