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第五章 沉重的翅膀
4 赶 鸭 子 上 架
198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夜晚，月朗星稀，大地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热闹了一天的校园顿时清静下来，教师办公室没有了灯光，只有会议室灯火辉煌。说是会议室，其实是“多功能”教室，但不是现在的“多功能教室”。原来是一间教室，后来改为教师办公室兼寝室，一敞三间，大一点的会议就在这儿开，故而又是会议室。室内有四五张办公桌，还有两张床。屋子中央一根粗大的木梁横跨其间，上面是十几根弯弯的椽子和灰白色的房瓦，没有天花板，透过玻璃亮瓦就能看到湛蓝的夜空。这里陈设虽然简陋，却是工余饭后教师们光顾频率最高的地方。一下课，从教室走出来的人不管这里是不是他的办公室，都喜欢带着一身粉笔灰往这儿一坐，有的干脆往床上一躺，稍事休息。饭后更是成了教师 *** 的场所，看报的、聊天的、下棋的，办公的都有，国家大事在这里“发布”，社会热点在这里议论，教学经验在这里交流，奇闻异事在这里谈论，疑难杂题在这里钻研。社会的、学校的、班级的、甚至家庭的好事喜事在这里分享，烦恼事在这里倾诉，没有顾虑，没有隐私，就像一家人一样，成为真正意义的教师之家，是最民主、最自由、最活泼的一方乐土。
今天这里一反常态，气氛有点严肃，因为正在开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心校领导和大队管校的副书记，他们分别坐着一张办公桌的两边，算是主席台，参加会议的是全校教师、职工，包括两个教学点的老师。年纪大的正儿八经坐着另外一张办公桌边，年轻的爱热闹挤在一起，坐在两张床的床沿上，床不堪重负，压得几几昂昂的，要不是床沿用几块青砖衬着，早已腰折骨断。会议的主题是民主选校长，主题有点凝重，两位主持人各自说了一通，然后分发选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票数最多的当选校长，其次是主任。结果出来了，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宣布后一阵掌声，我坠入五里雾中。
没有就职演说，也没有类似今天的获奖感言，一切就这么简单。我从稀里糊涂中清醒过来，只是把它当作领导和同事对我工作的认可和一种褒扬，并没有去想当什么校长，因为此时的校长由中心校副校长兼任。学校工作都在正常进行，我还是带我的课，也没有出席过什么校委会之类的会议，我充其量把这个头衔当成民办教师的代表而已。
这一年暑假结束，学校原来的领导调走了，我在同事们的催促下，到中心校所在地古松庵中学请派校长，恰好教育组书记也在。他说再不往你们那儿派校长，你就是校长！我顿时涨红了脸，不知所措，连忙推辞：“那不行， *** 不了，我们那里原来是中心校，去年才撤并，还有两个初中班，七八个公办教师，您还是派一个公办校长吧！”我想：我一个“民办”怎么去领导“公办”呢？此行没有结果，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学校。怎么办？马上要开学，总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开学吧。于是又在同事们的催促下，开始张罗开学的事。没有上级书面任命，也没有上级领导来学校宣布，就这样赶着鸭子上架，稀里糊涂当起了村校校长，慢慢进入角色，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但总是有一种被哄上楼突然撤掉梯子的感觉，心里空空的。
我这个人做事总不顺，喝口凉水也塞牙缝。1987年任中心校长，不到一个月民利乡 *** 撤销，民利乡变成了民利管理区，民利失去政治中心而被边缘化；1998年调桐柏中学，刚刚一年镇 *** 撤销，又一次被边缘化；2002年我主持桐柏中学工作，“一费制”成了现实，学校陷入困境。这一次刚刚当这个校长， *** 没有坐热就来了麻烦事——要精简民办教师。工作者和村干部就精简人员问题没有向我征求过意见，被精简的人也不相信我刚上台能有多大的建议权而迁怒于我，让我避过一劫。但麻烦还在，原来的炊事员减了，学校食堂没有人烧火，“民办”的可以回家吃饭，那公办教师呢？就像一部机器少了一个螺丝就不能运转。我一方面找村干部要人，另一方面除了要求教师按课表上课，还要临时安排人做饭。每天看哪个老师上午或下午没有第三节课，还要看哪位会烧火，一餐一顿的安排，一直持续了两多月。哎！真够婆婆妈妈的，说来惭愧。
我当校长凡事商量着办。不飞扬跋扈，不独断专行，不搞“一言堂”。这种工作作风有时有点麻烦，但对工作有利，便于把工作搞顺畅些，现在时新叫“和谐”，不把关系搞得剑拔弩张。每学期排课，要知人善用，统筹安排，对于个人而言相当于生产队派工，那是一天天地派，这一定是一个学年。关系到负担轻重，搭档“好坏”，学生成绩和品行优劣。无论学校的类型、规模怎样不同，但每学年分课都是开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有挑肥拣瘦的，有避重就轻的，有选择搭档的，有选择班级的，将就了张三又不合李四的口味，反之亦然。用行政手段也不是不行，可能因为不公平的原因或教师的片面看法导致一部分教师有意见，不服气：轻，则在分课会上公开反对，导致会议“炸把”，重新分矛盾更多，将就某人吧，其他人会说你怕“狠人”，不将就又会形成僵局，整个一锅“夹生饭”。重，则教师带情绪上课，少数觉悟不高的甚至误人子弟。生产队安排工，有人觉得不好有磨洋工的，那只是一天，如果教书磨洋工就耽误一年，耽误了几十个学生，浪费的是学生一年的青春。我的办法是：一是细，尽量把工作想细、想全面，综合教师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包括性格、爱好，制定一套或几套比较合理的方案，宗旨是扬长避短，人尽其用，充分调动积极性，同时考虑教师个人困难、特殊情况，包括身体、家庭等方面，设身处地为教师着想；二 是先，思想工作做在先，逐人逐人征求意见，解释、协调，估计工作难做的先做，对于少数“叫鸡公”拿出几套方案供其选择，说难听叫“逼其就范”；三是严，一旦形成决定必须坚决执行，一鼓作气“把饭煮熟”。由于我把工作做在前头，工作做通了，做顺畅了，宣布只是一个程序，一个仪式，不会出现“炸把”的情况。把它比大点，就像外交文件，事先已经逐条敲定，签字只是一个仪式。我在小学是这样，在中学也是这样，把校长放在与教师同等的高度而不是居高临下。这种工作作风有时比较麻烦，我认为是处理好干群关系的好办法，有少数领导要面子或想耍威风，结果适得其反，要威风没威风，要面子没面子。
村办小学经费总是紧张，总是没有钱，如果说教育是清水衙门，那村小就是穷光蛋。按规定收取的学费除了教学日常开支，所剩无几。每个月公办教师发工资，教研组七扣八磨，学校除了一摞白纸条几乎没有现钱，怎么给他们发工资呢？几乎每个月都这样，学校会计拿着一摞条子哭丧着脸找我说，又扣了多少，应该拿出多少才能发工资。我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商量解决。根据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年轻的负担小，就多压点，承诺什么时候补上；家庭困难的就酌情少压点或全部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也不容易，一家人靠这点工资过日子。把工作做在前面，即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又避免了矛盾，，免得发工资会计与老师发生争吵，当然这时候发工资与我们“民办”无关，我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就这样借新债，还旧债，债债相连，勉强维持学校的运转。商量办事是单位的滑润剂，加在旧机器上，也能使之满负荷运转 。
我当校长凡事带头做，不敢学高为师，但求身正为范。按时到校，坚守岗位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但在分田到户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有的公办教师搞“假三天”，星期六下午离校，到星期一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到校；“民办”则是见空插针，抽空忙生产，上节课还在上课，一转眼就不见了，他会马上出现在责任田里。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是小事，星期天我也在种责任田，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就早早放工，没有办法顾及田间地里还有多少事——也许坚持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饭后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到学校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当远道而来的外地老师陆续到校时，迎接他们的是我办公室窗口的灯光。
如果星期六上午第三节课没有课，我也可以提前回家，我不能那样做。既使没有紧急事，看看书，挨也有挨到放学的时候，和同志们共进午餐后，再与他们道别，明明知道田地里有多少事等着我，即使下午不休息，干到天黑也不能早退一节课。有一天下午，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滚滚，远处不时传来隐约的雷声，天，要下雨了。我正在上第三节课，短短几十分钟就有几位老师在门口小声叫我，说家里带信稻场晒的小麦冇收，叫赶快回家。我心急如焚，晒干的麦子见雨就全完了，恨不得立即飞到稻场；但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走，教室学生几十双眼睛看着我，全校教师十几双眼睛看着我。教师的战场在教室，教师的职责在学生，前方打仗的战士，如果听到家里有事的消息，不顾对面敌人的疯狂，扔下身边的战友，撒腿就往回跑，那还叫战士吗？我们离家近，可以回去，那离家几十里的老师家里也晒了麦子，他回得去吗？我坚持上完课，放学回家看到一堆湿漉漉的麦子，哭笑不得。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没有少挨父母的训斥，没有少挨妻子的埋怨，然而我耽误的农活，没有耽误工作。
分田到户两年后，我家又是老、又是小，唯一的男劳力心思又不在田地上，体弱多病的妻子已经整得够呛，向我提出在学校旁边开一个小卖部，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少种点田，可以做到收入不减而体力劳动强度大减，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是这样，从八十年代开始一边教书，一边经商——何况那个时候个体做生意的少，钱也好赚，一直到后来，也许手中少有积蓄，不像现在清风两袖，两袖清风。事实证明为数不少的人是走这条路的，有教师，有干部。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这一提议，表面的理由是精力顾不上来：又要教书、又要种责任田，还要抽空自学——转正的念头时刻在折磨我，如果再搞经销，时间上算不过来。而骨子里的想法觉得又教书育人又赚钱，而赚钱的对象是我的学生，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心里不踏实，别扭。你在课堂上道貌岸然地对学生进行理想、前途、道德品质的教育，大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盛赞“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民族精神，下课后马上面带微笑地招徕顾客——刚下课的你的学生们，不是来个正负抵消、酸碱中和吗？你在大会小会上煞有介事地大讲教师的道德修养、专业素质亟待提高，还在念叨大教育家的名言“教师是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会后慌慌忙忙骑着单车，汗流浃背地进货、卖货而拼命赚取差价，你的说教还有几分力量？在人们心目中恐怕不是“苍白无力”那样简单，纯碎是一个伪君子！也许我的观念老化，当时年纪不大但过于迂腐，也许经济社会应该是这样：周一到周五学生的偶像、他们的老师到了周六和周日就成了培训班老师，收取几倍于过去一年的学费而拼命捞取外快；要求学生购买各种资料，在课堂上大肆宣传他的巨大作用而拼命捞取回扣；有的把座位作为资源，拼命接受家长的“馈赠”。推而广之，经济社会也许是：相当一级的官员，在主席台上作报告，大讲反腐倡廉，讲得慷慨激昂，对 *** 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义愤填膺，比杀父之仇还要恨，信誓旦旦地表达反腐的“坚强决心”；回到家中面对红包一并笑纳，脸不红，心不跳。时至今日，我对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就是对不起我的家人，当然也对不起很容易到手的钞票，但我没有让铜臭影响我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上级要求全面开科，特别是加强体音美教学，我这个五音不全的数学教师也 *** 教起了音乐。在办公室请同事手把手教，有空就练习，一个星期后我给学生教歌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先教简谱，再教歌词。偶尔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说，你教的《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我们还会唱呢，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要求教师用普通话教学，今天的教师不在话下，那时候就不同，大部分是“土克西”。语文老师教拼音还可以，如果要一节课都用普通话就困难了，至于说其他学科的教师说普通话那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像。怎么办？我先上！用普通话给全校老师上了一节数学课，尽管发音不准，声调错位，不时还夹杂红安土话，但毕竟开了个头。以后普通话就在这小小的校园开展起来。
教师是知识分子，是通情达理的，他们看到领导身体力行，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怎么做，就比较容易了。
我当校长力求办学正规，哪怕是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学校。偏远的农村小学，正规不正规，完全取决于该校校长，因为上级不可能天天派人监督或检查。有一次我到邻村学校监考，规定八点半开考，九点老师还未到，学生还陆陆续续不紧不慢的走在上学路上；有的学校没有时间表，有时一上午上两节，有时上一节，几乎没有第几节的概念，就像生产队休不休息、休息多长时间全凭队长一句话；有的两个教师一个班，搞“半日制”。有一次看到一个教学点的大门上赫然写着“明天天晴就放假，天变就上学”的字样……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种放任式、游击式的教学模式在我管辖的学校是不存在的。我的理解是，学校就要像学校，不能是生产队，不能是畜牧场。
我所在的也是小学校，有时间表、课程表、任课一揽表……并能按表运作。钟声就是命令，它相当于部队的军号，尽管没有真正意义的大钟——用一截钻井队废弃的钻头代替；包括钟声信号都有严格的规定，上课钟声敲几下、 *** 钟怎样打，不是乱敲一通。虽然大部分人离家近，有的只有几百米，还是要求全体教工在校住宿起伙。学生组织齐全，有少先队、学生会，有学生干部值日，有教师轮流值日；学生路队有专人护送，并规定必须达到的地点。……
值日老师有一个重要的职责是司钟，而司钟离不开钟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位教师有手表，掌握时间只有唯一的一个座钟，它“血统”比较高贵，是解放初上海生产的“555”牌座钟，只可惜它老了，腿脚不太方便，时走时停，如果它 *** 学校就乱套了。老师们分析来、实验去停摆的原因是放置不平，于是就有了每天对这个宝贝疙瘩的摆弄。今天放学了，值日人把它交给继任者——明天的值日官，双方交接时小心翼翼，生怕惹怒了这位尊者。明天值日老师把它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纸折的小条儿，把它垫在座钟底部的前后左右，调整着水平，差一点用水平仪了。一边调一边等，等到它发出均匀的“滴答滴答”声时，上好发条，估计明天可以工作一天。
学校规模小，教师少，有的学校实行“包班制”——一个教师包揽了全部课程，这样做的好处是教师对学生有更详细的了解，因为接触学生的机会更多，当然不用排课；不好的是上课随意性大，一节课上什么完全取决教师的随机选择。我们学校这种情况也不包班，采用交叉带课。有一年我们学校只有六个老师，还是五个班，虽然一节课只有一个人空堂，还是按课表上课，一天下来都很累，但秩序仍然井井有条。
勤工俭学也是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上级要求，也是学校的需要，可以增加收入，聊补教学经费的不足。我们因地制宜，同时考虑学生的安全和体力的因素，主要是捡花生和摘茶叶，既培养学生劳动观点、端正劳动态度又力所能及。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勤工俭学意义再大、作用再明显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原则是不能影响教学。我们三里岗有一个比较大的茶场，摘茶是农忙季节，人不好请，因此他们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学校身上，一两个星期不上课他们也欢迎；作为学校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给老师发福利，何乐而不为？我没有那样做，规定摘茶季节一周最多两次，一次半天，各班轮换，不搞倾巢而出，宁可把摘茶的活介绍给兄弟学校，相当于把订单让给同行，也不利用学生的廉价劳力为学校创收，为个人谋利。
绵绵秋雨，一连下了几天。天空还是灰蒙蒙的，小雨还在断断续续地下，淅淅沥沥的；阵阵北风挟裹着温柔的雨丝，飘到刚刚被秋风染红的枫叶上，飘到路边小松树碧绿的针叶上，飘到路人的身上，送去丝丝凉意。天完全黑下来，泥泞的小路上走来三个人，他们没有受这习习秋风的感染，依然洋溢着夏天火一般的热情，一路说笑着走来。他们打着雨伞，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大踏步向细屋杨家走来。路上到处是小水坑，一个连着一个，他们踮起脚，步伐矫健地跨过一个水坑又跳过一个水坑，快速地跑着、跳着，像猴子跳圈一样。忽然，前面的靴子刚刚抬起，后面的球鞋重重地落在水坑里，溅起的泥水刚好落在前面的靴子里，“靴子”一边脱鞋一边佯怒道：“怎么搞的！”“哈哈，精确计算的。”“球鞋”调侃着说。前面的路更加泥泞，全是黄泥巴，手提靴子的“靴子”此时反而轻松，“球鞋”在后面一步一扯，步履艰难，忽然一只鞋陷在泥巴里拔不出来，“靴子”报复性地顺势将她一扯，两只鞋都陷在泥里，两只脚孤零零地站在泥中。“这也是精确计算的！”又是一阵笑声。“别闹了，快到了”三人中年龄大的一位发话了。此时塆里传来阵阵狗叫声，像是迎接这些雨夜来访的客人。他们是大屋杨家学校的老师，今晚兵分几路，夜访未上学的及龄儿童，这三位是动员细屋杨家塆的一户人家的两个女孩上学。这一家是“钉子户”，情况也特殊。他们家一连生了四个丫头，为了生一个男孩，分别叫望娣、盼娣、招娣和后娣。年年上门做工作，家长年年油盐不进，一直到老大老二超龄——已过了十二岁，现在老三老四都到了上学的年龄，还在家里放牛，动员这姊妹俩已经是第三次了。
另外的三位，此时已经坐在细屋宋家塆的一个女娃的家里。这一家情况更特殊，男主人两年前不幸去世，留下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大孩子是个姑娘，刚满十岁读三年级，这个学期读了不到一个月就辍学了，妈妈要她在家照看小弟弟。小女孩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好，老师都喜欢她，学校不收她的学费，班主任给她找几本旧书，数学教师是女老师，自己掏钱给她买笔，买发卡，都鼓励她克服困难坚持读下去。她也很听话，也表示要努力学习，报答老师，下决心把小学读完。就是她妈不乐意，三天两头把女儿骂一顿，逼她驮书包回家。班主任邀科任老师上门做工作，孩子上几天学，过几天又不见她的人影；又走访，又来几天，已经反反复复好几次了。也不能责怪她妈妈，一个妇道人家，又种责任田，又要带一个三岁的小孩，有一次把小男孩带到地里摘花生，差点掉到地边的塘里。这个女人也怪可怜的，三十岁就像四十的人一样，又瘦、又憔悴。这一次女主人很感动，又是泡茶，又是炒花生。这么黑的天，又下雨，老师的衣服都湿了，还不是为我的女伢吗？并拍胸保证不再麻烦老师，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完小学。临走把老师送出大门，站在雨中千恩万谢，目送着老师远出。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这是老师们无数次家访动员适龄儿童入学的两幅极平常的画面。上级规定，适龄儿童入学率要达到95%，同时青壮年文盲不超过10%，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为了学校应尽的社会责任，为了教师职业的一份崇高与神圣，为了千百个孩子的未来，让他（她）们能接受起码的教育，我和我的同事们，自觉地、踏踏实实地做好这份工作，当时没有或很少有后来“普九”（当时是“普六”——要求学生受完小学教育）时期应付检查的花花肠子。
首先是搞好普查。全村十个村民小组，约四百户要入户调查，登记年龄在零至四十五岁公民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汇总编成《文化户口册》；一个家庭一页，一个小组一分册；据册造表：一份“适龄儿童入学统计表”，一份“青壮年文化程度统计表”；做到人头、表、册三对号。
二是抓好关键时间，现在时新说法叫“时间节点“。1是开学前，特别是新学年开学前，先根据《文化户口册》摸清今年的新生应该有多少，各个小组分别有几个，然后调查新生中有没有不打算读的，老生中有没有打算辍学的，再分头做工作，重点是女童。如果开学前不走访，错过了开学的黄金时间，家长就有“理由”不让小孩上学，势必事倍功半。2是每天清查人数，发现未到校的及时走访，是病了，能体现对学生的关心；不是病了，就做家长的工作，也许能打消家长让学生辍学的念头；如果时间一长，学生掉课了，再上学成绩跟不上，学生的厌学与家长的想法相吻合，那工作就难做了。
三是持之以恒，把普及教育贯穿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之中。去年达标，不等于今年就一定能达标，要巩固好学生，不是在于一朝一夕——在那经济不发达时期。不能抓普及的时候想到普及，验收一完就万事大吉。你班今天有一个调皮的学生，你不去耐心教育，而是简单粗暴甚至于打他，明天要查巩固率，你再去请他返校，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学生基础差，作业不交，考试不及格，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课后个别辅导他，而是大骂“蠢材”，甚至叫他“滚”，他厌学了，接着辍学了；到检查普及的时候，你还有何面目去请这位昔日你“深恶痛绝”的差生？为了孩子们，也为了你的脸面，你要用爱留着孩子，用爱留着他（她）们的心！不是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吗？就凭这句话，你就应该用父亲般的爱去关心、去呵护每一个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耕耘就有收获。从1982年起，我们学校连续五年适龄儿童普及率、在校学生巩固率，学习成绩合格率年年达标，受到前来检查的地县领导的好评和褒奖：“工作最扎实，表册最清楚，合格率最高”。
如果说普及教育是办学的软件，是用心去做，那么改善办学条件就是硬件，要用钱来说话。
我们学校历史并不悠久，1961年草创于大屋杨家祠堂，两个老师两个班；1969年迁往现址，地名叫茅屋岗，可能是名字不太雅观，就叫大屋杨家学校，后来恢复老地名，叫三里岗村校。校舍坐北朝南两排平房，坐东朝西还有三间，一共15间房子成横着的U 字形，它的开口处原来是一段围墙，是干打垒的土坯墙，天长日久、风吹日晒，已有部分倒塌，后来干脆推倒，成为一所纯碎的无围墙学校。
“村小”的全称是村办小学，根据国家分级办学的原则，它是村一级管理的学校，村里不仅有管辖权，还有办学权，有给学校提供资金的义务，包括民师的工资、校舍的维修和小型建设。然而我们村穷得叮当响，既没有赚钱的企业，也没有上级扶持，一个林场、一个茶场能养活他们自己就不错，连村干部的工资都是靠农户上交，根本没有财力顾及学校；倒是我们给村里档了不少门风：村里开个会、上级来检查什么的，又是茶、又是烟 ，有时还要管饭。几年来房子漏水自己修、小型设备自己置，经济上从来没有找过村里。有一年学校需要更换缘子，我们直接找各小组，没有现成的木料，他们叫我们直接到山上去砍。我们分成几个组，我带六个学生到龙王山砍了四棵松树，我一人扛一棵，一棵活树上百斤；重是小事，关键是松毛虫多。一棵树上几十上百个，锯一拉，松毛虫像下雨一样往下掉，掉在头上、掉在手上，有的直接掉进颈窝里。顾不得一阵阵肉麻，顾不得全身奇痒，顾不得去仔细端详那毛茸茸的狰狞模样，一心想快砍快回，赶快离开这恐怖的地方。结果我的手开始是星星点点的红包，后慢慢长大，最后连成一片，不一会手臂“胖”了一圈。
1984年秋开学后，上级又布置了新的任务：彻底消除校舍危房，确保师生生命安全，是全面改善办学条件的第一个举措。当时最严厉的提法：当政治任务完成——延续了“政治挂帅”的思维。不管怎样的提法，在中国只要党和 *** 重视，什么事情都好办。于是民利乡 *** 召开了各村财经主任和村校校长的专题会，乡长亲自主持，内容是消除学校危房，迎接地县两级的检查。会上传达了上级指示，提出了总体要求，最后各村汇报情况。前几位村小校长不知道他们村是真的积极办学，还是当着财经主任的面有意恭维，或者怕得罪村村干部以后办事更难，都在会上报喜不报忧，尽捡好的说，什么书记、村长、特别是财经主任如何积极改善办学条件云云 。我最后一个发言，都以为我和前面的发言一样顺着竿子上，不料我的发言令在坐的人大吃一惊，讲了一通大实话，历数村里不顾学校死活，至少近三年没有拿一分钱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好在我们村的主任上台不久，对过去的事不需要负责任，但脸还是红得像关公似的。中心校的领导和其他村校校长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担心我当着乡长泼了村干部的面子，以后为改造危房会更难。此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反正我是实话实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不知是我的发言起了作用，乡 *** 给我们村施加了压力，还是财经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想踏踏实实做点事，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我的大实话不是激将成了激将，歪打正着地发挥了作用，六个村只有我们村真正行动起来，其余的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干脆一滴也不下，导致两个月后地县两级检查组驱车前往我校时，中心校早就通知公路沿线的其他学校不要升国旗，以免检查组误入其中而漏了马脚。
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有村委会的行动，我的底气更足了。我向村委会汇报了改造项目：门窗要换，玻璃要安，椽子要添，房顶要修，水沟要砌，室内外要装修，门窗要油漆等。村委会要求学校负责施工，所有费用由村负担，这一回让村里扎扎实实放了一回血。一时，人伕轿马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校，石工、木工、油漆工来了，砂石、水泥、石灰来了，木料、玻璃、油漆来了；屋上是换瓦换椽子的，地下是砌墙砌水沟的，“叮叮邦邦”是木匠在做门做窗，“突突突突”是运送材料的手扶拖拉机……
一个月后，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屋面、外墙平平整整，教室墙壁雪白雪白；崭新的门窗漆成墨绿色，闪着耀眼的光泽；透过明亮的玻璃看到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房前屋后笔直的水沟把校园的空地、操场规范得四四方方，整整齐齐。她像一个憔悴的女人，描眉画眼、换上新衣后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危房改造后，上级又下达新任务，要求校校有标准的课桌凳，连同上一次一起叫“一无两有”：即“无危房，有课桌、课凳”。我校先改造屠凳桌，而凳子则是要求家长按图纸加工，自己制作成统一标准的课凳。做桌子的木板是原来的老枫树板加工的，桌子的腿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周旋来一批木料，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两有”的任务。
这批木料有上千棵，是一年前乡林业站从农户家中搜出来的，理由是乱砍滥伐，树木要没收并且要罚款；农户说是自留山上砍来做农具的，是政策允许。当时处于转型期，政策不衔接，双方各执一词，因此树木一直放在学校，谁都不敢乱动，上关政策，下关农民利益。如果按正常程序，找林业站、找村组两级，不知会拖到猴年马月才能解决。我和教导主任一起找我们塆的两个小组组长，通过他们与农户协商，树木给学校做桌子，不罚农户的款，他们满意；树木没有退给私人，是给学校做事，林业站也无异议。拖了一年之久的这起纠纷，一夜之间就化解了，皆大欢喜，想不到我也有天随人愿、心想事成的时候！
我这只鸭子被赶着上架：被上级逼着，被同事催着，被学生感动着，被良心驱使着。时至今日，如果昔日的同事回忆过，还健在的家长念叨过，已经长大成人的学生谈及过——某某人在大屋杨家学校的那些年还算正直，吃过苦，做了一些事，就是对我最高的褒奖。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一滴水流入大海，大海或许不在乎多这一滴；如果流入沙漠，就会显示出它存在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