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有答案，我来给出这个问题的终结答案。
首先，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尽管它可能是最先在哲学语境中被直白地表达出来的。
但它其实持续性的存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中，虽然是以较为模糊的怀疑冲动和存在探索的目的性出现的。
比如在宗教中，往往具有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精确指向。
最典型的，就是基督教的伊甸园叙事模式，其中不仅有造物者的上帝，还有被造物者的亚当和夏娃，还有动物角色的蛇。
这是一种极为隐晦的意象表达，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的思考者，认为【人既是物质的即被造物，但又有着走向人本身的冲动，因此他们轻易的听从了蛇的劝告，而拒绝了上帝的警戒】。
这其中，还呈现出男女关系的依附性和对立特征，动物符号之于人类自我辨别的存在性，以及对于【贪婪和诱惑】之恶来自于动物本能的判定。
这些不展开具体论述，但最终的结局，无疑告诉我们，当亚当和夏娃做出两种事情时，即以羞耻表达为形式的分别心，确定了【我与他者】的关系之后，人们开始主动的用【装饰和体面】来互相隔离，而非原本的坦诚相见。
同时，以【吃苹果】的违抗禁令，即当他们完全没有生存困难的时候，借助【生活的好奇心和自我存在状态的主动性】，亚当和夏娃构建了【自我感知的独特体验】，而不再是作为造物者本身完全训诫之下的【虚假生命存在】。
于是，亚当和夏娃，离开天堂来到人间，开始经历磨难、痛苦、孤独、怀疑和困惑。但抛却这一切，他们的获得，则是成为了真正的存在着的人本身，而不再是上帝捏造的无忧无虑的傀儡。
尽管这种叙事方式，给出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叙事路径：我是谁？你是上帝的子民。从哪里来？从天堂降临。到哪里去？回到上帝那里去。
但在叙事之上，产生了西方哲学固有的形而上弊端，即【前提不可怀疑】。一旦人们开始怀疑和质问【上帝是谁？上帝从哪里来？上帝到哪里去？】上帝叙事的宗教秩序，就会在理性面前，不堪一击，而只能依赖于人们蒙昧的迷信和狂热的信仰，得到世俗的生存空间。
当康德颠覆了形而上的统治之后，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癫狂。预示着西方世界的人们，对于信仰角色的【自我转移】，即康德所言的人是目的。
但康德却忽略了，当他将作为【主体的人】设定为【本体的存在时】，人的主体无目的性就被消解掉，而产生了【人是被建构即我是目的】的这一本体哲学导向。
于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无论是从绝对精神的纯粹领域反转到共产社会的宏观现实的立场颠覆，还是从生活世界切近到人的存在的视角转变，都围绕着【对于人的对象建构】的哲学主旨。
在后现代主义中，这种将主体本体化的哲学冲动，受到了以福柯为代表的解构批判。
福柯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现代性理论框架】中，构成了【对人的统治和矫正】的【权力语境】。
后现代主义，反抗的正是这样的【语境存在】。但由于视野的模糊，他们反抗的不是【主体的本体普遍化】，反而瞄准了【主体本身】。
这就让后现代主义陷入一种【扛着拯救主体的大旗射杀主体】的谬误与无序之中。他们的解构，不仅让本体退隐，也让人的主体性遭到破碎化的挑战和抹杀。
缺少中国哲学的维度建构，西方哲学似乎始终像是无头苍蝇，跳跃的异常自由，构建的未来充满理性的光明，却始终找不到近在咫尺的瓶子出口。
中国哲学，也有这种对于【我】本身的追问，却是以一种独特的逻辑路径，进行探索的。
我们可以看下，其中比较经典的讨论：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
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臮。可行己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齐物论》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金刚经》
可以看到，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中国思想家采用的是【一以贯之】的综合判断路径。
论语中，孔子直言【毋我】。这种毋我，不是对于【主体意志】的直接摈弃，而且对于在不能【从真知层面理解自我】而产生的主体意志膨胀可能的拒绝。
从真知层面，即从客观性的绝对呈现的真实中，理解自我。但这种路径，在中国思想家看来，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即人何以来， 因为鬼神是时间线上的先在者，给出的答案是【事人】，即着眼于当下，呈现出一种对【自我发觉和在世主场】的状态。而对于死亡即【人将何去】，给出的答案是【知生】，即专注于存在本身，呈现出一种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沉浸和体验】追求。
可以看出，孔子刻意从理性思维上回避了为【来与去】给出一个【自洽的答案】，因为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未知的或未可知】的，是不属于人本身可以追究出真相的【不可知领域】。
庄子的答案，也是如此，他认为【我的存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彼】即【他者】的出现和在场，从而导致了【我对于我自身的确定可能】。而对于这种【存在关系】何以生成以及人的存在根源，庄子认为【不知其所为使，不见其形】，也就是【既不能从理性思考中追逐到，也不能在现实中观察到】，这种观念是与休谟的不可知论不谋而合的。
但与此同时，庄子的中国特征是他认为，在与未可知领域的联系中，尽管人们无法像看到一只苹果或推导现实的事物一样进行确证，却与之有着【情】的连接，也就是【体验的沉浸】。只有体验的沉浸，才能够证明【我的不可怀疑】。
老子则在自然逻辑上给出了一个路径可能的模型，我们按照【我的存在】为一，道生出我的存在，但这道不可道，即未知。同时，【我的存在】导致【他者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呈现，从而产生【一生二】，于是我的存在和对立的他者存在的连接中，产生了【我的个体性】的新联系，以及其他种种可能性，这里的三是泛指【多】，当这种多重联系得到构建后，人与人之间的一切事实都变得可能而真实，也就是万物产生。
在后来的流传入中国并形成中国佛教流派的学说中，这一论证方式，无疑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即【我是我，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我是我，不是西方逻辑语境所谓的同义反复。前者的我，是【作为存在的我】，后者的我，则是【我的存在】。或许我们可以翻译为，【作为存在的我，是我的存在的存在】。
这种【自我观念】，无视了外在的【规定性和目的性】，甚至消解掉了【我本身对于我的规定可能】，我由此成为【纯粹的、绝对的】我自身。
如果【我无须自我规定】，那么追问就是毫无意义也毫无可能的。因此【我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意味着我无须迷茫于【来的困惑】，也无须迫切于【去的目的】，我只是【实时的、动态的、真正的】我自身。
这就迫使他者，【如果你想要理解我，你必须正视你目前的我，而不是试图用我的过去来剖开我，或者用我的可能来局限我】。
你永远捕捉不到我，永远无法解构或者规定我，我亦是如此，我只能体验实时的我。我永远在呈现，永远在到来，因此【我称为如来】，即我的永恒的在场。
这种极致的自我观念，完全抛却了人的个体性的差别束缚和本体性的超越规定，从而赋予了【我本身】完全的自在感知。
因此，无论是孔子、庄子、老子还是其他中国传统思想家，无论他们的世俗理想和学说主张是什么，他们都在追求、实现和宣导一种【自在主张】。
正是基于其前提的一致性，中国佛道儒才能在宋明理学中，实现进一步的统一和整合。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明心即道】，正是在【我的存在的必然性】基础上，产生的【我的存在发展】的两种路径。
朱熹着眼于基于我的主体意志之上的，对于万事万物的感受反馈，从而建构出【我的存在是对于外在世界的包容和融合】，这一点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念，是有相似性的。
但胡塞尔的逻辑推论，形成了对于结论的规定特征。由此陷入了西方形而上的窠臼，即对于前提预设及【自言自语】的逻辑构建之中。
而中国的思想路径，则是借助体验事实的【直言渗透】，比如朱熹说看树木繁茂，则感物之生意。但如果胡塞尔来表示，他会说，这是自我意识对于树木的对象建构，从而构造了【生机意识】的内部反馈。
这种表达的差异，带来的并非事实的偏离，而是【诉说主体对于他者的主体规定性】的不可避免。在胡塞尔的对话中，我需要【学习这种知识来建构这种意识】，但事实上，这种【意识冲动】是人人具有的，也不是人人需要建构出同样的【冲动表现】。由此，【我获取的就不是我塑造的】，而这种学习的目的，则是激发人们的塑造冲动和建设这种塑造秩序。
因此，中国表达和思考路径中，呈现出更多的真实性、日常性和【他者诉说的去主体意志】。从而，这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哲学知识】的灌输和接受，而成为一种【建设性的精神开放互动】。
同样，在王阳明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充分性为【自我存在特征】的本体理念中，他是这样表述的【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汝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过来。便知此花不在汝之心外】。
无独有偶，就像朱王之争一样，王阳明在参不透竹子之后，开创心学。师从胡塞尔的海德格尔，同样逃离了现象学开创了存在主义。他和王阳明一样，试图从人的精神状态本身，如烦畏躁等来阐述人的在场状态和存在根本。自然也遇到了，同胡塞尔相似的困境。
以上，基本梳理了中西方思想史中，对于哲学三问的处理路径和差异比较。
以下，为我的回答。
人的思维接受，是线性路径。尽管人们通过高强度和持续性的训练，能够构建自身系统性的整体逻辑，但其呈现的结果，必然是静止的、单线的，就像你有一个三维的房屋，如果以整体轮廓的方式进行描述，向他者呈现时只能在对象的脑海中留下二维印象。
但事实通常是动态的，从而呈现出联系的丰富性。
因此，对于各个问题的展开，以维度划分来进行提纲式的覆盖，将会使得思想的表达更具立体性。
1.我是谁
从哲学即根本的形式上看，我是【我的存在和存在的我】，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和状态的存在】的完整呈现。因此，我既是一种本真，又是一种结果。
这不是像说苹果是【苹果的存在和存在的苹果】一样的思路，而是说，当【我】介入【我的追问时】，我才真正的出现，而这种出现，就是【我的存在的感知】，当我感知到这种感知时，我就【看到了】【存在的我】。因此，我就是这种出现和感知，而【我的存在和存在的我】就是对这种出现和感知的客观描述。这一点，类似于海德格尔的降临和在场状态。
从内容上看，即我是由什么构成的。首先是主体意志，塑造了对我的确定性，这层确定性是在我们的存在感知之下的自然生成。
同时，由于这是【我的存在】而非【他者的存在】，这意味着我自身的存在状态下，蕴含着一种【个体性】的必然呈现。
另一方面，基于我的存在感知的无边界性和时空逃逸特征，因此我本身被赋予了一定的本体属性。比如，当我心情明亮时，死去的花，在我精神状态下，亦是活的，这朵花的命运不再决定于三维世界而决定于我的本体性发散。
主体意志及附着于其上的个体性和本体属性，成为构建我自身的全部内容。
从机制上看， 即这种形式和内容，是如何在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的。这一层，首先是基于我的对立对象的存在，如果仅仅是纯粹的我自身，就是一个概念而非实在。
【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我的确定。而【我】之所以确定，则是由于我的实在。我的实在之所以发生，则是由于机制的运作。这层运作，依赖于【他者、它者和世界】的对立呈现。
这就是我与他者、我与事物、我与世界的关系缔结。我们通过自身的主体意志投射，建立对象何以存在的实在性。通过自身的个体性投射，建立对象之于【具体的我】的实在性。通过本体属性的投射，建立我之于对象的上帝主动。
从中介上看，机制运作的交涉对象即他者、它者与世界，对于我来说，是我的【投射】后的反射体。我对于外在的任何投射，都会最终以相应的形式反馈于自身。
比如我们并非在意他人的目光，而是我们对于自身在意的投射，通过他人反射之后，在我自身上呈现出在意他人目光的结果。或者嘲笑他人贫穷的投射，反馈回来，即是对自我贫穷性的嘲笑表达。或者鄙视别人不如我的投射，亦是对于我不如别人的鄙视反射。
这与佛教的因果循环理念是相似的，也可以看作拉康的主体间性概念的泛化呈现。
从种属上看，我是人。
人是什么？
在来源上，人是不可知或未可知的存在，在这一层面上，我有着来源未知或未可知的不确定性，这与我的存在的确定性，往往形成根本上的冲突。
在自然意义上，人是生物演化的基因表达的高级形态，因此我在这层属性上具有生物的本能特征。本能及其冲动的束缚性，往往是自我存在与本体投射相背离的根源。
在社会集群意义上，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在这层意义上，我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扮演。这种角色，往往形成对于我的个性化的外在规定和诱导特征。
在宇宙模型中，人是主体意志的 *** 群。在这层意义上，我有着与他者的亲近必然和对他者之外他者或世界的拒绝，这往往导致主体间性的立场陷阱和对立分歧。
想要理解我是谁，就要明白【我】的存在形式、内容、机制、中介及种属分类之间千丝万缕而又铁板一块的复杂系统。
2.从哪里来
理解了我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在形式、内容上，【我】是存在的，它不需要来源，因为它是【实时的、感知的】，而非时空条件下的实在。
在机制、中介上，我是来自于他者、它者和世界的存在，他者、它者和世界是为何产生的，则是未可知或未知的。
同样，在人的种属上，人的来源亦是未可知或未知的。
在自然意义上，我是从母体而来。母体从人而来，这又回到了人的来源之上。但我从母体而来，这一层新的联系，带来了原生家庭、母体意识、儿童脱离等新的精神存在状态。
在社会意义上，我从儿女、父母、伴侣、朋友、亲人、职员、老板等角色中诞生，这构成了了我的世俗存在。
在宇宙模型中，我从家庭、国家、民族、种族、班级、朋友、情侣等各类集群中诞生，这构成了我的集体意志。
3.到哪里去
同样，从哪里来，就要到哪里去。
在形式、内容上，我无所来，所以，也无所去。如果不知无所来，也不知无所去，就无所在。
在机制、中介上，我从他者、它者和世界中来，也必然回归于他者、它者和世界中去。如果做不到这种回归，就会产生深切的孤独感和虚无状态。
在种属来源上，因为不知何以来，也无法确定归处。
在自然意义上，从本能中来，回归本能则为纯粹的动物，脱离本能，则为纯粹的非自然物，抑或称之为人造物。
在社会意义上，从秩序中来，回归秩序，则是纯粹的社会人，脱离秩序，则为纯粹的自由人。
在宇宙模型中，从集群中来，回归集群，则是纯粹的集体，脱离集体。则是纯粹的个体。
一切自我的意义、价值、追溯、目的和体验，都将在这一整体性的框架中，完成和呈现。
是为完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