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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霞的丈夫(金彩霞是谁)

剥水煮蛋的时候,忽然就想起了母亲腌制的咸盐蛋。记忆于此处撕开一个口子,透过口子,我看见老家西屋门后立着两口一尺多高的大缸,黄釉的缸里用草木灰腌着咸鸭蛋,灰瓦缸里放着用石灰泥巴锯末裹着的皮蛋。五月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母亲嘱我们挎着竹篮兜着馒头、菜、皮蛋、咸鸭蛋,往麦场里送饭……

思绪像一张网,打捞出关于母亲生前身后琐琐碎碎的往事。

我和母亲的缘分只有七年。我记得的,只是八岁之前的她。

家里西边的围墙,在一场大雨之后倒了。我踩着断砖,小心翻过倒塌的围墙,按母亲的嘱托,捧着她翻新后的几条裤子送给隔壁的爱芝家。爱芝是我的朋友。她的父亲拉扯着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很难。她是没娘的孩子。

九十年代初,家里盖新房,大姨二姨大姑小姑都来了,大家一起仰着头,新奇地,看着吊机徐徐将楼板吊到房顶上去。我混在人群里,也仰着头看,母亲悄悄扯着往后靠。说,“离远点,别砸着了。”那是初夏,我穿着一件水红色的确良小衫子,娃娃领,左胸前的小口袋外用缝纫机绣出火箭图案,图案下绣着朱红色的“科学”二字。我穿着这件衣服出去,亲戚邻居都啧啧称叹,“恁妈手可巧,可会做,做得可洋气!小孩儿穿出去咋穿咋好看。”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做的。母亲不识字。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攀上我家灶屋坍塌的土墙,沿着土墙的断缘走,抬头看见两个强盗过来。他们抓到我,伸出手指头,比划出一把刀的样子,往我耳朵上一划。“哦,我死了。”我嘴里说着,身体也假装应声倒下。他们放过我,走了。

农闲时节,我家小院里的阳光透过槐树的枝叶撒下斑斑驳驳的斑点,微风拂过,光斑就在树下做活儿的女人们的脸上身上手上脚下闪闪烁烁地移动。母亲,坐在人群里,和众人说笑。她是其中的核心。我蹲在人群外和我的小伙伴过家家,时不时抬头瞅一眼她。她们在院里的树下一起裁衣服,剪花样,纳鞋底,缝被子,绣花,踩着缝纫机缝衣服……现在想来,那一帧帧画面都永远定格在了时光深处。

“恁娘啥都会。纺花织布裁缝绣花,画花样儿,剪鞋样儿……没有她不会的。哪里时兴个啥新花样,恁娘好强,一定得学回来,变个新的出来……”是浓烈的夏日,奶奶一边翻晒母亲留下来的各种衣物棉布,一边絮絮跟我说,“光织布就织这么多,铺哩盖哩粗哩细哩条纹哩团花样哩……”满院子铺挂得花花绿绿,得翻晒一整天。这是每年灿烈的夏日里,奶奶和我必做的一件事。

浓烈的阳光,潮湿蒸腾的水汽,阳光与棉布炽热缠绵,氤氲出一种沉稳绵长的时光之味。

父亲抓回来几只小猪,养在院里西墙下的围栏里。那段时间,每个清晨,母亲总会蒸一锅棒子面锅贴。棒子面里和有胡萝卜丝。清蒸玉米面的清甜之香,玉米面胡萝卜丝与热铁锅热烈碰撞的焦香,一起缠绵交织出一种特别浓烈清晰的香味,好像我落笔的这一刻,那股香味已从文字里从岁月里飘逸而出。这原是母亲做给小猪的口粮,但很多时候,我们吃剩的才留给小猪吃。

有一天中午,母亲擀好面条,坐在灶前烧火,等着灶里的水开,突然我们一起听见了“磨剪子磨刀换针头线脑”的吆喝声,母亲嘱我看一下火,提把菜刀,说她去去就来。我怎么呆得住,满满塞了一灶膛柴火,也跟着跑出去了。才不过一小会儿,等母亲回去,灶屋里已噼噼 *** 烧起来了。看着浓烟滚滚,我怕起来,躲着不敢近前,母亲救完火,拾掇好内务,又抱来柴火,忙着重新做饭,“金霞来看会火。”她好像压根儿忘了我与火灾之间的干系。

母亲唯一不会的是骑单车,许是出嫁之前,她从没有机会接触。她带着我们去镇上赶集,一岁多的弟弟坐在前杠的车座上;妹妹坐在后座;我拉着后座,跟在后面;母亲推着车。

当然,我记忆中的母亲,并不总是这么温温和和生机勃勃。有一次是麦收时节,我从学校里回来,拿着一张奖状给母亲看,母亲躺在堂屋正中的凉席上,神色特别疲惫,她并没抬眼看我,更没看奖状,只有气无力,甚至带点不耐烦地语气说,“好。先出去玩一会去。”这拒绝,在那时娇纵异常我看来,无疑被利剑戳了一刀,我意想中的快意一下子冷却了。我恨恨地走出去,走到过道口,回头 *** 盯了她一眼,学着农村妇人骂人的话默默咒骂她。

不久,母亲就病重住院,不过一年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中午母亲干活干得太急了,一上午,两亩田的麦子,她一个人割完,趁着熵,一个人又一个坑一粒籽地全部种完才回来。那一急,旧病复发,身体难支。她觉得只是热着了,歇一会就好了,并没放心上。

她早已习惯不将自己放在心上。

她的早逝,好像是她的命。

母亲还小的时候,她的爹娘都没了,大姐出嫁,二姐和弟弟跟着她亲和的叔叔婶子过。母亲可能也想。可是,她太过于能干太过于柔顺讷言,新婚的嫂子觉得她可用,把她要过去帮着干农活带孩子做家务。母亲不能有一句言语。过去了。

十多年后,母亲嫁给了父亲,又过了十三年,母亲留下我们四个,离世了。那一年,哥哥十二岁,我七岁,妹妹五岁,弟弟两岁。

遵照父辈的叮嘱,我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每年新年,提着竹篮果品去母亲的娘家走亲戚,一路上总有相识的人唏嘘感叹:你娘命苦啊,你两个大老表都是恁娘背大的,家里没有她不做的活儿,一大家子的衣裳鞋袜都是恁娘做的……

孩子的眼睛看到的人世并不多,然而,类似这样的话听得多了,我们的心也渐渐敏感锋利起来,大舅大妗子家是再也不愿意去了。

很多年后,偶尔不经意提起母亲在她哥嫂家的日子,不过三言两语,大姨二姨还是会潸然泪下,悲怆难言,话题戛然而止,末了,照旧埋怨自己大哥懦弱无能。

母亲35岁就走了,现在我也到了她这个年纪,我记得的永远还是她年轻的样子。

她死后,我珍藏着她的一张身份证,后来身份证不翼而飞,我只记得她嘴角有一抹淡淡的腼腆的笑。像平常一样。

小姑有一次跟我说起母亲,“有一次,我带着会丽回来,那时恁姑父家里穷得叮当响,小孩子没鞋穿,赤着脚来的,阿大嫂看见了,一顿饭的功夫,给阿会丽做出了一双鞋。赤着脚来的,穿着鞋回去的——”小姑说不下去,哭了。

好像母亲留给人世的,就只有她的好和她那抹淡淡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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