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近代上海流氓，除了几个大头子外，还有更多的大小头目，聚众结伙，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这些流氓可以分为10个集团，也可说是“十大恶霸”，即烟毒霸、码头霸、 *** 霸、扒窃霸、粪霸、人贩霸、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人力车霸。
烟毒霸
旧上海流行的烟毒有 *** 、白粉和红丸三种，尤以前二种为主。 *** 有四等：一是所谓“大土”，即印度土，是英国从印度运来的。二是云土，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通过走私运到上海出卖的。三是川土，是四川出产的，是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刘湘等人的重要经济来源。四是蒙疆土，是内蒙古出产的。蒙土又分二种，一为热河土，质较佳；一为绥远土，质劣，但宜制白粉。白粉用来制 *** 、红丸等，大都由日本浪人利用军舰运入，通过朝鲜人中间商销售。这些人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事发也可逍遥法外。日本军阀 *** 利用这些 *** ，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将所得利润供给浪人头子头山满所领导的军部亡华机构“黑龙会”作经费之用。
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贩卖 *** 机构有土行、燕子窠等，都集中在法租界，由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经营。关于这些贩卖 *** 机构，这里不赘述，主要谈谈有关的几个流氓头子及其活动。
杜月笙做 *** 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金廷荪，因贩卖 *** 发财，在今陕西南路长乐路口造了一座大住宅，还任黄金大戏院经理，一度由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航空政券公司总经理，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内办公。另一个是杜的机要秘书徐采臣，抗战期间曾由 *** *** 任命为“重庆 *** 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坂垣公使的关系，大唱“汪蒋双簧”，在高恩路寓所设有秘密电台，与重庆特务机关保持通讯联络。
金廷荪的徒弟楼银川和高鑫宝的徒弟吴世宝，在1930年以前，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由江轮运到上海的 *** ，用汽车送到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宝康路、潮州、大铺人开设的土行，再由土行分销各处。
自法伯尔来沪就任法捕房总监后，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业，杜通过张一枢 *** 法伯尔，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宴会全套餐具)及2000两金子，遭法的严拒，并要求《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否则把杜逐出法租界。杜月笙即唆使法商水电公司事务部2000余人 *** ，以向法伯尔 ***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时局。我在警务会议上向法伯尔建议说：“自中校莅任后，取消了烟赌二大害，受到全上海中外人士的赞赏。但上海恶势力十分猖獗，如采取手法太严，反而会影响社会治安，巴黎方面见此，有损捕房威信。为此，中校先限杜在24小时内向您用书面道歉认错，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如杜照办，总监威信更高，事情可圆满解决。”法伯尔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告知杜，他欣然答应，并通知赵志炎（杜的门徒)停止 *** 。杜为此对我十分感激，每月送我银洋300元，不久又增加到每月500元。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贸易主要由盛幼盒（又名盛老三，前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以“宏济善堂”的名义包办，由盛任该堂理事长，实际上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经常用日本运输机从内蒙古把大批 *** 运到南京，交宏济善堂转销江南各地。日本军方梅机关楠本人佐特派其特务亲信利见夫上尉为盛的业务助理，并把三井洋行大班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路）的大住宅送给盛（今瑞金宾馆），且派宪兵保护，还要法租界捕房当局派警切实保护。日方如此重视的原因是：一、楠本大佐是日本侵华军方派在“头山满”领导的亡华机构“黑龙会”最高联络指挥官；二、日军驻华特务经费的来源，均靠宏济善堂，且能藉此毒化中国人民；三、汪伪 *** 高级伪员的每月10万至20万的生活津贴也靠它这是伪内政部长陈群亲口告知我的老同事程子卿的。当时盛老三把江南地区推销 *** 的买卖交给下列几人：（一）蓝芭荪，广东大埔人，一贯做烟土生意，是杜月笙的学生任文桢（前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徒弟，专销南京、苏州及杭嘉一带。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二）严春堂，前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老板，上海人，一贯以烟土为业，专销松江、青浦及上海地区。解放初期中风病死。（三）严潮生，浦东人，陈世昌的徒弟，浦东杨家渡的著名流氓，绰号“白马潮生”，担任宏济善堂 *** 运输队长。解放前逃亡香港。
当时，广东大埔帮蓝芑荪、蓝铭（即蓝文林）等在南京九亩地一带开设土行和燕子窠，与反动军警及流氓勾结，经营 *** 零售。1942年，法军在欧洲战败后，又与日本南市宪兵队长衫原中佐勾结，每日上午11时到下午3时，把烟士运进法租界出售。
敌伪盘踞上海时期，据我所知最大的贩卖白粉头子叫徐阿毛，绰号“咸菜阿毛”，系咸菜摊贩出身，拜杜月笙为师。他的出售机关伪装得十分巧妙，在大公寓浴室的水龙头（日本制造的）内有两根管子，一根是出水洗澡的，另一根一揿白粉就自动喷出，所以警察不易破获。此人与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刘绍奎、法租界捕房刑事科探长金九林、吕竹林等关系密切。后金因独吞每月白粉津贴，经人告发，被法捕房革职。上海解放前，金逃往台湾，徐阿毛逃往香港。除此，白粉商贩还有2人，一是王永康，拜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义父，又得丁默村的支持；一是李筱宝，拜伪警察局长卢英为师。这2人在解放前逃往香港。
*** 霸
20世纪20年代，租界当局借口为补助和发展华人教育事业，在公共租界 *** 厅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还设立明园跑狗场，法租界人在公董局教育处长格罗卜华倡议下，先后设立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这些都是变相的 *** 。有许多人参加 *** ，弄得家破人亡。
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用了同样的借口，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际是变相的 *** 。中间牵线的人是留法的张一枢(李石曾的学生，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是福煦路180号，其次是褚家桥申吉里及东新桥宝裕里。这三个赌窟的总经理是高鑫宝，他每月给法租界巡捕房、会审公廨等处大小职员津贴从40元到500元不等。当时虹口区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流氓组织，会员都谙拳术，属红帮系统，曾派人
到法租界烟 *** 接洽，要求每月给予津贴5000元，黄金荣、杜月笙等加以拒绝，因此三合会常派人到以上三赌窟扔投自制的香烟罐手榴弹，制造伤亡事故，有时被 *** 保镖捉住，拖到 *** 暗室毒打捆绑后，用“种荷花”方式扔人吴淞外大海中灭迹。这样惨死的，每年有十几名，谁也不敢揭发。1934年，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 *** *** ， *** 怀孕，多次向宋要一笔钱了事，宋不但不出钱，反而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该 *** ， *** 一到即被4名流氓（都是赌台保镖）劫持，用汽车送吴淞口，用“种荷花”方式把她扔入大海。1936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准备要求法院逮捕有关人犯，依法审讯，后因抗日战争
爆发，此事遂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法租界烟赌八股党之一流氓马祥生，勾结华界西门一带的流氓“红脚阿胖”等在上海各处设立花会“听筒”，进行 *** ，以十二生肖为 *** 对象，如果打中，1元可得30元，用厚利引诱许多劳动人民受骗上钩，因赌输而自杀者为数不少。
上海沦陷后，静安寺以西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变为无人管辖地区（过去路面归公共租界捕房管辖，两旁居户归 *** 管辖)，被一些外国报纸称为“BadLand”(歹地)。于是大批汉奸云集该地，先后开设六国饭店、绿宝俱乐部等 *** ，由沪西大流氓朱顺林（黄金荣徒弟，解放后初被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负责保护，后迁移到南市九亩地。这些 *** 老板大都是广东潮州帮，聚赌抽头，达4年之久。
人贩霸
贩卖人口的流氓在旧上海有很久的历史。此类流氓共有两种：一种专贩男孩，暗语叫“搬石头”；一种专贩女孩，暗语叫“摘桑叶”。专贩男孩的后台老板是前海宁路虹口汇司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参加青红两帮，共有徒弟2000多人，与虹口吴淞路潮州三合会流氓勾结，贩卖人口。因为当时广东风俗，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生的儿子外，还往往领养一些男孩，给予同样教育，将来看谁聪明，办事能力强，即将自己事业的大权传给他继承，所以极大多数被拐的男孩都运往福建和广东转卖。
专贩女孩的后台老板是尤阿根，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也参加过青红两帮，有徒弟5000多人。他们拐到的女孩，有的卖给福州路会乐里高等妓院（俗称“长三堂子”），有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宁波饭店后面的十几家宁波妓院，有的卖给福州路浙江路广西路口一带的低级妓院，晚上被驱使在路旁拉客（俗称“野鸡”）。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利润，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擢升为总探长。此人因在1939年参加逮捕十几名苗族抗战分子，被人打死在扬子饭店门口。
法租界方面贩卖人口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有徒弟1000余人，他的后台是法捕房刑事科长范郎打(Valentin)。他们拐到的女孩子大都卖给黄金大戏院后面爱来格路（现柳林路）褚家桥一带，以及东新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俗称“么二堂子)。有的被卖给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到郑家木桥（福建南路)一边靠法租界一带的下等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兵（俗称“咸水妹”，英语Handsome的音译，意为“漂亮”)。这些被贩卖的年轻妇女大都是苏北籍，进行这种罪恶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
此外，还有一种流氓，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叫作“国际护照贩”。当时在反动派统治下，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年轻农民擅长石刻，女的缠足，被他们用“贩黄鱼”的方法诱骗去葡萄牙后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出卖石刻，受他们剥削；女的被他们带到法国马赛、尼斯等地去扭跳小脚舞。
当时有一个陈鹤明，温州人，拜杜月笙为师，在国内勾结青田县反动当局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邮船出司买办，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运人口的流氓及反动派驻葡、法两国公使馆人员，诱骗男女青年出国，从中渔利。此人神通广大，男女青年要出国每人一次付给伪法币450元到500元（那时美金1元只值法币9角)，由他包办“旅费”（实际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火舱里，不买船票)，并供给旧西装一套，每船每次最多运载20人，即可净赚每人200元。到了法车马赛港，由法国贩运人口的流氓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国首都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时期，再签署赴法游历证，这样可在法车居住3个月。男的到了法国，由当地流氓宣传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图章或刻人像，每块可赚5一25法郎。在3个月中，除了一切开支，每人平均可获5000多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每人平均可获3000到1万法郎。3个月期满，这些人重回里斯本，向中国使馆每人交付1500法郎，名叫“树上开花”。这样循环不已，轮番前往，五六年后回国。当时中国驻葡使馆人员，因 *** 常欠付使馆的经费，也都赖以维持生活。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行为危害很大：（一）有些男的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把在家乡仅有的房地产抵卖给别人，甚至把妻子“出租”给别人。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官，人格受到严重污辱。（二）他们在船上，被藏在煤炭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舱时间较长，室息闷死，尸体被丢人海中。（三）那时在法国有一些日本新闻记者，专门出资拍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污辱中国。
当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这事进行揭发和批评，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经南市警察总局局长文鸿恩亲自协助(不经过护照股)，在南市王家码头寓所将陈鹤明逮捕，移解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判处徒刑五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意法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均受到严厉警告。从1936年起，这种影响国体的坏事才告终止。
另据当时加拿大皇后轮船公司买办透露及陈鹤明被捕后的供认，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上海三合会组织，在1930年至1936年间，曾贩运五万多汕头劳动青年到南美洲马拉圭和乌拉圭两国开垦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 *** 负担，每诱出一人，给汕头流氓报酬美金100元。
扒窃霸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秘密组织，局外人不易知道。1934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中搜出一张名单。从名单上发现公共租界捕房共有65人，法租界捕房共有17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补贴。为此，两租界将以上82人全部开革。实际上公共租界捕房的大头目陆连奎、刘绍奎等，法租界的金九林、吕竹林、翁老四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后该组织的总头目郝姓被通知 *** 到四川盐边县，隐藏长达3年之久。
该组织共500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七岁起就开始受训练，分男女两组，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这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升为“小山爷”后，经常调往苏州、杭州、南京、北京、太原、广州、汉口等地做扒窃勾当。
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地点，主要是电车、公共汽车、火车站售票处、珠宝店、绸布庄、百货公司、大戏院等处。扒到的钱物，存放三天才能处理。每天接头地点是八仙桥小菜场西首（今金陵西路）朝北的黄全茂酒店，时间是下午8时到10时。
粪霸
旧社会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极大多数人均用马桶，不论下雨下雪，天冷天热，每天早晨4-8时，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高声叫唤“倒马桶”，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赖以维持生活。粪车装满后，由粪车夫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粪船农民。公共租界的粪码头在曹家渡沿苏州河边，法租界的粪码头在徐家汇路金神父路口（今肇家浜路瑞金南路口）。当时两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法租界规定为每年8000元)。法租界共有粪车400辆，是粪霸的资本，他们每月付给粪夫每人拉车费8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6000元外，每月可净赚1万到1.2万元左右。他们除每日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法租界的历年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叫阿贵姐。1930年前病死后，由她的第三子马鸿根（绰马马老三）继任。账房叫张泉生，大权独揽，在平济利路（现济南路)置有大批房地立，并开设日新池浴室。马鸿根也有徒弟数百人，他的元配妻是上海潮洲烟土行老板郑姓的女儿，可算是门当户对。
码头霸
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上卸货物的码头，雇用了许多劳力（叫码头工人）做搬运工作。外国人为了便利管理起见，指派一些人做工头。这些工头都是流氓出身，大多数是红帮。恶霸中，剥削最残酷的是码头霸，每件货物从船上运到码头或由码头运到仓库，最轻的在200斤左右，最重的超过600斤，每件搬运费1角到2.5角不等。不劳而获的霸头每件净取60%，而码头工人仅得40%。这些码头工人都是临时雇用性质，由于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极易生病，一旦患病停工，即无收入，不但生活困难，连生命也无保障。
一个码头，忙时雇用一二百人，霸主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他们还雇用小工头，对工人进行欺压，谁不服从，即被殴打逐出。这些工头都与当地警务人员勾结，恶势力很大，又有洋人撑腰，码头工人受尽压迫。
他们除了剥削工人外，还在码头上横行不法，欺诈旅客。有一种手法是利用码头木板，将其中一二小块改成活动板，有弹性，旅客从船上下来，把行李放在码头上，稍一不慎，如去叫车等，行李就不翼而飞。因为木板是活动的，一些小偷潜伏在地板下，趁机将旅客行李偷走。这些小偷都是码头恶霸的徒弟，事后码头霸主即可坐地分脏。
我所知道比较大的码头霸主有3个，都有1000以上的徒弟。（一）沈关生，绰号“大刀关胜”，是杜月笙手下的人物，又参加红帮(20世纪20年代，上海青红两帮混杂)，与当时南市警察局特务股长刘槐是结拜弟兄。刘原是中统分子，又是红帮头子。沈靠剥削码头工人发财致富，在永嘉路丁家弄建有住宅，还拥有许多房地产。（二）李茂龄，浦东日商三井煤栈的汉奸码头恶霸，拜顾竹轩为师，在敌伪时期发了大财，在永嘉路置有茂龄别墅，岳阳路造有茂龄新村，解放前逃往香港。（三）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码头的霸主。
渔市霸
1934年以前，上海渔市场集中在小东门法租界一带，每天有几十艘渔帆船从舟山群岛载鱼运来，在小东门渔行码头卸货，再由上海市冰鲜业同业公会分配给小东门地区各渔行。每晨3时到5时，全上海菜场鱼贩集中在小东门，有三四千人之多，他们向渔行批购，再运到各菜场出售。
上海冰鲜业同业公会有个黄振世，本系无业流氓，拜黄金荣为师。当时几家大渔行老板以及全市菜场鱼贩，大都也是黄金荣徒弟，他们结成一伙控制渔市场交易，一面同舟山群岛的渔霸结拜弟兄，垄断鱼货来源，一面勾结法捕房小东门分局中西警员，特别是翻译桂葆泉，操纵鱼货销售，从中牟利。黄振世因此起家，一跃而为小东门的红人，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置有大洋房住宅一座。
1934年虬江码头新的渔市场建成，由杜月笙垄断，要把小东门渔市交易移往，但大渔行老板都是黄金荣的徒弟，不愿合作，后杜不得已与黄金荣协调，渔行仍设在小东门法租界，但新渔市场可参加成为股东之一，每晨渔市场派卡车到市区接送鱼贩来回，一切仍是由黄振世控制，纠纷才得到解决。
菜场霸
菜场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上海租界居民占全市人口4/5左右，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与恶习，菜场也被当地流氓霸占，从中渔利。
当时两租界最热闹、营业最好的菜场，要算虹口三角地菜场和法租界麦兰区菜市街（今宁海东路）露天菜场。后者的条件更为优越，因为离小东门渔市场最近，蔬菜禽类的货源也比较充沛，质量较好，全市有名菜馆如新亚、东亚、大东、金门、锦江、老正兴等，都在这里采购。此外在东新桥、西新桥、郑家木桥一带，营业也较好。
本来菜贩设置摊基，应缴照会费，两租界当局都有一定规定，如法租界规定露天菜摊每月交2.5元，进人水泥菜场的菜摊每月交3元。但由于摊基地位不同。引起营业额和利润的差别，因此，有些流氓头子就垄断摊基，从中牟取厚利，进行敲诈勒索。旧法租界有个徐海涛①，是杜月笙的徒弟，勾结法租界公董局捐务处皮盖尔(BiGl)和方某垄断了法租界各菜场的好摊基照会，特别是菜市街的菜场照会，他一人就据有30多张，在其他菜场他也有一百多张，每月转租给别人，每人每摊额外收费二三十元不等。据当时调查结果，他通过出租菜场照会，每月可净得700元以上。1935年菜场许多菜贩提出控诉，徐被捕解送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捐务处洋人皮盖尔因与徐案有牵涉，也受到革职处分。
走私霸
走私霸牵涉到长江“潜水鬼”，都属红帮组织，规模庞大，十分复杂。因为走私的货，除 *** 外，极大多数由反动海军和内河外轮运输外，其他都是进口货，与当时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及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轮船公司有关，因此两租界警务当局，一直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普通华籍警务人员不愿过问。
当时在法租界外滩近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和平神斜对面，有一个吴记汽车运输公司，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半夜过后，清晨三四点钟，有十几只小木船，从外国轮船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和平神码头，再由吴记公司用卡车运到洋行存放，陆续出售，每日有五六卡车之多。这个汽车公司的老板叫吴志龙，浦东人，参加青红两帮，拜黄金荣为师，又与长江红帮潜水鬼有密切关系，靠潜水鬼把这些走私物品从黄浦江底下运上小木船。由于他干这个买卖，与外商及外轮人员内外勾结，因此受英国人信赖，抗战胜利后被推荐任杨树浦英商蛋行买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去。儿子吴阿贵（又名小龙）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死在劳改队中。
人力车霸
人力车即黄包车，是旧上海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当时有大小照会之分，大照会在华界及英法两租界都可通行，小照会只能通行于华界。这些拉车的人，家道贫困，置不起车子，于是一些流氓头子就乘机出租车子，进行剥削，小照会每天车租6角，大照会每天一元。如果生意不好，每天拉不到足够的钱付租，积欠3天，即被取消租车资格，甚至挨打。
当时人力车霸主大都拜队竹轩为师。旧法租界有个金九林，系法捕房刑事科强盗班探长，有徒弟3000人，在陕西南路步高里后面空地上有车100多辆，对人力车夫进行残酷剥削，还养有打手数人，经常毒打苦力。上海解放前，逃往台湾。
近代上海流氓，除上述几个大头目和十大集团外，这里还谈谈“药水小开”和“闻人流氓”。
药水小开“药水”为“有毒”之谓，“小开”为上海人俗称“公子”、“少爷”、“富家有势之子”之类的方言美称。“药水小开”指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耗尽家产，学得一套欺骗手法，转而坑害别人的资产阶级子弟。略举几例：（一）李小弟，绰号叫“扑克小弟”，南洋公学毕业（今上海交通大学），中英文根基甚好。因父母有钱，不务正业，每日外出赌扑克，财产输光，但学得了一手赌扑克的本领，无与匹敌。常在上海租界上各大旅馆开房间，专门与初出茅庐的“小开”，特别是杭嘉湖一带大地主、绅董的儿子交朋友，以 *** 过流浪生活，并因此出名。他本人是洪帮大哥，与两租界中级警员及旅馆服务员拉关系，专赖他们介绍赌扑克对象为生。日伪时期经舅弟杨惺华介绍入“周佛海”门下，在为安徽省合肥市承包捐税，发了国难财，才停止“扑克生涯”。上海解放后他逃往香港。（二）邱长荫，其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靠“德孚洋行“颜料生意发了财，在今威海卫路石门二路口置有大洋房。日伪初期，拜日本梅机关楠本大佐（亡华机构黑龙会上海负责人)为寄父，与公共租界捕房的警佐衫本结拜金兰交，并把同孚路上述住宅租给汉口调来沪上任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高处长的“五岛茂”中佐，设立臭名昭著的同孚路特高科，由姚筠仙（中统骨干，洪帮大哥）当科长兼副处长，衫本任副科长。他还利用妻弟范某，一手包办该所发的“ *** 通行证”，每张索一到二根金条，有此证者， *** 时可通行无阻。“上海 *** ”为了要有“皇军特权”，表示有面子、“扎台型”，均托其再弄一张“特高科”工作证，以便狐假虎威，依势凌人。因此邱成了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药水小开”（我当时是该特高处助理处长兼情报科长，衫本亲口对我讲过他与邱的关系)。（三）韩振平，是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丁家衡地产保长掮客“韩桃桃”之子，日伪时结交汪伪76号特工人员，广收徒弟。他本人拜杜月笙为师。上海沦陷时举行“会乐里花园大总统竞选”（长三堂子）而成了上海“药水小开”闻人。胜利后为“重庆人物”之座上客，出入汽车，腰佩手枪，专作军统特务戚再玉等与汪伪汉奸家属之间的引线人。解放后被镇压。（四）徐进才，其父是法公董局筑路石子供应人及建筑包工头，因而发了财，敌伪时专与沪南日本宪兵队曹长下田，及同孚路特高科衫本混在一起，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又勾结军统毛森部下的甘觉、吴福棠等，从中渔利。
闻人流氓自30年代以来，上海闻人流氓主要有4人：（一）虞洽卿，绰号叫阿德哥，是上海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又是蒋介石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串线人，因为有功于促使蒋进行清党 *** ，英美当局以 *** 路命名为“虞使卿路”以酬之。他利用流氓顾竹轩为其招寻处女供其玩弄，因此当时上海两租界皆知道虞是顾的保护人。（二）林康侯，日伪时上海银行公会董事长。（三）袁履登，日伪时上海市总商会会长。（四）闻兰亭，日伪时上海慈善团体领袖。这三位勾结目伪势力，广收门徒，各有2000人左右，每人收“押贴费”500元到1000元不等。倚老卖老，借此向日伪讲情（特别是奸商），从中渔利，诚“衣冠闻人流氓”之属。除此，旧上海还有大小滑头（如制造百龄机的黄楚九，算命骗人的姚文周等)、外国流氓（如日本浪人、白俄流氓）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