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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在北京举行第几次奥运会(2008年在香港举办什么项目)

2020年这个春节,相信让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刻骨铭心。因为每个人所处的地标不同、岗位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也截然不同。有的人为了保卫别人的健康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死,有的人因为禁足家中而无聊至极。说起来有点羞愧,我是后者,以至于开始一遍遍回想起17年前的北京往事。

2003年3月末的北京,一切都正常。有一位带美学课的老师邀请我们十来个选修的研究生去很远的地方看一个艺术展览。记得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车,空气中漂浮着柳絮,有少数人因为怕过敏戴着口罩。隐约听说广州有可怕的传染病,因为没经历过,大街上的众生还浑然不觉。展览上看了什么,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老师介绍哪个人的那一方字可以卖出几十万。有一副作品印象深刻:一把匕首插在一个木板上,有个人细细凝视低声自语,真好,真好。看不出所以然的我佩服的问,您看懂了啊!他不回头,只是说,真好,这把刀真好。

4月1日深夜,宿舍四人都已在各自的铺上酝酿睡觉。我下铺的小新姑娘并不是我们的同学,她以每月300元的价格租了这个铺位,努力准备着自考的复习,每晚睡前都听收音机。她突然惊呼起来,哥哥跳楼了!我们慌忙让她拔掉耳机,听到消息一时难以置信,就像对刚刚得到的疫情信息一样难以置信。毕竟这个日子在以往是可以随便愚弄人的。

后面几天还没有收到不能上课的通知,校园一切照旧。宿舍的开开姑娘鼓起勇气拿着北京地图骑了很远,给我们带回了25元一只的带滤芯的口罩,板蓝根已经没有了。因为是研究生课,人很少,大家上课都挑张桌椅用湿巾仔细擦拭,互相坐的远远的,一副他人即地狱的样子。记得有个老师穿着被84消毒液蚀掉颜色的新衣服,愤愤讲着她在路上和一个随意吐痰的老人吵架的情形。那时候的手机还不是智能的,没人低头玩手机,所以作为学生的我们听的都很认真。

最终还是停课和封校了,有诺大的园子可以活动,所以没有困兽的感觉。我们住的是一个旧时的三层小楼,出入很方便,据说很早以前还是专家楼。不过十年前去看时,这个宿舍旧址已经因为奥运会改成了拳击馆。戴口罩去食堂吃饭,顺便喝点免费的中药汤剂。打羽毛球、看看书、准备论文,每日报告体温,晚上收听疫情新闻。我们那时还是学生,被保护的很好,不过总有一点对社会什么奉献也做不了的挫败感。

后面的情况松快了些,院里允许有特别事务可以请假外出一次。记不清我和双双姑娘对辅导员撒了个什么谎,开出了假条出去逛街。因为没什么顾客,衣服都很便宜,我俩多买了三五件。回到宿舍,四个人喜滋滋地对着镜子试来试去,对身上这段时间懒出来的几斤肉愁闷不已。现在回想起来,大多人可能都曾犯过这样好似无知无畏、不以为然、欺上瞒下但其实可能造成非常蠢坏后果的错误。

时间过的很快,两个月不到我胖了整整十斤,论文还不成样子。离开北京回家前见了在车公庄附近读研究生的发小闺蜜,她谈了个恋爱,瘦了十斤。直到现在她都没胖回来,应该是北京生活压力太大的原因。最近,因为属于区直机关单位,她常常要在“密接户”门口值班。夜班的时候,我俩时不时地聊起当年那个特殊时期,她给我几张自己全副武装的照片。我叹着她的辛苦,却也羡慕她在这个特殊时期切实做了点事情。

端午前一日回到家,母亲说第二天是父亲的生日,出去吃,特意交代不要穿太短的短裤。我告诉他们,北京高校“非典”征文中,我的文章得了一等奖,奖金200元,题目叫《老爸的短信》,二老非常高兴。

不用多久,一切恢复了正常。就像是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隐约地传过来转瞬又没了声息。但我一直喜欢用那句话装点自己的QQ空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前几日,偶然看到近七十年前新中国刚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纪录片,里面有个老爷爷当街吐痰,被少先队员拦下,告诉他这样做不卫生,会传染病菌,应该吐在手绢或卫生纸里,老爷爷连声认错表示感谢。看完觉得这一老一少很可爱质朴,转而又很沮丧,没想到不要随意吐痰这样一件小事竟然比人飞出太空还要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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