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所以过年也总是在外婆家过。外婆家在曹娥江和杭州湾的三角地带，那里的过年和天台有点不同。一年到头，除夕夜的年夜饭比新年饭还讲究。虽然那个时代农民十分贫穷，但从我懂事后，知道过年是我们兄弟姐妹们最快乐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农业互助组时期，农民劳动积极性挺高，除了缴些不多的公粮，其余都是自己的，虽然上春青黄不接时有点紧，但日子还过得去，农民们会把一年所有的积累都用在春节过大年时的吃用上。猪、羊、鸡、鸭、鹅都是自家养的，鱼是海沟里或后门河里捕的，花生、豆是地里种的，甘蔗、糖梗是沙地里出产的。我是外婆的大外甥，自然从小就受优待。年夜饭摆在八仙桌上，满满的一桌菜，几乎连饭碗都没处放。菜有鲜的、咸的、腊的，这么多的菜中有二碗准看不准吃。一碗是油煎红烧鲢鱼尾巴，称“摆鱼”，意为连年有余。另一碗是“扣肉”，八大块像木梳子大的五花肉烧的又红又酥，似一座小山样反扣在碗中，意为合家团圆。这二个“摆碗”一直要摆到正月拜岁客完后才可吃，另外的鸡、鸭、鱼、肉任你享用，吃完了外婆还会来添加。小时候我喜爱吃外婆做的白斩鸡又香又嫩又鲜。那两个大大的鸡腿几乎都是我的专用品，直到现在到卤味店买熟食时我总是要买盐水鸡解馋。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兄弟姐妹举家南迁回天台老家。老爸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是长子，义不容辞地作为先头部队，然后带领不知天台是个什么样子的一家人寻祖归宗。上世纪60年代是中国农村最糟的年代。大跃进的三面红旗终于让中国人吃足了苦头。但好客的天台人即使日子再难过过年吃粽客照接不怠。我们西乡人过年请客讲用“海参饭”捣-糍。所谓“海参饭”就是烧一碗出一碗吃一碗，这样一直烧完九碗菜。所以我们这里人也叫“碗碗出”，说这样待客才算敬客。可那个年代人们靠吃糠咽野菜度日，那个“海参饭”连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第一碗莲子用白扁豆代，第二碗海参用番薯粉皮代，第三碗全鸡用豆腐丸代，第四碗全鱼用泥鳅干代，第五碗八宝饭嵌的是白扁豆和豆沙，第六碗炒什烩用绿豆芽和香干丝代，第七碗膀蹄用猪肠代，第八碗干贝用萝卜片干代，第九碗汤是青菜蛋汤。来吃粽的客人照样把这些代用品碗碗吃得底朝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平镇工作，这是中国由贫穷落后向真正富裕迈进的年代。种田地农民经商办厂让他们一夜之间富了起来，有的拆旧屋造新房，有的进城买商品房，买地基造合时代新宅。生活富裕起来的农民过年也变了大样。“海参饭”已经不足为奇，“九碗头”已经有了添头，冷盘热炒不计其数，水果时鲜都摆上餐桌，喝什么酒随你挑选。吃粽来的孩子不但有整袋糖果还有压岁钱，蹦蹦跳跳红彤彤的小脸上洋溢出青春的光彩。白扁豆代莲子、番薯粉皮代海参的年代成为历史。中国农民开始走上了富裕的道路。
退休后女儿们为了照顾好我们的晚年，年年催我们进城，直到去年我从平镇搬迁到县城。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儿女们就把新年饭订在了天台宾馆，说“杨帆”“金腾云”等城中心的大酒店早被订满了，只有远点的天台宾馆还有位置。她们说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中国人过大年的生活在半个多世纪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老一代所始料不及的，我们算是幸运儿，搭上了这趟富裕幸福的班车。咳！只可惜我们的父辈没能长寿地活到今天，享一享吃饱饭吃好饭，住新房过新日的好生活。
来源：天台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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