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小农经济具备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代封建朝代当中，普遍流行着“士农工商”由高至低的鄙视链，读书人以科举为官最为荣耀，往下的农民阶级比从事工商业的更高级一些。

这与现代社会各行业平等、皆人才辈出的形式大为不同，虽然整体的社会趋势是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各个朝代政策的松紧程度不尽相同。

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是无法完全被禁止的，涌现出的成功商人更是成为了一个时代繁盛的标志。

权倾一时吕不韦，最终饮鸩自尽

常言道：乱世出枭雄。作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段大分裂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群雄并立，纷争不断，能人异士层出不穷，合纵六国的谋士非常受统治者的青睐，各割据势力当权者堂下门客无数，都在为扩张大业建言献策。

当时，秦国有一位著名人物名叫吕不韦，他是少有的纵横商界与政界的奇才，在其人生的巅峰时期，还被刚刚即位时的始皇帝嬴政拜为相邦，尊称“仲父”，可谓是权倾天下。

起初，生于卫国濮阳也就是现今河南安阳的吕不韦是一个颇有经济头脑的商人，他最善于投机倒把，在一众勤恳老实的劳动人民的群体中，心思活络的吕不韦周旋于周边各地，利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特点做起了倒卖生意。

吕不韦通过将异地商品低价买进后，再高价卖出的方式，积累了千金家财，很快成为当地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吕不韦的野心却并不止于小财富，而是大有一番深入政局搅弄风云以敛巨额财富的雄心壮志。

秦昭王时期，暗中观察天下大局的吕不韦看准形势，决定将宝压在养成系的幼主身上，在被立为太子的安国君膝下二十多个儿子中，挑中了生母并不受宠的公子异人，作为自己将来要扶持的对象。

这位公子异人当时正身处赵国为人质，吕不韦只身前往赵国面见异人，将自己心中联合受宠但无子的华阳夫人，帮助公子异人选立太子的计划全盘托出，异人被说服，二人达成共识。

吕不韦一路辅佐异人助其成为秦庄襄王，官拜相国，在河南洛阳食邑十万户，更有奴仆万人，比昔日经商风光百倍。再往后，短命的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吕不韦进献的赵姬之子太子政继位为王，前朝老臣吕不韦被尊为相邦。

后来常与太后私通的吕不韦，受到祸乱后宫的嫪毐集团叛乱牵连，嬴政将恼恨已久的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后，又将吕不韦罢免流放，一代商政奇才吕不韦最终落得个饮鸩自尽的惨烈结局。

元末明初富豪沈万三，由盛至衰

常言道：盛极必衰，所谓富不过三代，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的势力达到繁盛的顶峰，若是站在先辈打下的大好河山上的后世，只顾享乐或是不具备经营头脑，再丰厚的家底也会渐渐败落。

在元明之际，盛极一时的江南巨富沈家最终败落，便是很好地印证了这一道理。原籍浙江湖州的沈家在慢慢积攒家财的过程中迁至周庄，到了沈万三这一辈，通过农业垦殖到跻身商业资本致富后把苏州作为主要立业的经商地。

随着沈万三的商业模式越做越大，沈家在整个江南地区都赫赫有名，全盛时期更是到了堪称富可敌国的程度。

导致沈万三领导的沈家走下坡路的一个原因，就是家财何止万贯的沈家太过显眼，不谙财不外露之深意的沈家，因高调的行事作风不仅在民间遭人眼红，还因为豪掷千金帮助朱元璋修长城以及犒赏三军的行为而获罪。

也许在只懂得经商之道的一介平民沈万三的眼中，自己出资出力皆为了讨好国家最高统治者帮助国家发展，他没有意识到行事需有度以及人际交往的分寸感，甚至还在为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豪。

但同样的事情放在统治阶级朱元璋的眼中便变了一番味道，身为一国之主，皇帝的权势威信不容他人染指毫分，在朱元璋的眼中一介平民竟然在犒赏三军一事上冲在了皇帝的前面。

试想皇帝统治全国尚需要军事武装力量的加持，一旦军队信服他人，皇位岂不是离易主之日不远了。细思更是深感仗着财力强大行越俎代庖之事的沈万三是个祸患，便下令将其发配云南。

辉煌一时的沈家就因为家主沈万三的一朝行差踏错而衰败。不过沈万三的轶事及形象却经代代相传，流传至今成为了财富的代表，多地还为其铸像以供人们祭拜。

徽商代表胡雪岩

到了我国近代发展时期，在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本土衍生与外来资本经济与传统小农经济发生大碰撞，涌现出了以晋商、徽商等代表性的商业流派，对近代经济发展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满清王朝统治时期，有一位名叫胡雪岩的人成为了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他亦官亦商，既是官居二品的朝廷命官，又是白手起家的富庶商贾。

胡雪岩的原生家庭并不富裕，他幼时原是安徽地区的一个贫穷放牛娃。少年时期外出闯荡，在商行里做打杂跑腿的活计，机缘巧合之下继承了已故钱庄于掌柜的财富。

颇有经商之才的胡雪岩凭借多年经验用人生的第一桶金，渐渐赚取到了更大的财富。生意越做越大的胡雪岩跟官场上的人有了交情，渐渐担起了代理公库之责；后来胡雪岩不断高升，不仅分号遍地，而且纵横政军二界。

只可惜，在后来外资入侵的商贸大战中受金融危机的席卷，最终落得个家财散尽的惨象，胡雪岩本人也在贫恨交加中郁郁而终。

纵观中国历史上三个最成功的商人，他们无疑都是盛极一时的代表，可到了最后，却往往都是散尽家财，甚至无一得到善终。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个人小家的荣辱与得失在强权政治与国家整体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