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从《边城》到《边城之殇》
刘莉
初读倪章荣的《边城之殇》，读者很容易联想到沈从文的名著《边城》。这不仅仅因为小说名字的相似，而且因为故事发生的环境完全相同——湘西的茶峒，就连主人公的名字、命运都很相似，更何况《边城之殇》中多次出现“沈从文”“翠翠”等字眼。然而，当我们对文本进行细读之后，就会发现两者在故事叙事、环境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着显然的不同。
一
《边城》（1934）所写的故事发生在湘西的茶峒，青山碧水间有翠翠和二老傩送的爱情。《边城之殇》的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只不过现在的茶峒已经改名边城。在三十年前的小客栈，“我”遇到了当年的女服务员小青。回忆就在小青断断续续的讲述中拉开，原来“我”曾经在落魄之时与少女小青发生过 *** ，小青为此等候了我三十年。与翠翠无望的等候不同，小青终于等来了“我”，并在三个月后无疾而终。
很显然，《边城》和《边城之殇》都对故事时间进行了修辞化的处理——回忆与现实交替出现。作家采取这种手法，可以让读者穿梭于现实和回忆之间，给小说原本平淡的情节增添色彩，让小说变得更加生动，同时也能让读者对故事了解得更清晰。
《边城之殇》的现实是“我”退休后来到一个记忆模糊的地方，“三十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似乎在这里住过一晚。来茶峒的路上，我一直在脑海里努力搜索，不知为什么，关于这个小镇的记忆十分模糊。为什么刚退休便再一次来湘西，我也说不清楚，冥冥中觉得应该来这里一趟。”五十岁上下的服务员“眼睛里却透露出这个年龄女人少有的光彩”，惊呼：“先生，您终于来了？”见我没有认出她，就又问：“先生，现在的边城与三十年前不同了吧？”我才由眼前的现实，想起“三十年前我曾经来过这里，那个时候，我还是三十出头的小青年呢。”女人的回忆异常清晰：“先生三十年前到得比今天早，中午就来了……”“那是七月十九号，我到醉江楼客栈当服务员的第三天。”即便如此，我仍然疑惑，“我当时住的就是这家客栈吗，我怎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呢？”随后，女人详细讲述了我入住的过程、点的菜品、喝酒的细节，“终于，我那些不知被谁抹去的记忆开始一点点地恢复……”到此为止，《边城之殇》是以现实加回忆的方式打开了叙事之门。然后，以“关于边城的文件夹被突然打开，画面竟然如此清晰明了”开启回忆之旅，过往三十年的故事被徐徐讲述。最后，“记忆的长鞭抽打着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在边城的细雨中战栗……”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了解了小青三十年中的生活，这一部分仍然延续现实加回忆的叙事方式。两人重游小岛的过程，又是现实加回忆的叙事方式。最后，我辞别小客栈，叙事时间回到现实。
相比较而言，《边城》就更频繁地使用现实与回忆交替出现的叙事方式。例如，小说第十节，现实内容是“吃饭时隔溪有人喊过渡”，翠翠和爷爷祖孙去城里看龙船；回忆内容是翠翠“心中便印着两年前的旧事”，想起初遇二老傩送。又如，小说第十一节，现实内容是“有人带了礼物到碧溪岨”，顺顺派人来提亲；回忆内容是爷爷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想起了翠翠妈的故事。不同于《边城之殇》，《边城》中的回忆更具有独特性。其一，《边城》中的回忆内容势必与小说接下来的现实时间密切相关。例如，第十三节中回忆二十年前边地唱歌的习俗与第十四节中翠翠说梦的故事密切相关。又如，杨马兵与翠翠共同回忆老船夫的往事，让翠翠顷刻知晓了很多她之前想不通的事情（第二十一节）。其二，《边城》中的回忆是对现实相关情节的适当补充。例如，多年前边城地区的战争故事是对翠翠淳朴生活的增补；翠翠父母的殉情故事是给翠翠的爱情故事埋下伏笔；杨马兵与翠翠一起回忆老船夫的往事，是让读者看到老船夫的坚韧和发生现实悲剧的无可奈何。其三，《边城》以中篇小说的容量包含了众多的人物，回忆引出这些人物的多重小故事——翠翠爹娘的故事、翠翠和大老的故事、翠翠与二老之间的故事等。这样，元故事层面之下又包括了众多小故事，形成众声喧哗的艺术效果。例如，翠翠的故事和母亲的故事是互文的关系，她是母亲爱情生命的复活，也就责无旁贷地要负担起爱神的使命。她们最终都无法如愿得到爱情，就更加深了小说的悲剧内涵。相比而言，短篇小说《边城之殇》只有我和小青两个人物，因此只能弹奏出单声部，而无法领略到多声部的美妙。
二
《边城》和《边城之殇》都着力塑造一个冰清玉洁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愿意为了爱而等待“明天”，她们甚至有着高度相似的名字：翠翠和小青。然而，她们终究是不一样的。
翠翠是沈从文以自觉、清醒的人性意识成功塑造的一个充满着人性之美的湘西女孩的形象。为了突出翠翠的美，沈从文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环境美。翠翠生活在边城渡口，两岸青山绿水，篁竹翠 *** 滴，青翠和碧绿涌动着勃勃生机。翠翠是自然造就的精灵，呈现出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其二，形象美。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光光的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其三，人性美。翠翠天真、纯洁、善良、坚韧、勤劳，她对爱情毫无心机，超出一切世俗利害关系。沈从文以含蓄之笔，动态地写成了翠翠从小女孩到成年女子的心路历程：从孩童时乖巧的小女儿，到浅浅的慕男感，到因爱而生的忌妒心，到暗恋中的甜蜜与躁动，到莫名其妙的心理变化，到最后无奈而坚贞的等待，一系列纯粹的人的特征跃然纸上。
《边城》中的翠翠是沈从文人性论文学思想的体现。沈从文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翠翠之所以能成为文学史不朽的经典形象，就是因为沈从文写成了人性之真。
《边城之殇》中的小青被塑造成一个拯救者的形象。为了突出小青的天使作用，倪章荣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环境描写突出其悲凉氛围。小说一开篇就说“湘西的秋雨像个泼妇似的，没完没了，到处都是灰蒙蒙的”，而且“车在半路上抛锚了，赶到茶峒时差不多到了傍晚。”“街上车辆和行人都很少。”“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股浓烈的辣椒味，刺得鼻子很难受。”“回到客房的时候，天已经黑得不像个样子，雨还在不管不顾地下着。我推开窗，看着细雨中的清水江，江面空荡荡的毫无生气，只有对面属于重庆的洪山镇有几处有气无力的灯火。”一切景语皆情语，没完没了的雨似乎是泪滴，诉说着无尽的悲伤。其二，人物形象描写突出三十年前后的对比。三十年前初见小青，“我”竟然没有认出她，只见一个“服务员五十岁上下，身体还没有发胖，脸黝黑，眼睛里却透露出这个年龄女人少有的光彩”。随着回忆渐次展开，少女小青才出现，“一位穿白衬衣、蓝短裙，长得清秀可爱的女孩走到我桌前”，她有着“稚嫩的小圆脸”，身上有着“淡淡的土菜一般的香味”，“女孩清澈的眼眸里盛满担忧”，“她的笑声里散发出一股股甘甜，甜得我心里痒痒的酥酥的。”少女小青单纯善良，以少女的初夜治愈了“我”被遗弃的心。其三，人物的天使功能。不同于翠翠对傩送的天然之爱，小青对“我”的爱，是因为我有文化，代表了城市文明。“先生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很有文化。”“大热天还穿着长袖衬衫，裤子笔挺的，运动鞋上灰都没有，漂亮的眼镜，还有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小青因家境清贫而高一辍学，受过基本启蒙教育的她对文化有着天然的崇拜，对热闹的大城市有着无限的向往。因此，小青将来自广州、有着斯文外表的“我”作为欲望投射的对象，并自觉地将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幻化成自我的镜像。在“我”走后，小青直到二十九岁才出嫁，三十年坚守着这家小客栈，在孤单中苦苦等待我的归来。小青无怨无悔，甚至抹掉了往事中最不堪的一段，以让我心无愧疚。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想象大凡有二：恶魔型和天使型。翠翠和小青都是天使。但翠翠是人类之初的纯真，小青则是充当灵魂的拯救者。
翠翠和她母亲都无法如愿得到爱情，就是因为她们是边城的边缘人，她们的爱情受到外来因素冲击。沈从文以边城作背景，把翠翠母女两代人的悲剧命运置于时间的连续中。这样，作品中的翠翠已是无数个流动于时空中的现实中的翠翠的综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读者都会从她身上领悟到人性的善良以及命运的多舛。而小青以身体为媒介的拯救，以涂抹记忆为方式的救赎，只能让人想到男性作家的一厢情愿。
三
作为文史学者，倪章荣熟悉民国史，写下了《袁世凯是如何走向专制的》《宋教仁之后的民国 *** 》《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重写民国史》《辛亥革命深思录》等论述，同时他也很关注出现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段的文化名人，写出了《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沈从文与民国文化名流》《袁克文：旧日王孙的别样人生》等文史作品。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历史时段。
大凡文本中出现类同的文学现象，多有两种可能性因素：其一，是“平行性再现”；其二，是“影响性再现”。《边城之殇》属于后者。倪章荣之所以从众多优秀作家中选择了沈从文，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笔者推测，这主要有三方面因素：其一，两人有着相同的成长环境。沈从文是湖南凤凰人，倪章荣是湖南澧县人，共同的乡土乡音促进了情感的共融。其二，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历程。沈从文十四岁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后到北大旁听，贫困交加。倪章荣自幼家境贫寒，父母被欺负，从小受尽白眼。这两人都过早地阅读了社会这部大书，又在孤独寂寞中贪婪地阅读书本，并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似的人生历程，很容易引发他乡遇故知般的共鸣。其三，两人有着相同的悲观主义倾向。沈从文和倪章荣对于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都无法正面回答，只好用尽曲笔，一个在无望地等候，一个无疾而终。
倪章荣崇拜沈从文，自称：“我的天资不够，成不了鲁迅、沈从文那样的大家，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写作，很喜欢文学。”（《倪章荣：文学是我一辈子的情人》，《三湘人物周刊》2009年12月）倪章荣十分赞同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的一个观点：人的最大愿望是被承认。“给存在一个理由，是我写作的原始动力和力量源泉。我想，大多数写作者也差不多。我一直认为，伟大作家必须是天才，缺少了天才，再怎么努力也成为不了雨果、托尔斯泰、曹雪芹、鲁迅。因此，写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表达的需要。”（倪章荣《给存在一个理由》，《书屋》2017年11月，59页）对他而言，表达是证明自己或试图证明自己具有存在价值的方法和手段。他的笔名“楚梦”寄托着他的文学梦：成为一名好作家，写出能让后人记住的作品。
这样，力比多投射的结果，就是由《边城》走向了《边城之殇》。
理论家谱系：
刘莉，河北承德人，文学博士，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师。
（转自《大观》2019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