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文/安 顿
我常常想，人的命运就是在旦夕之间发生了迅疾的变化，一个很小的契机就会使一切都不一样了。假如当年我甘心做一个等待的人，假如我不是那么羞于表达和害怕失望，假如我相信我原来应该相信的那双充满问候和喜悦的眼睛以及那双眼睛所传达出的爱情……那么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都将是别外一种状态了。
然而生活的公平和残酷都在于没有岁月可回头。
所以我所能做的只有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恳请身在异乡，曾经温存待我的人，恳请他原谅我当年的幼稚和今天的无奈。
认识彭迪棣是在10年前，我18岁，是高中三年级学生。
那时候我的第一位理想就是考上北京最好的大学的外国文学专业，然后顺利地出国留学。我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复习功课和学习英语上。每个星期日我到紫竹院的英语角练习口语。到这里来的大多是大学生，不相识的人自由结合，彼此用英文交流。但是这种结合通常是不固定的，所以无需自我介绍，甚至每周对话的人都不同，真正的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就在这么多平凡的星期日之中的一个，穿着那时还不太有人穿的灰色西装的高大男孩十分偶然地成了我的搭档，而且我们的合作变得非常固定。仿佛在等我似的，每个星期日都是他先到，当我背着我的大帆布包穿过那片暗绿的竹林，就会看到他坐在迎面的第一条长椅上，一双长眼睛里闪烁着问候和喜悦。
我们很自然地彼此通报了姓名和学校。他就在我做梦都盼望能考中的那所有湖水，有白塔的大学读德语文学研究生。“你比我大六个年级呀！”我惊呼起来，他得意地笑出了声，深秋的阳光斜照进他微微张开的嘴里。我想，这真是一个英俊的男孩。
和彭在一起的时间从来都过得很快，他的英文口语正宗得让人以为这才是他的母语。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共同之处，然后再为这些一致欢呼。比如我们常常会发现原来“各自都津津乐道的书竟是同一本，原来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却在反反复复听同一首歌。他用我一个字也听不懂的德语为我背诵我最喜欢的作家海尔曼，黑塞的小说《彼得，卡门青》中的篇章，我捧着中文译本可以一举就找到相应的段落，而这个游吟诗人一般的作家正是他的研究对象……我几乎天真地以为，再过半年，我就会考进这所学校成为他的校友和同行，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给我讲解怎样使用图书馆了。
冬天在不知不觉中渐深渐浓。一个好风好日的星期六中午，我和同学们一起像解放了一样涌出校门。迎面，彭闪着他的流荡着问候和喜悦的眼睛靠在一面墙上对我微笑。或者就是出于害羞和必须隐瞒的高兴吧，我走到他面前劈头就问：“你怎么来了？”“来看看你。”说话间就来接过我的书包。我迅速地一躲：“我自己来。”把书包背起来的时候我顺势回头，果然有几个同班的女生在不远的地方一边看一边笑。
彭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似的：“要不我送你回家？”我只好点点头跟着他拐上一条小街。
在我和彭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说不出为什么，我总会陷入沉默，我更喜欢听他说话，说什么都行，说什么语言都行，我愿竟在他的旁边静静地听着同时展开各式各样的联想……过了很多年我有一点经历之后才明白，一个自视很高的女人乐于倾听和注视一个精彩的男人只有一个原因------她爱他。我很想问问他，从他的学校到我的学校几乎斜穿了北京城，这么远的路，他走了多久，现在已经是正午了，他是否觉得肚子饿，我们相约了明天在紫竹院见面，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来找我，真的就仅仅是为了送我回家……然而我什么也没有问，我沉默得把该说的话也全部省略了。
这条小街走到尽头就是一座叫做龙潭湖的公园，我们不约而同地放慢的脚步。彭径自去买了门票，我顺从地跟着他走到一片素煞的湖边。我们在长椅上坐下，两人之间是我的装满复习资料的硕大的帆布包。
“我是怕你明天不来，你说过你快要考试了……”到底是他先开口了。
我侧过脸说：“我来。”
彭忽然就变得局促起来，良久；“可是……我等不到明天……”我不解地望着他，他跳开我的目光一双长眼睛望向结了冰的湖水：“过完寒假，我就要到德国去上学，可能会走很长时间，我不想在这段时间里见不到你……”
彭说话的声音从来不大，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我因为突然而太过清晰。我从没有承认过这个被我在日记里叫做“灰人”的温和的大男孩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我也没有以为这就是朦胧之中所谓的初恋，然而将要到来的离别瞬然之间要迫使一切不得不变成明明白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湖面上的冰很薄，似乎稍有压力就会断裂，我想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情，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
当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双手忍住一波一波涌上来的眼泪的时候，彭的右臂已经紧紧地搂住我的肩膀，我们之间的书包不知何时被他挪开了。我没有拒绝，也根本不想拒绝，我们无声地相依而坐，直到太阳也西沉了。在这个秋季的冰冷的黄昏，彭成了我生命中第一个有些亲近的男人我答应他无论怎样，我们会把这个寒假好好地过完。
寒假的第二天，我换了几次公共汽车才辗转到彭的学校。路上大约花了两个半小时，我一路想着不知道那天他有多少时间在来回的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所著名的大学的著名的湖和塔，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我会和梦想中的这里的一切擦肩而过，就像我和彭尚未开始的爱情。
绕过一间小书亭，穿过一排白杨树，我来到彭的宿舍楼前。隐隐约约地，有二胡声传来，那是我最喜欢的曲子《二泉映月》。我敲门的时候乐声戛然而止。依然是那双盛着问候和喜悦的眼睛，他的手中还拎着一把二胡：“你不肯让我去接你，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我一直在等你。”
这是一间极其普通的学生宿舍，桌子上，书架了，窗台上以及床头都是书，另外一张床上的被褥卷得整整齐齐，显然是主人不在，彭的床头挂着卡夫卡的木刻像。他说他的室友叫方文中，回家过春节去了。我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根本不可能料到有一天正是这个不曾谋面的方文中会带给我关于彭的最坏消息。
“你为什么不回家呢”我接过他递上来的一杯热茶。
彭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面前：“我没有家。小时候父母都去世了，我跟着姐姐长大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姐姐去了德国，国内就只有我一个人了。”“以后就不会一个人了，我希望有你。”我不敢看那双眼睛，那是一双很美的眼睛，但是我固执地认为那双眼睛里没有我的明天。
彭说带我去他们经常去“改善生活”小餐厅。临出门的时候，他把床褥子掀起来，一片各种面值纸币出现在我眼前，彭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平时很少花钱，除了吃饭和买书，几乎没有什么开销，姐姐给的钱花不完，剩下的就这么放着。
午饭的时候彭不断地把好菜送到我的碗里，我却因为路上很累而不断地打着哈欠。回到他的宿舍，他把一条毛毯铺在床上：“你休息一会儿，下午还要回家呢。我坐在这里看书。”他指了指床边上的书桌。
我真的很累，但是也根本不可能睡着。我非常明白彭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他是多么喜欢我，多么乐于照顾我，他将是一个十分体贴的爱人……所有这一切我都相信，但我无法把它们与“丈夫”两个字联系起来，如果说爱情对于我这样面临高考这种重大选择的高中生来说是必须回避的话，那么婚姻对于不满19岁的我来说就是遥远得如同海市屋楼。透过眼睫毛的缝隙，我朦胧地看到彭的专注侧影，一种感伤莫名地袭来，我还太年轻，而他又将远行，我们的承诺究竟能有多大的力量可以抵得过时间的考验呢？
时间从来不会因为人们害怕分离而放慢脚步，我们终于不能不面对那一天了。似乎是冥冥之中有人在安排着一切，我们最后告别的日子正好是1988年2月14日。按照西方的习俗，这一天是情人节。
我再次来到彭的宿舍楼时，又听到了那道熟悉的曲子，或许就是因为离别近在眼前，我觉得彭的琴声格外凄凉，我久久地站在门外不忍抬手敲门，直到他拎着二胡站在门里，睁着他的美丽但十分疲倦的长眼睛。
我又一次陷入了沉默，坐在他的已经没有被褥的床头，看着他一一检视行装。书，衣服，一些经念品，各种证件……彭似乎也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刻该说些什么。他默默地把一个粉红色小信封夹进德文版的《彼得，卡门青》，我蓦地意识到这一定与我有关。我伸出手，他握着书不动；我固执地伸着手凝视他，终于，书沉沉地落入我的手中，他随之转过身，佯装是去取一杯水。打开信封，我的眼泪终于汹涌而出。那里面有一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黑色小发夹，一枚很旧的画着海尔曼，黑塞的头像的书签，一支吃冰淇淋用过的小木勺以及一张从公共汽车月票上撕下来的盖着红色印章的一寸照片。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不经意之中落在他这里而被他小心地留下来的东西，我没有为他准备任何一样可以作为纪念的礼物，而他不声不响地为自己制作了一把开启记忆的角匙。
“其实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一直就知道。”彭把他坐的椅子拉到我面前，艰难地开始说他最后的话，“你还这么小，我没有理由要求你和我一样去设计婚姻，但是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是在等你，非常耐心地等，等你长大一点跟我说你愿意。我知道你怕我会改变，也怕你因为我会错过以后可能更好的选择，所以你不肯接受。你不相信我们可以在心里想着对方过几年一个人的日子……
彭的声音渐渐低下来，他的面影在我的眼中渐渐模糊。这一刻我终于知道了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原来如此之大。本来我是那么希望他就像从前一样在这里踏踏实实地等我，等着我考进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等着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他的校友，他的同行，甚至有一天成为他的妻子，但是伴随着他的离去一切都不可能了，时间和空间的上阻隔终将把我们变成陌路，我们会像共同读过的书中人物一样“走着各处的路，相忘于江湖“……我什么也听不见，只是泪水婆婆地看定了这个可能一别即是永决的人，平生第一次体会了什么叫做绝望。
彭把一只红色的玫瑰送到我的手中：“我不管你怎么想，我始终都把你当成我认真爱的人。”
我用了很长时间让自己平静，既然注定是就些别过，那么又何必空留感伤？我觉得发生过的故事正在离我远去。就像彭一踏上异国的土地，家园就会变成遥远的从前一样。我把书重新还给他：“彭，我没有你想得那么好，可能我会考不上大学，就那么找个工作去上班了，然后就没有时间读书，外语都忘了，人变得很平庸俗气，你到了德国，有好多好多机会
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只不过是你老家的一个乡亲，你会后悔跟我说过这些话……
“你好不好，你自己不知道，我知道。”他打断我的话，双手用力地握住我的肩膀，“我不管你以后做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我会回来娶你。”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时间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的和应该去相信的。
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摇头。
“我一到了就会给你写信；”
我依然摇头。
“你是一个悲观的人；”彭苦笑了，“就让我证明给你看吧。”时间匆匆地流逝了，到了我必须离开的时候。在我们相处的半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主动地拉住他的手：“我先走，我不想看你离开。”我迅速地走出他的宿舍。这里从比与我无关了。走出楼门时，我又听到了二胡声。我背着大楼，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熟悉的乐曲在高音区颤抖着。我很想知道彭有没有在窗口看我的背影，但我终于没有回头。
我的确收到过彭寄自德国的信，但是我一封也没有拆开，而是把它们完整地退回了邮局。也许正如彭迪棣所说，我的确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始终以为，假如我们有缘，那么或者他根本就不会离开，或者他也会千山万水地回来找我，但这些都需要时间，我只需静等生活给我一个回答；假如我们注定是彼此生命中的过客，那么一场悲伤的戏剧又能说明什么呢？
1988年7月，我经历了那场瞬间改变了无数人的梦想的高考之后，永远地离开了我的母校。我没有考上彭曾经读书的那所大学，而是到一所经济大学去学习十分技术化的审计学专业。彭无从知道我的消息，我也以为那个一度在我的无波的日子中激起巨 *** 澜的“灰人”已经永远地走出了我的生活，并且将伴随着光阴的流逝而最终走出我的记忆。
1991年的秋季，我大学的最后一年，学校里风花雪月的恋爱游戏因为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纷纷结束，每个人都在为今后的前途奔忙。我在图书馆里被另一个系的同学找到，说有一个姓方的人在宿舍里等我。来人个子不高，大约30岁的样子，我们从没见过面。我诧异的一瞬间，他已经在自我介绍：“方文中，彭迪棣的同学。”那个久已不再提起的名字又像天籁一般鸣响了，刹那之间无数的问题涌现上来了，我不知该如何开口。
在方文中来过之后，我再也没有彭的消息。倒是我们因为都是彭的朋友也成了偶尔走动的朋友。彭似乎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一般。
善良的方文中从不在我面前提起彭。只有一次，我们一起看一部叫做《留住有情人》的电影，结束的时候，方文中突然对我说：“彭迪棣是下定了决心要帮你忘记他，跟那时候拼命要让你记住他一样。”
1996年7月的一天，方文中打电话给我：“我实在忍不住，必须告诉你，彭回来了，参加一个德国文学研讨会，已经3天了，你要不要见他？” 我一时语塞，他似乎猜到我在想什么，“你自己决定吧，我给你地址和电话。”7月12口，天气非常的热，我选了当年的衣服最接近的一件白色T恤和一条旧牛仔裤，来到彭暂住的首都宾馆。我下意识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抬起手来敲门。我们在门里门外同时愣住了，彭坐在轮椅里，脸色多少有些苍白，他应该是33岁了，惟一不变的是那双充满问候和喜悦的眼睛。我对他伸出双手，他微笑了。我恍然又听到了二胡乐曲的动人旋律，恍然又回到了从前。时光仿佛在倒流，已经在做着必须开口说话的记者职业的我又变回当年那个只愿倾听的小高中生。
“你一点也没有变。”彭的长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使我不敢正视。我沉默了很久，终于开口问他：“4年前，我给你写过一封信，你收到了吗？”我想说，4年前我几乎下决心要照顾你一辈子你知道吗？ 彭的声音从来不大，但是对于我从来都十分清晰：“我知道。但是那样对你不公平。如果我不能让你无忧无虑地生活，我就不是原来的“灰人”了。那样我也会难过。“彭像是要掸去什么一样挥了挥手，”你记得那年那枝玫瑰吗？我点头。“你走的时候忘了拿，我就把它夹在书里，结果那一页书都染红了……“往事如烟，我慢慢闭上眼睛，让逝去的感觉再次潮水般袭来。我轻轻地说：“彭，现在我告诉你，那是我一生的第一枝来自异性的鲜花，我留下来，是因为我不敢接受。我胆小，是因为一切都完美得让我害怕。
“现在你是成年人了，还那么悲观吗？“彭的一双大手交握在齐刷刷斩断的腿上，态度从容。
我望着这个给过我许多第一次感觉的人：“还是的。我在心里向往着美好，但是现实要求我必须更多地面对残破……”
“比如你和我。”彭机智盯住我，“是吗？”
一时之间我无法回答。伴随我这么多年的自责又一次拥塞在心头。那么多个假如，我无论如何说不清楚。
还是彭打破了沉默：“北京这么热啊！我没有应答，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包纸巾，一语双关地说，“欧洲现在在下雨呢。”
我的眼泪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怎么也忍不住。
彭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北京返回德国的，我不得而知，我在我们最钟情的秋季收到他寄自德国的信：
“你好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当时有一种感激充满了我的心，看来天还是宽厚的。
有些理想是永远没有机会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就不可以有梦。
我不想让你活在自责和后悔之中，你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青春而对一个人抱歉，我不是你想一起生活的那个理想的人，我接受这样的事实，尽管我非常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你的等待能够使我有条件变成那个人。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其实我刚刚躺在异国的医院里时就已经不这么想了。
认识你的时候我25岁，我相信乐观可以战胜困难。今年33岁，我明白了不管悲观还是乐观，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和你所遇到的一切面对面。”
我在灯下读他的信，仿佛他的长眼睛就在含笑注视着我，我很想知道，些时些刻，欧洲的天空下雨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