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医疗部门的转型

美西战争后，威廉·麦金利总统任命了道奇委员会来 "调查战争的进行"。该委员会的建议包括建立一支庞大的医务人员队伍，一支由医务人员和护士组成的预备队，以及"为实际兵力至少四倍的军队 "提供一年的医疗用品。

军队的改革与战争部长埃利胡·鲁特的任期关系最大。在他的指导下，1901年的《陆军改组法》不仅创建了一个由参谋长领导的总参谋部，还授权成立了护士团。条例规定了医务人员的分配以及救护车公司和野战医院的分配。

他们规定，每个师组织四个救护连和四个野战医院，每个团分配28名医务人员，用于撤离和治疗受伤的士兵。新的医疗手册不仅规定了一个永久性的结构，还建立了一个将伤员从战场转移到营级救护站、野战医院，然后再转移到永久性医院的系统。

新系统在1903年、1910年和1913年（最后一次是在军队占领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时）的野外演习中得到了检验。1916年，为支持约翰·潘兴将军在墨西哥边境的战役而部署的医疗队是未来部署到欧洲的前奏。

1908年春天，医学部的重组增加了陆军医务人员的数量；增加的一半是在野战级别。这恢复了"医务人员晋升的合理机会"。国会首次授权成立医疗后备队，这是整个美国陆军后备队的前身。到1909年底，医疗后备队已经招募了180名医生，到1916年有1757名医生加入。

当战争在1916年来临的时候，后备队和国民警卫队也提供了一个机制，使申请者无需求助于合同外科医生，这在美西战争中是必要的。而这也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停战日结束时，陆军医学部雇用了美国所有执业医生的四分之一以上。

至于护士后备队，则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的。军队的护士长迪塔·H·金尼设想了来自美国红十字会的后备军团。1912年，她辞职并组织了美国红十字会护理服务。一年之内，有4000名护士报名参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8000名护士注册。最终，红十字会为军队提供了超过2万名护士。

欧洲战争

随着1914年欧洲战争的爆发，除非在美西战争中获得的领土受到威胁，否则美国很少有人会被卷入一场海外冲突。到191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国家做好了战争准备。1916年1月，外科医生的证词强调了一个事实：陆军医疗部门自1908年以来没有任何增长，即使陆军的规模又增加了一半。

1916年的《国防法》做出了重大改进，用医疗队取代了医院队，并授权入伍的医务人员占陆军最终兵力的一个固定百分比，从而确保医务人员会随着陆军总规模的增加而自动增长。

该法案规定了作为师级单位一部分的卫生列车的要求：将医疗、牙科和兽医官员和护士的任命和晋升常规化；建立了正规陆军后备队、军官后备队、国民警卫队和国民警卫队后备队；规定了国民警卫队如何被征召为联邦服务；并规定了在 "实际或即将发生的战争 "时如何获得军事物资。在后一点上，墨西哥边境的动员提供了经验，当战争最终到来时，军队就会借鉴。

医学部的一战史记载，其 "早期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我们在参战前，从我们未来的盟友和敌人的经验中所了解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法国的美国医生的报告，以及托马斯·W·萨尔蒙少校和詹姆斯·罗伯·丘奇上校的报告，影响了军队的备战方式。

重要的经验来自四个方面：医院的建立，对现代战争的心理后果的理解，截肢，以及为身体和精神受损的人建立康复计划，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战后社会中，尽可能地独立运作。

关于军队医院的教训

1914年，在一个让人想起内战时期卫生委员会的举动中，国会将红十字会 "在实际或威胁的战争中 "发挥的作用编入法典，授权总统接受红十字会的援助，向武装部队提供卫生用品和人员。

到1916年春天，在欧洲的美国观察员得出结论，国家不能等到参战后再组建一个军事医院系统。

随着战争在欧洲肆虐，美国的备战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主要的医生和外科医生组织的领导人在芝加哥开会，成立了医疗准备委员会。威尔逊总统接受了他们的提议，调查 "可用于战争的医疗资源，包括一份在各专业领域接受过培训的人员、护士和设备的清单"。

为此，美国总统还成立了医疗准备委员会，其中包括陆军的外科医生、美国公共卫生署的外科医生和美国红十字会军事救济部的总干事，以促进医疗部门与民间医疗团体的整合。

鉴于其国会 *** ，人们很快就同意美国红十字会将按照军事路线组建和装备医院单位，当这些单位被动员起来时，它们将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陆军和红十字会最初计划建立38家基地医院，每家有500张床位。美国宣战后不久，医务部将这一计划扩大到50家医院。除了陆军的基地医院外，红十字会还为海军筹集了8家拥有250张床位的基地医院。

关于神经精神创伤者的教训

到1917年初，全国领先的精神病学家组成了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研究美国在参战的情况下，美国军队可能的神经精神需求。该小组首先研究了部署在墨西哥边境的士兵的护理和治疗问题。他们注意到军队中精神疾病的高发率，其发病率估计是纽约州平民人口的三倍。

他们建议 "为这些病人的诊断和护理制定一些特殊的规定。"

他们告诉卫生局局长，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精神病患者更快、更彻底地康复，而且可以从普通病房中排除干扰因素，协助作出有关退伍和退役的重要决定，并让普通医务人员腾出时间来从事他们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一份来自法国军方神经精神病科的报告指出，那些在普通医院接受了长达数月的神经衰弱治疗的士兵，到了这些科室接受治疗后，仅仅在两到三周内就恢复了元气。

很快，国家精神卫生委员会就安排了第二次实地考察，并前往欧洲。

到1917年6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萨尔蒙博士写下了一系列建议，即使在多年后，这些建议也被认为是 “明确且实用的”。

更为重要的是，萨尔蒙关于心理创伤对部队士气影响的观察，以及萨尔蒙关于对精神和神经失调变化的观察，为美国接下来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陆军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强调：在英国和法国，由于战争的影响，人们对民间和军事生活中的精神和神经疾病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战前，精神疾病几乎被完全忽视，医学进步几乎只涉及身体疾病，直到神经疾病开始在士兵中的广泛流行，医学和大众才渐渐地对精神和功能性神经疾病的态度有所修正，并激发了对其观察和研究的广泛兴趣。

关于截肢的经验教训

盟军与德国打成僵局的三年，为改进医疗和外科手术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并为美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其能够修改医疗护理标准。盟军医生很快就知道，他们必须修改标准程序，以应对战壕战的可怕条件。新的程序，如灌溉伤口和每日涂片计数细菌以确定何时关闭伤口，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这导致直接输血成为了惯例。

关于伤员和神经精神病人康复的经验教训

冲突双方的国家都制定了 "精心设计 "的制度，以使伤员能够恢复完全或有限的军事服务，或至少达到足够的身体素质，使他们能够谋生。

英国骨科监察长在建立17个康复中心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些中心树立了这样一个榜样，以至于在战后，美国军队发现：在伤员或其他残疾士兵和水手的身体重建和职业再教育方面，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先驱性的道路可循。留给美国的，只是选择一个计划，并根据美国的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总结

可以说，普通医学和军事医学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是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伤口病理学的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消毒手术的新程序也得到了发展，外科医生的领域和他们能够获得的生存率都得到了提高。

在第一批美国军队抵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组织上的变化以及观察和学习欧洲三年战争经验的能力，使陆军医疗部门能够更好地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做准备。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就渐渐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才是国家的发展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公众对于美国参加战争，普遍的反应是“不感兴趣”。而这种反应与美国1823年发表的立场是一致的，也就是《门罗主义》（对于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其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保持中立）。

然而，在经历了这几场战争之后，美国有一些人的思想，已经开始渐渐地偏离《门罗主义》。而偏离的原因，也与英国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

战争开始后，英国成功地将美国的思想和商业，与同盟国（即德国）隔离开来。这使得美国在了解最新战况时，只能从协约国媒体获取有利于英国的新闻，而这些新闻都是经过英国过滤出来的。同时，这种隔离方法，也使得美国人与同盟国的贸易几乎不切实际。

也因此，美国看上去虽然是中立的，但由于英国的海上封锁，美国的自由贸易大部分都是与英国进行的。

据资料显示，英国人在美国花费了一半的战争预算，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反观德国，却是微不足道。而美国的一些商业寡头在知道交战方，只有协约国在“给面包涂黄油”后，美国的银行业迅速做出了反应，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摩根大通。

为了将美国商业的利润最大化，美国银行业决定借钱给协约国，除此之外，美国还借助自己庞大的生产能力，源源不断的为协约国提供物资。

随着战争规模的持续扩大，整个欧洲都被彻底打烂，而本土完好无损的美国，就是趁着这个机会，让国内的企业开始不断的向全球输出美国商品，从那之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券国。

（英国负债47亿美元，法国负债38亿美元，意大利负债19亿美元.......加上其他国家的欠款，美国拥有的债权总金额在当时达到了约116亿美元。）

但是，借出去的钱要想获得最大的利益，就必须确保协约国赢得胜利，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然而，一战结束后的英国，除了失去300多万的人口外，还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为了重建家园，英国只能开始变卖海外资产。

反观法国，工业区全部成为废墟，损失一度高达2000亿法郎，同时，法国还牺牲了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法国的中流砥柱。

于是，为了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还上美国的钱，英法两国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凡尔赛和约》，从德国人身上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战争赔款

最终这些赔款成为了二战爆发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

法国政治家福煦元帅在签署《凡尔赛条约》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停战协议”。

事实证明，他说的话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二十年后正式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