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今天在朋友家里。他雅兴大发，要写两篇字，一时之间不知道写什么。中国古诗词讲辞旧迎新的很多，但那都是农历新年。有人说王安石《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是元旦，但其实“元旦”二字，直到辛亥革命指的都是农历大年初一。
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提出废除农历、改用公历，公历一月一日改叫元旦。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1日定名元旦，但以那会的 *** 治理能力，至多发几封通电，根本不可能改变民间流传几千年的历法。
袁世凯当权之后，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他没有再改元旦的定义，而是把农历大年初一改叫春节（在更早的时候，春节指的是立春），元旦和春节都作为国定假日，都放假。
新中国建立之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给两个节日定名，公历新年叫元旦，农历新年叫春节，一直延续到今天。
现在在网上找民国时期关于公历元旦的诗词，很多都与这段历史有关。比如朱权的《夏历除夕有感》：
新年甫度旧年临，佳节重逢感不禁。爆竹声停忘腊尽，桃符瑞蔼恍春深。帝宫揖让无离黍，民国更张若治琴。愿合五洲联一体，雍雍怀我共和音。这首诗大概说的是，乡间公历元旦过完了， 马上又要过农历春节。连续过两次新年，清朝到民国没有亡国之痛，民国就是这样用礼乐教化人民。我读起来是阴阳怪气的成分居多。
《申报》发表过一首《新元旦》，我暂未能找到全文，能看到的这两句，基本上是民国初年颂圣诗的样板：
不待梅枝报早春，汉家日月又重新……举杯且饮椒花酒，醉里今朝说贺晨。这里讲的“不待梅枝报早春”，说的应是元旦的日期比立春更早；“汉家日月又重新”，既说的是新的一年开始，同时也是推翻了满清，恢复了 *** 江山。政治意味相当浓厚。
六十年代初，聂绀弩经常在元旦写诗，比如《六二年元旦寄怀慎之香港》《六三元旦柬慎之》，这里的元旦单纯只是个时间符号了，没有在诗里出现。六三年的这首还颇有几分趣味：
臣居北海君南海，岂少中浮万里槎。却将秋心托明月，化为诗意寄天涯。拍拖有女英皇道，艳福今年处士家。蛮语谈情何不可，多谈几句顶瓜瓜。民国诗人写元旦的诗里，很多人仍然延续过去的习惯，把农历新年叫作元旦，很难辨别他们说的元旦到底是公历新年还是农历新年。姚华的这首《浣溪沙 腊月六日寿内五十 明日新历明年元辰》，是难得可以确认写的是公历元旦的诗作：
喜见诸男进一瓯。闺中五十已平头。今朝有酒不须愁。劫后沧波清更浅，腊前绿萼雪初稠。明年明日更添筹。第一枝头见早春。明年子作玉厨珍。喜神今日最精神。更是新正兼旧腊，元辰竞道值生辰。妇随姑后自相循。作者是腊月六日生日，同时当天又是公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明年明日更添筹”，“更是新正兼旧腊”这句，正是写出了新旧两个历法互相重叠的妙处。
清末诗人许南英的《沪上元旦》据其生平大概是写于民国年间，但他说的到底是公历元旦还是农历新年，我暂时也无从确证：
笙歌黄歇浦，孤客此迎春！风雪停中道，烟花自隔邻。笑书「恭喜」字，自祝苦吟身。闻道垂杨柳，柔条解系人。许南英的经历非常有时代特色。他是台湾省的第二十五个进士，考中后回到家乡台南，在甲午战争后协助刘永福抗击日本侵略，后来逃到广州，当过清朝的县令、又当过民国的局长，但都做不长。晚年家境窘迫，接了一份苏门答腊的差事，结果客死荷属东印度。
除了中国的诗词之外，还有一类描写公历元旦的古诗词：日本的汉诗。
日本自1873年明治维新时起废除了农历，完全改用公历纪年。自此之后，他们所说的元旦，当然指的就是公历元旦。但日本的汉诗有个问题，因为日本汉字的读音和中文完全不同，含义也有微妙的差别。他们写出来的汉诗，往往有点奇怪——
比如福泽谕吉（就是印在一万元日元上面的那位）写过这首《丁酉元旦》：
成家三十七回春，九子九孙献寿人。岁酒不妨举杯迟，却夸老健一番新。德富苏峰有过一首《壬辰新年》：
蚊蚋负山志可怜，那将成败问苍天。半宵清籁惊残梦，一瞬星霜九十年。今天的中国人要庆祝元旦，要去引用日本人的汉诗不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但在中国，公历元旦这个概念自其诞生以来就是高度政治化的，它代表着新的 *** 、新的制度、新的历法、新的思维方式，从来不是单纯的新年。
比如康有为在1918年写过几首元日的诗，我不需要（懒得）继续查资料，就知道他过的十之八九还是农历新年，而不是公历元旦。
我们今天可以把公历元旦当作一个单纯的节日，只庆祝它辞旧迎新的含义，而不需要考虑它背后的政治意涵，这也代表着那个大变革的时代彻底过去了。
附：我对诗文研究不多，这次简单的检索势必挂一漏万，欢迎各位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