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蔡哥或者蔡文豪

蔡哥或者蔡文豪

文/龚曙光

一进展厅，我便看见了蔡测海。

观展人多，大厅里熙熙攘攘。蔡哥那鹤立鸡群的硕大背影，似乎并未随人流缓缓移动，而像一只信天翁，孤独自在地悬停在海面上。

看展出来，我没叫蔡哥，而是朝他后背不轻不重捶了一拳。蔡哥也没立马回头，他掏出打火机，点燃手里的烟，吸了一口，才扭头说：你写建平的文章，活了！别人写不出。随之递给我一支烟，点上，问起我写他的文章。我摇摇头说：难产！说起来不可思议，一篇文章，写了近一年，每到一半就揉了，怎么都收不了尾。在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写文章素来手快，五六千字，通常也就一个晚上。

蔡哥说，也许是人太熟了。写文章就像谈情说爱，人熟了下不去手。说着诡异地一笑。他说你先前写的那些人，钟叔河呀，唐浩明呀，没一个人像我这么熟。你想想，我俩认识时，你才二十多岁。

想起第一次见蔡哥，是在边城吉首。一家朋友的咖啡馆，街边上，新装修，满是松木的味道。店里空空落落的，只有我俩一桌，在靠窗边的位置。好像是刚放暑假，或者是他刚从北大作家班毕业，我从济南，他从北京回了湘西。天已有些热，蔡哥却依旧是一套深蓝色的西装，领带打得很标准，是温莎结。那时节，会打这种结的人少，多数人还在把领带当红领巾系。我俩相向而坐，都靠着窗。傍晚的阳光从窗外流淌进来，琥珀色，很稠，流到哪里，都像镀了一层金。他的右侧浴在光里，金灿灿的。左侧却阴影着，看上去像一幅木刻。我想起在哪里见过一幅这样的木刻画，或许是一张黑白照片，久了，便有点像木刻。那是三十年代的沈从文，是半身像，金丝眼镜，长衫，浅浅的笑，羞赧里透着斯文。眼前的蔡哥，除了高大些，其它都像。我分辨不出，这是湘西文人天赋的气质，还是对心中偶像的刻意模仿。那时，蔡哥已和沈先生很熟，间或会去先生家里蹭饭，拿作品请教，或者只是聊天，用他们老家的湘西话。

之前，我俩相约过无数回，总是要见了，便失之交臂。或许是爽约太多，见了面，反倒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把皮包里的烟掏出来，中华，软包，然后点燃，旁若无人望着窗外。窗外是一脉远山，山脊线很和缓，山却是层层叠叠的。太阳正向远处的山里落下去，满天的火烧云。咖啡馆里的灯还没开，满屋子的昏暗，便开始将光亮往外挤。蔡哥手里的烟头，一明一灭，像是对昏暗的无声抗拒。蔡哥到底开了口，说有一本短篇小说集，要在台湾出了，你来帮我写序吧！我有些愕然，却没有推辞。后来我便写了，就是那篇叫《生命的告白》的文章。蔡哥先拿去台湾《联合报》发了，后来又发了《民族文学研究》，最后用在了他的小说集里。

再见面，蔡哥便塞了一沓花花绿绿的美金给我，说是台湾的稿酬，末了又补一句：比大陆和香港高多了。随后便邀我去打麻将，说正好三缺一。

我知道，除了写小说，蔡哥的爱好是打麻将。何立伟、王平那帮文友兼麻友，时常笑话他牌臭瘾大，说他写小说顺手了，要找人摸几圈，理由是犒劳自己，写小说不顺手，也要找人摸几圈，理由是惩罚自己。他们实在笑得多了，蔡哥便搬了胡适来应对，说我们校长那样一代文化宗师，都是每天都要摸几圈的。蔡哥谈文学，必说自己的沈二哥；谈麻将，则必谈自己的胡校长，北京大学这两位前辈，始终是他写作或娱乐的楷模。

平常打麻将，蔡哥也是西装革履，连领带都打得周正。往桌上一坐，手里摸牌，嘴里谈的却是文学，大多是他所读的文学新书。蔡哥阅读量大，且不止是浏览，常常有自己的新奇见解。当时听了，你未必能领会，因为蔡哥谈文学，总是一派书面语，听上去有点绕，但过后一琢磨，还真是独到精妙。蔡哥常说，北大没教会他怎么写小说，但教会了他怎么谈书。那天，他谈的是略萨。一个既不懂英文，也不懂西班牙文的人，却把《绿房子》的文本分析得头头是道，那架势，根本不是在麻将桌上，而是参加一个堂而皇之的国际文学研讨会。

牌局的结果，自然是蔡哥输，而且输得硬气，一盘一付，不拖不欠。先是从西装的内口袋掏美元，后来是从裤兜里掏港币，最后把皮包拉开，掏出一沓台币来。桌上的人都有点烦，觉得汇率算起来太麻烦，催他拿人民币来，或者找个人去银行兑换。蔡哥便说：你们这群土鳖，只晓得人民币人民币，难道美元港币不是钱哪？硬通货呢！当年法币、金圆券变成水，只有美元、英镑，硬得更黄金一样！懂啵？！一场牌打完，到底没见蔡哥掏出一张人民币来，扔在桌上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外币。王平一面收钱，一面调笑他，说蔡哥这是在嘲弄我们呢！我们挣稿酬，只有人民币，人家挣的却是美元英镑呢！蔡哥也不反驳，照例诡异地笑一笑，抽着烟。

蔡哥长我好几岁，平素见了，我都叫蔡哥，立伟、王平那一伙，则有时叫蔡哥，有时叫他蔡文豪。

被叫蔡哥时，他会扬起脸来，摘下厚得像啤酒瓶底的近视眼镜，冲你抿嘴一笑，算是应答；被叫文豪时，他则窘得一脸通红，仿佛年少时使劲撸着的裤子，被人恶作剧地一把扯到了胯下，结结巴巴半天憋出一句话：你莫日弄我！日弄是他老家湘西话，大抵是戏谑捉弄的意思。立伟说：你别听他讲莫日弄莫日弄，蔡哥一生做的，都是文豪梦。其实我知道，他们那批作家，谁又没有做过文豪梦呢？只是文学在蔡哥心中，一直神圣得不可侵犯，更不可替代。立伟会去作画搞摄影，少功会去编杂志，残雪会去写哲学著作，运宪会去下海做生意，只有蔡哥，对文学不离不弃。蔡哥偶尔也会跟我说，最近又在跑什么项目，做什么投资，甚至还在老家弄了近两千亩地，种了多少杜仲，值多少钱。但大体都是嘴上说说，他的心思和面子，始终都在文学上。你若说他项目不行，他只嘿嘿一笑，你若说他哪篇小说不行，他会胀红着脸回怼：你晓得个卵！那是他唯一的粗口。不到十分伤心动气的份上，他不会说这种粗痞话。

我一直认为，蔡哥是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属老天爷赏饭吃的那一类。他在湘西老家时，当老师，当医生，当铁路民工，并没有多少文学的积累和训练。别的湘西作家起步，大多都因为沈从文，而他，到了北大作家班，才正经八百读了沈从文的作品。他写的第一篇散文《刻在记忆的石壁上》，就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写的第一篇小说《远处的伐木声》，就得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他的创作，如同火山喷发，虽然中间也有间隙，但一到喷发期，便红透半边天。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最近这三四年。

年逾六旬后，有一段蔡哥颇沉寂，偶尔在群里发一两篇短文，更多的是那种金句式的读书心得，睿智、精到、别开生面。但说到底，那只是老作家标明文学存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的文坛惜别。我正如是想，蔡哥便打脸似的，创作突然火山复活式的爆发，短篇中篇长篇小说，滚木礌石般砸过来，令你应接不暇躲闪不开。《芙蓉》杂志先是刊发了他的几个中短篇，接着推出了他的小说长篇《地方》，随即又出版了单行本。这种力度，无疑已属现象级作家作品的操作。

令我惊讶的是，无论篇幅长短，蔡哥的文字，没有丁点老态。这些小说意象充盈，生鲜灵动，圆通而无俗气，爽静而不干瘪，行云流水却不失顿挫，如歌如诗却不失沉实。真没想到，他竟在明清白话体和现代翻译体之间，杂糅出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风格，一种兼备笔记体圆通老到和翻译体的诗意盎然，灵性十足弹性十足的顿挫短句。每一句都空灵，似无具体所指，句与句，亦无清晰的逻辑关联，叠加在一起，却又构成一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的意义场。你可以说那是关于生命的诗性体念，关于命运的哲学领悟，关于天地山川的时空对话……但似乎又不止于此。在简单的故事、寻常的人物之上，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语义场域。

这些小说中，语言是与故事相伴生的另一种现实，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渗透，构造了一个生命的时空交汇点——三川半。这是一个马孔多小镇式的文学场景，是一道山坳、一个村寨，更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在空间和时间双重意义上被定义的地方。蔡哥的小说，一直很强调空间感，最早是乡下人从山里走出去，后来是城里人从山外走进来，再后来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既出去又进来，既不出去也不进来，地方变成了山里与山外的复合体，虽然小得如一个点，却又大得如同宇宙洪荒。蔡哥的空间概念，从来都带有时间性，山里代表过去，山外代表未来，而三川半，则代表过去和未来的重叠和消失，是瞬间也是永恒。

终于，蔡哥写像了沈从文的诗化湘西，却又逃离了；写像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却也逃离了。在文本的意义上，他似乎真有了些文豪相。我很欣喜、很郑重地嘱咐《芙蓉》杂志，多作几场新书发布会和对谈，用力推一推。

过了几天，《芙蓉》主编陈新文回复我，蔡哥不愿作推广，社里安排了几场对话，悉数被拒绝了。我想，或许因为蔡哥耳背，担心对话接不上，彼此尴尬。新文说不是，因为蔡哥对他讲：作家写本书，譬如树木开朵花。开便开了，落便落了，哪里用得着满大街去吆喝？有人看到，那是看得见的缘分，没人看到，那是看不见的缘分，横竖都是缘。

蔡哥这番话，着实将我震慑了。虽然他从来都认为文学是件极专业的事，不愿意俯就非专业读者，但能把与读者失之交臂视作一种缘分，这境界，岂只令人刮目相看，简直让人须仰视才见。

有好一阵子，我怀疑蔡哥先前沉寂的那些年，不是躲在家里读书写小说，而是和李叔同一样，跑去庙里念经修行了。文坛这些年，但凡有了些声名的作家，都对弘一法师顶礼膜拜，甚至不时听说有人去了山里庙里，似乎艺术的终极归属，便是放下、解脱、皈依佛门。

没多久，大约是今年春节里，网上刷屏了一则声明，署名是蔡哥，矛头直指《芙蓉》杂志，说是要与之绝交云云。因为我还任着该刊编委会主任，朋友们纷纷转过来：

“今年虎年，人生虎气。第一件事便是拉黑《芙蓉》，从此不与该杂志有文字往来。写了几十年，不差几个字。”

果然是老虎发威的架势，措辞斩截，没半点拖泥带水。蔡哥说声明要连发三次，便真的发了三次。看得出，他是执意要把这件事，弄得文学圈人尽皆知。朋友以为，是我什么事得罪了蔡哥，和他闹了大纠纷。起初我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无意之中冒犯了他。“不差几个字”，究竟指的是什么？难道是杂志退了他的稿子？即使是，名作家被刊物退稿也是常事，何至于如此大动干戈？三十多年的朋友，就这样说翻脸就翻脸，说绝交就绝交？我真觉得，蔡哥是长了些文豪脾气！当然，事已至此，也便由了他去。后来碰到新文，一问，原来他新近写了一篇文章，是《芙蓉》去年的年度综述，其中只字未提蔡哥，原因是这一年里，蔡哥没在《芙蓉》发作品。

万众吃瓜的一桩文坛公案，到头竟是一个乌龙球！我本想打个电话给蔡哥，又怕他心气高脸皮薄，弄得尴尬下不了台。我猜想，他虽不在意普通读者的多寡，但文学圈、专业人士的看法，却看得很重。新文是杂志主编，又是老资格诗人，在他手上发了那么多小说，竟只字不提，怎么说都是打脸。而恰恰是这张脸，蔡哥看得重若性命。

后来蔡哥有微信来，说是新的中短篇小说集，还是交给新文他们出。虽未提及声明的事，这姿态，大概就算和解了。蔡哥就这样，他不会认错打自己的脸，他会让一切看上去云淡风轻，似乎早前的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压根就不曾有过。他还说，要请少功、立伟和我写点文字，用到新书里面去。末了更是毕恭毕敬地说：先谢过了！这礼数，任你有多少理由、客套或推脱都开不了口。

稍前立伟已有一篇写蔡哥的文字，正好作了序言；少功亦雷厉风行，一挥而就交了稿，印在封底作了推荐语；只有我琢磨来琢磨去，错过了写几行字便可交差的时机。思来想去，我决定还是正正经经写篇文章，就像三十年前写他那样，也算是送佛送到西天。

我告诉蔡哥这一想法，并相约动笔前见上一面，聊聊他近几年的创作。毕竟，大约有十多年，我俩没在一起聊文学了。蔡哥自然是高兴，说现在天气太热，等凉爽一点了，兄弟俩一起，好好喝餐酒，边喝边聊搞半天。谁也没想到，今年的夏天会热得如此劲爆和执拗。我给蔡哥打电话时，季节刚入夏，天气也才转晴，接下来气温便一路飙升，直挺挺不肯回头。待到酷热沉降，已经时过中秋了。

我们相约在他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靠湘江，坐在落地窗边，透过绿化带，可以隐隐约约看见江水和月亮岛。他照例靠窗一坐下，便掏出香烟放在桌上，依旧是中华，软包。他依旧叫了杯咖啡，我依旧点了杯茶。我们依旧没有多少话说，各自望着窗外，看江，看岛，看岳麓山。他带了一本书给我，是胡适的一册影集。封面上的胡适，着棉袄，双手抱在前胸，笑容坦诚慈祥。那日，蔡哥也穿了一件灰色的薄棉衣，宽舒随意，看上去竟有几分像封面上的胡适，也只是魁梧高大了些。窗外，天阴沉着，有薄薄的雾霾。室内的光线，亦柔和暗淡，不似那年在吉首，有那么明暗的光影对比。蔡哥没说为何送我这本书，我也弄不清，是因为书名所引的那句古诗，还是他近来以胡适自喻自况？诗是顾炎武的，“远路不须愁日暮”，五十寿辰时，胡适曾手书以自勉。或许，蔡哥是想以这句话来激励我吧？毕竟，我也是年届六十的人了。蔡哥一直没谈自己的作品，却谈了哈耶克、阿伦特，还有维根斯坦。语言于他，似乎是一道魔咒，他纠缠其间出不来。有时他仿佛向我发问，有时又像是自言自语。听上去很哲学又很生命，是那种完全不像聊天的书面语……

画展还有一个研讨会，蔡哥和我，都是被邀的嘉宾。这种艺术研讨，除了礼数上的恭维，基本上自说自话、鸡同鸭讲。蔡哥坐在那里，如一个打坐的和尚。别人说什么，他耳背听不清，而他发言时，又如同念经，绝大多数人也听不懂。他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作为人种艺术——邹建平的艺术作为》。他择要讲述其中的内容，我却很震撼，他关于艺术语言与人种生命体念的关系，几乎就是他小说创作的夫子自道。“侍艺术，如侍严父慈母；侍肉身，如侍舟楫，身体力行，过静水深流，浮于苍海，得禅悟，大漠复活，传世圣言，万物有声，有形，有生命气息，有鬼神歌哭，造物方成。”

完全不像在会场、在展厅、在车水马龙楼宇林立的都市，而是在河畔、山巅、在高天厚土之间、在他称之为“地方”的地方，他独自坐在那里念经，念自己的心经、艺经、万无万有之经。亲临过这种天地法会，聆听过这种身心经诵，再读《地方》，再看蔡哥，还真不知道，究竟该叫他蔡哥，还是蔡文豪？蔡哥这人，一如他的小说，确实很难归类定义。不归类，他似乎左右逢源，说谁是谁；一归类，反倒左右不靠，孤伶伶就是他自己。

说到底，是蔡哥也好，是蔡文豪也罢，能始终如一做自己，便好！甚好！