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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分享了法家思想有四位比较典型的代表人物，管仲、吴起、商鞅和韩非子，前面一篇文章，我们分享了其中的两位，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商鞅和韩非子。
第三位：商鞅
商鞅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商鞅主持的。商鞅原名公孙鞅，姓姬，名鞅，公孙是他的氏。因为后来在秦国因功被封在商地，所以常被称为“商鞅”。公孙鞅出生于公元前390年，是当时卫国庶出的公子，也属于王公贵族。
公孙鞅先在魏国做事，后来听说秦国招募人才，他的好朋友公子卬举荐他给了秦孝公。经过多年的努力，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
公孙鞅认为，治国之要在于抓住三个根本，即法、信、权。法就是“任法而治”，也就是以法度为最高准绳，做什么、不做什么、怎样做，一切以法律为转移。信讲的是赏罚，所谓赏罚有信。权就是国家权力，一定要集中在君主手里。秦国的变法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三个根本展开的。
公孙鞅与吴起一样，锋芒所向直指旧制度和旧贵族，引起了旧势力极大不满，但在秦孝公的坚决支持下，他们无法阻挡新法的实施。没用几年，一个野蛮落后的秦国竟然呈现出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兵强马壮的新气象。秦国终于有资本与各诸侯国角逐中原了，最终为秦国击败其他六国，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位：韩非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也是王公贵族，是韩桓惠王之子，荀子学生，先秦七子之一，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天生口吃，不善言辞。最初曾经跟着儒学大师荀子学习。同学中有一位楚国青年，就是后来做到了秦国丞相的李斯。这时的儒家处于低潮，因为它的主旨与当时社会大兼并、大竞争的潮流相去甚远，就连荀子都对儒学做了一些修正，提出人性恶的观点来补充传统的人性善思想，但其最终回归礼制的结论使韩非难以接受。于是韩非便离开荀子，回到韩国精心研读法家学问，著书立说，著有《韩非》一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韩非以广博的学识和对历史以及现实的深刻理解，在法家政治实践的基础上，综合以往法家思想精华，创立了自己一套相对完整的学说。其最大特点就是把法、术、势三者相结合。其中，法指的是以法治国，这是治国的根本方针；势指的是包括赏罚权在内的权位和威力，它是实行以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和保证；术是计谋，基本功能是把权力用活。
儒家的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实际上在西周的封建社会，当时各国基本上是按照两种原则治理国家：一条是“礼”，一条是“刑”（刑法的刑）。其中礼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概念。它指礼节、礼仪，又指社会行为准则。礼的功能是调节，人要满足欲望，有礼予以调节。但是在礼节的意义上，礼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使人文雅。而在古代对于贵族阶层，礼是一种不成文法典，以褒贬来控制贵族阶层的行为。而另外一条原则是“刑”，就是刑法，它只适用于庶人，也就是下等阶层的平民，在儒家经典《礼记》一书中有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在封建社会，实际上是用礼来约束贵族阶层的行为，而用刑来约束下层平民的行为。
而法家则不同，他们主张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所有人，打破了阶级划分。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法家的思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道家老子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与法家思想融为一体。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法家实践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这十六个字，是法家思想的精髓，后来法家思想实际上为秦国和汉武大帝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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