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红包（古代人的红包）

在映透着喜庆的大红纸张上写上滚金的“福”字，然后将字倒贴在自己的房门上，已取得“福倒（到）了”的好意头。这么重要的一个字，总要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们执笔，这样才更显重要。如果是皇帝亲自执笔，意义自然更是非凡，能够得到皇帝的赐“福”，相信来年一定福缘滚滚。清虽然原自关外，但大清的皇帝们的汉学功底都不低，那么，清代的皇帝们有没有写“福”字下赐的习惯呢？

清代，庆祝活动最多的节日莫过于新年前后，而民间贴福的风俗习惯，就是与清代皇帝在新年时赐福字的惯例息息相关。其实，民间贴福的习俗源自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西周取代殷商之后，姜太公持榜封神之时，各路神仙都已经封神就毕，但是，姜太公的那位十分恶性的夫人也来讨要神位，太公无奈之下，只得封他的夫人为“穷神”，并规定凡是贴了“福”字的地方便不能去。于是，老百姓便家家贴“福”、燃放鞭炮，驱赶这位不受欢迎的“穷神”。无论最初选择贴福的动机如何，现在，“福”就是幸福的代名词，贴上福字就意味着福缘滚滚，福气兴旺，一个字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所有向往。

既然每逢节日贴“福”已经成为了一种传统的民俗习惯，那么，一向遵循“与民同乐”原则的皇室贵族不会错过这个展示皇恩浩荡的机会。皇帝亲笔手书“福”字，并下赐群臣，这无疑代表了莫大的恩惠与信任，且紧紧的贴合了民间的习俗传统，并体现了一定的精神境界，要比赏赐金银珠宝有格调的多。根据清代昭梿所著的《啸亭杂录》对福字的记载“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可见，皇帝写福字下赐群臣已经成为清代皇帝特有的年节赏赐。

清康熙皇帝是第一个清代皇帝手书“福”字下赐群臣的典例，皇家认为，十二月是进入年终的月份，也是人们祈望吉祥、驱避邪魔、以图本年得到一个圆满的终结的时刻，人们要满怀欣喜地恭候、迎接新年。所以，自康熙朝始，每年十二月初一日，皇帝在内廷要亲自御笔书“福”字，所写出来的第一个“福”字要悬挂于乾清官正殿，其余张贴宫廷内苑各处，以及颁赐后妃近侍、王公宠臣、内廷翰林等。此后，清宫御赐“福”字仪式成为典制。

雍正时期，每年腊月底，雍正都要手书“福”字，有“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手书‘福’字赐内外大臣，诸臣奏谢皆称受朕赐福之恩”之渝。此后，皇帝的手书“福”、“寿”字不仅张贴在宫苑各处，而且还会颁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后朝均沿袭下来。

乾隆皇帝更是讲究书“福”之典制，并且在御书“福”字之前，还必先到阐福寺(在北海北岸五龙亭旁边，今已不存)拈香，然后再到重华宫内漱芳斋大书“福”字。乾隆赐“福”的事例很多，此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同治皇帝不但写“福”字颁赐近臣或张贴宫内，而且还花样翻新地写“寿”、“龙”、“虎”、“福禄寿”等字张贴在宫廷院落内。皇帝亲笔所写的“福”、“寿”字幅，其中间为一火焰升腾的银色火珠，周围以流云纹缠绕，其红绢制作得分外精美雅致，以黑墨书写的“福”、“寿”字形，恰在四条龙纹菱形之中间，显得字体十分饱满大方，作品精致喜庆。

清代皇帝赏赐王公大臣等官员“福”字时，皆在十二月二十日后，御赐“福’’字仪式在乾清宫或重华宫举行。届时得到皇帝御赐“福”字者，每年十余人或不及十人，受赐者依次跪在案前，仰瞻皇帝御书“福”字，叩首谢恩。两名御前太监同持“福”字笺而出，受赐者再在“福’’字下面叩谢，寓满‘身都是“福”之意，再恭捧退下。王公，大臣等官员均以得到御赐“福”字为幸事。当然，皇帝赏赐的“福”字何其珍贵，自然不会拿去贴在门上，而是要精心装裱，然后供奉起来，以示对皇帝恩泽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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