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离欧盟早就不是新鲜事了，早在罗马时代，不列颠就表现出了跟欧洲大陆若即若离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英国在19世纪执行的“光荣孤立”政策，完美地概括了英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对欧洲大陆的态度。作为拥有“日不落帝国”和“世界工厂”称号的国家，英国对于“胜利”有着异乎寻常的嗅觉，他们“永远站在胜利者一边”，所以当欧盟不能让英国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谈判桌，选择回家。

英国脱欧始于1974年，英国工党公开表达对欧盟条款的诸多不满，此后几十年来，脱欧问题被反反复复提上议程。关于英国留与走的问题，大多数人都是从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原因着手，如英国每年需支付高达130亿英镑的“会费”，同时还要忍受欧盟单一市场（single market）条条框框的束缚。不过，除了金钱的诱惑，要想搞清楚英国脱欧的脉络，那得从英国与欧洲不同的文化说起。

英国与欧洲大陆思维方式上的区别

许多人笑称欧洲只有两个国家：英国与欧洲大陆。这话或许有夸张成分，但也有几分道理。从文化上说，英国作为由数个大岛屿组成的国家，岛民性格刻在其基因之中，岛民或者渔民不喜欢循规蹈矩，拒绝一成不变的做法，跟欧洲大陆追求安稳，喜欢步调一致的农民性格截然不同。

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经验主义哲学代表

再从哲学思想上看，英国流行经验主义，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通过观察证据才能得到真知；欧洲大陆崇尚理性主义，认为通过思考、逻辑、演绎推理就能得到知识，这两种思想造就了英国和欧洲大陆诸国天差地别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会决定人的行事风格和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会创造出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是基础性的“道”，道不同，不相为谋。

亨利八世对脱欧的影响

从地理的角度来说，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英国与整个欧洲大陆的嫌隙与距离，似乎比阻隔开它们的那道英吉利海峡宽多了。英国的主要组成部分——英格兰，始终与欧洲大陆保持着敏感而冷静的距离，但英国的苏格兰却恰恰相反，总是跟欧洲大陆“眉来眼去”。

《1707年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

直到《1707年联合法案》（Acts of Union 1707）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成为大不列颠王国之前，苏格兰在与英格兰的博弈中，始终处于政治与经济上的劣势。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苏格兰与欧洲大陆走得很近，通过联姻来寻求联盟与庇护，其中最主要的结盟对象就是英格兰的“千年之敌”——法国。比如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玛丽女王，便嫁给了法兰西王储弗朗索瓦，以便苏法二者联合起来对抗来自英格兰的威胁，最终玛丽女王甚至想夺取英格兰王位，只不过功亏一篑。

玛丽女王

英格兰几乎从公元10世纪开始，自诺曼的征服者威廉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不列颠与法国的战争便从未停歇。除了法国，为夺取海上霸权与海外贸易主导权，英国先后与荷兰、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轮番激战，由于“得罪”人太多，英国在欧洲大陆没有“好朋友”。

1533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婚姻问题，公开与罗马教廷决裂，不再受罗马教廷管辖，自己则自封为英国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亨利八世可以算是英国第一个脱欧的领导者。

亨利八世

实事求是地说，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压力本就已经足够大了，与罗马教廷决裂后，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由经济和政治纠纷升级为宗教文化的对抗。转为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与仍视天主教为唯一信仰的欧洲大陆，从此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语言”。

亨利八世的“脱欧事件”影响深远，堪称开天辟地的“大手笔”，成就了英国有别于欧洲大陆的独特宗教与政治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深受宗教影响的控制，因为当时欧洲各国奉天主教为国教，国王的加冕与统治的合法性均来自于罗马教廷的认可与授予。公然抛弃这种传统，等于切断与整个欧洲大陆的联系，与欧洲大陆为敌。

英国国教教堂

也正是由于在文化上与欧洲大陆分道扬镳，英国人逐渐形成了骨子里的那份高傲、反叛与漠然。将英国人性格中“离经叛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人，就是一生未嫁的“荣光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作为亨利八世和安·博林的孩子，她从小就知道英国和欧洲大陆的隔阂。正是由于父亲亨利八世为了娶母亲安·博林，毅然与教廷决裂，母亲就是那条宗教决裂的导火索。

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深刻地明白宗教文化与英国政局的联动效果，她担心如果嫁给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有欧洲大陆背景的丈夫，不仅会使父辈为英国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国的尊严也会受到伤害，这位我行我素的女王便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她的国家。伊丽莎白一世的作为，如果放到更加保守，王权气息更浓重的欧洲大陆，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早在数百年前，英国和欧洲大陆就走上了殊途不同归的道路。

一脉相承的政策

文艺复兴后，人文主义大行其道，欧洲大陆国家逐渐放下了宗教的影响力，宗教已不再是英陆之间最致命的文化隔阂。然而，英国的首相们对欧洲大陆的事务依旧秉持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尽量不牵扯、不卷入、不参与。从英国第一任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年－1745年）开始，避免亲自参加战争、维护英国安全、鼓励海外贸易，便成为历任英国首相的一贯方针。

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8世纪爆发的七年战争，几乎席卷了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但英国的决策者威廉·皮特（William Pitt）仍旧克制地使英国最大限度的置身事外，如果金钱收买拉拢，或者通过外交纵横捭阖有效，那么绝不卷入欧洲纷争。19世纪，欧洲大陆相继结束了君主制，而早在两个世纪前就完成君主立宪的英国，自然对混乱不堪的欧洲大陆嗤之以鼻，唯恐避之不及。

亨利·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当时英国首相亨利·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 1784年—1865年）会见一名法国使节，后者恭维英国首相说“如果我不是法国人，我愿意成为一位英国人”，而坦普尔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国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英国人”。从坦普尔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人对于欧洲大陆的不屑，以及对英国与众不同身份的自豪。

历史是现实的投影

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欧洲大陆陷入了普遍的混乱之中，但英国却置身事外，始终不愿过多掺和“邻居”的“家事”。

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左膀右臂，英国历史上四度担任首相的威廉·格莱德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 1809年－1898年）与两度担任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年－1881年）面对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乱象，依旧选择袖手旁观，他们放任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统一德意志，谨慎地评估着欧洲大陆对于英国影响。

迪斯雷利认为，只有欧洲大陆各国实力均衡，不会出现任何威胁英国的力量，才是对英国最有利的。他游走在各个势力之间，保持跟欧洲大陆各国亲疏一致的距离，他的做法逐渐成了英国的既定政策，被人称之为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当然，这种“孤立”的结果就是英国成就了自己“日不落帝国”的辉煌。

综上所述，如果16世纪的英格兰就胆敢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将欧洲大陆的精神文化影响从英国人的脑海中清除出去，那么21世纪的英国选择离开欧盟，回到“孤立”的位置上去，便不再显得匪夷所思了。历史是现实的投影。英国与欧洲大陆在历史与文化上的貌合神离，也许是现在除开经济利益之外，催生英国脱欧的最大动力了。

参考资料：

《英国历史——从都铎王朝至今》秦晓惠

《英国史》乔治·特里维廉（George Trevelyan）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

《英国脱欧:进展与前景》李奇泽

《牛津西方哲学史》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