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北平的 *** 丰泽园内。

以 *** 、周恩来为首的多位 *** 领袖和各界代表正在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

明明已经临近新中国成立，本该是举国欢庆的时候，可这些人却不见轻松的神情，屋内的氛围也十分紧张。

大家发愁的地方在于，几百篇应征国歌的稿件，在经过谱曲、演奏之后，竟没有一篇合适的。

就在会议僵持之际，马叙伦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们就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怎么样？”

听到这个提议，宗教界代表刘良模当即表示，《义勇军进行曲》曾获得了国内外人民的称赞，应该采用为国歌。

其他人听后，也表示同意。

但是，国歌确定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又引起了争议。有人认为，部分歌词放在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合适，需要进行修改。

包括身为词作者的田汉，也觉得有修改的必要。

可另外一部分人，比如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等，却认为应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不赞成修改歌词。

就在大家争论不休之时，周恩来主动发声，支持保留原歌词。毛主席在听完周总理的论据之后，也表示了认可。

就这样，会议最终决定仍然采用原有歌词作为国歌。

那么，《义勇军进行曲》的原歌词到底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周总理又缘何要支持原歌词呢？

一、《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一个公司，两个男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然而日军仍不满足，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

面对国土沦陷、百姓流离的惨状， *** 却坚持实施不抵抗的妥协政策，这让无数“心忧天下”的爱国志士无比愤慨，《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便是其中之一。

无法扛枪上阵的田汉为了抒发心中的家国情怀，下定决心以笔代枪，以自己的作品去唤醒无数热血青年和普通民众的抗日救国之心。

就这样，田汉主持并领导了“左翼戏剧运动”，开始倡导发展“大众化的戏剧”，带领30年代最为有名的"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出了一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广场戏剧”。

他们在工厂、农村等地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剧团，力争通过戏剧的形式将抗日救亡的种子播种于中华大地。

1934年秋天，为了进一步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田汉决定创作一部抗日电影《凤凰的重生》。同年冬天，田汉又将该影片改名为为《风云儿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田汉刚刚构思完《风云儿女》的剧情梗概之时，便被 *** 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

为了不影响后续的制作，田汉紧急将剧情书稿交给自己的朋友孙诗毅和夏衍，央求他们一定把这部电影创作下去。

入狱后，田汉仍旧没有放弃，他在狱中独自为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写下了歌词。

田汉将歌词悄悄写在香烟纸盒的背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辗转几次，他才将这块香烟纸盒交给探监的上海 *** 成员。

不久，这则消息便传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第二个男人——曲作者聂耳这里。

当时，聂耳正准备前往日本，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需要谱曲时，便主动找到夏衍，希望他能将这首歌的谱曲任务交给自己。

刚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聂耳便翻到最后，找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念了两遍。

随后，聂耳主动握起夏衍的手，神情激动地说道：“请把作曲交给我，我可以干，我愿意干！”

1935年4月，为了躲避搜捕，聂耳借用自家哥哥的身份（两人长相相似），顺利地带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曲稿到达了日本。

在那里，他将进行进一步的创作。

作曲完成后，聂耳将曲谱的最终定稿寄回上海，由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制作唱片发行，之后又转录到《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同年5月，电通影业公司将《风云儿女》拍摄完成，并在黄浦剧场（即上海金城大剧院）上映。

为了配合电影的宣传，电通公司决定免费向社会赠送歌谱，令人意料不到的是，电通公司在《申报》上的广告一经登出，便吸引了无数民众的眼球。

他们纷纷前来索取歌谱，《义勇军进行曲》就这样在民众之间打开了门路，一时间火爆全国。

二、如火如荼的救亡歌咏运动

“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大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

1939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紧要关头。国际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也以记者的身份，高度关注着中国的抗战。

他惊讶地发现，尽管此时《义勇军进行曲》仅仅发行了4年，但它早已越过河川、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上。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青年学生，甚至是儿童、老人，都可以唱上几句。

而这首歌的广为传唱，离不开抗日歌咏运动的开展。

1937年3月的一天，在天津的一座体育馆中，刘良模正在带领着400多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小小的体育馆中成员复杂，不仅有大学生、小商户，还有小报童、黄包车夫。

他们的神情严肃、目光坚定，尽管很多人还无法完整地记住全部歌词，但他们还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歌唱。

刘良模就是抗日歌咏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为了向全国传播抗日救亡的理念，他亲自走访了天津、广州各地，教当地百姓学唱革命歌曲。

两月之后，刘良模离开天津，带着青年会战区服务团前往绥远做思想工作，教授前线军队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非常支持《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并且下令，各部队的干部均需要接受歌唱训练。

在刘良模等人的大力宣传下，《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到了全国各地，带来了一波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热潮。

与此同时，根据地 *** 也确定了“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的路线，革命根据地也开始组织群众展开歌咏运动。

1938年，陕甘宁边区正式成立了音乐界的相关救亡协会，冼星海、麦新、吕骥等诸多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到抗日根据地进行歌咏运动的宣传。

随后，各种文化服务团、宣传队、文工团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他们的主职是出演话剧，但是在演出之前必唱救亡歌曲。

在根据地中，《义勇军进行曲》便成了大家最常唱起的歌曲，一时期间，“前进！前进！前进进！”的歌声传唱不绝。

连当地的百姓也忍不住说，“八路军走到哪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就唱到哪里！”

在抗战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抗日救亡歌曲都被创作了出来。根据数据统计，我们如今能查到的抗战歌曲的歌谱就有三千多首。

尽管如此，《义勇军进行曲》始终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就像茅盾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一支歌能比《义勇军进行曲》更为普遍而深入民众，更能感召群众。

三、被“禁用”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6年夏天， *** 进攻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爆发。

在前线激烈斗争的同时，国共两党在文艺路线和群众路线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的“禁”与“唱”便是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

在斗争初期，国共两党均试图通过传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发动群众，进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打破了这种格局，历史的天平更开始偏向我党方向。

1946年12月24日晚，正值西方平安夜，一位名为沈崇的北大选修班女生和同学约好前往平安电影院看电影。

然而，就在沈崇途经东单时，两个美国军官突然出现将她拖走，并在东单的操场上实施了 *** 。

沈崇难以抵抗住两个男人的暴力，大声呼救，恰好一个名为孟昭杰的工人经过，他两次试图将女孩救出，然而力气还是抵不过两个军兵，只能跑到了军警机关报案。

警察听后赶紧跑到案发现场，当场抓住一个名为皮尔逊的美国官兵，另一个名为普利查德的军官在听到声响后已经逃走了。

案件发生之后， *** 当局要求低调办事、快速解决，并且下令禁止了《中央日报》的报道。

然而，北平的许多学生始终在关注着这起案子。他们焦急地等待了5天，却仍然没能等到两名美国官兵受到惩罚的消息。

愤怒至极的北大学生 *** 了500余人，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报道，声明要建立北平各大学生正义联合会，对美兵 *** 女学生的事件提出严重 *** ，要求必须严惩和赔偿，并提出要 *** *** 。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两千多个学生在北京联合起来进行了 *** *** 。

消息越传越远，北平、上海、南京等十几个大城市的学生与各界人士也开始组织大规模的 *** *** ，要求美军必须退出中国。

这次联合 *** 在南京达到 *** ， *** ***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派出大批警察镇压学生运动，导致28人被捕，19人重伤，约500 人遭毒打。

这次事件让国统区的民众逐渐认识到 *** 的高压统治是多么地 *** 懦弱，于是，越来越多的国统区群众开始参与到反蒋反专制的民主运动中。

他们开始自发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甚至还有不少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反对 *** 专制统治的革命歌曲。

随着 *** 当局的政策变化，在国统区，大量革命歌曲被禁，《义勇军进行曲》也在此列。

而在此时的军事战场上，人民 *** 继续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而 *** 军队却再也不唱这首歌了。

四、众望所归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国旗、国歌等事宜也纷纷提上了日程。

同年7月，郭沫若、田汉、茅盾等五人一起组成了国歌词谱委员会。

为了征集国歌，郭沫若在审批通过之后，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刊登了征集国旗、国歌歌词谱等等各项事宜的征稿启事。

此次征稿启事连续刊登了8天，受到了来自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热烈反响，截至9月21日，收到了632首国歌和694首歌词。

然而收到稿件的兴奋还没过去，在经过审查、演奏之后，大家却发现如此数量的稿件却没有一个达到理想的效果。

国歌作为一个国家的符号之一，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是万万不能随便对待的，因此对国歌的审查也非常的严格。

直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天，国歌还是迟迟没有定下来，想到开国大典上很有可能无法播放合适的国歌，众人急得团团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召开会议。

4天后， *** 又召开了协商国歌等问题的会议。

在会上，大家了解到应征国歌的稿件均不符合要求后，以马叙伦为代表的诸多委员纷纷赞成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虽然与会众人在国歌的选择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歌词的修改与保留上，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郭沫若、田汉等人认为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各种历史性词句，不符合新的现实情况，确实需要修改。

而梁思成等人却认为国歌应该保持歌曲的完整性，不赞成修改歌词。

就在气氛僵持之际，周恩来发表了自己的言论：

“法国把马赛曲用作国歌，其中的一句歌词‘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但也没有改。我们要用就用旧歌词，只有这样才能激励感情，若是修改了，唱起来也没有那种感情。”

《马赛曲》是法国在与奥地利交战时由鲁日·德·李尔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在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士兵的士气。

这首歌也受到了法国国民的热烈欢迎，后来还被法国 *** 确立为法国国歌。

就像法国总统普安卡雷所说：“《马赛曲》是一个不愿意屈膝于外国的民众发出的复仇和愤怒的呐喊。”

《义勇军进行曲》也同样是这样一首歌曲，它在中华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创作而成，充满着战斗精神，也鼓舞着后世人民不忘初心、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听到周恩来的主张之后，毛主席也对保留原歌词表达了支持，他表示：

“我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虽然站起来了，但还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还是要争取中国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经过一番讨论和协商，委员们一致同意了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意见。

在会议最终做结论时，毛主席表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仅是现在不能改，永远也不能改，我们需要安不忘危。”

随后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全体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义勇军进行曲》也首次作为国歌被奏响。

国歌，是彰显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歌曲，如今，《义勇军进行曲》每每响起，每一个炎黄子孙便会燃起无尽的斗志。

它带着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历史记忆，带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时代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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