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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版聊斋志异连城(聊斋志异连城原文)

蟹腰。因为最近事情非常多,所以才看到这个好问题。难得闲暇,略作回复吧。

《连城》这篇文字,我认为应该算是《聊斋志异》中一篇十分耐读的小说了。不仅人物鲜明,而且主题突出,结构严密不散乱,一直以来深受包括我在内的聊友们的喜欢。原因无他,就是通篇都洋溢着蒲松龄结撰的核心主题——"知己之爱"(虽然很多人都谈到,但希望我的理解能略有不同)。

而且尤为难得的是,这篇小说展现了一种在男女之间置生死于外的递进式演绎。也就是说,《连城》当中的这种爱情,是“乔生的肉报”+“连城的魂报”之综合体。既可以为之生,为之死,还可以为之死而复生,更可以跨越性别推升至“众生皆然”!

因此,在我看来,不仅从志怪小说的笔法角度来看很高明,立意很高维,关键是蒲松龄对描写乔生和连城爱情的曲折发展过程也很高级,让人看完能感受到很强烈的艺术张力,并掩卷深思。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如何评价这篇小说呢,我个人的角度有三点,供您参考吧:

一是“知性之爱”。

我想,这种知性的美是介乎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美感。也就是会使接触到的人时刻都能感受到一种“弥散之美”——这种弥散,就是哪怕是深度话题,深入性思考,即便寥寥数语,因其彼此之间闪现的深厚文化背景,情感理解能力,从而为这种交流过程透射出源源不断的活力和魅力。

我举个例子,我们看原文对两人背景的介绍(着重处我加黑了,后同):

乔生,晋宁人。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淹蹇。为人有肝胆。与顾生善;顾卒,时恤其妻子。邑宰以文相契重;宰终于任,家口淹滞,不能归,生破产扶柩,往返二千余里。以故士林益重之,而家由此益替。

史孝廉有女,字连城,工刺绣,知书。

细看原文,我们可以看到连城和乔生的爱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首先是以他们自己身上这种知性特质作为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的。因此连城之所以爱慕乔生,是源于乔生在连城的《倦绣图》上题了两首诗——

女得诗喜,对父称赏。父贫之。女逢人辄称道。又遣媪矫父命,赠金以助灯火。

也就是说这是因知性而走向知己的起源。连城在得诗后,便倾心于这个穷书生。其实可以想见文字的背后,显然当时向连城献诗求爱的人当不在少数,而乔生独得其青眼有加,足见乔生的题咏不同凡品,确有异乎寻常之处,而直达心湖。

而乔生因为什么爱连城呢?并非因为连城的容貌秀丽,用乔生自己的行为和语言来说——

生叹曰:“连城我知己也!”倾怀结想,如渴思啖。

生告媪曰:“‘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诚恐连城未必真知我,但得真知我,不谐何害?”媪代女郎矢诚自剖。生曰:“果尔,相逢时当为我一笑,死无憾!”

生大喜曰:“连城真知我者!”会王氏来议吉期,女前症又作,数月寻卒。生往临吊,一痛而绝。

众多关键词句中,令我激赏的是,蒲松龄慢慢展现的是一种崇尚“知己之爱”的男女之间更趋成熟和持久的爱情观——他认为知己之爱的寻求,必须立足于理性与感性的结合,从实实在在的现实感情出发,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确实应了老百姓常说那句:凡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同时相对于同性之间,这种知己的酬答又是不计利害地无私奉献,是永久、恒定、笃信的“贞定”。

二是“贯注之爱”。这个方面可能需要我多谈两句。

毫无疑问,爱的感觉与双方精神贯注密不可分,不同于普通的关注,以及生命早期的原初灌注(这几个词一字之差,含义却颇为不同,世人多容易混淆)。关注一般是把情感与兴趣更多聚焦在外在表象上,而贯注则会更多去融入自己的部分,甚至将其当成属于自己的部分,慢慢形成了某种“惯性”。这种方式的爱是实际行动,是真正的付出。

比如《连城》这里面谈到的几段文字背后,就能充分地感受到所谓“修短随化,情随事迁”——

史乃言于人曰:“有能割肉者妻之。”生闻而往,自出白刃,刲膺授僧。血濡袍裤,僧敷药始止。

我觉得这是直接的反衬用法,可直接对比盐商儿子王化成的话——婿笑曰:“痴老翁,欲我剜心头肉也!”使返。

生怫然曰:“仆所以不爱膺肉者,聊以报知己耳,岂货肉哉!”拂袖而归。女闻之,意良不忍,托媪慰谕之。

见生至,骤起似喜,略问所来。生曰:“卿死,仆何敢生!”连城泣曰:“如此负义人,尚不吐弃之,身殉何为?然已不能许君今生,愿矢来世耳。”

生乃使人要史来,请得连城之尸,自言能活之。史喜,从其言。方舁入室,视之已醒。告父曰:“儿已委身乔郎矣,更无归理。如有变动,但仍一死!”

好故事不用多说,这些文字中蕴含着的美好领悟,其实从来都会穿越时代,用以现身说法。

比如不少人声称自己富有的爱心,见多了会发现充其量只是他们渴望爱的感觉,但所做的事情并没有爱的成分,甚至还具备某种破坏性——可以想想前几年的野蛮放生乱象。而真正内心有爱的人,即使面对并不喜欢(甚至有些讨厌)的人,也能表现出爱的内在本真姿态。这是因为他们心中蕴藏的爱是真正的,而非虚假的、自欺的、狭隘的爱。

三是“众生之爱”。

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跨性别、跨时代性的真情。我是从异史氏曰中一句“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直接联想而得出(当然这个故事存疑,希望是真的吧)。典故的含义如下——

田横,秦末齐人。拒项羽,复齐地,自立为齐王。刘邦称帝后,田横率五百士逃往海岛。刘邦怕他作乱,下诏强迫他入洛阳,并答应把他封王封侯。田横行至距洛阳三十里的尸乡,因耻于向刘邦称臣,与从者皆自杀。岛上五百人闻讯后也全部自杀。事见《史记·田儋列传》等。

谈到这一点其实蒲松龄不仅在聊斋不少篇目中谈及过,比如《叶生》中,叶生之于丁乘鹤;《王六郎》中王六郎之于许平等。更何止于《连城》此文中提到的五百人之于田横呢。在我们国家历史上的案例比比皆是:

如著名刺客豫让之于智伯:“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故以常人待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

还有东汉大儒蔡邕之于董卓:“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最典型的恐怕就是脍炙人口的案例:钟子期之于俞伯牙。一位普通的樵夫和一个晋国大夫,两个身份完全截然不同的人,仅仅因为琴声的知音,能完全走到了一起,并引为平生知己的故事延泽后世久矣。

大概就应了那句:净意能将风夙解,清心自有妙香闻。

高山流水觅知音

正如看到一位朋友谈到本篇说过的一句:知己之爱的割舍,它是对对方心灵攀爬的结果,是灵魂深处痛楚的抉择。

这不免让我想到蒲松龄笔下《阿宝》那篇的孙子楚,所表现的另外一种形式——痴(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而《连城》当中的“知己之爱”的爱情观相对系统,而且比较完整、充分。让人在理想上追求某种知性、贯注和平等的具足与圆满,可以减少感情的断面与缺憾;同时他还没有借助对婚姻严肃慎重的态度,替封建婚姻传统形式做“卫道士”口吻的辩护,不同流俗;更在文法上还设计关于宾娘这个暗线人物情节(这个部分就是金圣叹谈到的“獭尾法”),令人读后难忘,而且对今天的我们如何理解与评价,都有借鉴意义吧。

另外要说的一点,就是蒲松龄在文末的一个细节处理,让我得窥两点端倪吧——预先声明: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妄自揣测而已。

生名年,字大年。

一个是,把主人公乔生的名和字放在最后,很像后期修改补遗的写作留痕,更足见某种重视(显然这句可以移至开篇处)。当然不管是居前,还是结尾处,均再次证明蒲松龄对聊斋各篇人物的某种创作习惯——即小说正面人物出场的写法:姓、名、字以及出身基础信息具足。比如《西湖主》(陈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向杲》(向杲字初旦,太原人)等篇。

另外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年”字连用,且“字大年”。“大”字也是蒲松龄在本书中对名姓的常见用字,比如常大用、洪大业、安大成和厍大有等。而大年就是指新年。一般认为从年尾最后一天(除夕之日,除夕在古代原本就是元旦前一天,这是后来国家为了区别农历与西历,元旦定义为西历的1月1日,将春节定义为农历正月初一。形成了元旦、春节并存的模式)算开始,到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为止,都在年里,所以是大年,更有说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小年这天就算是过年了,周期很长。

而大年当中,其实在过去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任务就是:祭祀。因此会让我联想到,也许蒲松龄为了这个不寻常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给这份同样不同俗品的“知己之爱”——通过这种方式去寄予一份祭奠吧,也未可知。

总之,祝您有所收获,能更加喜欢聊斋这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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