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我讲个民国巨匪老洋人的故事。
“英雄”不问出处
“这是最好的年代，这是最坏的年代。”借用狄更斯的话来形容民国，再恰当不过。说它最好，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中国告别了见爷就得跪的皇权统治。
说它最坏，民国建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社会、思想的大转型期。辜鸿铭还留着辫子，胡适已西装革履，张勋还企图复辟，孙中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仁人志士渴望中国和平稳定，各路军阀倒希望乱世出枭雄，新青年呼吁“民主、科学”，王国维却代表一个时代自沉了昆明湖，怎一个糟糕到极点的乱世。
“一代兴亡之交，其先必匪乱丛起”。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民自然不聊生。以中原为例，豫西和豫西南这一代，由于多山，土地贫瘠，天灾兵灾，农民纷纷破产，更是成了土匪的天堂。
河南府河图据资料推算，河南全省平均单产在清朝前、中期有100公斤，民国时期不足100公斤，黄河沿线各县一般只50公斤上下（我们对比下袁隆平水稻亩产超过1000斤）。豫西紧邻河南宝丰的鲁山，进入民国后，粮食产量较清代有大幅度减少，1912年鲁山县粮食平均亩产113.5公斤，到1928年时平均亩产40公斤，1942年降为平均亩产24公斤。
粮食歉收，土地兼并，官家盘剥，让这里的农民陷入了破产的境地。在土匪横行的豫西，最著名的杆匪之一，便是“老洋人”。
老洋人并非真的洋人，其本名张庆，又名张占彪、张廷献、张国信（庆），1893年4月17日，出生于河南宝丰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因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黄发深目高鼻，很有洋人模样，所以后来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老洋人”。还有一种说法，张庆有一次听到别人说洋人如何厉害，他便愤愤地说道：“我比洋人更厉害，我是洋人的老子！”于是这外号渐渐取代了他的名字，成了他留在历史上的一个符号。
张庆10岁那年父母先后病故，跟着哥哥张林艰苦度日，自小胆大，好打报不平。1911年夏秋时节，豫西一带连遭天灾，清朝官府却征敛不已，张庆兄弟俩跟着一些老乡投奔本地的大匪首白朗，转战豫、陕。后哥哥张林在与陕军陈树藩的战斗中被打死，不久白朗也被杀，白朗群匪做鸟兽散。张庆遂返回老家，改名张廷献。投到了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的巡缉营，被分配到灵宝县城的巡缉队马队当马兵，参与剿匪。
这是张庆从土匪到官兵的第一次身份转变。
当马兵的时候，有一次，张庆随马队出征，30多人的巡缉队遇到了150多人的股匪。他带领几个弟兄冲出包围，子弹打中了他的臀部，受了重伤。回去之后，知县核准张庆剿匪有功，因公负伤，发放给他抚恤金，却被队官截留。张庆申诉无门，就在1918年10月，串联了队中几个志同道合的队友，拉回故乡宝丰，重操土匪旧业。经过数年经营，到1920年，人员已经增至200余人。
当时河南军阀赵倜剿灭白朗有功，被袁世凯提升为河南督军。赵为了扩充实力，积极组建了宏威军。张庆就与杆匪王振（王老五）带着手下的一批人投入了宏威军。摇身一变，又变回了官军。
这赵倜出身北洋军阀旁支，是毅军将领，毅军系清末民初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先后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剿灭捻军、左宗棠西征、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之战、镇压辛亥革命等。毅军总统领姜桂题是袁世凯的世交长辈。
姜桂题与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是把兄弟。赵倜作为姜桂题部下有功的将领，对袁世凯的调遣又非常服从，所以赵倜深得袁世凯赏识。
可惜在袁世凯死后，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奉系的张作霖都看上了河南这块儿大肥肉，实力尚弱的赵倜企图在直奉争斗之中渔翁得利，无奈赵倜手中军事力量不足，终被吴佩孚调来的冯玉祥打败。赵倜的军队崩溃后，张庆把握时机，在中牟县发生兵变，攻占了扶沟县城，再次拉杆独立。回到老窝宝丰招兵买马。
兵匪难分
从张庆身份的两次变化，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在整个民国，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兵匪难分”。土匪可以变官军，反过来，战争中溃散的官军凭借手中的枪支，又可以拉杆成匪，等待时机。黎元洪在1922年描述当年的军阀部队曾说：“几乎没有一支正规军中没有土匪出身的兵士，也就是说没有一支正规军没有土匪出身的军官。”“许多土匪就是溃散的军队，许多军队就是招抚改编的土匪。”土匪成了各路军阀的重要兵源，谁都不敢小觑，尤其是白朗、老洋人一类上万人的团伙，是军阀拉拢的对象。
当时豫西和豫西南是土匪活动的天下。1911年底到1912年初，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会员刘镇华等人到河南联络各路“绿林好汉”预谋共同举事，纵横豫西山区的绿林首领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赵长荣、杨凤鸣、丁同升等各率部投入到陕西军阀张钫的东征军队，共同组成“秦陇豫复汉军”。这些绿林武装编制为“镇嵩军”，由刘镇华任协统，摇身一变，从杆匪变成了国家军队，驻防洛阳、嵩县等地，参与到了河南的政治当中，成了地方政权的维护者。这也使不少杆匪看到了前程，即当土匪做大了可以被收编，完成华丽蜕变。
丝绸之路上的匪帮因此，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军阀混战的档口，很多人把当土匪作为能吃饱饭，且有机会升官发财的路子。
除去镇嵩军的被收编不说，单以洛宁为例，由拉杆子当土匪升官的有：丁同升（团长）、梅发魁（军长）、董世武（旅长）、李老幺（师长）……大小级别军官数十人。所以河南民间流传一句话“闹得越大，得官越大”。
破产农民是土匪的来源之一。
清末以降，各种税捐压垮了河南农民。据1904年《东方杂志》记载，当时“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最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到宣统二年，甚至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包含了各种捐税，“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
宝丰、鲁山地区，所需缴纳的捐税包括 *** 捐、炮捐、巡警捐、烟酒捐等各种捐税，名目繁多，征收数额随意，使豫西地区农户的经济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
由于这一带产煤，宝丰一带的农户时常需要从马道、青条岭一带帮官府将煤运往宝丰城内，共计30余里。官府仅支付牲口草料，别无他酬。
宝丰、鲁山当地还存在一种奇怪现象，即乡保每年“打往”一次。所谓“打往”，就是乡保发帖请村人吃饭，被邀请者不管去还是不去，都要送礼。礼金不等，或五百文，或更多，至少也要三百文。除此之外，夏季农户需要向乡保供应扇子，冬季还要村民送钱。
由于水利失修，土地贫瘠，种地所得入不敷出，在正常年份，农民吃不饱饭，离乡要饭成了活下去的主要途径，这一现象在宝丰、鲁山等地尤为普遍。逃荒日久，人们形成了“逃荒三不回”的共识：死不回、砰（混得糟）了不回、发财不回。
一旦遭遇灾荒，宝丰、鲁山一带一个村出去逃荒的人达到90%。巨匪白朗所在的大刘村，100户人家，逃荒了99户。这些逃荒的农民，不少去当了土匪。
另一方面，军阀溃散的士兵也是土匪的重要来源。
在当时，一支汉阳造快枪市价七八十元，一亩中等旱田的地价为18元，一杆枪相当于四亩土地，普通农民一般买不起。这些溃散的官兵，靠着最初的几杆枪，拉杆结匪，不断吸收前来投奔的破产农民。
《让子弹飞》剧照赵倜军溃散后，数万官军群龙无首，骚扰地方，造成一时大杆土匪风起，连省城开封也人人自危。老洋人从宏威军中溃散出来，带着士兵300余人，马队200余骑，兵变起杆。
1922年6月，他积极联络临近县城的杆匪，与郏县的张德胜杆、临汝的姜玉明杆、鲁山的陈青云杆、宝丰的李明盛杆、王老五杆等，共同结盟，统一行动，成立“河南自治军”，还推选军界要员任应岐为总司令。
当时统治河南的是直系的吴佩孚。任应岐接任河南自治军总司令后，想凭借自己在军界的声望和人际关系，寻求反直派系支持。
他命人把自治军的组织人员名册造好，派副司令楚正太、参谋长解琨携带册子、信函并大洋500元，准备赴山东与奉系军阀张宗昌取得联系，梦想获得对粮饷、枪械、弹药的支持。不料两人一路经过郏县时，被吴佩孚手下截查，吴佩孚马上知道了“河南自治军”的意图。吴佩服遂派冯玉祥对老洋人发起围剿。
“老洋人”在寻求奉系支持的计划失败后，则听从部下王老五（振）讲：“刘镇华正在扩军，拉向豫、陕边，谋求刘的收编也是一条路。”老洋人当马兵时，在陕州、灵宝闯荡多年，比较熟悉那里情况，遂决心向豫陕边境发展。
他带领匪众一路从中牟南下豫西，经过宝丰、鲁山、栾川、卢氏等县，然后北向直指陕州（今陕县）。途径众多山区贫瘠之地，一路不断有许多贫苦农民和人少势单的蹚将（土匪自称）补充进来，1922年7月中旬，老洋人到达陕州城下时，人数已达数千人。
陕州地坑院陕州守备丁保成听说杆首名叫张廷献，便派人打听是否是当年驻守灵宝的张连长。
得到肯定答复后，丁保成大喜，原来他当年曾在灵宝县巡缉队任副领官，与连长张庆过从甚密。于是丁保成开门请降，邀老洋人入城叙旧，随后率领所部全体加入老洋人队伍，上演了一出官变匪的大戏。这丁保成，便成了老洋人的重要智谋。
“我比洋人还洋人”
随着老洋人阵势的扩大，驻守洛阳的吴佩孚和督军河南的冯玉祥大为不安，遂制定了三路合剿计划。老洋人带领“河南自治军”，南北两路人马于1922年8月16日，进入陕州地区汇合，攻占了观音堂火车站，俘获陇海铁路雇佣的法籍工程师米克尔和中国助理工程师4人，对外索要3000元及手枪4支，方准获释。
法国使馆向 *** 立刻提出 *** ，要求救出被俘获工程师。陇海铁路也交通中断，停驶两日。
老洋人一路西进在到达潼关以后，守关陕军深沟高垒，不与老洋人杆匪正面战斗，老洋人只能转而南去。
于此同时，老洋人还派出一支小分队，骚扰驻扎洛阳的吴佩孚，绑架了洛阳城关学府包括校长在内的41名师生，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绑架事件。
更为奇特的是，小分队摸清了吴佩孚每月初一或十五去洛阳关帝庙（关林）上香的习惯，策划暗杀吴佩孚，行动当日，正在庙里上香的吴佩孚仓皇从庙后院逃出，小分队被吴佩孚的卫队击溃。这两件事，影响很大，让吴佩孚在河南的颜面扫地，彻底惹怒了吴佩孚。
吴佩孚1922年10月23日，老洋人股匪从临汝、鲁山、宝丰地区撕开吴佩孚军队的重围，向东逃窜，10天之内横贯河南，从豫西一直打到皖西。途中，老洋人还以响应孙中山的革命为旗号，将“河南自治军”改名“河南建国军”，一路经过鲁山、方城、叶县、舞阳、郾城等县，穿越京汉铁路，进入豫东，攻占了上蔡、项城、沈丘、新蔡等县城。
又利用内线，攻下了安徽阜阳，掠夺了皖系军阀倪嗣冲的阜阳老家，从其家里起出3000支步枪、13挺机枪、200多万发子弹，甚至还有几门大炮，并掳走了阜阳县知事陈祖荫和阜阳天主教堂神父、意大利人马福波。最后匪众在官兵到来前，纵火焚烧了阜阳城。
老洋人一伙从阜阳满载而归，返回河南，攻占息县，架走基督教牧师、美国人巴牧林夫子；再攻陷正阳县，架走基督教伦敦会牧师、英国人贺尔门，继而掘断京汉铁路明港至信阳一段铁轨；然后沿京汉铁路北上，相继攻陷遂平、郾城等县。每当遇到官兵围剿，老洋人便下令将抓到的洋人推到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眼睁睁看着土匪呼啸而去。
老洋人掳走多国洋人，自然引起了西方各国大使馆的 *** 。英、美、法、意、瑞典五国驻华公使于1922年11月15日，在京召开会议，提出 *** 。
并于16日共赴外交部，向外交部长顾维钧递交了 *** 文书。在汉口维多利亚会堂花园，在华的洋人还举行万国公民大会，拟定 *** 条款，呼吁中国 *** 保护外国公民，加强剿匪力度，改变无 *** 状态。
一时间，老洋人的土匪行径，惹得社会舆论哗然，在内外一片指责声中，北洋军阀尴尬无奈，驻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于11月16日，委任靳云鹗为豫省剿匪司令，负责全省剿匪工作。
云南士兵对于这些拿起武器是匪，放下武器随时可以变成老百姓的土匪，靳云鹗深知剿匪难度之大。老洋人作战灵活，从河南西，蹿到东，烧杀抢掠，远比官军顾及少，之前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面对老洋人，也只能按兵不动，不愿发生正面冲突。
何况现在他们手中还有大量肉票和外国人质，追得紧，搞不好撕票，虚以应付，则要顶着上级和舆论的压力。而且老洋人诡计多端，手段残忍，靳云鹗第14师的团长马凌云，在攻占老洋人李鸣盛部驻扎地，鲁山县董周村时，不幸负伤身亡。
靳云鹗不得不进一步考虑招抚的手段，先稳定局面，救出洋人和其他肉票。于是靳云鹗剿抚兼用，一方面武力打击，一方面派人和老洋人谈判。
靳云鹗还从河北保定调来两架飞机，对老洋人盘踞的老巢进行轰炸，从气势上压倒匪众。双方僵持不下，吴佩孚方面的军费开销越来越大，社会舆论压力也到了顶点，老洋人匪众经过前一个月的转战，武器损坏，子弹匮乏，又由于分兵和人员伤亡等原因，人数也从万人减少到3000左右。
这时吴佩孚派出在军界和绿林两边都有声望的樊钟秀老将，赴宝丰老洋人的司令部劝降。老洋人匪众最终接受了官军的招安。靳云鹗还举行接见仪式，宴请了老洋人两个支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席间，他以关圣爷、岳武穆为例，希望老洋人部忠心报国，为张庆改名“张国信”，张得胜改名“张国威”。老洋人杆匪被收编，依旧驻防大本营，郏县、宝丰一带。也算是吴佩孚一时的妥协。
夹缝中求生存的土匪
老洋人两次出入官军，并发展壮大，与当时河南的局势分不开。1922年5月，为了应付直奉战争，吴佩孚将大军调赴前线，河南空虚，由于担心赵倜的宏威军趁机扰乱，吴佩孚不得已将虽同属于直系，但并非吴佩孚嫡系的冯玉祥从陕督的位置上调到河南。冯玉祥趁机打败宏威军，占领郑州，并不听从吴佩孚停止进军的命令，迅速东进，占领开封。
之后冯玉祥被北京 *** 任命为河南省督军，吴佩孚也无话可说。冯玉祥打败赵倜后，缴获了大批武器枪械，又利用军中河南籍的士兵，回家串联，扩充军队，人马比原来多了一倍。相当于借着吴佩孚的地盘，借鸡生蛋，与吴佩孚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
所以，吴佩孚和冯玉祥表面上联合，实际上各怀心思，这就给老洋人的“河南自治军”留下了生存空间。
当吴佩孚打完直奉战争，掉头回来收拾河南局势，派靳云鹗追剿，老洋人的势力就被大大压制。被收编后的老洋人，从吴佩孚处领不到军饷，他根据靳云鹗“就地酬饷”的指示，以剿匪为名，收缴附近县镇团防的枪支，吸收人员扩大了武装力量。
并向地方官府和地主士绅要粮要款。部下夜里持械抢劫，白天回营当兵，影响比土匪还要恶劣。情况反映到吴佩孚那里，吴佩孚将其调防到豫东，但是老洋人部依然如故。1923年6月，隶属孙中山领导的熊克武等部与受吴佩孚支持的川北军阀混战。吴佩孚想借机将老洋人调往四川，借刀杀人，削弱老洋人势力。
但老洋人很明白吴佩孚的用意，拒绝调遣。吴佩孚遂调集4万大军，围剿老洋人。
广东地方武装老洋人暗中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声称支持革命。孙中山委任张庆为河南第一师师长兼河南总司令，委任张国威为河南第二师师长。并在开封、郑州、洛阳三处设立秘密联络机关。谁知走漏了风声，被吴觉察。吴已经秘密部署了围剿老洋人的计划。
最后通牒已到，老洋人与丁保成等匪首商议后，决定避开与官兵正面交锋，经湖北入四川，利用四川军阀混战的形势，重新打开局面。但吴佩孚联合了苏、鲁、陕、鄂、皖等五省兵力，驱逐围剿老洋人。
老洋人匪众从1923年11月开始南下，到1924年1月返回豫西，历时两个多月，期间匪众奔窜豫、鄂、陕三省达3000余里，昼夜行军，连续作战，返回河南后，沿途民众逃亡一空，坚壁清野，匪众无从就食补给，人心浮动。1月上旬，老洋人被官军围困在陕县西北的老爷顶，最后被部下丁保成所杀。
其成也勃焉，其败也忽焉
老洋人除了绑架洋人，烧毁城镇，即使改头换面，自称“自治军”、“建国军”，其行径也与土匪无异。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匪众在决意南下四川的途中，受到吴佩孚军和湖北军阀的两面夹击，杀性大发，途中攻陷豫西南阳的淅川县李官桥镇，在镇上见人就杀，据史料记载，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了民众达4326人，焚毁房屋2.6万间。
由于李官桥镇隔着丹江与湖北相望，土匪还将死尸抛到江中，希望叠人桥而过。鲜血染红江水，惨不忍睹。土匪途中还四处搜罗年轻妇女，遇到怀抱妇女的婴儿，一把夺走，弃置于地。被 *** 致伤，致死的妇女不计其数。
老洋人拉杆为匪，没有任何革命口号，士兵补给靠烧杀抢掠和勒索，部众基本处于投机奔逃的各种亡命之中。究其原因，在于当时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崩溃，各路军阀混战，造成了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就河南而言，清末以降，流民四起，军阀相互倾辙，土匪成为重要的兵源补充和平衡力量，有了生存的土壤。但当局面一旦稳定下来，土匪的势力便大被削弱。正如当吴佩孚一旦回兵全力清缴，老洋人只能避其正面，四处逃窜。其军事实力毕竟不可与正规军相比。
北伐和中原大战之后，全国地方权力趋于集中，各路军阀丧失了地方性，河南的政治环境也变得单一，土匪也就失去了军阀的竞相拉拢，大杆土匪灭亡或被收编成为必然。而以“宛西自治”为代表的地方士绅集团，更是发起了“自卫、自治、自富”的乡村建设，成绩斐然。随着 *** 地方势力的逐渐巩固，老洋人之类的大杆土匪，作为社会崩溃和军阀混战的产物，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