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圣人”。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圣”字的解释是：圣，通也，从耳，呈声。
应劭的《风俗通》对“圣”的解释是：圣者，声也，闻声知情，故曰圣。
“圣”这个字的初始语义在于“聆听”。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百姓为至上，土谷之神次之，君主排在其后。
即，聆听民意是成圣的通道。
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句话乍一听前后矛盾，先说圣人免俗，没有常人的心思，又说圣人以常人的心思为心思，其实正确的理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圣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意志，而是摒弃普通民众的私心杂念，以理解、满足普通民众的私心杂念为实现使命的初衷。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是这个意思，把自己放到尘埃里，用绝对公平的眼光对待万民万物，消除亲疏远近的私情，而以己之心度黎明百姓之心，以黎民百姓之痛为己之痛。
是故，与人民共苦，一生免俗，而一生无法免俗，这是真正的圣人。
年少时，杜甫游历四方十载有余；
24岁，杜甫壮游未已，自诩“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何等高傲轻狂？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之心敢与孔圣相齐，于是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4岁，杜甫带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入京求仕，一展宏图之心天地可鉴，但随后十年，抱负远大却屡屡受挫，志向高远却穷困潦倒；
45岁，杜甫和家人在安史之乱中辗转流离，流离失所，盛唐不再也好，垂垂老矣也罢，烽火连三月也好，亲朋无一字也好，杜甫从未止笔，从未放下一个文人的武器，真正的“诗史”正是写就于这段苦难的时期。
49岁，杜甫旅居四川成都草堂，全家在茅屋中遭受风吹雨淋，焦虑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无奈于“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苦痛于“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期盼于“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慨叹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自身难保，却心系天下寒士。
53岁，杜甫杜甫辞去节度参谋职务，返居成都草堂，途中写作《旅夜书怀》，“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因文采卓然出名，因年老体弱而中断仕途，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年老后的无奈悲哀，想为国家人民做点什么，却只能看着自己如同沙漏一般流失的生命，什么也做不了。
杜甫人生的最后几年在“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中度过，770年，这位伟大的诗人走向生命的终点，写下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时，“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自此，“万里可横行”的锐意进取，“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俗物都茫茫”的清高孤傲，“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喜雀跃，那些少年的心、青年的才情、中年的抱负、一生的家国之爱，到最后变成了一滴毫无用处的泪水。
这悲剧的一生，打垮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国将不国，杜甫以及像杜甫一样的人们的悲伤是具有生命力的，因为这种悲伤是国家跳动的心脏，是大唐还存在的证据。
他像一只凤凰，从他展翅飞入长安那日起，就开始经历现实的捶打和命运焚烧，他以为自己可以浴火涅槃，却被折磨得只剩一根羽毛。他选择把羽毛埋进脚下的泥土里，连同最后一次呼吸献给这个国家，因为除此之外，他再无他法爱这个国家。
“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杜甫何其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听着看着感受着百姓疾苦，以致于每时每刻都背着这座大山前行。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王朝昔日荣光一去不返，仕途彻底无望，在早期人生理想破灭之后，杜甫并未沉溺于个人失意中，而是清醒面对社会现实，将自我发现的过程和忧国忧民的主题结合，将诗艺术与个人追求结合，使诗歌创作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没有离开日益不堪的唐朝，而是走出了一条“以悲释爱”的路，为了自己悲伤，为了家人悲伤，为了同僚悲伤，为了人民悲伤，为了国家悲伤，为了时代悲伤，他是那样悲伤，以至于笔下所有的事物都被笼罩上悲 *** 彩。
杜甫的一生，一半死在盛唐繁华时，一半死在安史之乱后，他有着情系天下的“仁”和“善”，正因如此，他才会时刻怀揣着一颗悲悯之心、保持着低到尘埃里的姿态看待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
伟大的人极尽所能让自己在历史中留下痕迹，李白用“洒脱”，李煜用“瑰丽”，韦应物用“空灵”，李商隐用“多情”，陶渊明用“简淡”，辛弃疾用“豪放”，杜甫用的是“悲伤”。
李白再老，没人叫他老李，他为了活在春天，而选择把自己的一生活成春天。
杜甫再年轻，没人叫他小杜，他为了活在春天，而选择一生都赤身裸体匍匐于荆棘遍地的路上逃离冬天。
然而，他一生都生活在冬天，一生都在爬向春天，终了一生也没有到达春天。
诗人，诗人，首先成事在“其诗”，但终究成事在“其人”，从屈原到艾青，从海子到余秀华，凡是伟大的诗人，不仅能够写诗，还能把自己活成自己写就的诗，诗人的为人是作品魅力的根本来源，杜甫亦是如斯。
圣人并非天生才华满腹，而后仁心加持，而恰恰与此相反，是毕生仁心一颗，而后才华加持。
诗圣之名并非来自于圣人其诗，而从根本上来自于圣人之心、圣人之行。
正如杜甫的纪录片中所说，“（杜甫）比任何帝王都更多地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价值观，用
中文里最伟大的辞藻，阐释了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