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这个题目太宏大了。是一本各家学说的内容！
浅薄粗鄙如我尝试回答也不过是为了检验一下最近两年的读书心得。
如果是我心目中的各家学说，我会分为伤寒学派；寒凉、攻下与养阴；易水学派；温补学派和明清温病学派这样的粗浅分类进行叙述，整体分类逻辑归本在5版各家学说（任应秋先生版）和宋兴老师的各家学说专业课上。
郑重声明：本文只代表我心目中的各家学说，不代表学界。如果有不精当、妥帖之处，是我学艺不精。（不争辩！！！）
伤寒学派，以《伤寒论》为研究对象，阐发伤寒论的理论依据与临证应用。涉及问题：广义伤寒还是狭义伤寒？到底是辨病还是辨证？伤寒论本书的真伪与条文是否存在错简？伤寒方是否能够治疗性质属热的外感病？病家体质在应用伤寒方时的权重权衡？如何辨识病因模型？如何以“六经”铃百病？伤寒论在治法上的贡献。
伤寒学派（具体医家）
成无己：有理无理自评述，以经论注天下谋；庞安时：寒毒本是外感因，确非皆寒辨是非；韩祇和：立方以待为流弊，大倡辛凉开肇始；孙思邈：惜叹南人不传秘，化裁为用留珍本；方有执：版本自有金匮藏，三纲并立论新解；喻嘉言：杏林才子文辞著，提纲挈领论寒温；钱天来：受本难知明病因，因发知受论病理；柯韵伯：六经地面铃百病，著述伤寒第一人；尤在泾：砥砺何妨出岩穴，静香楼中有真章！
伤寒这样写是因为对于《伤寒论》的研究是中医学术谱系没有中断的问题，历经千年。尽管在版本上大家有争议，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著作，其对临床的指导作用，大家基本没有异议。而根据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一个思想的鲜活就是因为有后世学者不断地进行注解与诠释”的说法。伤寒论注家上千，时至今日依旧是活泼、生动的思想。
一更，先写到这。
寒凉、攻下与养阴学派产生的背景：
北宋三大官修方书的问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与宋人私人方书的编纂《鸡峰普济方》、《苏沈良方》、《洪氏经验方》、《史载之方》、《全生指迷方》与《博济方》集中出现。
此时间，不管是官修还是私集都开始收集、整理在彼时行之有效的方剂。且部分解决了宋人以前方书证素漫漶无序的问题。但这种集方待病的研究方法衍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过用辛温峻重”与“立方以持”。而寒凉、攻下与养阴的贯序谱系也基本都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
寒凉开山，刘河间；主要学术思想：六气皆从“火化”；“亢害承制”思想；“玄府理论”与所提出“消渴病”的治法。
秉承于庞安时与韩祇和所论，“温病若作伤寒行汗下必死”的观点与《局方》配伍结构过用辛温峻重的特点。河间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在《素问气机原病式》以“病机十九条”为根柢，将六气引起的21种病症扩大到181种，并指出有56种是由火热引起的，从而提出“火热”理论，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在理论上河间主“火”，但是在方剂的组成上，河间依然没有脱却“辛温”的思想桎梏，且打开防风通圣结构，石膏、薄荷，黄芩、滑石，芒硝、川军，栀子、连翘所代表的四组清热结构不够精细，并没有能够脱出宋人制方结构的圭臬。
“亢害承制”的思想：依循着“五行”思维模型与说理工具的“亢害承制”思想，必然招致大量的攻讦，但是其思想内核却是在讨论：当系统中某个子系统过于强大时，其他子系统所产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整体所带来的影响。在彼时的思想条件与观测水平上能提出这样问题的人，不可谓不伟大。
在“至大无类，至小无内”的视角下提出“玄府理论”。在观测对象为人的矢状观测视角下，皮肤是人体之表。那么如果在内镜的视角下呢？脏腑的表层如何用药物进行调控？如果视角更小呢？观测对象更加微观呢？这种问题让人豁然开朗，通融圆润。
最后在消渴病的治则上，河间于《三消论》提出：“故治消渴者，补肾水阴寒之虚，而泻心火阳热之实，除胃肠燥热之甚，济一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结，津液生而不枯，气血利而不涩，则病日已矣。散结濡枯利涩为治消渴妙谛，亦治万病之准绳。”此则成为治疗消渴病的治病大法。
河间传道于罗知悌与易水开山张元素为忘年相知。为后世养阴学派、易水学派的发展种下兰因。
二更，后面写子和与丹溪。（因为丹溪的谱系离河间更近，将易水独立出来论述。）
攻邪学派：张子和；代表作《儒门事亲》针对“过用辛温峻重”与“立方以持”的现实情况，子和给出了不同于河间的答案。其从伤寒汗、吐、下三法着眼，认为疾病的发生与转归皆是由于病邪积聚于机体所致。只需将致病因素通过“霸道”的方式去除，则邪去正自安。
在具体手法上，子和在临床实践中大量拓展了攻邪的手法，深盐探吐、三圣散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案。但是在理论上，子和的理论基础没有限定。不加以限定的理论致人偏颇，似乎在子和的学术谱系中不承认虚证的存在。再者，由于汗、吐、下手法使用的过于“霸道”，导致病家接受程度很低。三者，由于汗、吐、下后，调理的要求很高，而大多病家没有注意“将息”之法，所以造成了与子和预料相反的情景，即“吐下之余定无完气”又造成了更加复杂的病机呈现，使病家表现由实转虚，由表及里；甚则“虚实夹杂”。临证时医家订立治法的抉择上便更入“进退维谷”，“掣肘难依”之地。
子和晚年也意识到了自己学说在理论方面的缺陷，试图弥合，但终是无果。由是，导致了“攻邪”思想渐渐式微，而转入“内隐”阶段。这种隐而不显的“内隐子”影响了易水与温病学派。易水巨擎东垣看到过用、滥用汗、吐、下之后所造成的内伤诸损，而作《内外伤辨惑论》，并提出：“王道无近效，养正积自除”的“王道”思想。温病学派则看到了汗、吐、下去邪之法的现实功用，而希冀在运用手法上照顾病家体质，加入“将息”之法，使方案更加细致、实用。（代表人物：袁班、吴有性、杨璿、俞根除）。总体上说，攻邪学派的评价很高，尤其是孙一奎：“仲景不徒以伤寒擅长，守真不独以治火要誉，戴人不当以攻击蒙讥，东垣不专以内伤树帜，阳有余、阴不足之谈不可以疵丹溪”语，为千古持平之论。而子和亦为“医中之杰”。
养阴学派与天纵之才：朱丹溪，自丹溪“以手指月”后，整体改变了宋时“过用辛温峻重”与“立方以持”的基调，养阴成为当世显学，连景岳这样的“医之柱石”，早年间也是服膺丹溪而终有嬗变的。
丹溪的学养背景：朱丹溪为“程朱理学”正统弟子，学儒于许谦许文懿，在丹溪见到八十岁高龄的罗之悌之前，丹溪走的是“立方以持”的路子，能将《局方》成诵，若成竹在胸，可临证效果却不敢恭维。这使得丹溪对《局方》的应用标准产生了思考。后在其师（许谦）的鼓励下，丹溪开始专攻医学，投名师访高友希望能有寸进，释心中疑惑。最终，丹溪投入罗知悌门下，跟随罗知悌学习，师徒则讨论《内经》《难经》的绳距为立法垂津，从戴良的《丹溪翁传》上看，在罗处学习使丹溪能够接触到正统寒凉学派的学术观点，而罗还教授了丹溪，易水东垣关于内伤虚损的治法、治则。在学期的后两年，丹溪则代师出诊，进行临证实践，每每再与老师复盘方案以供精进。在罗处的学习使丹溪明白：“区区裴、陈之学，泥且杀人”，而“操古方以治今病，则其势不能尽合”。于是对于宋时以降的问题，丹溪开始了自己的回答。
首先，丹溪完成了著作《局方发挥》，在此书中批郤导窾地指出局方以降过用辛温峻重的问题，一时辩才无二。在《金匮勾玄》中丹溪口述，戴元礼代笔写出重量级文献，《气属阳动作火论》阐明“捍卫冲和不怠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之理。《血属阴易亏难成论》阐明“人体中用以维持功能的精微物质的重要作用。”《火岂君相五志具有论》进一步拓展了寒凉学派对“火邪”在病因学上的认识。再者，丹溪在《格致余论》中完成《治病必求本论》认为：治病当审色合脉，不可但凭证而论方；并且提出其最重要的学术思想：“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进而以“养阴之名”名满天下。此外，丹溪所提“六郁”思想，倒仓法应用，对虎潜丸、大补阴丸的应用，都对当时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君以此始 必以此终”，此后拉开了芩、连、柏、知母，苦寒、甘寒滥用的肇始，埋下了整个学术思想的新的涌动与不安。
丹溪弟子：王安道与戴氏父兄三人。自丹溪治好许谦后，天下医家辄自述私淑者甚众。而可堪传其衣钵的唯王安道与戴元礼，王安道作《医经溯洄集》为温病脱却伤寒复以羽翼；戴氏则应征于洪武，成为朱氏家族的御医，为皇家服务。戴氏的《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的序言为胡潆作。可知在明初，丹溪思想是上至士大夫下至平民认可的当世显学。
三更（明日写易水）
易水家谱：张元素年少成名，意气风发飞扬跋扈；李东垣易水巨擎，散尽家财名传千古；王海藏虚心致学终有所得；罗谦辅砥砺岩穴之人，终入青云之际。
病榻之上的河间拒绝年少轻狂的张元素的拜谒时，他决计是想象不来这位小友到底是有多么狂放不羁。而正是这样充满戏剧张力的见面促成了“忘年之交”的美谈。这位易水始祖学术视阈也确与他人不同，“脏腑为辨病体系”不过一种继承。其最迥出诸家的看法则在于：打破既往以《神农本草经》订立的功效配伍组方原则，从“五脏苦欲补泻”与“性味气味”的角度重新解读梳理组方配伍原则。使一直休眠于内经《灵枢五味》、《宣明五气论》、《至真要大论》、《藏气法时论》的理论据实地拓展至“用”的层次。“引经报使”，“分经论治”的提法，是站在更加整体与宏观的视角来分析不同层次、阶段的具体问题。这种组方用药的手法也最终影响温病学派，使其得出“以法统方”的研究方法。
母亲的疾病与围城后，途有饿殍的惨痛经历使李皋发愿学医；而身边过用汗、吐、下的医疗纪实，使东垣最终将其课题锚定在脾胃系统的内伤疾病上。在用重金敲开元素的大门后，东垣渐渐走出了书斋与贵胄们的觥筹交错，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生命体验。
东垣《内外伤辨惑论》主要阐述了其眼见过用、妄用汗、吐、下法后所造成的脾胃内伤致病，从东垣字里行间看，彼时的大部分医生无法辨识发热到底是起自内伤还是外感。而悉投以辛温峻重，不然则枉投之下、吐等“霸道”的驱邪手法，造成了更严重的脾胃内伤。补中益气汤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投之以临证的。在《脾胃论》中东垣系统的论述了脾胃系统的重要功能，以及脾胃系统损伤后对其他系统的影响（“元气与贼火不两立”，“脾胃亏虚 阴火上乘”，治疗手法上力倡“补中升阳”、“甘温除热”；并提出千古“谜题”—阴火的概念。其中对“火郁发之”的实践得到临证印证。值得一提的是东垣所作“普济消毒饮”，于当时“大头天行”下活人无数。
在传道授业上，东垣的品行更是令人折服。王海藏本是东垣师弟，但是自觉在元素处未得“真经”而跟随东垣继续学习。传道于罗谦辅时，更是先给罗氏黄金十两以安其心、定其志，罗氏跟随东垣苦读十年终为易水划出圆满句号。
王海藏最终将其课题着力于伤寒三阴证的研究上。《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是其代表作品。从其治完颜小将军案中看，有着尊崇的社会地位。值得一说的是，目前妇科常用的“桃红四物汤”的基本结构即出自海藏老人，叶氏在《温热论》也赞其“桂枝红花汤”大有可为。
明人序《卫生宝鉴》时咸谓罗天益得李氏正传，“其发言造诣，酷类其师”。不同于一般看法，我本人对罗氏极其推崇，从文献整理上看，东垣去世后所刊行的《医学发明》、《兰室秘藏》极有可能是天益代为完成。从《卫生宝鉴》上看，罗氏认识已超东垣，尤其在于“气生于精，精化生气”的提出。从罗氏治学上看，其已不拘“甘温”之旨而大胆应用“甘寒”（清神甘露饮）；对于“阴火”保留而不述的态度，其所说“采摭李氏精确之论，附以各家学说，以己见概括之”都能够看出其谦和严谨之性；再者，对于病位其嬗变至肾、命门，直接影响温补学派的发展。最后，观叶案《临证指南医案》所提，“既济解毒汤”，“谦甫劫胃水法”的应用，都是临证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
易水始于元素终于天益，形成特有的易水家法：1.养胃气，胃气壮则五脏六腑皆壮；2.戒用峻利之剂；3.养生积自除；4.反对无病服药；5.讲究治方之法；影响后世甚远。
四更（明日总结金元）
世皆言“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源流论》谢观语。倒不如说是，在一次系统文献整理后，对于临床评价不同的总结。在治平年间形成了对前代的总结集成，希望以此指导临证。但是临证总是如此，证素千变万化，病家体质各不相同，于是针对不同的医疗纪实与观测，医家们又针对不同的问题展开了自己的阐发，终于在丹溪时代整体趋同。此一时则呈现出“术不可持而必推求于理”的学术特点，加之对于寒凉药物的滥用，自然又形成明温补学派重视“命门学说”与“温补手法”发轫与滥觞。
但无论如何，请中医学子们记住这些名字：张锐、史载之、洪遵、王贶、葛可久，正是这些“英杰”们孜孜不倦的整理、修正、迭代、更新，才有了文脉、医脉绵延不绝的今日。
芩，连、柏、母，与“折阳就阴”的滥用，使薛立斋看到了滥用寒凉的后果。于是，有明一朝整体学术发展的脉络便草蛇灰线的沿着两条支线展开：显而易见的以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学派与命门学说的研究；与隐而未见的以缪仲醇轻灵寒凉延续与王肯堂集成式、因明方法的研究。
诚然，“折阳就阴”会将生命活动的层级推向低水平层次，这是从柯琴的孤案中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是，偏颇地将原因皆归于丹溪学术，这是否是恰当的归因？四方英杰自然也应各有韬略，毋需赘语。
自薛立斋至张景岳，在“术不可持而必推求于理”与罗谦辅“补精”的影响下，反思滥用寒凉的后果，开始大倡温补。在病位上，还展开了“补脾”与“补肾”的讼聚。这一时期，为了弥合《内经》与《难经》所提“精之所主”的不自洽，温补学派又开始了对“命门学说”的理论研究。最终，命门学说在《景岳全书》中趋于成熟，“医之柱石”张景岳也透过《大宝论》的完成，提出了，“人之真阳，若天于日”的认识。在此学术思想影响下，形成其“肾阳观”而创制“右归丸”。同属于温补学派的孙一奎则在“治痰”之法上颇多建树，从其《三吴验案》上看，孙氏于江南行医时，出入尽皆贵胄商贾之门楣，为上流社会所接受。
晚明东林与宋时元祐一般，为政治斗争所裹挟。因与东林交好，缪仲醇竟被认定是东林“安道全”确不知是应喜应忧。当世之时，缪氏与景岳一时瑜亮，一擅长寒凉，一擅长温补；一用药轻灵松锐，一则大开大阖（景岳药之四维的论述）。而缪氏最杰出的贡献则在其“暗风”之说，此说直接影响叶氏“肝阳化风”理论。几乎在此时，对中风的治法与辨识已如木工钻眼，已彻九分，只待叶氏出场，揭橥大道。
世语：摔碎瑶琴凤尾寒，知音不在与谁弹；春风满面皆朋友，若遇知音难上难。33岁云游天下剑眉星目的缪希雍终于在应天府见到了30岁的白面书生王肯堂，没有文人相轻的嫌恶，只有惺惺相惜的清欢。二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后，缪氏不改其任侠之风，拂衣而去。王氏则在《证治准绳》中将这段“善缘”记录了下来。或许是因为王氏的医名太高了的缘故，世人竟不知其是一位研究因明学的大家，授业于紫柏大师，于晚明相宗注释《八识规矩集解》。这对后世“格物”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益处。
如果把视角挪至荆楚大地，则还有一位“苍生大医”不可不提。当嘉靖拒绝接纳李时珍“不可枉服丹石”的建议后，李氏也着实潇洒至极，颇有扁鹊见蔡桓公之风。《本草纲目》的问世，是本草学殿堂级的宝库。但我却想把笔墨着在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上，这部上承滑伯仁，下启叶天士的小册子，将在叶氏手中另辟门径，开创出“不同以往”的辨识体系。
行文至此，本应开始叙述温病学派，可假使我对叶氏写的不够鞭辟入里是否会造成误导？脑中突然记起柯韵伯的喝棒。思来想去，我本不是腹词丰赡之人，算得上胸中有万卷书吗？大抵是不能的。可算笔下无半点尘吗？韵伯才高，蔽以中人之资，更是难以望其项背。
可即便停在此处，我想我已经将我想说的都表达了出来，整体学术的演进与发展，充满渗透、泛化、讼聚、拓展，杰出的医家们禀着自己见到的医疗纪实对锚定的课题“补偏救弊”。其中亦充满着误读、错判、曲解。就借用王阳明“天泉论道”的话作为结语吧：“四方英杰，各有异同；议论纷纷，多言何益？”
壬寅年，写于洛水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