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
文
摘
要
“坐办公的郑书记”关怀我的一段故事——刘 笑
我叫刘笑，1963年出生，原本是柳林县三交镇一个土生土长的残疾农民，1985年被聘用为薛村乡专职团干以来，三十余年致力于一件事情——钻研地膜开沟集雨的抗旱技术。
生长干旱是一个历史性和现实性的难题，也是众多专家学者穷奇一生无法绿色的课题。而我面朝黄土背朝天，既无基本的专业知识、又无相应的研究资金和设备，还要想办法养家糊口，研究过程的艰难和推广历程的困难可想而知。我曾经无数次失败、曾经独住山间半年之长、曾因为巨额贷款被银行追债、曾经两位亲人在研究中付出了年轻生命、曾经因为研发试验两次机械事故，被伤者赌门辱骂、纠缠十余年、曾经因为研发和生活高压导致刘笑一度精神崩溃、抑郁绝望........坚持研发固然需要刘笑自身坚强再坚强，但超过承受极限的时候，如果没有有关组织和领导的特别关怀，我绝不可能在旱作技术研究的路上坚持三十余年，也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一些研发成果和社会荣誉。这里的回忆是一位自我称谓是“坐办公的”省委副书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特别关怀、支持我这个一线残疾农技人员的一段未见报道的真实故事。
1994年，我主动要求到薛村乡最小的王庄村下乡扶贫。为了解决干旱给农民带来的历史和现实困扰，我在组织指导全村农民种植旱地地膜西瓜的同时，自己承包了一块地，进行地膜集雨实地研究试验。因研究需要每个雨天都坚守在地头收集雨水，而地头离村子又太远，我就在地里的梯田梗上挖了一孔刚能容身的土窟窿，白天在地里劳动，夜里凑合住宿，一直坚持了半年，雨季曾经47天没有下山，终于完成一个种植周期的研究，发明了我的第一个专利。当时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因为聘用合同一直没有正式签订，一个月只有36块钱的工资，如果不再做点什么，根本没办法养家糊口，更不要说投资搞研究了。所以，在被聘用后的几年里，我只能通过产前无偿培训、产中微利农资服务，收取一点微薄利润，支撑家庭生活和旱作技术研究。但是这年春季柳林县财贸委员会牵头生产资料公司、工商、公安等五部门联合整顿生产资料市场时在薛村乡把我贷款9000余元为西瓜协会会员无偿定购的一车化肥以非法经营名义全部罚没并低价销售出去，本金利息相加一下子要赔钱近万元，这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没顶之灾……为此，我找分管农业的县长签字没起作用，又找了 *** 县长在县人代会上公开呼吁要支持刘笑这样的一线同志，结果也没有任何回音。县长的公开呼吁都得不到响应，上万元的巨债压在年收入不到一千元的我身上，还能去找谁？我几乎绝望了……
就在这时候，省委郑社奎副书记听到我住在山上和农民一起种地的事情后，专程从省城来柳林看望我，并且要到我山上的试验田里去。头天听到通知时我就懵了，因为从山下到山上足足有四里路，路宽不到三米，大大小小十几道湾，路边都是几十米深的大沟，那年雨特别多，我领着全村17个主劳力一共修了25次路。郑书记要来的头一天，修了没十天的路刚刚又被雨毁，如果当天夜里不修路，第二天就没法上山，而我正被化肥事件搞的心灰意冷、身心疲惫、感冒输液......关键是这样的路即便修一下也是处处危险，一个省委副书记会上山吗？我山上的一片小试验田值得那样一位高级领导去看吗？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 ？带着这样的疑虑，我与乡里领导组织相邻村群众连夜把路面再次抢修出来，心里其实希望郑书记看到山路危险而取消行动。没想到郑书记第二天来山下之后二话没说，直接随车上了山。当时我在山上试验田里，后来听他们说有一辆陪同车确实压塌了排水沟，所有司机都头皮发麻，说如果不是省委副书记已经上去了，绝对不会走那样的路。
因为驼背我本来身高只有1.5米多点，又由于长期风餐露宿，人晒的很黑，瘦的只有96斤，相貌连我自己也看不上眼。但郑书记上山后用一双非常温暖的大手一握我的手，可能是以经验看出来我大概身体有问题，立刻关心地问：“你怎么了，这个手冰凉冰凉”？我回答感冒好几天了，昨天夜里输了点液才赶上山来。郑书记马上问周围的人：“你们谁有根针啊，我给你指头上挑挑血就轻松点了”。可惜当时大家真没有想到要准备一根缝衣针，便找不着，郑书记就一直拉着我的手，就像一位长辈牵着晚辈，从地头走到天间，走到我住的土窟窿前，看了我涂写在梯田上的励志口号、对联，特别仔细的观察了我设在坡路上的塑料集雨池和试验田里地膜覆盖的集雨沟---后来我才知道郑书记毕业于山西农大，本身学的就是农学，后来又长期奔波基层，分管农业，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非常熟悉，真正是专家级别。但是当天在山上因为身体感冒加上精神高度紧张，中间的交流内容已经记不清了，总的感觉是郑书记没有问太多，也没有怎么表态，只是面容慈祥地倾听，但我感觉他不知道为什么心情是比较沉重的....
地里看完以后，问的也不多，表态也不响亮，我以为这就是领导的走马观花，也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领导走了，我留下来，生活困难、研究困难依然存在，特别是化肥的灭顶之灾难以解除。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郑书记离开试验田的时候，陪同郑书记的时任团省委书记高建民同志，关切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帮忙，因为高书记是我们共青团的系统领导，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吐露了化肥问题的苦水，当时并没有希望能得到多少支持，只不过是孩子发脾气式的一吐为快。没想到高建民书记听了几句后，拉着我的手直接走到郑书记的车边说，一会你跟着我们走，就坐郑书记的车，在车上向他汇报一下这个事情。我说不合适、不敢。高书记鼓励我：你放心说，郑书记是个非常好的领导，他不会批评你，一定会帮助你的！就这样，我被团省委书记推到了郑书记车上，逼得原车陪同人员都挤到其它车上。
车发动了，开始在盘山土路上下山，我在副驾驶位上偷偷观察郑书记，看他没有生气，才稍稍放下心来。我知道领导在视察的时候，不应该说困难，提要求，但我这上车却明显是要“告状”，所以心情非常紧张，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过后有什么后果，到底说不说。正在忐忑不安的时候，郑书记用很亲切的声音开口问：“刘笑啊，有什么困难，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帮帮你？”
郑书记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于是我整理了一下思路，用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讲述了肥料罚没的不近情理和万元损失将给我家庭生活带来的灾难，情到深处，我激动地表达了几个意思：五部门联合执法是为了工作，我坚守在贫困村扶贫也是工作；其他单位出门是坐着小车，我是扒三轮、凑摩托、步行上下山； 我们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和其他部门就像兄弟一样，因为我们弱小，更应该得到其他兄弟的关爱而不是伤害......
半个小时的时间，车在山路上旋转，我在激动地倾诉，郑书记中间没有说一句话，直到听我说完，车已经下山，才心情沉重地长叹一声：“唉！我们这些坐办公的，天天喊支持下面、支持下面，不就是要支持你们这些战斗在基层一线的同志们吗？”说完后，直到回到县城郑书记再没有说一句话。
山路不好走，回到住地已经快12点，本来应该回房间洗洗手，休息一下，准备就餐。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郑书记却没有回房间，也没有休息，更没有着急吃饭，而是要求省、地、县所有陪同人员利用饭前二十分钟，一起坐坐，开个临时会议。领导们进会议室后，有人通知在外面等待的我，说郑书记让我也参加座谈会。这样我有幸经历了一个省委副书记专门为一个基层农技工作者召开的特别会议。会议大概进行了半个钟头，我记得郑书记全场只说了四句话。一句是开场话：利用饭前时间开个小会，从省里到县里你们一个一个给我说说，怎么看刘笑这个人、看刘笑这件事，查扣化肥的问题怎么解决。第二句是问省扶贫办的同志：你们扶贫办能不能给刘笑的旱作农业研究一点支持；第三句话是继续问扶贫办的同志：如果能给刘笑点支持，什么时间到位？一个月可不可以？第四句话是在吕梁地委领导和柳林县委领导表态更加关心支持刘笑的生活工作后，郑书记作的总结发言：我给你们四句话，一是学习刘笑精神。二是推广刘笑的旱作农业技术。三是帮扶刘笑的扶贫项目一个月内落实。四是化肥的问题柳林县一个礼拜内必须解决，前提是不能让他受损失，处理结果直接向我汇报！散会！
之后的一个礼拜之内，曾经在全县人代会上公开呼吁怎么支持刘笑也不算多的柳林县 *** 县长李秀峰专门召集农业、科技、财贸等相关单位开了一次会议，落实郑书记的指示精神，认真反思部门执法对基层工作的态度和方法，生产资料公司很快退赔了化肥全款，工商部门取消了对刘笑的处罚。县 *** 将处理结果直接汇报给了郑书记，并帮我向省扶贫办申报了一个旱作农业研发方面的项目，后来在郑书记多次干预下也得以到位。
郑书记这一次的实地视察、调研，不仅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久拖不决的化肥问题，解除了我研究初期巨大的经济压力，并首次提出了刘笑精神，肯定了我所从事的旱作技术研究方向和阶段性成果，得以为我排除困难，坚定了继续研究推广的信心，两年后，我获得两项旱作农业方面的专利技术，被评选为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首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自强模范、全国扶贫贡献奖获得者、山西省劳动模范等多种荣誉称号，成长为党的十五大代表。在此之后一直到郑书记退休后一段时间，在首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评选前后，分管青年工作的郑书记几乎是在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一如既往的谆谆教诲和真诚关怀。后来当我的技术在晋城市高平山区推广的时候，去晋城视察农业产业化项目的郑书记居然牺牲了中午休息时间，专程绕道高平市石末乡瓮庄村观看了那里的示范西瓜，这次计划外视察震撼了很多人，也更加体现了郑书记一贯对一线工作者和基础技术研究推广工作的深厚感情和高度重视。
正是由于有郑书记这样的好领导长期的关怀、支持和鼓励，我的旱作集雨技术才能经过五次改进，一次升级换代，愈来愈成熟适用，自1998年以来，逐步获得7项国家专利，地膜开沟集雨技术原理被更加干旱的西部五省区以及南方、中部一些旱区累积推广应用到一亿余亩，以平均30%的增产率，为旱区农民增产300多亿斤，增收近400亿元。2010年以后更是研发出了与升级技术高效匹配的宽膜一体机械，基本完成了从技术到机械的研发任务，使今后的应用推广更加方便。
转眼24年过去了，郑书记已经是80岁的耄耋老人，我也已经年近六旬，白发满鬓，带着一些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离开工作岗位。回忆曾经的岁月，其它类似的话语都模糊了，但耳边始终能想起郑书记那句从没有听别人讲过的自我称谓：唉！我们这些坐办公的.......没有说我这个省委副书记、没有说我这个领导干部、没有说我们这些当官的，只是说“我们这些坐办公的”——也许只有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坐办公”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坐、怎么办、怎么公......得益于独自聆听了郑书记这个振聋发聩的自我称谓，虽然多数时间沉淀在基层一线，属于要被“坐办公的”关怀的对象，但是也有一些自己“坐办公”的短暂时候，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再多的纪录条例也没有对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形成最终约束，但清楚了自己只是一个人“坐办公的”身份之后，我觉得自己也就能坐的更稳一点、办的更好一点、公的更实在一点。如果我们党能更多一些“坐办公的”同志关怀和支持下面的同志，如果我们基层一线的广大群众能体会到更多“坐办公的”同志的关怀，我想我们党的队伍就一定会更加纯洁、更加团结、更加有生气，能够充满时代活力地带领我们的人民尽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