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 胡鸿保
1969年4月离开上海去云南元江插队，此前都是与家人一起过年的。1970年2月6日春节（庚戌年）我第一次离家在外过年。而老祖母在我离家后八个月去世，所以这年过春节家里比以往少了两个人，生离死别。记得当时国家对知识青年发出的号召是，“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年头不像现在，生产队不可能通电话，更遑论微信视频联系。然而，逝水流年就是这么平凡自然地过去了
1971年1月27日春节（辛亥年），我还是在生产队里过年，节后才启程返沪探亲。在家住了几个月，风闻各地开始招工，插队知青有望离开生产队，当国家职工、吃商品粮啦；于是我就回生产队去了。
1971年12月我被招进玉溪地区化肥厂，1972年2月15日春节（壬子年），就没能回家。进厂当学徒工两年，只有等满师之后才按国家职工待遇，享受一年一次的探亲假。就这样，慢慢地，几乎淡忘了春节必然回家团圆的习俗。
1978年我考上云南大学，读书期间，自然享有寒暑假，可以回家过年。不过毕业那年（1982年），因为要考研，所以寒假没有回上海。1982年1月25日，壬戌年正月初一，我是独自在学生宿舍里过的。自从第一次离家过年至此，正好转过一轮：庚戌年到壬戌年，从金狗到水狗。而从土鸡（1969年）入滇到水狗（1982年）离开云南，前后十三年。我不明术数命理，瞎比附：“土鸡”意指到土地里去觅食，插队落户；五行中“水”对应的是“北”，“水狗”就喻示跑到北京去啦（1982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读研）。
在绿园生产队和玉溪化肥厂过年，尽管“举目无亲”，却还是给我留下不少快乐的回忆。
当年农村平时生活单调，伙食也差，只有过年那一阵特别喜庆、有吃福。插队知青没有什么杀年猪、舂糯米粑粑的举措，反倒是什么都不管，自家不用生火做饭了，就知道游走于寨子里各老傣家，蹭吃蹭喝（我们村子21户人家里有20户是傣族，另一户是哈尼族）。队长家和会计家自然最先去，生产队里那个“贫下中农委员会”分管我们知青的老封，老两口无子女，经济状况比较差，过年却也须请我们吃饭，实在是个负担。两天过下来，我们（同村共11名上海知青，全是男生）吃出了经验，一致认为大家应该分散开来，三三两两为伍，分头到几家人家去打牙祭，这才可以既吃得好，又不至于让主人难以承受。在那个生活物资不大丰富的年代，村民们碰上过年才难得放开肚皮、享受一番，遭到插队知青这批不速之客、不请自来，真像是遭遇自然灾害，有苦难言。
化肥厂过年，因为许多职工老家不在玉溪本地而是附近县里的，所以厂方会派车送职工回家。送人用的车是厂里日常跑运输拉生产原料或化肥的、载重4吨的解放牌卡车。（若按现下的交通规则，几十个人站在货箱里跑长途，肯定会被拦下罚款。）老家江川县、通海县的职工人数较多，路上往返时间也比较短，厂车常常不止发一趟。我有过一次搭乘厂车回元江县过年，一百七十多公里的路，要开一天。到了元江，也回生产队去看看。好在绿园生产队离县城还不足两公里。
年三十的下午，能离厂回家的职工基本上都走了。所以，机修车间年夜饭肯定提前在小年夜就开吃啦。那阵各个车间食堂都吃“结余”，菜肴比平日好得多。我们分属于不同车间的上海知青，有的会凑在一起吃，交换品尝多种口味。
过春节那几天，我们机修车工一定要留人值班。留守的车工必须能够独当一面，什么难车的零件都要会做。当学徒工时虽然留下过年，但是不会派我们值班。满师后，也有过春节值班的经历，对于这份手艺多了几分自信。当年节日加班三天只有双份工资（如今是三倍）。我们愿意要三天“补休”，积攒到探亲假回上海时用。
春节放假，厂里的人明显见少，单身职工基本都回家，双职工也有回老家与亲人团聚的。我们离家远，一年一度的探亲假，也并不都凑在春节期间。于是，平日来往比较多的几位师傅和一位广东籍厂医，总会在此时邀我去他们家吃顿饭。当然，这时可不同在生产队那会的“插兄”（插队兄弟）做派，总该讲究点礼数：带一瓶酒去赴宴，算是最简单的“礼尚往来”。
回想起来，这都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时过境迁，不过，联系当前情势下提倡的“就地过年”，与我在云南异乡为客的那些过年经历，两相比照，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22年元月24日于北京
□ 胡鸿保，上海人，人类学博士、教授，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