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有清一代，官员的工资都很低，不管你是京官还是外放官。例如，知县俸银45两，禄米40石，从顺治入关到宣统退位，工资就基本没有怎么变过，一直都在低位徘徊。
晚清，与一名年入11两的苦力相比，一年俸银90两的知县算是很高了，生活理应相当优越，但是，有些个事实不得不考虑。知县的俸银不光要养活自己，还有一大帮子人需要吃他的喝他的用他的。
八股文的优异者并不一定会做官，衙门的公事繁杂，凭一己之力难以胜任，知县不得不聘请幕僚，专司刑名，会计等工作，这些人就是俗称的“师爷”，师爷以绍兴师爷为冠。
师爷的工资不低，清晚期张謇也做过师爷，其年薪120两。知县是不会雇佣张謇这样的大咖的。
但粗算下来，很一般的师爷，几个相加一年的耗银也会超百两，再加上轿夫，长随等杂役人员的开支，这已超出了知县的薪俸总额。
另外，官员还有一项大的开支，那就是置办官服的费用。清代，朝廷是不配给官服的，顶多给你发两个护着前胸后背的补子和一个遮阳挡雨的顶戴。
另外，皇帝赏赐的礼服，黄马褂什么的，也需要官员自掏腰包。皇帝只是赏穿，只是给你个享用的权力，要真想穿上还得自己出血。
一套官服，雍正时48两上下，到了道光时，飙升至300多两。工资低，开销大，自然就会滋生 *** 。
雍正后，开始推行养廉银，希望以此减轻 *** ，但收效甚微。因为即使加上养廉银，官员收支也是大大的入不敷出。
所以说，想在大清朝为官，又当的滋润还真是一件难事。于是，就产生了众多“灰色收入”，因而也就诞生了不少“肥缺”。
“缺”，雍正年间，广西布政使金鉷奏请将天下州县以“冲、繁、疲、难”四字分级。占三字者为要缺，二字为中缺，只占一字或一字不占者为简缺，这边是“缺”的来源。
例如，吉南赣道下的安吉府被标为“冲繁、疲难”（交通频繁曰冲，行政业务多曰繁，税粮滞纳过多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三字要缺。
这一制度的初衷是为官者能力与官位高低对应，但是在实施中却变了味道，那些轻松而有油水的职位往往被呼之为“肥缺”，一旦出现空缺候补者往往趋之若鹜。
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有关于专以五、六品京官担任的“十大优差”的记载，指“三库、三口、二钱局、二关差”。
三库，银库、缎疋库、颜料库郎中；三口，张家口、杀虎口、山海关税务监督；二钱局，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二关差，坐粮厅监督、崇文门税关委员。
若问哪个是“十大优差”中的最优者，则非“崇文门委员”莫属。其前身是明成化年间设立的崇文门宣课分司，明清两代因漕运繁荣崇文门税关课税数额剧增，于光绪三十二年达到了顶峰，年收税白银90多万两。
崇文门税关设正、副监督各一人，由皇帝指派满洲王公大臣充任。监督下设有奏派（由皇帝指派）正、副委员各一人，堂委（监督自派）、帮办委员两人，组成“务上”，这就是清代的国家税务机关。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作者巴鲁特·崇彝就曾担任帮办委员，“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也就是年入四五千两银子。而崇文门税关的正、副监督年入数万两银子不在话下。
亲历者所言非虚，明清两代，“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成为京城第一关卡。民间素有“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管崇文门”的说法。
“肥差”是千年来官场的病态，为官者不为民做主，只会中饱私囊，终究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压。正如内乡县衙中的楹联所说，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