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大禹治水 （资料图）
□王雪樵
“安县”与“夏城”
20世纪50年代以前，安邑县东一带人们呼县城一般不称“安邑”，而呼作“安县”。如说“他在安县上学”“我到安县办点事”等。同时，呼夏县城也不称“夏县”，而呼作“夏城”。如说“他到夏城上会（赶集），买了个猪崽”“夏城的白菜比这里便宜多哩”等。为什么当地人这样称呼？人们可能想到的是为了从简，但恐怕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地名在典籍中都曾出现过。
称“安邑县”为“安县”见于晋人《太康地记》。
《史记·郑世家》：“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张守节《正义》：“《地记》云：唐氏在大夏之墟，属河东安县。”后世辑校本，将“安县”增改为“安邑县”。笔者认为，这里不是手民（雕版排字工人）弄丢一个“邑”字的脱字之误，而很可能是西晋时期安邑就有“安县”之称。
究其来源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春秋末年晋国国君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尝试推行“以县为邑”，把大夫世袭的采邑逐步变作可由国君直接操控的“县”，从而开启了“郡县制”的探索之门。当时晋国许多邑都可以称“县”，由国君任命“县守”。“县守”虽然也称“县大夫”，但不世袭。在《左传》中，温邑就被赵文子呼作“县”，原邑也称作“县”，甚至连国都绛邑也称作“绛县”，于是就有了著名的“绛县老人”“绛县师”的典故。“安邑”极可能在此时就有过“安县”的名称。不过，《地记》在这里所说的“安县”，指的是当时司州河东郡治安邑县，所在地即今天的夏县禹王城，不是今天的安邑镇。
称夏县为“夏城”见于隋代大儒王通的《中说》。
《中说·问易篇》：“夏城牧豕者，以牧豕为业。文中子之夏城，薛收、姚义后过之而问途焉，牧者曰：‘从谁欤？’收曰：‘从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鸟有鸟，则飞于天；有鱼有鱼，则潜于渊。知遇者盖默默然！’文中子闻之，谓收曰：‘独善可矣。不有言者，谁明道乎？’”
文中子（公元580年~公元617年）设教河汾，不时带弟子在河东各地游学，《中说》中多处有“子在蒲”“子在绛”的记载，故这里“夏城”应是“夏县城”不误。这也说明在隋以前当地就有了“夏城”的说法。
这两个地名能够传衍，应该与历史上“安邑分治”有关。
大家知道，后来的安、夏两县是由汉、晋两代河东郡所在的禹王城那个“安邑县”析置而来的。至于析置的情况古今史地著作表述不尽一致，大体应该是：北魏太武帝神麚元年（公元428年），河东郡由禹王城迁往蒲坂。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将安邑县一分为二，在今安邑镇置“南安邑县”，而将禹王城的安邑改称“北安邑县”。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安邑县更名“夏县”，并迁至今夏县址。安邑号称“禹都”，更名之所以称作“夏县”而不称“禹县”，也可能和禹王城正式名称是“夏王城”有关。“夏王城”是见载于志书的。
如前所述，“安县”原本是夏王城“安邑”的又称，而夏王城在更名“夏县”之后也有了“夏城”的又称。“安县”“夏城”同由夏王城发端，而后随着南、北安邑分置，便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保留了下来。“礼失而求诸野”，这也是地名文化一份珍贵资料。
别有深意的“虞州”
提起安邑，人们首先会想到“禹都安邑”。事实上安邑和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隋唐两代时，安邑县曾三次更名“虞（州、邑）”，或许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是在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安邑（即今安邑镇）设虞州，辖于河东郡。不过时间很短，至大业初年（公元605年）很快又复称安邑县，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又改置安邑郡。
二是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安邑县又改置虞州，至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恢复安邑县，属蒲州。
三是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改安邑县为虞邑县，与夏县、解县等同属陕州。当时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唐肃宗对安禄山恨之入骨，下令将全国带有“安”字的郡县地名一律改掉。这一次全国共改了35处地名，安定改作保定，安化改作顺化，安邑县也在其列，改为虞邑。
为什么安邑会屡屡称作“虞州”“虞邑”呢？原来汉晋以来，人们有一个共识，即安邑不仅是夏禹之都，而且是虞舜之都，甚或是“尧舜旧都”。
晋代出土的战国时期重要文献《竹书纪年》明载“舜卒于鸣条”。《晋书·地理志》说：“安邑，旧舜都。”《太康地记》说：“虞舜旧都安邑及鸣条地。”《帝王世纪》说：“安邑为尧舜旧都，后为夏禹都。”“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隋唐两代也赓续了汉晋以来史地书典的观点。唐杜佑《通典》即称：“安邑，尧舜旧都，今县西有鸣条陌，汤与桀战于此。”
此外，我们当地的舜帝陵以及“舜歌南风”“尧访贤梦舜”以及“虞城”“虞坂”等地名、风物传说等，也都说明安邑为“旧舜都”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所以，隋唐两代改称安邑为“虞州（邑）”，正是对史传当地古代舜迹的一个总认可，它再次强化了“虞舜旧都安邑”的概念。
笔者曾撰有《赠安邑》一联，表达了这种认同，联曰：“礼乐教化肇自南风，毋论禹都，盐湖亦称首善地；揖让兴替萃于鸣条，单说舜陵，安邑也是古中国。”至于为什么安邑既是“禹都”又被称作“尧舜旧都”，独擅尧舜禹“三代帝王之都”名号？我认为，除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有盐池资源等自然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文理念方面的原因，就是相对于北边的平阳、东边的洛阳、南边的蒲坂，安邑的位置更接近于“天下之中”。
作为“美意词”的“安邑”
安全是人类生存第一要义，“食则求饱，居则求安”。“邑”以“安”名，美无伦焉，吉莫大焉。由是“安邑”不独为上古圣王所瞩目，亦成为后代一个通用的“美意词”。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战乱不休。贵为九五之尊的汉献帝刘协在公元189年~公元195年间，先后换了“中平”“初平”“兴平”几个年号，结果仍居无定所，到处亡命，被驱赶追杀，辗转千里，最后乘牛车来到安邑，于公元196年在此驻跸建都，改年号为“建安”。
“建安”字面上或可释作“建年于安邑”，但更寓“建新年号以求国泰民安”之意。说白了就是要借“安邑”之名，取一个好的彩头，祈求天下太平。不想后来果如所愿，托新年号之吉，居然苟延残喘，又延祚24年，成为东汉除光武帝刘秀“建武”之外使用最久的一个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他沾了“安邑”的光也不为过！
有唐一代实行里坊制，在首都长安城里建有108个里坊，其中就有一个“安邑坊”。这是个著名的“高档小区”，位于长安东市区，东邻靖恭坊，西邻亲仁坊，南邻宣平坊，北面东市，距皇宫不远，是许多高官显宦，皇亲国戚宅居首选之地。
《新唐书·李吉甫》说：“吉甫居安邑里，时号安邑李丞相。”《唐国史补》说：“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李安邑最著，如爵号焉。”著名的河东“三相张家”也曾在安邑坊居住，《隋唐嘉话》载张家“始居长兴坊，开元八年正月，嘉贞由并州长史相邦，则迁至安邑坊”。德宗朝平息李怀光叛乱有功、爵封北平郡王的马燧，亦在安邑坊建有豪宅。《柳河东集》卷八《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终于安邑里妻党之室。”有唐一代“安邑”名声大噪，与居住在安邑坊的名人颇有关系。
唐代许多诗文中都提到过“安邑”，后人不辨，常常发生误会。著名诗人杜牧《过田家宅》诗说：“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今人有引此诗句来证明《清明》诗“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在并州，理由是“安邑县正处于长安到并州必经之地”，这首诗说明《清明》诗是“杜牧从长安（路过安邑）到并州后，再到汾阳途中所作”，故诗中“杏花村”指的就是今天汾阳的杏花村。初读此文有点发蒙，再读后不禁哑然失笑。原来作者把两个“安邑”混作了一团。事实上，这里的“安邑”指的不是“安邑县”，而是“安邑坊”，下句提到“奉诚园”，正是当时安邑坊里一处名宅。《雍录》载：“奉诚园，在安邑坊。本马燧宅，燧子畅献之。”白居易诗：“不见马家宅，今为奉诚园。”看来，作者在这里是张冠李戴了。
虽然如此，每思“安邑”之名命义优美，寓意吉祥，士庶乐闻，饱受欢迎，作为河东安邑人氏，我亦深感“与有荣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