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历史是未来的启迪，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
顺着中国历史的脉络，跟随徐祥的视角，一起来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顶级国宝。上一期介绍了“滇王之印”金印、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两件禁出文物和来自云南石寨山墓群出土的系列文物，今天一起来看看汉代的兵马俑、金缕玉衣等文物。
“汉并天下”瓦当和“单于天降”瓦当
瓦当俗称瓦头，是古代 中国 建筑中覆盖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瓦当是 中国 古建筑的重要构件，主要有防水、排水、保护木制飞檐 和美 化屋面轮廓的作用。瓦当上刻有文字、图案，匠师们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在这样一方小小的图形空间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使得瓦当成为 中国 特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汉并天下”瓦当直径17.5厘米， 陕西 省 西安 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秦朝被推翻后，项羽和刘邦之间展开了长达4年的争夺统治权的楚汉战争。经过大小数十次战役的较量，最后于公元前202年，刘邦的汉军联合反项的力量，围困项羽的楚军于垓下（今 安徽 省 固镇 县濠城乡），项羽兵败援绝，自刎而死，刘邦取得胜利，建立汉朝。“汉并天下”瓦当，就是为纪念刘邦战胜项羽，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而作。这种瓦当还曾出土于汉武帝时修建的建章宫遗址中。
“单于天降”瓦当直径17.1厘米，1955年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 市召湾汉墓出土。此瓦当为圆形，后有筒，筒中部有瓦钉孔。正面宽沿，被十字格线分成四区，每区内一阳文篆字，计“单于天降”4字。该墓同时出土的还有“四夷□服”、“单于和亲”、“千秋万岁”等瓦当。
“单于和亲”、“单于天降”都是古代民族和解之义。《前汉书•元帝纪》：“虖(呼)韩耶单于，不忘恩德，向慕礼仪，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天降”，“天”指对方，即双方称谓。“降”按古音注：降，和同也，“单于天降”即(双方)和好之义。并非现在瓦当书籍所释，单于降服之义。
据研究，召湾是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觐见汉宣帝时的必经之地，带有“单于天降”瓦当的建筑就是在此时兴建的。汉成帝、哀帝时期，匈奴南下逐渐改走云中、 定襄 一带，这类建筑渐被废弃。“单于天降”瓦当这类建筑上的装饰则更多地出现在墓葬中了。
匈奴是 蒙古 高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射猎为生，不时侵扰内地，掠夺财物和人口，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封建政权的稳固受到威胁。西汉前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击，到汉武帝时，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和军事力量的加强，全面反击匈奴的条件已经成熟。汉武帝起用卫青、霍去病等著名将领，经过十多年、十余次较大的战役，击退了匈奴，保证了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彩绘陶兵马俑
1965年 陕西 省 咸阳 市杨家湾长陵陪葬墓出土的彩绘陶兵马俑。步兵俑高48--50厘米，骑兵俑高54--68厘米。
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其陪葬墓4号墓和5号墓据推测可能是西汉初年丞相和名将周勃（或周亚夫）夫妇墓。1965年清理了4号墓南边的11个陪葬俑坑，其中步兵俑4个坑，骑兵俑6个坑，分左右两列，每列5坑；战车坑1个，居两列之间，共出土2500余件彩绘陶兵马俑。1970－1976年在发掘4号墓、5号墓时，在墓坑内外又发现了1个祭祀坑、3个用具坑和4个车马坑。它模拟当时军阵的真实情况，反映出当时军队正由车骑并用向以步兵为主力的转化。
这些彩绘陶兵马俑的服饰、铠甲、马的毛色及鞯、辔等均施彩绘，其描绘之细致，数量之多，配套之全，品类之繁新，步武之严整，为汉代出土文物所罕见。尤其是陶骑兵俑集中排列，自成方阵，已经是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兵种；陶骑兵俑一般的着装和不够完善的马具，说明骑兵还处于开始发展的阶段，但与战国时期的骑兵相比，又表现出其装备日益完备的趋向；而身披铁铠的重装骑士，则已经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整批陶兵马俑生动反映了当时军队正处于从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主力变化的关键时期。金缕玉衣
这件金缕玉衣1973年出土于 河北 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长182厘米。
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形似甲胄的王制殓服，这种玉衣用各种形状的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西汉玉衣使用制度未留下明确记载，编缀玉衣的缕线质料的等级规定不明。已发现的西汉玉衣既有金缕、银缕或铜缕，还可以用丝缕。东汉玉衣使用制度明确，规定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贵人及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曹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玉衣被禁用。这件金缕玉衣共用玉1203片，金丝2567克，墓主人为 中山 怀王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此墓曾在盗掘中被火烧过，这件玉衣是受过焚烧后的劫余之物，但色泽却更为缤纷。
此玉柙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脚套等部分,共用玉片1203片,金丝约2567克,系分片连缀而成。玉柙主人为 中山 怀王刘修，是著名的 河北 满城 汉墓墓主刘胜的后代,死于公元前55年。
玉柙，又称玉衣、玉匣，系全部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用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缕编缀。由于编缀玉片的质料不同，所以将它们分别称为金缕玉柙、银缕玉柙、铜缕玉柙和丝缕玉柙,其中丝缕玉柙迄今仅出土于 广东 广州 象岗 山西 汉南 越王墓中。西汉时期，玉柙初行，还没有根据死者生前地位的高低，确定严格的等级。东汉时期,玉柙明确分为金缕、银缕和铜缕三个等级,确立了分级使用的制度。根据这项制度,皇帝死后使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使用银缕玉柙，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玉柙。
彩绘雁鱼青铜釭灯
这件彩绘雁鱼青铜釭灯是西汉时期的照明用具，1985年 山西 省朔县照十八庄出土，高53厘米。
这件彩绘铜雁鱼釭灯的造型采用了传统的禽鸟衔鱼造型，外形整体上作大雁回首状，由头部的大雁衔鱼、大雁身体、灯盘和灯罩四部分分别铸造组合而成。大雁的脖颈修长，以回首的姿态，口中衔着一条鱼。大雁身体肥硕，两侧铸出羽翼，短短的尾巴往上翘，双足并立。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灯罩可转动开合，以调整挡风和光照。釭指的是导烟管，釭灯就是带导烟管的灯，是汉代新创制的一种灯具。这件釭灯的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可纳烟尘，使室内减少烟炱而保持清洁，各部分又可拆卸以便清洗。
汉代青铜灯的造型多取祥瑞题材，比如朱雀灯、雁足灯、牛灯、羊灯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
1963年，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距离茂陵不远的断崖取土时， 在距地面1米深左右掘出一个灰色大陶瓮，瓮内塞满泥土，这件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即放在瓮中。
这件错金银云纹铜犀尊，长58.1厘米，宽20.4厘米，高34.1厘米，重13.34千克 ，呈犀牛形，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肌肉发达，比例准确，体态雄健，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镶嵌黑色料珠，为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的形象。尊腹中空，用来盛酒。尊背有椭圆形口，口上有盖。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状的“流” ，握住犀尾轻轻抬起时，腹腔内的酒液便从圆管流出。
犀尊身上花纹是用黄金和白银的细丝（或细片）镶嵌而成的 。犀牛通体布满华丽的错金银云纹，断断续续的金银丝就像犀牛身上的毛，装饰效果十分明显，给铜犀尊增添了一份华丽的美感。整件器物设计精巧，结构合理、实用。 中国 古代动物造型的酒尊数量很多，如象尊、豕尊、鸮尊、驹尊、兔尊、鸭尊、龙虎尊、鸟尊等等，而以犀牛为造型的就非常罕见了。
错金银工艺到春秋中、晚期逐渐兴盛起来。可以说，这一工艺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错金银工艺主要包括镶嵌和涂画两种装饰手法，其工艺十分精密细致，用来装饰青铜器，会给器物增添华美之感。
春秋时期，采用错金银工艺制作的日常生活用器十分罕见。但是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则开始广泛流行，许多贵族用的日用青铜器，都披上了错金银的美丽外衣，铜犀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由于铜犀尊的造型十分形象逼真，专家推断，造器者一定见过犀牛。那么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 中国 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犀牛吗？
犀牛在现在是一种珍稀野生动物，目前仅生存于非洲和南亚地区，我国境内并没有分布 。但是这件铜犀尊的造型如此的形象逼真，可以想象，当年的制造者一定非常熟悉犀牛的，也可以推断出古代时期犀牛曾经大量生存于我国境内。
事实上，在浙江省的余姚 河姆渡遗址中，就曾经出土过犀牛的骨骼。不仅在南方， 河南省的安阳 殷墟也出土过犀牛的骨骼。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武丁在一次狩猎时就曾经猎获过71头犀牛。由此可知，犀牛古代在黄河流域是大量存在的。
犀牛因为皮质坚韧，多被用于制作盔甲，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制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渴望的装备。但由于人口的增长，无节制的开发，大量的野生动物被捕杀，犀牛的数量迅速减少。到了西汉后期，犀牛在 中国 已经十分罕见了。但是，当时南粤以及西域等地进贡的犀牛在皇家御兽苑中，与狮、象等动物一起被圈养。因此，西汉时期，铜犀尊的制造者一定是按照真正的犀牛形象来做器的。
翻开 中国 古代典籍，人们会惊奇地发现，犀牛和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比如 “石犀镇水”就是人们熟悉的古代习俗之一。古人认为犀牛是灵兽，可治水患，所以在 中国 的许多地方都有“石犀镇水”的古 *** 俗。
犀牛不但是镇水的瑞兽，而且也是人们图腾崇拜的祥兽，犀牛的形象被刻画在各种图腾上， 比如 ，生活在今天 贵州 、 湖南 、 广西 等地的苗族就有崇拜犀牛的特殊习俗，他们把犀牛视为部落的图腾，用于各种祭祀和典礼之中。
在古代，人们除了把犀牛当作镇水灵兽和古老图腾以外，还视其为避邪祥物。西汉的宫廷贵族制作了很多狮、象、犀牛青铜酒器，以求驱邪避灾，迎福纳祥。所以，也就有了铜犀尊这样的青铜国宝流传后世。
铜犀尊工艺精湛，造型逼真，金色、银色与铜胎底色相衬生辉，是 中国 古代工艺品中实用与美观有机结合的典范之作。尤其是尊身整体以错金银云纹涂刻，精美华丽之余，又洋溢着充沛的活力，堪称 中国 汉代青铜器中的奇葩。
据专家考证，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应当属于尊贵的礼器，为庙堂、朝廷宫室之重宝，非一般民间所能享有。但对这件器物的年代，专家却多有争论。更有专家指出：此犀尊发现地为茂陵园区，而历史记载中茂陵曾多次被盗，而犀尊极有可能是汉武帝刘彻的随葬品，在盗掘过程中被遗弃的 。而有的学者则根据此尊的造型及纹饰，认为其时代可能早至战国时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