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来哈尔滨的人，没有不知道中央大街铜马车的，但鲜有人知道杨世昌。

杨世昌，我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哈尔滨冰雪雕塑艺术创始人之一，曾任国际冰雪雕塑艺术协会副主席，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冰雪雕塑比赛。铜马车雕塑《老街余韵》，只是这位80岁雕塑家在哈尔滨创作的众多城雕中的一个代表。50多年来，那些令人印象深刻、回味无穷的城雕，包括群力新区《春水大典》在内的哈尔滨最大组雕，都出自他的手。

他用雕刀“刻录”一段城史，留下一座城市的性情与风骨。

耗时8年创作最大组雕，与城市新区共成长

置身群力新区的中心公园，人们会被一组展现1000年前金代女真族人民生活的青铜雕塑吸引——完颜阿骨打参加百姓的“头鱼宴”，君民围坐锅边，大碗喝酒，大块吃鱼。锅里鲜鱼头尾对着的宾客，要首先起身喝一碗“鱼头鱼尾酒”……

这是杨世昌一生中耗时最长的作品。接下这个任务时，他已近古稀。整整8年，他“除了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干这个”。

彼时的哈尔滨群力新区，连一幢楼都没有，杨世昌和助手们就这样在一片大草地中开始创作。助手张晓霞几乎参与了这组雕塑的创作全程。“哈尔滨从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城雕。”她向记者回忆，能创作与城市共同成长的作品，对从艺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耀。群力新区曾是金代一个部落的点将台，当时市 *** 给出的雕塑命题是反映金代人民的生产生活，让哈尔滨不要忘记先人留下的光辉。

“那些年，老师把这个任务当做使命，可以说用尽‘洪荒之力’。”

最大难点在于，可直接参考历史资料太少。杨世昌当时翻阅了海量相关史料，请教民俗专家，把大块时间花在找寻历史细节上。设计稿一出，所有助手都震惊了：一张张画稿将1000年前人们的身份、服饰、风俗和情感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出来。回忆起这段创作经历时，杨世昌站在群力组雕现场，在每一组雕塑旁停下，伸出手在上面细细摩挲，他的脸上立刻泛起沉浸其中的喜色，就像张晓霞回忆的那样，“老师那时给我们讲创作理念，简直像导演说戏，讲着讲着就闭上眼睛沉醉其中”……

如今，群力组雕成为哈尔滨人休闲拍照的热门地：《春水大典》《夏日牧歌》《秋山围猎》三大金代人民的生产生活主题，杨世昌在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布局上格外下了一番工夫，使人们在公园徜徉时不知不觉融入历史场域。这些雕塑似乎有了魔力：明明是静止，却仿佛下一秒就动起来，千年前的歌声、马蹄声、敬酒声、海东青的鸣声如在耳边。

它至今代表着哈尔滨城雕的巅峰。

张晓霞专注雕塑多年。她始终觉得，若论创作的真诚和对生命的体验，老师做到了极致。

半个世纪以来，在杨世昌所从事的城雕、冰雕和纪念碑这三种公共艺术中，他对城雕情有独钟。在哈尔滨，他的城雕作品不是最多，但件件属人气佳作。张晓霞的父亲曾和杨世昌共同修复过被破坏的纪念碑。在她看来，父辈那一代从艺人对艺术的渴求和痴执，令人心动。

他用一辆铜马车让世界看到哈尔滨如何对待历史

1999年，为纪念中央大街建街百年，《新晚报》举办了一场征集纪念雕塑的海选，吸引了上百名艺术家参与。最终，8组画稿突围而出，摆在索菲亚教堂门前让百姓投票。杨世昌的作品得票第一。

但现在的铜马车雕塑跟当初的画稿有很大不同。画稿上本是高头大马和精神抖擞的车夫。杨世昌在老街工作生活几十年，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四次全程参与对中央大街建筑风格的改造，对老街感情笃厚。尽管拿了第一，但为了更贴近老街的神韵，他找在中央大街生活过的老人聊天。有位老先生告诉他，“印象最深的就两样：一个是清晨6点索菲亚教堂的钟声，一个是四五点钟送奶车的疲惫马蹄声”。

这个细节，点燃了杨世昌灵感，并最终形成《老街余韵》的构思：疲惫的老马、老马车和苍老的车夫——再现老街历史沧桑。杨世昌还特意放低了台座高度，让人们可以坐上去拍照、嬉戏——铜马车成为哈尔滨第一个与人互动的雕塑。

“艺术并没有标准，但好的城雕，应当与城市相得益彰。”杨世昌走遍世界，像法国的凯旋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在他看来不仅仅是城市名片，雕塑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其表达的城市思想、文明与象征。

哈尔滨曾是全国出现城雕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1932年，俄国人在松花江边创作了《少女与球》等小品，使哈尔滨形成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异国情调，成为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史的“第一”，也是“唯一”。新中国成立后，反法西斯胜利纪念碑、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和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碑为哈尔滨增添了厚重的历史积淀。1957年抗击特大洪水胜利后，防洪纪念塔横空出世。其后，《跳水》《少先队员》等一批精品形成全国唯一“沿江雕塑长廊”……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哈尔滨城雕一直承袭辉煌。

这正是一代从艺者的土壤与基因——从做城雕第一天开始，50年过去了，杨世昌始终坚守哈尔滨雕塑主流的写实主义，因为“写实最能接近人，人最了解人”。

“人就这一辈子，一定要干个自己喜欢的”

20多岁积累作品，通常在三四十岁就能迎来创作巅峰。

18岁杨世昌“弃体从艺”，1959年，他顶着国家一级运动员的光环，不顾家人反对，选择了哈尔滨艺术学院。那个年月流行一句话：“男学工，女学医， *** 搞文艺。”杨家没有人是搞艺术的，杨世昌回忆：“那时候年轻啊，就觉得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干个自己喜欢的。”

然而，他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候，遇上“文革”。那双曾侍弄艺术的手，侍弄了10年土地。再拿起雕刀时，他已经40岁了。10年创作停滞，并没有成为伤疤——那段和农民插秧种稻、去工厂和林区深入生活的经历，使他对社会和时代有了更多的深刻审视。

杨世昌深知哈尔滨是一座非常适合拥有雕塑的城市。建筑风格决定了她的兼容并包，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艺术有着深厚的领悟力。他心无旁骛地开始创作，上世纪80年代，他的作品开始获得全国重要奖项。新时代国家对艺术的重视，让他成为哈尔滨文化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也在中晚年迎来创作巅峰。

杨世昌创作的第一个落在哈尔滨的城雕，是1980年的《红罗女》，当时在花园邨宾馆。这件作品曾产生不小的轰动，也让当时来哈尔滨访问的中外要员通过它对中国北方传说产生了兴趣。

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一定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作为中国冰雪雕塑创始人之一，杨世昌和一群哈尔滨艺术家在上世纪60年代将冰灯冰雕艺术带出国门。1964年，他被分配到园林雕塑工作室，几个年轻人开始了对冰雪的摸索。“冰的剔透、灯光的色彩所展示的冰雪魅力，把外国人全都看傻了。”

1980年，他们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冰雪雕比赛。尽管工具、人员、装备准备得并不充足，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连夜创作的《哪吒闹海》代表中国获得了亚军与创新奖。

改革开放以来，杨世昌一次次将中国冰雕艺术带出国门，代表国家出国比赛和学术文化交流。哈尔滨因为冰雕艺术，跻身世界三大国际冰雪旅游城市。杨世昌的家中收藏着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写给他的亲笔信，信中基辛格特别感谢他对中美冰雪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冰雕是城雕的衍生艺术。杨世昌一直想用冰雪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为哈尔滨文化发展找一条走向世界的路。他意识到，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还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是真真正正“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改革开放，给了杨世昌机遇与眼界，也让他得以将国际经验反哺到创作中。

十几年来，国人的经济生活一直处在急速变化中，中国艺术大环境同时经历重大变革。人们推崇外来文化，有年轻人“坐不住板凳”了，他们不再愿意去体验生活，坐在家里用电脑就能创作。但杨世昌坚持用最“笨”的方法，从创作到教学与科研，他始终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与体力的方式——这是做雕塑最核心、传统的工艺，没有捷径，无法量产。

只有一个创作尺度——老百姓喜欢，才有价值

杨世昌至今保持着每周一次、从10多公里外的家坐公交车过来看铜马车的习惯。

铜马车永远围满了人。别人是来骑马拍照的，“铜马车之父”每次过来却总是先弓下腰，绕着雕塑慢慢走一圈，伸出手，将马车上所有焊接的部位，仔仔细细全部“摸查”一遍。

50多年来，杨世昌只坚持一个创作尺度——老百姓喜欢，才有价值。他亲眼目睹了哈尔滨百姓几十年来的审美变化。改革开放让人们更加推崇城市的精神内核，人们对城雕这样的公共艺术表现出了更多渴望。他们期冀哈尔滨能像那些闻名世界的艺术之城一样，拥有更多承载历史、引人共鸣、让人铭记的城市雕塑。

杨世昌向记者回忆起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1986年修复中央大街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现哈尔滨游客中心）上的奴隶人像柱。它原本是一对石膏像，是建筑的一部分，建筑又是历史的一部分。修复它，就等于修复历史。

那是杨世昌第一次修复“文革”中被破坏的雕塑。那种兴奋感和澎湃的使命感，难以形容。他想尽各种办法，搜遍整座城市，终于找到四五张奴隶人像柱正面和侧面的老照片。奴隶人像柱复原后，成为中央大街最早修复的受保护建筑雕塑。

杨世昌说，他余生的最大心愿，是集中修复哈尔滨所有在“文革”中被破坏的雕塑，尤其是当年“鲁美”雕塑系师生曾为哈尔滨工人文化宫主楼三角山花设计的那组以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为题材的群雕。

文：王 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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