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中，许多影响广泛的学说都曾论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它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以理化情
持这种观点的，最典型的人物是庄子。
庄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境界论传统。他提出“逍遥”作为人最高的精神境界。简单地说，“逍遥”是一种以对“道的真理”的认识为基础，对万物保持“以道观之”的独特精神体验的一种“道高物外”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人被要求做到“无情”。
庄子曾承认“人固无情”，这里面的“无情”，并不指完全消除好恶等情感，而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道家认为，人在初生的时候，与“道”最为接近，心灵最为纯洁，因此也能保持“自然”的状态。老子曾以婴儿终日哭喊而喉咙不沙哑来新形容这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并不是没有情感，但情感的发动保有“道”的“绵绵若存”的特性，保持一种稳定的状态，不影响人的活动。
庄子认为，世俗意义上的“有情”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情感的泛滥，二是情感的作伪。
庄子笔下有这样一个故事：老子死了，他的朋友去看望他，哭了三声就走了。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表示：老子丧礼上出席的人太多，他们哭得也实在太伤心，所以，老子一定没有教会他们“道的真理”（对于这件事来说，道的真理意味着，死亡只是组成人身体的材料回归于道并进行新的循环的不可逆过程），才导致他们无谓地伤心，甚至其中还难免有作伪的成分。
关于情感的作伪，庄子说：在一个叫演门的地方，有一个好人，他为死去的亲人哭得真挚又伤心，因此被赏识做了官。过了一阵，他的乡亲有一半人哭丧哭死了。这深刻地揭示了世俗意义上的“有情”，有的可能只是会“内伤身”的“伪情”。
所以，庄子主张，人要通过对“道的真理”的体悟，放下自己的执着，不以事物对自己的工具价值作为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解除由习惯所建立的事物与情感的联系，回复到人最初的情感状态，实现“复归于婴儿”。
二、理即是情
这是儒家的一般观点。
儒家最核心的观点，即孔子提出的仁，就是一种立足于亲亲之情，并可以遵循伦理秩序向外推演的人类间的爱，这种爱使儒家千百年为之奋斗。
在儒家思想中，并没有与西方的“理性”含义完全相同的概念。儒家提倡的诸德目中的“智”，依孟子的解释，是“是非之心”。即根据道德的普遍原则，对具体事务进行定性判断的道德理性。这与西方追求的，能够占有知识，破除意见的“智慧”截然不同。
儒家通常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人类的伦理生活，所以，伦理生活中的知识是人最应该寻求的知识。并且，准确的伦理知识要建立在“人之常情”的基础上，比如，有尽孝之情，才能理解尽孝的正当性与方法。所以，“人之常情”是“是非之心”即道德理性的基础。
在儒家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董仲舒将人的伦理赋予天，实现价值存在化的进路；与朱熹将事物的最佳安排与其象征的伦理意义作为普遍的“天理”，建构形而上学的进路；还有陆王心学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视为人的天赋，人可以直接依据此天赋观察与改造世界的进路。这些意味着，儒家的大部分流派都承认，人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人的每一个认识，都具有伦理价值的内涵。
这些伦理价值无法脱离人的情感，并必将引起人的情感，所以这意味着，人无法脱离自己的情感，对事物进行纯粹的考察。
人的理性主要是道德理性，这种道德理性，以“人之常情”为基础，并且，人只能在“有情”的状态下进行观察，所以，理性与情感密不可分。
在儒家的某些论述中，理性与情感被视为一体两面。
比如，《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的“和”，就可以看做一个人在社会中经过自我调适之后的状态，儒家认为这是最理智的一种状态。
“理即是情”在这种意义上，就是说，情感与理性是一体的，理性只是情感的自我节制。
三、弃理任情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是其代表。
魏晋时期，儒家提倡的礼教与操守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与公众的镣铐，所以，出现了一股以老庄道家思想为指导，要求真性情的解放的思潮，史称“魏晋玄学”。
在魏晋玄学中，最为激进的就是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所提倡的“竹林玄学”。
嵇康、阮籍等人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表现对名教的道德规范甚至君主政治体制的反叛。认为儒家的“六经”不过是“臭腐”。认为名教与儒学智慧造成人“真性”的扭曲，使人陷入“理伪”。
所以，嵇康、阮籍等人要求将人的身心从公共礼法中解救出来，以真性情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生，该哭就哭，该笑就笑，提倡“触情而行”。这使他们的学说具有情感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
但是，“竹林玄学”把人性概括为“从欲即欢”，把“情感”引申为纯粹的“情欲”。后面的《列子·杨朱篇》甚至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地享受。这样的发展所引起的反对力量，使这一学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竹林玄学”虽然推崇老庄思想，但他们所认定的人之“真性”与老庄道家所认定的人之“真性”截然不同，当“情”成为“情欲”，老庄道家的超越追求荡然无存。
注：
1.在中国哲学中，不得不提的还有佛教哲学。但因我的了解有限，只能尝试在这里做出简单的说明：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有无双遣”的境界，即心无挂碍，即不执着于世界的存在（有），也不执着于世界的不存在（空）。令事物对自己展现一种似有似无的“幻”的状态，与事物若即若离。在这种状态中，要有普度众生的行为，有不能有普度众生的心念。这也是一种“无情”。这样以某种世界观对情感进行处理的方式，可以参照上述之“以理化情”来理解，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比如在心态上，佛教“无情”得彻底一些，但在行为上，佛教又要求其信徒进行特定的，从“有情”的角度来看，值得赞扬的行为。）
2.中国哲学以“境界论”为其特色，即要求“实践知识”的创作。这意味着，它对理性与情感之关系的表述，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其使用的语言，不是客观的描述，而带有主观的体验，这使读者只能在实践中反复体会其言外之意。第二，比起“一般意义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中国哲学更关心“理想层面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这是说，比起描述一般人的理性与情感的关系，中国哲学更愿意描述达到某种精神境界的人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并探求将理性与情感调整至这种关系的方法。比如，孟子的“万物皆备与我”，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庄子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就不是对一般人状态的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