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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刑事拘留了可以保释出来吗(保释出来了还用判刑完被拘留吗)

他是一位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青年,原名Sidney Rittenberg。他只想在中国待一段时间,接到复员命令就回家。没想到,为了一个中国女孩,他在中国生活了35年。当他离开的时候,已年近花甲。他是第二个加入中国 *** 的美国人,两次入狱,前后坐了16年牢。他的中国名字,叫李敦白。

李敦白最著名的照片,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李敦白签名

一、为了李木仙

“我本无意待在中国。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李敦白回忆初到昆明时的心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加入美国陆军。由于具有语言天赋,部队安排他学日语。他不想去日本,害怕会常驻海外。他强烈要求学习中文,这样“战争一结束就能马上回国”。

1945年9月,24岁的李敦白从印度飞来昆明。这时他还叫里滕伯格(Rittenberg的音译)。一个昆明书店老板帮他取了“李敦白”这个中国名字。这是在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上一个“敦”字,表示厚道正直,并与他本名谐音,他很喜欢。他的职务,是美军军法处赔偿部中文专员,负责美国大兵闯祸后给他们“擦 *** ”。他办理第一个案子,就让他动了留在中国的心思。为了此案的主角,一个中国女孩。

这不是一个浪漫的故事。相反,这是一段沉痛的历史!

女孩名叫李木仙。李木仙死的时候,年仅12岁。李敦白从未见过这个女孩,他只是负责处理一起车祸赔偿的。案情很简单:一个美国空军军士,彻夜狂欢后宿醉未醒,驾驶一辆美国军用卡车回营地;途经昆明城中一条小巷时,军士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踢毽子;他想找找乐子,试一试能够离这个女孩多近时刹住车;结果,踢着毽子的李木仙,无辜地被这个美国大兵撞死了。

昆明街头的黄包车

李木仙的父亲是个拉黄包车的车夫,每天拉12个小时,赚的钱只够家人吃个半饱。李木仙的妈妈亲眼看着女儿被车撞死,事故发生后,她再没说过话,几个月后,她也死了。家破人亡的李车夫,拿到了女儿的死亡赔偿金——26美元。

李敦白认为这个数字是搞错了,不久前一位商人的马被军车撞死,赔了150美元。理赔官告诉他:没错,赔偿是按死者对家庭的贡献多少、和丧葬费的多少确定的,李木仙是个不能赚钱养家的小女孩,而且孩子的棺材价钱通常只要大人的一半。

拿到26美元赔偿金的李车夫当天下午来军营找李敦白。他不是来扯皮的。相反,他把一个破纸糊成的信封递给李敦白,里面有6美元。这是“规矩”——他“很认命地把赔偿金分给每一个促成赔偿的官员”,包括保长、甲长。也包括李敦白。

悲剧让李敦白义愤填膺,他想留下来,帮助众多像李木仙一样生活悲惨的人……

二、更多的李木仙

中国民众的苦难激起了李敦白的同情心。他经常在昆明街头购买报纸,包括藏在报童口袋最底层的《新华日报》。虽然这张 *** 的报纸纸张单薄得像草纸,油墨也很暗淡,李敦白仍然看得津津有味。他的倾向引起了 *** 昆明地下党的注意。一次,一个报童在他耳边悄悄说:“你想不想见一见办这张报纸的人?”

从此,李敦白和中国 *** 人交上了朋友。年底美军撤回印度,他改变了急于回国的想法,要求留在中国。他来到上海,与 *** 地下组织接上联系,并认识了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等人。李敦白成了 *** 的同路人。他接到复员的命令后,廖梦醒鼓励他留下来:“你可以帮助我们的党,留在中国,到延安去!”宋庆龄则写了一张条子,李敦白拿着条子,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观察员。

视察救济情况时的所见所闻,使李敦白进一步坚定了留在中国、到延安去的决心。1946年,南方发生大饥荒,他奉命去旱灾最严重的湖南视察灾情。途中列车上的救济面粉一夜之间不翼而飞,让李敦白十分不解。列车长说:“别担心,面粉在另一列火车上。”事后李敦白才知道,面粉在岳阳被卸车,运到 *** 后勤署仓库,接着被运往香港和东南亚,在那里天价卖出,甚至又被捐出这些粮食的救济机构高价买回,再次进入救济渠道。

1946年旱灾中的湖南难民,美国著名摄影家阿瑟·罗斯坦拍摄

*** 让李敦白出离愤怒,眼前的惨景更让他触目惊心。到达衡阳以南,一路上,数以万计的饥民在逃难,“男人们佝偻着身体挑着扁担,女人们驼着背负着小孩……缠着小脚的老妪痛苦地拖着脚步。”“不知他们往何处去,也不知他们期盼找到什么。”“放眼望去,饿殍遍野,终日里眼前都是死尸。”见此惨状,同行的美国海军军官崩溃了,他在吉普车上放声大哭:“我要回上海!让我走!”

他们到达零陵,住进一座修道院,晚餐享用着红酒鸡肉牛奶,还有涂满果酱、又厚又香的面包。当修道院院长得意地带着李敦白参观谷仓时,他惊异地看到,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正用脚踏石磨碾磨面粉,以供传教士烘焙面包;墙角还蹲着两个小姑娘,等着换班接替。院长解释道:她们的父母是耕种教堂土地的佃户,欠了教堂的钱,把女儿押在这儿做工抵债。

她们,不就是另一些李木仙吗?

三、从厕所里获得重要情报

完成对湖南的视察后,李敦白又被派往大别山区视察。在这里,他与 *** 、王震相识,成了好朋友。这时, *** 率领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6万多官兵,处境十分危急。他们被围困在宣化店附近狭窄的地域,随时面临被 *** 攻击的危险。作为局外人的李敦白,跟许多人一样,相信美国的“调处”能够平息国共战争,给中国带来和平。

1946年5月8日,周恩来和“停战协议小组”的 *** 方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瑞德来到宣化店,举行调处会议。李敦白本来要出门迎接的,但突然内急,进了厕所。当他从厕所出来,正好遇到身着准将军服的白瑞德来上厕所。李敦白向白瑞德自我介绍说:“我是联合国救济署观察员,是这里唯一的美国人。”白瑞德同情地点点头。李敦白接着说:“我很想知道这里将会发生什么,我是应该尽快离开,还是运进更多救济物资?”白瑞德愣了一下,忍不住向他的同胞吐露实情:“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 *** 军在这里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

中间为美方代表白瑞德准将,左二就是耿飚

一席话让李敦白惊呆在当场。他这才明白,所谓和谈,只不过是向 *** 军队进攻的掩护和烟幕。他的朋友—— *** 、王震,面临着巨大的危险。美国和 *** ,不但在欺骗中国人民,而且也是在欺骗美国人民!

当晚,调处小组在宣化店一所大房子举行会议,李敦白应邀参加,远远地坐在后面。会上,他不禁为 *** 和周恩来的精彩发言鼓掌。会议结束后,他在路上遇到周恩来和 *** 。 *** 向周恩来介绍:“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周恩来同李敦白握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很热烈,但这样做不够明智,你应该更加谨慎。”在昏暗的会场,周恩来不但注意到了他,并且设身处地关怀素未谋面的他,让李敦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想做更多的贡献。”李敦白向周恩来和 *** 报告了白瑞德的每一句话,并加上自己的理解。 *** 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李敦白心想。

其实,对于 *** 将要发动全面内战的情况, *** 心知肚明。形势危急,党中央和中原局电文往来十分频繁。据《 *** 年谱》记载,仅5月1日一天,毛主席就三次致电中原局:“ *** 有五月五日至九日围歼你们的计划,你们应在五月五日前完成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你们应立即准备突围,以最大决心,坚决奋斗,团结一致,才能克服困难,战胜危险。”

*** 当然不可能向李敦白吐露这些,所以对李敦白的重要“情报”回以沉默。但对李敦白的好意,他无疑是心领了。后来在延安, *** 和王震,成为李敦白加入中国 *** 的入党介绍人。

四、延安的舞会

联合国救济署的领导要求李敦白修改他的观察报告,让内容更“技巧”一些。李敦白愤怒地拒绝了。他即将回美国,廖梦醒和宋庆龄劝他:你即使要离开中国,走之前不妨去向周恩来告别。李敦白来到南京梅园,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青年李敦白

李敦白听从了周恩来的奉劝,辗转张家口,于1946年10月19日到达延安。这是一个周末,他在当天晚上的舞会上见到了毛主席。李敦白来到舞池中央,毛主席与他握手:“我们很高兴地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工作。你会发现延安的生活非常简朴。”李敦白回答:“我无所谓。”毛主席赞扬道:“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学英文,但对我来说太难了。”

他们正聊着,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走进舞厅,站在门口脱军大衣。毛主席站起身来迎接,口中说道:“哈,朱老总来了。”朱德走过来,坐在李敦白身边,开玩笑说:“你身上有虱子没有?要是没长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

第二天,毛主席和他的老师徐特立来接李敦白,送他去他的窑洞。他们坐上延安仅有的两辆吉普车之一,徐老坐前座,毛主席和李敦白坐在后座。车很小,后座狭窄,毛主席必须屈着膝盖,顶着肚子。李敦白写道:“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失威仪。”“毛主席转过身子对着我,仿佛面对一屋子听众。他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只有在你怕他们时才可怕。’”

李敦白开始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他的任务是对英语广播稿作文字修改和润饰。这是他梦想的工作,他如鱼得水,生活中充满了友情和欢乐。他加入了中国 *** 。对于外国人入党,有一个特殊要求,就是必须得到中央五大书记的一致批准。在他之前,只有一个美国人入党,那就是马海德。

五、扑克游戏

百年之前,流行一种扑克牌玩法——“五百分”。这个游戏适合2—6个人玩,跟桥牌类似。1947年元旦晚会上,李敦白有幸同几位如雷贯耳的人“同场竞技”,他们是:毛主席、 *** 、朱德、周恩来、斯特朗。

与毛主席轻松座谈

朱德打牌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他口中念念有词,当桌上出现一张不利的牌时,他就大呼:“哈,我就知道它要来!”当他赢下一局,总是把牌高高举起,往桌上一甩,高兴地喊:“哈,我赢了!”

毛主席与朱德相反,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仔细观察自己的牌,不断地盘算牌型的分布和几率,神情关注,动作优雅。斯特朗说:“毛主席玩起牌来就像是一个哲学家。”赢了之后,他总是不动声色地将牌理成弧形,静静地摆在桌面上。

*** 玩牌跟平时一样严肃、认真,紧绷着脸,不时紧张地清一清喉咙。周恩来在桌边保持着翩翩风度,看看这个人的脸,又看看那个人的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赢了时,他就叹口气,说:“唉,我只能这样了。”然后把牌整齐地放倒在桌上。

六、洋人娶亲

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有序撤离。李敦白也跟随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转战陕北。

这个过程中,李敦白丢脸极了。他一听到飞机来扔炸弹,就吓得浑身颤抖,然后丢下队伍,撒腿就跑。连一向脾气很好的廖承志也为他头疼不已。同志们奉劝李敦白:作为一名中国 *** 员,要视死如归,你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要控制自己。

李敦白在轰炸面前恰恰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恐惧、张皇,不由自主。后来连老乡都知道他这德行,只要听到飞机引擎声,总能看见李敦白奔向山坡躲避。他们见怪不怪地说:“老李又跑了。”

魏琳

广播电台转移到了太行山区。在这里,李敦白收获了爱情。女方名叫魏琳,他们在张家口工作时有过工作交集,互生好感。现在魏琳调来电台当播音员,二人又成了同事。在李敦白的追求下,1947年10月,两人成婚。廖承志送来一幅漫画,画着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垂涎欲滴的样子。画上还有两行题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正当一切似乎都那么幸福美满时,一张无情之网,正向李敦白撒来。他将要面临一场严峻的人性、党性考验!

七、突然被捕

1949年2月的一天,李敦白接到通知,叫他马上到廖承志那里去。李敦白来到廖承志的宿舍,廖承志拿着一纸手令,对李敦白说:“你被派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半小时内有人会来接你,快去把你的行李收拾好。”说着把手里的文件递给李敦白看,上面是组织部的调令。任务紧急,李敦白没有时间跟妻子魏琳道别,他简单收拾起行李,匆匆留下一张纸条:“我们很快会在北平重逢。”

廖承志

李敦白回到廖承志的办公室,等着人来接他。这时廖承志的秘书进来,拿着一份苏联塔斯社的通讯电报。秘书用颤抖的声音念出电文:“恶名彰昭的美国间谍,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廖承志失声惊呼:“真的吗?这有可能吗?”

斯特朗因采访毛主席而声名远扬。1946年8月下旬,毛主席在斯特朗采访中发出那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样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怎么会是间谍?李敦白惊呆了。李敦白与斯特朗有着较深的关系。早在美国斯坦福学习中文时,李敦白就听过斯特朗的讲课;在张家口时,他和她关系融洽。斯特朗打算写毛主席的传记,她还打算写一本权威的中国革命史。斯特朗邀请李敦白一起写作这两本书,李敦白答应了。斯特朗来到延安后,廖承志特别派李敦白去帮助和照顾她,因为斯特朗脾气火爆,嘴巴刻薄,只有李敦白才能让她安静下来。他们的友谊如此深厚,人尽皆知。如今斯特朗被捕,对于李敦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来不及多想,一个士兵进入廖承志的房间,报告来接李敦白的吉普车已经等在外面。廖承志把手搭在李敦白肩上,一起走出来,意味深长地说:“不要担心,小洋鬼子(廖承志对李敦白的昵称),每件事到最后都会水落石出的……”李敦白还没有时间去担心。他看到车上坐着自己熟悉的著名的领袖翻译,心里高兴地想:这一路不会寂寞。

车上还有一个军人,大概是中尉级别。车开出没多远,“中尉”说自己忘带热水瓶了,必须开回去取。车子回到一座屋子前,“翻译”和“中尉”进了屋,招呼李敦白进去休息。李敦白进去不过两分钟,一位拄着拐杖、看上去饱经沧桑的保卫干部走了进来。他目光如炬,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对李敦白说:“我奉命逮捕你,你接受美帝指示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李敦白和斯特朗几乎同时被捕。无疑,李敦白的被捕是受斯特朗牵连,但斯特朗为何被捕呢?从历史档案中可以找到文字上的现成答案,但我们不妨细察历史的蛛丝马迹,去探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八、不明原因的被捕和 ***

李敦白陷入了无尽黑暗之中。他检讨自己在延安时的风流韵事,检讨自己敌机飞来时丢脸的逃跑行为。但这不是重点,审讯员要他承认是间谍,是特务。李敦白没法说出任何事实。他坦白与斯特朗的交往历史,却被认为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甚至索性承认自己就是间谍,但他无法编造出哪怕一个联络人和一条情报传递渠道。这是一个无解的结,他只能接受一轮又一轮的严厉审问,一年又一年的长久关押。他多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他撑了下来。他把坐牢当作党对自己的考验,相信组织会还他清白。有一次他坚定地对审讯员说:“不论我会关多久,如果我死在这里,你们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看,丝丝毫毫都是红色的!”

1953年初,他从报纸上看到新闻,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他丝毫没有把这些讯息与自己的遭遇联系起来。又过了一年多,他终于走出监狱大门。多年以后,中国同志告诉他:你的被捕是来自苏联的命令,与同一时间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有关。

年轻时的斯特朗

斯特朗被当成间谍被捕,关押5天后被驱逐出苏联。她自始至终不明白原因。6年后苏联撤销对她的指控,为什么 *** ?苏联人同样讳莫如深。据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俄国人1949年为什么逮捕我?它可能与中国的关系》一书中自己推测,可能跟她写作出版《 *** 的思想》等一系列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 *** 的书籍有关。她在这些著作中强调:“中国革命照抄外国想法和外国模式时,总是不断失败,而只当中国 *** 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领导,革命才得以开始成功。”这无疑是真理,但在当时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确,这么说在东欧可能已经使人感到像是在宣扬一种独立性了,而这看起来可能同他们所谓的铁托主义同样危险。”她的这些书准备在东欧各国出版,爆出间谍案后,出版合同纷纷撤销。

有历史学者根据公布的档案判定,1949年初,苏联高层说,有人泄露了国共和谈的秘密,必然是美国间谍所为。矛头指向两个能接触核心机密的美国人:马海德和李敦白。这导致了李敦白被捕。这一说法看似有理有据,但给人的感觉流于表面。我们不妨看看李敦白回忆录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情节——虽然李敦白自己从未将这件事跟自己的牢狱之灾联系在一起!

九、值得玩味的事件

那是1946年8月,斯特朗来到延安后的一天傍晚,廖承志的勤务兵跑来对李敦白说:“老胖子要马上见你。”“老胖子”是廖承志的外号。其实,这时廖承志既不老(不到40岁)、也不胖。他小时候被父亲廖仲恺和母亲何香凝叫作“肥仔”,后来大家也亲密地用这个昵称称呼他。连勤务员都叫他外号,可见廖承志为人亲切随和,毫无架子,也可看出延安的风气多么轻松和谐。

李敦白来到廖承志的窑洞,廖承志急切地对他说:赶快去周副主席的那里,有要事找你!李敦白赶到周恩来住处,周恩来起身与他握手,说:你来迟了点,我们已经开始了,斯特朗要我回答有关中国和世界局势的问题,我们需要你来当活字典,我想不起单词的时候你提醒我一下。

周恩来的英语水平相当高,虽然说得不是很流利,但十分具有逻辑性。他总是选择简单、合适的词语表达思想,简洁有力。当有拿不准的单词时,周恩来就向李敦白咨询。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访谈。

“然而访谈的 *** 还在后头。”李敦白回忆。当访谈结束时,周恩来拿出一本小册子,要李敦白把题目翻译一下。李敦白向斯特朗介绍:这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周恩来点点头,十分慎重地对李敦白和斯特朗说:这是今年4月中国 *** 的一份决议案,党内还未传达,李敦白你把它翻译成英语,斯特朗去欧洲时,可以亲自交给东欧各国的 *** 领导人,建议他们汲取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和执行政策,不能接受别人不顾国情的命令。

十、重新开始

一天上午,看守打开牢门对李敦白说:“有人要跟你谈谈,跟我来。”跟李敦白谈话的是公安部一局局长凌云。凌云字斟句酌地宣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调查你的案子,我们发现你是一个……”他迟疑了一下,似乎不知道该不该叫李敦白同志。“一个好人。你一直被冤枉坐牢,受了很多苦,我代表中央人民 *** 和公安部,为这项错误向你道歉。”

李敦白顿时痛哭流涕。这一天,是1955年4月4日,他被捕6年之后。

李敦白急于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妻子魏琳怎么样?之前他问过审讯员,审讯员告诉他,妻子在等着他出来。现在凌局长的回答破灭了他的幻想。凌云告诉他:魏琳等了你三年,后来再婚了。

生活重新开始。中央广播事业局和新华社争着李敦白去参加他们的工作,李敦白选择了前者。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同志对他说:“我们非常需要你来润饰英文稿,训练我们的播音员和编辑。”

李敦白、王玉琳夫妇

李敦白再次收获了爱情和家庭。他的妻子是广播局秘书,叫王玉琳,比他小12岁。工作中的接触使他俩渐生情愫。1956年春节,两人组成家庭。对于这个选择,李敦白坦率承认:我“除了喜欢她爽利直率带点泼辣的性格,她的正直无疑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我也喜欢她质朴清新的外表,我觉得她虽然不是特别漂亮,但很耐看,我以前只顾漂亮,吃了大亏,这次得改正这个毛病。”

王玉琳是个苦命的孩子。她本来不叫王玉琳,王玉琳是她姐姐的名字。抗战期间,日本鬼子占领了玉琳家的村子,玉琳母亲赶紧将孩子们藏了起来。日本兵冲进王家,高声嚷着:“姑娘!姑娘!”玉琳母亲说这里没有姑娘。不幸的是,日本军官发现了墙上姐姐的照片,然后残酷殴打母亲。姐姐听见母亲被打得奄奄一息,冲了出去。日本官兵排着队侮辱了姐姐。不久后,姐姐死去。母亲为了纪念女儿的惨死,把“王玉琳”这个名字留给妹妹“继承”。

1967年的李敦白

李敦白需要家庭温暖,也需要组织信任。王玉琳无疑使他很安心:“她是工人阶级出身,十几岁就入了党,根红苗正,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有助于我政治上的正确。”两人生儿育女,相濡以沫。李敦白没有看错人。在后来十年动乱中,李敦白再次被诬为特务,入狱十年之久。王玉琳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4个孩子抚养成人。她坚定地对儿女们说:“你们的父亲是个好人。”当1977年李敦白终于回到家,王玉琳的母亲、李敦白的岳母,这位在旧社会受尽苦难的老太太,已经偏瘫在床,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我知道。那些龟儿子们不会永远得逞,不可能!”

李敦白夫妇的子女都是出生、长大在中国的。后来儿子回到美国时15岁,曾在中国学了过武术,到美国之后,暑假还去少林寺学武术。当美国同学问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时,他说:平时是美国人,打仗时就是中国人。

十一、周总理的风度

1958年9月,李敦白得到消息,斯特朗将到中国定居。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能让她知道自己受牵连入狱的事!他给周总理写信,建议大家都不要提,“我认为在她这个年纪,不应再受这样的惊吓。”这个借口并不高明。其实,在李敦白的内心里,他入狱是被冤枉,而冤枉他的,恰恰是自己热爱的中国 *** 。自己遭受的所有磨难,不过是“娘打孩子”。“党审查我是正确的……我不能让中国 *** 的声誉因为我而蒙受一丝一毫的损失。”“我必须比他们更像个 *** 员。”

斯特朗和周总理

斯特朗来到北京,李敦白夫妇接到周总理邀请,出席欢迎斯特朗的晚宴。他刚进入房间,斯特朗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拉起他的手大声说:“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你为我受了苦,他们对你在牢里的表现非常骄傲。”

李敦白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周恩来,对周恩来没有遵守自己信中的约定,心底涌起一丝责难。周恩来对李敦白的心理洞若观火,他缓慢而坚定地说:“我们中国 *** ,”他特别在“中国”二字上加重语气,“不能在犯下了伤害朋友的错误后,就把它当作秘密藏起来。我已经告诉斯特朗同志你的事,那是我们的错,而你的表现很好。”

李敦白眼眶湿润了,“对这个不怕为党承认错误的正直男人感到骄傲。”

周恩来有侠骨,也有柔情。有一年“5·1”,李敦白、王玉琳带着两个女儿去空军司令部礼堂看戏。开演没多久,周总理走进来,坐在预留的前排座位上。刚坐下,李敦白的女儿燕妮就开始抱怨:“我什么都看不到,总理伯伯把舞台都挡住了。”李敦白夫妇赶紧制止女儿,叫她不要讲话。周恩来却已听到,他转过身,把燕妮从后排抱过去,放在自己膝盖上。燕妮很得意地看戏,妹妹东妮不干了,喃喃念叨:“我也要坐在总理伯伯的膝盖上。”李敦白夫妇还没来得及叫小女儿噤声,周恩来又一次转过身来,将东妮也抱过去,放在另一只膝盖上。玉琳想把女儿叫回来,周恩来摆摆手:“没关系,没关系,就让她们坐在这里看吧。”

十二、《毛选》翻译小组

李敦白被临时从中央广播局抽调出来,担负一个重要任务:翻译《 *** 选集》。准确地说,是润饰、把关。另外有一个翻译小组,负责将《毛选》译为英文,然后送到李敦白所在的“定稿小组”审定。这个小组有9个中国人、5个外国人,包括钱钟书等,无不是一流的学者大家。

李敦白全家福

做好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十几个“高手”首先为英美两个流派产生分歧。牛津大学出身的,偏向英式翻译,他们在虚拟语气上把握比较准确;而美式英语则对间接引用句挥洒自如。在直译与意译上,争论很大。政策水平较高的收藏家、书法家冀朝鼎是意译派的代表,他强调应该让外国人读《毛选》流畅通顺,朗朗上口。李敦白是“直译派”,认为应该绝对准确地表达毛主席的本意和风格,哪怕别人的翻译文体甚佳,但只要在精确度上稍有瑕疵,他就会跳出来发表一通长篇大论进行争辩。

比如毛主席文章中引用俚语:“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大多数组员建议用“slut”来表示懒女人,李敦白认为这个单词在美国有“ *** ”的意思,不符合原意,坚持用“slattern”(邋遢女人)。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牛津词典的释义支持用“slut”,为了赢得争论,李敦白甚至取得在北京的美国女性的证词,以说明他的翻译更为准确。在重译《矛盾论》时,因为中文没有复数形式,到底是用单个的矛盾(contradiction),还是多个的矛盾(contradictions)?小组成员为此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根据文章这个词的具体用法,来相应地用单数或复数表示。

翻译工作认真而缓慢。如果一天能完成半页讨论,进度就不错了,要碰上争论之处,一天下来只能完成两三行。在两年精益求精的翻译过程中,李敦白最大的收获是认真、系统地学习领会了 *** 思想,更加明白 *** 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自己去检测和判断每件事,不要盲从。”

他还有个意外收获,就是跟着冀朝鼎学会了收藏中国古董家具。李敦白享受“外国专家”待遇,每月工资600元人民币,比毛主席、周总理还要高。而他的同事们普遍只有80元左右。李敦白保持着延安作风,生活简朴,这样他可以花几千元,收藏了满满一屋子的精美古董。后来他全部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十三、焦裕禄引起的心灵震撼

一天,李敦白在办公室看《人民日报》,上面大篇幅登载着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李敦白说:“我手捧茶杯坐下阅读。越读下去,我就越觉得遗憾和羞愧。”在为焦裕禄同志感动的同时,李敦白对照反思自己。这几年,自己养尊处优,大腹便便,日益露出自私和 *** 的面目,有特别的住房, *** 的伙食,出入有专车,与群众距离越来越远。自己从大学时代开始,参加美国 *** ,到延安后又加入中国 *** ,不是立志要为劳苦大众而奋斗吗?“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禁羞愧相当。我痛恨自私自利的官僚,但是自己也成了脑满肠肥的一员,我感觉深深的后悔和自责。”

焦裕禄

李敦白行动起来。他搬出独立办公室,在新闻室找了一张空桌子,在那里安顿下来。新闻室的同事们齐声欢呼:“老李,这下我们可以随时请教你了。”当李敦白主动提出要把自己的工资降一半时,遭到一些人反对。李敦白执意在银行另立一个账户,将一半的工资存在这个账户里。李敦白不再坐专车,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广播局对面正在修建地铁,李敦白要去参加义务劳动。安全部门的同志劝告他:你去参加劳动,我们还得派人保护你。李敦白根本听不进去。他想:“我想去工地劳动,那是我的事,如果他们要跟来,那更好,干些体力劳动对他们有好处。”从此以后,地铁工地上经常看到两个身影:挥汗如雨的李敦白,和一边挖土、一边抱怨的保卫干事。

十四、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错

组织上给了李敦白较高的生活待遇,还给了他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是广播局里极少几个能够查阅文件室机密资料的人员之一,他是每个节日都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要员之一。

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型会议,李敦白本来是安排坐在主席台的,但他迟到了一会,当他进入会议大厅时,周总理已经在上面讲话了。李敦白于是悄悄找了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会议工作人员见他到来,便走上台去,凑近正在讲话的周总理耳边,报告李敦白到会。周总理于是暂停讲话,走下台来,拉着李敦白走上主席台,向全场介绍:“这位就是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李敦白!”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会见斯特朗

1965年11月,李敦白夫妇接到通知,要他们去上海,毛主席将在那里为斯特朗庆祝八十岁生日。这天上午,毛主席站在锦江俱乐部门口迎接大家,与到来的国际友人一一握手。王玉琳第一次见毛主席,心情激动而紧张。毛主席看出来了,亲切地与玉琳拉家常,问她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李敦白欣喜地看到,“她完全放松下来,毫无保留地开始与他(毛主席)聊天。”

午饭前,毛主席发挥他一贯海阔天空的谈话风格,纵论世界形势。他说,人民只要团结奋斗,就能取得胜利;世界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一潭死水,那样不会有进步。“不要害怕失败,不要认为你永远不会犯错误,”说到这里,毛主席用手指着李敦白,对身旁的斯特朗说:“他原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受你案子牵连,被我们关进监狱,而且关了很久,这是我们的错。”

1980年,李敦白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直到2019年去世,享年98岁。李敦白晚年满怀感情地说:“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 *** ,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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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 *** 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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