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作者：张森林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弹指间，我已在《华夏能源报》这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工作了近30年，这是长于斯、成于斯的地方。30年来，岁月沧桑，感慨万千，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写了些断想。
1980年底，我从石炭井一矿保卫科治安干事的岗位调到了当时的《矿工报》，目的是想调到石炭井矿务局宣传部大武口印刷厂搞校对工作。
跟我谈话的是主持宣传部工作的副部长朱玉池，她一见面就说：“小伙子很精干，先给我抄篇文章看看。”我按她的要求抄写了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她看了我的钢笔字后觉得不错，就说：“报纸和印刷厂是一家，你来了，先干点杂活，明年去大武口印刷厂工作。”
就这样，我从一个舞枪弄棒的人变成了跟文字打交道的“文化人”。朱玉池副部长说话果断、做事干练，写一手好看的钢笔字。
1982年3月，朱玉池副部长让我给时任石炭井矿务局党委副书记的李金福写一篇关于“文明礼貌月”的广播动员讲话稿，我冥思苦想了两天，写了一篇3000字的广播动员讲话稿，拿到朱玉池副部长那儿审。
她看完后说：“你小子真笨，写讲话稿哪有跟写新闻稿一样的，找份报纸，看看 *** 关于‘文明礼貌月’的内容是怎么讲的，改头换面，加上矿务局的工作安排、工作内容就可以了。小董（董希明，时任宣传部干事，退休前是原太西集团武保部长），你给他改改。”听了她的话，我才知道初出茅庐的我，的确有很多知识要学习。
时光流逝。转眼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石炭井矿务局召开党代会。
会议快要结束的头一天下午，当时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说：“小张，给赵好修书记写个党代会的总结讲话，重点是党员的‘三个突破’。”我当时还不是党员，这可把我难住了，翻了半天报纸，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
宣传部的领导说：“别找了，给你一份《大参考报》（内参），里面有点内容。”我刚要推辞，部领导说：“时间紧，你就不要推辞了。你写初稿，我来修改，张润发（此人刚调到宣传部，曾任原灵武矿务局工会副主席）给抄一遍。”《大参考报》上有一篇大概四五百字的党员学习心得。
经过整整一晚上的构思、写作，在天快亮时我写成了一篇大约6000字的讲话稿，这位宣传部的领导实在坚持不住了就跟我说：“我不看了，你写完给办公室的邓洪运主任送去，他住招待所一楼拐角的房间。”当时我们都知道，赵好修书记讲话很少照稿子念，他经常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用数字说话。
可能是在年轻人荣誉感和自尊心的驱使下，一夜未眠的我，早晨又赶到了会场，看到赵书记通篇念完这篇讲话时，欣喜之意油然而生，自己写的讲话稿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不久后，邓洪运主任找到我，想要把我借到矿务局办公室帮忙，然后留下来当秘书。
尽管当时年轻，也知道秘书是干部的摇篮，可是我因为热爱新闻事业，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邓主任的好意。
1983年，当时石炭井二矿出了个没有结婚的农村姑娘照顾瘫痪未婚夫的事迹。听说这条新闻线索后，我立即带了一名记者到石炭井红光招待所（当时因为没有住房，工伤后很多职工在招待所吃住及治疗）采访。
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农村姑娘王顺霞和石炭井二矿矿工高金山在老家订了婚，准备结婚时，高金山因工伤导致高位截瘫，王顺霞不顾社会的舆论压力，顶着父母亲朋的劝说与责骂，毅然来到了未婚夫的身边照顾他。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我先后5次到银川，找到治疗过高金山的医生、护士，手中掌握的素材有几万字。当时我住在石炭井红光街的土坯房里，晚上经常停电，我就点着蜡烛写出了这篇感人肺腑的长篇通讯――《爱在心灵深处》的初稿。
后来我把稿子拿到报社，在朱玉池副部长主持的推出王顺霞事迹专题研究会议上，又把稿子通读了一遍，得到了朱玉池副部长和报社几位同仁的充分肯定，她认为这个人物事迹非常典型，有必要把这种高尚的情操进行广泛宣传，但要按报告文学发，她让两位老同志再去修改，加上文学色彩。后来，这篇报告文学被安排在《矿工报》连载，并在《宁夏日报》刊发。
那个年代，采访条件艰苦，跟现在没法比。有一次，我们四五个人坐大客车到乌兰煤矿采访，热情的刘恩祥科长说：“你们写什么，我提供素材。”我们分工时，有写党建的，有写生产的，有采访硕士生的，这时，我都不知道写什么好了，最后我提出来：“夏其胜是劳模，现在怎么样？我们去看看吧。”白天找不到夏其胜，晚上在宣传干事小郭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到了夏其胜的家中，坐在炕头上开始了采访。
采访了一晚上，灵感来了，夏其胜的独生子和父亲一样也当了采煤工，当年父子两人都是先进个人。因此，我回到乌兰煤矿招待所，连夜赶写了《继承父业，独子甘当采煤工；比翼齐飞，父子同登领奖台》这篇稿件，此稿采用的对仗式标题当时被效仿了好几年，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一种标题制作方法。
我在担任《石炭井矿工报》记者部主任时，“中国质量万里行”组织采访团，要我派一名记者去参加采访，我派去了一名年轻的记者。
时任石炭井矿务局的一位领导见到我说：“全区各媒体都派大牌记者参加，你怎么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能跟上别人吗？你去！”听了领导的这番话，我意识到了此次采访的重要性，立即收拾行装奔赴银川。
到了现场后也看到了此次采访团的确是阵容庞大，许多知名记者都参加了采访活动，一辆面包车坐得满满的。采访10天，我采写了8篇稿件，有3篇在《宁夏日报》刊登，其中一篇我采访贺兰山封山育林方面的稿件，那里的负责人介绍了两个小时的封山育林先进事迹，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位负责人说：“多年不见的国家保护动物金雕、盘羊被护林员看到在山林里活动。”
我跟踪采访后撰写了《多年不见的金雕、盘羊回来了》的通讯，当时作为独家新闻在《宁夏日报》头版刊发。
在此次采访活动中，在采写太西煤遭到周边小煤窑私采乱挖时，我深入白芨沟煤矿、大峰露天煤矿等矿区周边的小煤窑，写出了《太西煤遭受空前大劫难》的长篇通讯，被《中国煤炭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并被《中国市场报》《宁夏日报》采用，被《人民日报》内参刊发，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批示宁夏 *** 自治区要着力解决小煤窑私采乱挖问题，对保护太西煤、提供灭火资金起到了积极作用，我本人也因此荣获了“中国质量万里行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据统计，新闻记者的职业被列为世界十大高危职业之一，我们行业报也是如此。记得有一年采访时遇到大雪封山，我和现任报社社长俞太银、记者胡斌等人要到乌兰煤矿、大峰露天煤矿、白芨沟煤矿采访，山里的厂矿不通汽车，我们就坐公共汽车从大武口到石炭井沟口一个叫枣窝站的地方下车，再等从银川发往山里的火车，再从乌兰煤矿、白芨沟煤矿、大峰露天煤矿一拨一拨地下去采访。到了矿里，白芨沟煤矿宣传科的王光龙找了辆客货两用车去接我们，这在当时就算是很高的待遇了。
记者采访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是矿里给安排的份饭，还要交几毛钱的伙食费，白芨沟煤矿宣传科科长说：“就别让记者拿钱了。”有时，矿领导和宣传科的人过意不去，就在饭后个人买上几瓶酒，找个小饭馆，开始“哥俩好”。我虽然不胜酒力，但在这种场合也拿出了“英雄气慨”来。因此，工作多年，虽然不善喝酒，但是会划拳。
有一次，采访白芨沟煤矿采二区副区长马维珍，他当副区长十多年，有多位区长都当了矿长、副矿长，甚至是局领导，而他还是副区长。采访后，我写了篇《伴随红花的绿叶》的通讯。发稿时，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问我，是否有领导安排。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就感觉这个人的事迹还可以，就写了这篇稿件，结果当年马维珍就被提拔为副矿长。
无独有偶。我曾经采访的原石炭井矿务局工程处安装队的一名班长邹管良，他技术好，带领全班年年超额完成队里下达的安装任务。因为邹管良个子小，只有1.6米左右，又是南方人，我就写了《小个子班长和他的钳工班》这篇通讯，在《石炭井矿工报》发表后，又被《宁夏日报》等新闻媒体采用。邹管良当年就被提拔为安装队队长。这两篇稿件发表在一年之内，两个人也是当年得到了提升。是巧合，还是新闻舆论的作用，我不得而知。因此，有人曾说：“想当官，就去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