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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 【行道•道本】二，你有三观可毁么？
▶下期预告： 【行道•道本】四，何谓得道？
不过都是些正确的废话而已...... 辩证法嘛，怎么说都能说圆咯......有时候跟朋友聊聊《道德经》，便也经常会收到这样的评价。这似乎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直观印象，即“道家”是出世的、消极的、柔和（弱）的...... 那自然是没什么“用”了。
延伸阅读（引文）：【“无用之学”未必输给“有用之学”】
要把任何一个东西讲出“实用性”来，只有具有切身的实用价值的东西才会被人接受，其实这正是中国思想史区别于西方的一个显著特征。
大约和诸子百家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古希腊，“哲学”一词从词源上分析就是“爱智之学”，也就是说，这门学问的出发点是对智慧的爱，要满足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并没有什么功利色彩。
最典型的代表或许要算毕达哥拉斯学派（与其说是学派，不如说是一个近乎于宗教组织的团体），他们以为在现世生活里有三种人，正如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来的也有三种人一样——小商小贩是最低等级的一种，其次是运动员，最高的一种是观众。和那些观众一样，最伟大的净化心灵的事业便是无所为而为的学问。只有献身于这种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而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使自己摆脱“生之巨轮”。
中国哲学却是一开始就有着极强的功利性的，“爱智”是次要的，宗教性也是次要的，问题是谁都看见世界乱了，诸子百家莫不是针对社会问题开出各自的药方，也都希望能够药到病除。即便汉末道教兴起，与其说它是成仙出世的一种宗教，不如说它是社会批判的一种思潮，其关注的焦点不是天上，而是要在人间建立一个太平乌托邦。运动失败了，也就被打成邪教了。
至于学者们，一直到唐宋以后还是大谈学以致用、文以载道、不为无益之学云云， 归根结蒂就是三个字：实用性。
源头各别，后果迥异。
这个区别及其影响，我们在自然科学领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无用之学催生了基础科学，有用之学却只在技术的范畴里打转，这或许就是解决“李约瑟难题”的一个思路。
斤斤于无用之学，却终于有了大用；斤斤于有用之学，却终于落在了无用之学的后面，这倒正是《老子》辩证法的绝妙写照。而在中国的哲学流派中，唯有道家是真正有着对“智慧”本身的追求的。不过我今天并不打算讨论“形而上”的有用还是无用，而是准备梳理一下道家的历史源流，从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厉害的历史人物。
事实摆出来，你就知道道家到底牛不牛逼，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废话”了。
“道”这个词大概可以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本源。无论道、法、儒、墨、兵，无不讲一个“道”字。最终只不过是大家对“道”的理解有差异罢了。
我们都知道，“老子”是周朝国家图书档案馆馆长，所谓道家思想集大成者。这也就是说，在老子之前，已经有一些道家思想的雏形了，最典型的，就是《易经》。另外有人说《金人铭》有很多《道德经》中的语句，不过我觉得这个更像是一些金句摘录，真正的源头可能在上古一些已经散佚的典籍中——所谓“金人铭”，就是刻在大殿左侧台阶边的铜人背面的句子，以表明某种心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微信签名，也是“座右铭”这个词的由来。这些都是理论来源。
我们说道家是实践的学问，所以光有理论是不够的，而在实践方面集大成者，首推管夷吾（管仲），其实践甚至远早于《道德经》的出现，使得齐国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春秋首届盟主，甚至可以说，正是其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推动了道家思想的成型。总体来说，管仲的那套东西偏于黄老，而《管子》这本书则基本可以认定是后世的黄老学派托其名所做。
管子之后，就数老子，所谓“集大成者”，可以认为他所阐述的是一种“中道”，即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老子大家谈得多，就不赘述了。
辛计然，据说是老子的弟子之一，这个人可能不是太有名，虽然是谋士，不过主要还是归隐，也经商。但他的徒弟，范蠡，相信没有中国人不知道吧？所谓“计然七策”，据说范蠡只用了其中五策，就帮助越国平定了吴国，急流勇退后做陶朱公经商也能发财。
其实老子之后的道家发展已经开始出现了分野，即所谓“黄老学派”和“老庄学派”，也就是“相对激进的入世的左派”和“相对保守的出世的右派”。
很多人一说到道家就喜欢说“出世”，其实真正的“中道”并不讲出世还是入世，看的是时势，该入世的时候就入世，该出世的时候就出世，一切“顺应自然”、力求“进退自如”，而不是给自己划定一个框框，那其实已经偏离了基本的“中道”了。
不过人都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中道”，其实没有人能完全做到。而这种分野，可以认为是源自于对群体大众的一种态度——道家思想作为一种比较深奥的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又没有形成系统性理论（即便有了系统理论其实差别也不大），那么只有文化水平比较高、悟性和洞察力比较强的人才能有所领悟，这导致其必然只能在很小众的圈子里面流传。
也就是说，虽然道家思想者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运行的本质，但当面对群体大众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不被理解”的状态，更有甚者，就不仅仅是理解沟通上的效率问题，而是人身安全问题——这个读一读勒庞的《乌合之众》笔下的法国大革命、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还有最近几年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闹剧，就有直观感受了。群体对于少数派的排挤和攻击几乎是一种动物天性，在社会的大潮流中高举理性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了脑袋。
闭嘴！我们在讨论民主和言论自由。呵呵哒。
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算是明白了这个道理：不要试图去跟人讲道理。尤其是面对一个群体的时候。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是靠利益、欲望和情绪驱动的。真正能静下心来听你讲道理的，要么跟你关系极近，要么是圣人（最少最少最少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这大概也是老子要骑牛出关的一个原因吧，说白了，就是不想跟你们这些人掰扯了，“老子”我自己一个人逍遥去。如果不是被尹喜拦下了，也就没《道德经》什么事了。在经文中，老子（及其追随者）其实已经谈到了这种心境：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儡儡（[lěi] 羸弱）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
我独异於人，而贵食母。
——《道德经》第二十章大家都是很精明很满足（昭昭、察察、熙熙）的样子，只有我显得很傻很天真（沌沌、昏昏、闷闷）而顽固不化（独顽且鄙）啊......大家都热衷于事物的表象，锦衣、美食、感官享受...只有我执着于事物的本质和意义......这是怎样一种孤寂的心境啊？“诚寂寥，难堪也”（语出《神雕侠侣》剑魔石刻）
那么面对这种“误解”，一种选择就是归隐，不管是归于林还是隐于市，所谓「和其光，同其尘」，“独善其身”，这就走向“老庄学派”这一脉的发展，总体是趋向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因为大多是隐士，所以出名的人物不多，比较著名的就是杨朱和庄周了。总体来说，老庄学派在先秦时期影响力并不特别大，可能追随者众，“天下学说，不归于杨朱则归于墨翟”，但实际影响力并没有另一派“黄老学派”大。要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成为主流，即魏晋玄学和禅宗的兴起。
而“黄老学派”对这种误解，则采取了一种相对更积极的“顺应”的态度——所谓“乌合之众”，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性的弱点，这种弱点本身是天道的一部分，正是透过这种弱点，群体情绪和行为才会出现极端化的不确定性：极端的两极即是阴阳，不确定性即是混沌，这两个都是道家的基本概念。而既然有弱点，就可以利用，结合道家的阴阳趋势变化、混沌无为的规律，这就形成了最基本的谋略法则，可以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金融等领域。事实上，今天我们说“价值投资”就是道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对人性弱点的利用。这种谋略，基本采取幕后规划的手段，故也可称之为一种“阴谋”，所谓“臣不密则失其身，君不密则失其国”，曾国藩也曾说道：“利可共而不可独，谋可寡而不可众”，是一样的道理。
上面说的辛计然、范蠡等人，就可以说是“黄老学派”的肇始。此时这种“利用”还主要是被动利用，目的上也还是比较纯良的，在政治经济上来说，主要还是“强国富民”，如管仲的那套（虽然也会对别国耍些外交手段）。总体来说，管、辛、范等人的法则，还是非常接近于“中道”的，尤其是辛计然、范蠡，有积极的入世，也有急流勇退的出世，知道适时的进和退。
不过既然谋略这么有用，那自然也就会被统治阶级和更多有抱负的士人注意到，比如稷下学宫，就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个官方学术组织，极大的发展了黄老学派；又比如孙武，可以看到《孙子兵法》大量的法则都符合道家思想，包括先秦时期其他大量兵家著作，如《六韬》《三略》《尉缭子》《军谶》等都是如此，兵家源于道家，是没有疑问的；还有如 鬼谷子、苏秦、张仪的纵横术，也就是外交博弈等......
但是这个阶段的黄老思想也越发的激进和偏左了，也就是说，开始主动的利用那些人性弱点以达到特定的战略目标——亦即，开始剥离目的（也就是“三观”），更多的取其方法，不讲原则，只讲手段。比如《孙子兵法》就是一部典型的方法论（当然《孙子兵法》立意的原则还是反战、不战的，符合道家的三观，只不过不是其强调的内容）。
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滑落，便是鬼谷子的纵横术（博弈），权谋阴谋（如汉朝开国功臣陈平）、以及更加极端的法家了：慎到、申不害是从黄老到法家承前启后的人物，法家源出于道家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如韩非的《喻老》就有明确说明。但法家完全剥离了原有的目的，将道家的方法论与王霸结合起来，变王道为霸道，成为了完全的阴谋权谋术、成为了用严刑峻法控制人的暴力手段，投机取巧、功利主义，这实际上就走向了道家的反面，大概这本身也反映了道家「反者道之动」的阴阳运动和辩证规律吧。所以，可以认为：
法家是道家黑化的结果！是一种走极端的思维，已经走向了道家的反面。
但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比如吴起，也是战国变法的重要人物，才能卓著是不假，但他为了自己的抱负，亲手杀了自己齐国的妻儿以换取鲁君信任，所谓杀妻求将，真是心狠手辣，后又投奔魏国，主持变法，原本已颇有所成，但又因为与魏君之间的猜忌而逃到楚国，最后在楚国政变中被乱箭射死。其他如李悝、商鞅、韩非、李斯就不用说了，都是非正常死亡，而且都是死于自己制定的法条，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这里为商鞅说几句话。商鞅面见秦孝公三次，前面两次提出的主张其实就是帝道王道，但是秦君完全不感冒，甚至怀疑商鞅是不是水货，因为王道见效太慢，作为职业经理人，第三次商鞅只好提出了取巧走捷径的霸道而被全面采纳。商鞅心中是知道理想境界的，只是现实无奈只好妥协，其实也是另一种“不被理解”的无奈，否则也只能归隐了。然而我们最终评价一个人也只能是论迹不论心，把他归入法家的黑。其实到今天的现实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都只相信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都希望投机取巧、立竿见影，恨不能立马暴赚，愿意老老实实按规律办事，慢慢去积累实力的人，凤毛麟角。
而实行了变法的国家，包括秦国，也都是盛极一时，很快湮灭。法家就是走极端的做法，最后也难免遭“反噬”，从这点来看，又再次印证了道家「反者道之动」的规律，反了再反，负负得正。
得正的结果，就是汉初的黄老学派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时主流学说，并广泛运用于政治和经济管理，代表人物，如张良、萧何、曹参、陈平、汉文帝、汉景帝、窦太后、窦婴等...... 这些名字，不用多说，相信大家应该都认得。这个时期，政策上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治清平，国民经济长足发展，特别是放开管制搞一定的市场自由经济，从秦末的凋敝萧条中迅速恢复到一个盛世的水平。这其实又与当年管仲治齐颇为类似了。
此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黄老学派乃至整个道家学说都受到极大打击，主流开始渐渐向道教、魏晋玄学和禅宗等“出世”方向发展，但另一部分则开始融入到中国的文化基因当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血液。所以后世常说“外儒内法”、“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初期，经历战乱之后急需休整，则基本都是搬出汉初黄老那套“休养生息”的套路，恢复生产，实行比较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如唐初、宋初，而一旦情况好转，就又开始搞“外儒内法”那套，企图控制下层民众思想、改市场经济为国有经济（如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等）。所以又有一种说法：“治世道家，乱世佛家，由治到乱是儒家”。想想还真是。其中北宋初期几任君主，都可以说是奉行“黄老”比较成功的（外儒内黄），而且也比较接近“中道”，使得宋朝达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以致中外很多学者认为宋朝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近现代文明的门槛（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这大概也得益于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出生在平和的中产之家，跟出身贵族的李世民和出生贫农的朱八八都不同，直到宋神宗赵顼任用王安石变法，才算是彻底掰弯走了儒家的路子（主要问题还是极端）。
而说到乱世，一般乱世确实都是宗教力量大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佛教，“万法皆空”的避世，正是离乱之人最迫切的心理需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元末，佛教都大力发展，以致于到唐朝的韩愈要贬佛反佛、后周世宗柴荣为了恢复人口和生产也大量拆毁佛寺强制僧尼还俗，而至于朱重八的故事就更不用说了。
而这其中有一条线索，就是从魏晋玄学到禅宗的兴起。魏晋玄学已经出世出到流于清谈了（就是不干实事啦净整一些玄妙的理论啦），代表人物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而禅宗虽然批着佛教的外衣，但其思想内核却根本是“老庄”，当然，她比原本的“老庄”思想要远为偏右，也就是更为偏向“出世”这一头。事实上，早期佛教为了在中国传播，就大量借用了道家、道教当中的术语和概念，否则根本没法翻译，在有强大本土文化的中华地区也根本无法传播。禅宗集大成者当属六祖慧能。汤姆士默顿（Thomas Merton）先生曾极有见地地说：“唐代的禅师才是真正继承了庄子思想影响的人。”
但是这种“消极避世”甚或“虚无主义”，又显得过于没有追求了——这样修炼，好比修成一棵千年大树，是可以活得更安全更长久，但作为人的生命意义和热情呢？这就像是一种“钝化”。尊严和自由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下限，而意义决定了生命的上限，一味的出世，最多也就能保住下限而已。（其实也未必能够，因为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较低）
所以可以认为：魏晋玄学和禅宗是道家钝化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走向了中道的反面，至少是走偏了。
而道教多少也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源的，具体的过程就不在赘述了，因为作为一个宗教，道教的影响力并不是特别大。从分类上来说，道教总体偏向出世的这一端。不过有一点，就是但凡 *** 的王朝，对于帝王，也都会将道教作为国教，即唐、宋、明。
说到帝王，就还有道家手段的一个运用处，即帝王术，即一种权谋权术手段，用以进行权力的平衡和稳固，有点近于法家，可以认为是一种道家灰化的形态。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宋朝的制度典型的如宋真宗和宋仁宗、明朝的嘉靖和万历。
现在一说起明朝帝王，基本上都要扣个昏君帽子，什么几十年不上朝blablabla......之类的，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人家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构还能照常运转，这不正是近于道家“无为”的一种境界么？而且万历虽然不上朝，但并不是完全不管政事，只不过没有按儒家君子的规定坐在他们指定的办公室里罢了，要件急件都是第一时间批的，否则儒家那帮迂腐君子每天打嘴仗的折子都要批阅的话，那还不得累死啊，明孝宗朱佑樘不就是例子么？一个明君的称号就被累得往死里整，这不正是曹操说的“务虚名而处实祸”么？
而万历对朱元璋遗留下来的明朝蹩脚的税制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通过手下的太监收取海贸的商业税、手工矿山的工业税，甚至还规定只要给钱就能穿高阶级颜色的衣服如黄色，这些措施极大的改善了中央 *** 的财政状况，这才能支撑起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只不过收上来的工商税没有放在户部而是自己的内库了，但是减小了户部的压力，而且三大征都是从内库出的钱，户部可是一分钱都没出），其中就包括爱国青年们津津乐道的“抗日援朝”。而此后明朝的灭亡，也恰恰是在万历死后，东林党（迂腐的儒家）撤换万历指定的熊廷弼开始（当然熊廷弼也有不小的性格缺陷，不过万历能容但东林党不能容），加上孙承宗等人（东林党人）错误的关宁锦防线的战略，导致明朝大量的财政虚耗在辽东，最后年轻气盛的崇祯听信东林党的建议废除万历的工商税，致使旱灾蝗灾起来的时候 *** 根本无力赈济，民变迭生，明朝腹背受敌，仅靠微薄的农业税支撑辽饷剿饷，陷入恶性循环，最后轰然倒塌......这些至少说明，万历还是很会玩的，如果延续他那套政策，明朝实无大碍。现在一些专家，动辄把明灭责任的帽子扣在万历头上，这都是文科生逻辑能力欠缺的表现，不能客观的去评价人和事。
此外，虽然道家已然成为隐学，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时不时有一些杰出卓越之士，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有所成就，比如陶渊明、冯道、刘伯温、姚广孝（明成祖朱棣第一谋士）、王阳明、曾国藩等，这些名字都耳熟能详。这就好比是一些隐性基因，不显露出来，却在持续发生作用。
特别说一下冯道这个人，虽然宋朝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斥之为“十姓家奴”，说他没有原则，不知廉耻，但实际上他通过各种努力，多次挽救了中原百姓免于屠戮，对战争中掠夺来的下面献上的女性他也尽力寻找其家人父母尽力安置，在战乱年代也堪修保存了大量的典籍，“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这是真正的大悲大悯，真正的「上德若谷，质真若渝」，又岂是生在太平盛世说得轻巧的欧阳修等人那点道行可比的？
而曾国藩读《道德经》而悟，这是有记载的。早年他奉行儒家那一套，可以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太平天国起来后回湘组织团练，搞的却是法家那套，得了个“曾剃头”的名号，结果也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直到跟皇帝撂挑子回家丁忧一年多，读通了《道德经》，再出山，就已经是气象全新了。他后面为人处世、用兵战略，也完完全全就是道家这套东西，比如“结硬寨，打呆仗”，根本就是“大巧若拙”的翻版。
相对的，王阳明则是集儒、释、道三家而合“心学”，而他的“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要义，讲的不就是道家“顺应”的法则么？也还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他“狡诈专兵”的名号，从儒、释的思想中是找不到根源的。此外，“心即理”中的“理”，跟“道”在概念上有类似之处，而“心”、“致良知”则与禅宗“明心见性”的内核一脉相承，又跟“老庄”有所关联了。
以上也确实可以看到，每当乱世的时候，就有道家出来收拾残局，一个时代开局的基础，也基本是道家所奠定的。所以才有前面的说法：“治世道家，乱世佛家，由治到乱是儒家”、“道家，乱世下山救世，盛世闭关修行。佛教，乱世封山避世，盛世开山迎香火”。
而道家另一条“日用而不知”的融入线索，就是“专业道”， 现在的话叫“工匠精神”、“专业素质”，其实就是在一个专业领域的范畴内，努力达到极深的造诣，并且是在将道家的思想糅合进去的基础上。比如多年前刚参加工作时，读的两本关于计算机编程思想的书，是两位国外顶级的大师写的，《The Pragmatic Programmer：程序员修炼之道》和《The Art of Unix Programming：UNIX编程艺术》，前者在探讨模块复用的时候，谈及《道德经》中的「无为」，强调“不要重复发明轮子”；后者在全书结尾编了几个像禅宗的小故事，用来形象的说明书中阐述的道理。可见即便是纯科技的东西，也一样有“道”在，而且我之前在《知行合一》篇中也说过，“道”也并非中国人专利，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和运用“道”。
在历史上，这样的“专业道”精神俯拾皆是。比如在医学、化学和科学方面，有张衡、葛洪、孙思邈等人，《黄帝内经》等典籍；武术方面，张三丰、李小龙是比较典型的，李小龙说的“功夫与水的哲学”，与道家「上善若水」和兵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根本就是如出一辙，也与遵循道家哲学的“太极”同理，他大学专业就是哲学，对老子、易经、禅宗都有研究。
此外应该说，“专业道”的精神在日本反倒是得到了更好的传承。日本不是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中华文化中“道”的本质对日本的影响就显然更为显著，从大量诸如“剑道”、“茶道”、“花道”、“柔道”、“合气道”......等名字上就能看出来，尤其是宫本武藏剑道中对于“空”的理解，就非常接近于道家的“无”。在一个很小的专业领域内不断的去体悟更深的“道”理，虽然是有点过于细致琐碎而忽略了对宏观大局的体验，但也不失为“在方寸之间力求做到深不见底”，也算是别具一格吧。
此外，目前国内很多做价值投资比较出色的人，也是《道德经》的拥趸，也算是“专业道”的一个应用吧。整体来说，专业道还是比较接近于“中道”精神的。
道家走出国门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对近代德国的哲学的影响，其中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卡尔•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最为典型。其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影响了“伟大导师”，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在学的马哲里面的辩证法，也就是个出口转内销的东西。而且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上德国人一贯的严谨作风，实际上使得这种辩证法有点过于机械，缺少了一点自然有机的灵动。而卡尔•荣格通过东方哲学重新思考了人格内核精神，并受阴阳思想的影响，领悟到人格性格中的内外向特质与能量获取方式的关系，颠覆了他的老师弗洛伊德的很多错误观念，开辟了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参考：西方的道家 荣格）
时间来到现代，能称得上道家人物的不多。除了前面说的李小龙的功夫思想外，我觉得当属马云“马道长”了，马云对道家和太极文化的推崇是人尽皆知的，抛开阿里变态的KPI和996不说，在实践上，他的领导力管理、对市场趋势动向和时机的把握，真的可以算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阿里巴巴这十几年来的发展，也可说得上是“所向披靡”！总体上，我认为马道长的这套也还是类似“黄老”的东西，并更多的取其手段而用，但想来应该主要还是他自己悟出来的吧。
总之呢，看了古今中外这么多道家人物，最终我们还是要主张讲“中道”，就是既要讲原则，也要讲手段，凡事别走极端，知道适时的进和退。虽然由于人的局限性，没有人能完全做到“中道”，但保持在中间的一个误差范围内摇摆，也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状态了。
最后，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来回应那些“正确的废话”的言论，与前面“寂寥之情”遥相呼应——你们说的这个，老子们早就想到了，他们早已看穿了一切：
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道德经》第四十三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德经》第七十章下面我大体按时间顺序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典籍编成一览表格。本来还想画张关系图的，不过画图太麻烦，这一篇已经写了很久了（要查的资料挺多），图以后有空再补上吧。这其中的人物，都是明确的道家或者受道家影响的人物。而其实还有很多人，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受道家影响，但其行为所遵循的其实就是道家的原理，所谓“不要看他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嘛，比如邓公当年所推行的“改革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