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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成 林超 张逸之
随着我国确立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能否挤进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决定了陆生野生动物驯养产业的生与死。
日前，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用于规定哪些动物属于畜禽，而不是陆生野生动物，将在调整后尽快公布，未入目录陆生野生动物一律禁食。
调整畜禽目录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需要，也有利于改变野生动物驯养产业管理混乱的局面。但目录调整如何与时俱进，怎样在立法精神、公众期盼、产业合理诉求之间寻找最大公约数，考验着治理智慧。
目前人工繁育的陆生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类不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列入目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胡德夫认为，畜禽目录调整应立足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体现科学性和公信力。
例如，对现有人工繁育的陆生野生动物，在是否具备检疫规程和标准、是否已驯化至子二代及以下、与相关病毒关联是否密切、种源来源是否合格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科学论证。“能够达到生物安全标准，可列入目录；短期内无法查清，就暂时禁止人工养殖，同时加大科研力度；如果证明可预见期内达不到生物安全标准，即彻底禁止。”胡德夫说。
目录调整也应是动态的。例如现有基础研究成熟、人工养殖技术成熟、绝对不存在传播病毒风险的物种，可先进入目录；养殖技术成熟，并在全国大范围食用的野生动物，可优先研究。
不过，多位从事野生动物驯养业监管的基层干部认为，部分陆生野生动物即使达到列入目录的条件，由于与一般畜禽差异较大，列入或导致目录管理混乱。
为此，动物学专家建议除正在调整的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外，可考虑建立“人工繁育动物”或“特种养殖动物”目录。对家畜家禽、人工繁育动物、野生动物，加以区别化保护和管理。
目录调整后，对未能列入其中因而需要全面转停产的部分野生动物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各地有关部门应尽快做好应对处置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包括合法养殖的野生动物交易全面禁止。记者走访福建省10余家野生动物养殖场发现，野生动物“压栏”问题凸显，养殖户与企业在焦虑与迷茫中等待“判决”。
南平市光泽县养殖户龚纪能从2002年起养殖豪猪，产品主要销往广东。“疫情发生后再无销售，目前存栏700多头，大个儿的30多斤，小的也有十来斤。全厂一天仅饲料成本支出就达近千元。”
同样位于光泽县的福建辉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养殖规模最大的蛇企之一。“目前存栏的食用蛇市场价值约500万元、成本近300万元，如果全面禁止食用，将损失巨大。”公司董事长邱金旺说。
作为行业龙头，辉隆公司已经开始未雨绸缪，着手全面禁食之后的转产准备。邱金旺说：“我们将转向以药用蛇为主要产品，也希望能妥善处理存栏的食用蛇，如提取蛇皮、蛇胆、蛇油等用作药用，可挽回10%左右的损失。”
更多中小养殖户则面临转产难、处置难。“大部分以食用为目的的野生动物品种被禁之后，用作其他目的而继续饲养的难度较大。”三明市野生动植物与湿地保护中心副主任林向东说，一是除食用外的经济利用价值不大，二是制药、皮革等工业化生产对数量要求高，现有养殖规模无法满足。
此外，大部分养殖场业主和工人均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劳动力，禁养后出路存在困难。
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友铃建议，尽快摸清野生动物养殖企业规模存量、从业人口、帮扶的贫困户等底数，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关政策细则，引导养殖户及时减产转产转型，同时为大量禁养野生动物的无害化处理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